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有錯誤，1976年3月2日印發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講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朱注：其實對文革的思考，首先應考慮的不是成績與錯誤的比例，而應該是具體地分析文革的各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那些思考和做法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正確在哪里，錯誤在哪里，它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正，最終才是作出總的估計。)

　　文化大革命犯了二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關于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對了，至少對林彪的斗爭是正確的，對許多老同志打錯了，說是批一下，也可以，但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所以發生打倒一切的錯誤，也有主客觀的原因。《毛澤東年譜》在1965年的8月11日，記載毛的講話中，談到：“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還說：“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毛澤東這個觀念從哪兒來?是從蘇聯斯大林去世以后，先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后來勃列日涅夫搞大國沙文主義，所以毛澤東經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蘇聯這種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讓群眾起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讓群眾來鑒定和檢驗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干部的狀態。但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場群眾運動的結果是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領導干部，文革結束以后勢必出現反復，通過文革并沒有達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監督各級領導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敗，這個問題迄今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尚未根本解決的問題。

　　當然，當前反對貪腐的斗爭，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的斗爭，或者說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斗爭，現在這場斗爭還只是起點，離開終點還很遙遠。文革結束初期，對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黨內”這個說法進行了批判，現在看來，現實證明這個批判是錯誤的。如果這個話要說得更準確一些，社會上許多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在哪里?就在黨內，他們是我們反貪腐斗爭的重點。現在網絡上的實名或匿名舉報，比當年文革時期的大字報要厲害多了，可見問題的關鍵還是在領導。然而更重要的斗爭也許在思想戰線上，這還沒有認真地好好觸動啊!要知道戈爾巴喬夫顛覆蘇聯正是從他的新思維開始的，一下子把蘇聯給弄垮了，蘇聯共產黨沒有絲毫與之抗爭的力量，連東歐許多國家也一起垮了。

　　至于全面內戰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奪權斗爭過程中。這二個錯誤主要部分都發生在從1966年到1969年之間，從批判資反路線到一月奪權以后的一個階段。全面內戰有群眾組織的問題，有軍隊干部的問題，也有原來老干部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一場關于權力再分配的斗爭。中央一個省一個省召開會議通過軍干群、老中青三結合處理解決，直到召開九大為止。九大以后還有資產階級派性的遺留問題，九屆二中全會前后這一階段是毛主席全力粉碎林彪陰謀活動斗爭的時期，如果林彪的陰謀得逞，鄧小平能再度出山嗎?還有以后的改革開放嗎?1972年以后是第三階段，毛主席的支持為老干部解放恢復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是江青在進行干擾，在這個階段毛主席多次批評江青，并制止她的干擾，這在年譜中有清楚的記載。沒有第三階段工作的基礎，能有以后改革開放的局面嗎?沒有中美關系的改觀，能有以后改革開放嗎?

　　當然打倒一切與全面內戰，毛澤東也有責任，一方面這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關，另一方面毛自己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聚會上的祝酒詞便講了明年是全面內戰。這些問題既有決策者的責任，也有下面執行者的責任，它在我們一部分中高級領導干部心中積疊了一股怨氣，一部分黨員和積極分子由于在文革初期受壓，也積壓著一股怨氣，所以文革結束前后，這股怨氣沖天而起，這不是偶然的。這一切不能責怪他們，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批判資反路線比較順利的時候，做了報復性的過火的斗爭，一股腦兒地壓服，違反了同志之間不同意見應該耐心說服而不是壓服，更不應該用噴氣式那種斗爭方式對待同志。文革后的一些遭際是以勢壓人所產生的后果，有一些是我們應得的報應。

　　文革結束以后這許多年，我沒有任何怨言，所有的只是以冷靜的態度反復思考其中的因果關系。對文革的反思，決不要從個人的恩怨和得失出發，而是相反，必須先把它放下，從國家命運如何長治久安的大局出發去反思，才能有更廣闊的視野。對文革十年中的毛主席所以有那么多負面的評價，其中也有一些是出于老同志在文革中挨斗挨批個人恩怨的情緒。當然，在情緒化支配下作出的判斷不可能都是完全客觀的。許多事不能只從個人遭際的幸與不幸看，有情緒也是很自然的事，要宣泄一下也是應該的，如果能在有情緒的時候忍一下，反過來為對方設身處地想一下，忍一下，也就風平浪靜。有許多事的是非，不能只從局部看，退一步從全局看，自然就海闊天空。

　　因此，對毛澤東晚年的一切，在他這樣一個當時即將離世的老人面前，從他讀《枯樹賦》背后，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他的體力還是精神，事實上很難勝任壓在他身上的重擔，有關黨和國家前程的重擔某種意義上是對他健康的摧殘。在此九個月之前，1973年8月，十大剛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年譜》記載了8月23日周恩來在高級干部會議上，有過一個講話，他說：“主席這幾年苦心苦思想國家前途，想世界前途。”又說：“鄧小平說過老同志身體不好可以做顧問，主席對小平同志的意見很重視，提出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他當主席。這件事主席跟我一個人講，我說不行，他又跟政治局同志講，大家又都不同意。主席說，你們大家不贊成，我只好鞠躬盡瘁。”毛主席講他“只好鞠躬盡瘁”，實在是不得已啊。要知道十大會議結束時，毛主席在主席臺上，已無法從座椅上站起來與臺下的代表們告別，只有讓代表們離場后，才讓人扶持著最后告別人民大會堂。“鞠躬盡瘁”這句話的典故出于諸葛亮的《后出師表》，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應該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后半句他沒有說，大家心中都能領會，他也真的做到“死而后已”，這可不是他戀棧。有了這個前提，再來看八個月后他要我們標點大字本《別賦》、《恨賦》、《枯樹賦》，特別是他離世前還讓張玉鳳幫他一起背誦二遍《枯樹賦》那種復雜的心情，更可以理解他對家國眷戀的感情了。想想這些情況，個人遭際的恩怨，又何足道哉!他去世以后設立顧問委員會的事，還是毛主席早就希望做的，是為了讓老同志既能安度晚年，又能為國家大事盡一份力。對此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理解他，而決不是怨恨。當然，后來鄧小平取消終身制這一點還是對的，吸取了毛澤東晚年如何痛苦度過自己病殘人生的教訓。

　　我們不妨看一下，1976年四五事件以后，毛澤東同志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過的。4月6日，江青在毛主席那兒匯報事件的經過，提出要開除鄧小平同志的黨籍，毛沒有表態。次日毛提出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還考慮到群眾會不會沖擊鄧小平的住所，毛澤東指示不能沖擊，不能抓人，還要汪東興把鄧小平轉移到安全的地方。4月30日，毛澤東同志對華國鋒同志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脫離危險。6月25日，毛澤東再一次提示華國鋒，國內問題要注意。8月26日，毛澤東索要宋代洪邁著的《容齋隨筆》，這是毛澤東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書。8月28日，見女兒李敏。8月30日，中國成功發射一顆人造衛星。9月7日，毛澤東要看當時日本自民黨總裁三木武夫的傳記。9月8日，他由工作人員托著文件和書，看了十一次共二小時五十分。下午四點三十七分，看了三十分鐘。夜，處于彌留狀態。9月9日晨零點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的一生，從他個人而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為了人民。我與劉大杰是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成員，9月14日晚上，到北京時，我與劉大杰住在民族飯店一個房間，在路上看到工人從屋頂上卸下毛主席萬壽無疆幾個大字，心里不是滋味。從個人的生命周期講，哪有什么萬壽無疆的事，現在不是成為被人諷刺和嘲笑的話柄了嗎?9月15日，我們瞻仰了毛澤東的遺容，那個時候，我想的是沒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今后的日子會怎么樣?我們又怎么遵從毛澤東的遺愿，如何永遠做毛主席認定的上海寫作班子的成員，堅持思想戰線上的斗爭，一切都是為了讓毛澤東思想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那兩天，石西民和于會詠都到我們住所來探望我，我們都有同樣的憂慮和同樣的信念。9月18日下午，我參加了追悼大會，站在主席臺的第二排，為毛主席默哀。記得我家鄉無錫有一個東林書院，萬歷年間的明代人顧憲成曾寫了一幅楹聯，上聯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下聯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一幅楹聯非常符合毛澤東的一生。在中共黨內，讀書之多和知識面之廣博，沒有一個人可以比得上他，他一輩子讀書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一家子有多少人為中國革命而犧牲，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國事上他留存遺憾，臨去世前幾天，他反復叮囑的是“國內問題要注意”。而天下事，這個格局是毛澤東生前就基本定局的，毛澤東自己也說了“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在他身后，國際的格局也證明了他的論斷是正確的。

　　讀《毛澤東年譜》一定要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才能體會到毛澤東心中的的苦衷，才能感受到他恩澤于中華民族和犧牲自我的精神，才能體會到他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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