七、張居正之死及明朝政局的變化
(一)張居正之死
萬歷十年二月,張居正病了,開始是痔瘡,開刀將痔瘡挖了,元氣大傷,請求寬假二旬,靜養半個月,不能上朝行走。從那年三月開始,便請假在家票擬。到六月間,病勢不見恢復,精神日趨萎頓。在這種情況下,張居正又一次請求致仕退休,明神宗仍是一意挽留。到六月十二日,張居正再次上疏,懇求生還,說自己“精力已竭,強留于此,不過行尸走肉耳”,請求“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六月十八日,神宗以手敕慰問居正,“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為朕一一言之。”張居正只能推薦張學顏等人可用。六月十九日,神宗再派太監慰問,張居正已處于昏迷狀態。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死前,明神宗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張居正去世時,留下七十多歲的老母、六個兒子和六個孫子。
(二)張居正死后明神宗對他的報復
張居正去世以后,神宗下詔罷朝數日,由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護送靈柩回江陵安葬。這樣就再也沒有什么力量可以約束明神宗了,他那貪婪的本性逐漸流露出來。張居正去世以前,神宗寵信的的太監張誠被馮保斥于外,張誠那時就在外面秘密搜集馮保和張居正的過惡。太后歸政,張居正去世,馮保便沒有倚靠了,神宗對馮保的管束又有積怨,于是東宮的舊閹張鯨和張誠一起控告馮保的過失,那時神宗還怕馮保,他說:“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時御史李植、江東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并官都督,削職下獄,瘐死。”(《明史·馮保傳》)馮保的家被抄了,“保金銀百余萬,珠寶瑰異稱是。”張誠代保為司禮監,張鯨掌東廠。在馮保家抄了那么多財產,神宗以為張居正家也多有積蓄,益心艷之。既然馮保失勢,當年攻張居正的人亦乘勢而起,劉臺贈官,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構陷遼庶人憲(火節)之罪,于是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橓帶了錦衣指揮去江陵抄張居正的家。那時的地方官搶先封了張的家門,《明史·張居正傳》記載:
“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余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余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
從神宗對張居正在生前和身后的態度,可見其為人之卑劣可恥。
(三)張居正死后明朝政局的變化
張居正去世以后,朝政亦開始變化。居正去世時,張四維開始當國,《明史·張四維傳》稱:
“四維家素封,歲時饋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為援。萬歷二年,復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
“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為促急煩碎(按:這是指考成法而言),致征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
這一條奏疏,是把張居正從嚴治理、強化考成法的措施松弛下來,這在當時對多數官僚而言,當然是深得眾心的事。張而復弛,這個事好辦,弛而復張,那就難了。這樣一來,張居正時期雷厲風行的王篆及曾省吾等人就成了眾矢之的。于是張四維讓門生李植等人攻擊馮保,從根本上動搖了張居正從嚴治吏的治國傳統。張四維執政時間不長,接下來是申時行擔任首輔。《明史·申時行傳》稱:
“而言路為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
“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訐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
“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后為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這是萬歷十三、四年間的事,從此,萬歷便遠離朝政,明朝政局也就在這種放任自流的狀態中不斷下滑。
雒于仁于萬歷十七年進《酒色財氣四箴》,《明史·雒于仁傳》載其文曰:
“臣備官歲余,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圣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幸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黜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
這一長段文字,直接批評萬歷的所作所為,說得十分痛快,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張鯨即神宗東宮時追隨的太監,掌東廠。給事中李沂謂帝納張鯨金寶,故寬鯨罪,由于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直指張鯨,其寵遂衰。從這篇批評萬歷的文章,亦可見萬歷為人的情況,比較一下張居正在世時神宗的言論和他后來的為人,簡直判若二人,明朝的政局便壞在萬歷這個做了四十八年皇帝的昏君身上。明神宗之貪財,最使我震驚的是1975年我參觀十三陵定陵時,看到過神宗的棺槨內,在其尸體下及左右手邊,還藏有幾十錠五十兩的金銀元寶,都印有各地上送國庫賦稅的文字,不知他死后,如何使用這些民脂民膏,又借以賞賜給何許鬼也!
八、結語
對于張居正執政的這十年,我想應該給予正面評價。對比一下嘉靖到萬歷這一百多年時間,只有張居正這十年振興了一下,前四十五年是走下坡路的,后三十八年也在走下坡路。嘉靖、萬歷都是十歲、十五歲開始做皇帝,是從娃娃抓起,但在皇宮中培養成長,這個環境很難造就一個好皇帝出來。世宗與神宗后來為什么如此昏庸,那就是一個人不能沒有管束,任性而為,私欲永無底止,自然會荒淫墮落。一個人學好需要一定的約束,要有教養,不是天然能形成的。不是說人沒有向善的本性,但要有人去發揚和鼓勵才行。以市場經濟為例,它能調動所有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欲望,從而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的發展,但還得有規范,有監管。就證券市場而言,如果監管不到位,那么坑蒙拐騙什么情況都會發生,內部交易,信息造假,制造各種泡沫等負面情況都會涌現,最終導致完全崩盤。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世界迄今仍深受其害。故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觀念統率,沒有道德倫理上的自我約束,沒有行政制度上的行為規范,沒有嚴格的監管,沒有嚴厲的刑罰措施,那就不可能保障社會生活正常健康運行。同樣的道理,市場的運行,不僅在于設計,更在于監管的嚴密和雷厲風行,否則的話不可能有良好的運行秩序。改革好像工程建設一樣,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設計,二是施工,三是監工和驗收,三者缺一不可。這三方面都是實施制度和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應該把這三方面的代表人物都稱作改革家,那就不能只承認制度設計者是改革家,而不承認實施與監管方也是改革家。張居正的功績不在制度設計方面,他是堅持成憲,給神宗講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寶箴》,實際上是講皇明的祖訓。我們有自己好的傳統,不要拿別人的牙慧當寶貝。故張居正的考成法,實際上是講吏治的監管和驗收考績,也就是現代工程設計施工的最后,由監理完成的這一道工序,這道工序的實施也要有決心,有才干,有雷厲風行的作風才能收到實效。張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不打破,天下事實無一可為者”,“茍利社稷,生死以之。”這便是大智大勇。沒有這樣的實干精神,便不可能通過考成法、一條鞭法,在懲治貪墨,鞏固國防等各個方面取得整頓吏治的效果,那就無法扭轉正德、嘉靖以來的頹勢。盡管相關的主張徐階、高拱都曾言及,但真正全面、深入付諸實施并收到實際效果的是張居正,故不能貶低張居正在諸多改革家中的歷史地位。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比王安石高明,王安石在制度設計上比他想法要多,但還得看最終實施的效果。今天講全面深化改革的道理也在此處,關鍵是提高國家治理的能力和取得真正的實效,不是要另搞一套什么新的東西,而是在原有制度范疇和原有改革開放的政策范疇內,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提高它的執政和治理的能力,并實實在在地考核各級一把手的政績。批判明神宗的《酒色財氣四箴》仍值得一讀,可不能因為自己“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居密邃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要懂得“鼓神于宮,聲聞于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何況如今網絡通訊發達,貪墨這張紙幣怎么包得住火呢?毛主席說萬歷、嘉靖等都讀了很多書,成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專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問題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嘴上念經,心中卻全都是歪門邪道。對于那些公知們從西方搬來的“妙門要道”,可要提高警惕,這可是迷魂湯,我們有自己的傳統,不能數典忘祖。目前思想混亂的還是知識分子群體,如有一些人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沒有摸到一點邊,就任意地給中華文化涂鴉,故千萬不能由這類掛著共產黨招牌,又以公知自名的知識分子專政,讓他們專政,國家就搞不好了,于國于民有百害而無一利。朱元璋之所以做得好,那是實踐中鍛煉出來的真本領,他在民間底層生活過,做過游方僧,吃過百家飯,知道老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分辨是非與利害。建制改革不能靠嘴上的功夫,還得看你實踐的真效果,全面深化改革的要害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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