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燕京學堂的事，我是一個局外人，今年七月份網絡和報刊上，北大辦燕京學堂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才引起我的注意，這件事成為各個大學和社會媒體關注的焦點了。這件事究竟有什么意義，或許它關系到我們大學教育的方向問題。北大發生的重大事件，往往不僅僅是北大的事，常常會變成牽涉到整個社會全局的大問題。所以北大的重大事件，始終受到黨中央的關注。今年五四青年節，習近平同志又去北京大學考察，并與青年師生對話。他在講話的開頭，便講了他到中央工作以后，這已是第五次來北大了，亦可見北大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在講話中首先提出了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五四運動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的二個旗手，陳獨秀與胡適，都出在北大，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都與北大有緣，而北京大學的事，又往往與上海有緣。新青年那個刊物是在上海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上海召開的，是那時的上海大學在中共的領導下，開展了民族民主運動，北京與上海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

　　這次燕京學堂的事，與北京大學如何辦學有關，把北大這件事的爭論在報刊上公之于眾則是上海。那是今年5月25日上海的《東方早報》發表了北大外文系教授高峰楓寫的《誰的燕京學堂》，到了7月間，《東方早報》又發表了北大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寫的《燕京學堂，首先該討論“是否該辦”》的文章，這是他所作《關于我參加7月9日“北京大學堂專題咨詢溝通會”的情況說明》，這是把北大學校當局在如何辦“燕京學堂”這件事的種種分歧完全公之于眾了。故這件事的蓋子是在上海真正揭開的。其實“文革”這場運動也是上海與北京之間的互動，然而它真正成為全國性群眾運動的起點，還是北大聶元梓等的一張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由于歷史的原因，北大發生的許多重大爭論總是會引起全國人民關注，這次關于燕京學堂的爭論也是如此。除了報刊上的文章之外，在網上流傳的文章，值得注意的還有甘陽和劉小楓發表于澎湃新聞網的《北大的文明定位與自我背叛》，他們是北大的校友，甘陽現任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劉小楓是中國人大文學院教授。潘維寫的《屌絲們的勝利》，老田寫的《從張維迎升官圖看北大的殖民化辦學方向》，這許多文章都是一面倒地批評北大當局在辦燕京學堂這件事的辦學方向，至于北大當局的主張，只在7月9日上午召開的“關于燕京學堂的溝通協調會”的發言中約略可以窺見一二，學校當局所以辦燕京學堂的由衷并沒有真正充分地公開自己的主張，總有一種由于理虧而躲躲閃閃不敢敞開見人的感覺。在這件事上，我不是當事人，是一個旁觀者，要評判它的是非，總應先客觀地弄清它的來龍去脈，才能實事求是作出客觀判斷。

　　燕京學堂的來龍去脈

　　我先把從網上搜索到與事態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的事項，按時間次序排列于下，目的是便于大家了解它經過的基本狀況。

　　2013年3月23日，王恩哥任北大校長。

　　2013年4月22日，蘇世民項目在京啟動，習近平與奧巴馬分別致賀電。

　　蘇世民是美國黑石集團的創始人，這個項目是蘇世民投資一億美元在清華大學設立獎學金，每年資助200名學生到中國留學，主要為美國的學生，出資建教學樓。2013年開工，2015年完成，第一期招生100名，以后逐步擴招至200人。其中從中國大陸招20%，從美國招45%，其他地區占35%。根據項目開設課程，教師是全球公開招聘10名國際知名學者，或頂級業界專家作講席教授。

　　2013年4月24日，蘇世民稱，想要打造第二個果德會項目。

　　2013年10月25日，蘇世民書院奠基。

　　2013年10月31日，北大提出靜園的修建計劃。

　　2014年3月27日，北大人事部發布燕京學堂招聘啟事。

　　2014年4月22日，美國總統夫人在參觀北大時，為燕京學堂留言。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北大考察，并講話。

　　2014年5月5日，燕京學堂正式啟動。

　　2014年7月9日，北大校方召開關于燕京學堂咨詢溝通會。

　　還有一些未能確定具體時間，但亦發生在今年初北大當局的言論與事項，大體也能窺探到燕京學堂故事的一些背景。

　　在7月9日的咨詢溝通會上，當有人詢問辦學的資金問題時，常務副校長劉偉說：“我們先有這個故事，給社會講。大概講到今年春節，有企業家捐款。”那就是說在2014年春節以前，去年的10月間，便已開始對外宣傳籌建燕京學堂的項目設想，然后針對這個項目募集資金。哲學系的學生問募集了多少資金，劉副校長回答：香港人捐資一億五千萬用于基建，另有數位匿名捐贈人慷慨解囊，捐資十億，其中兩億用于醫學部，另有八億用于學堂。

　　學生繼續問，捐款將如何監管?

　　答：主要由基金會打理，學校方面也有嚴格的財務紀律予以保證。

　　那么這個故事去年便開始講了，所以到春節便有了捐款，那么這故事又如何講的呢?這在5月25日，上海《東方早報》上發表的高峰楓的《誰的燕京學堂?》一文中透露了一點消息。他告訴我們，北大燕京學堂的英文官網，標明目標是“培養未來領導者的精英團隊”，而中文標榜的是“高端學術研究”，這兩者有明顯的差異。英文官網更加明確的解釋是“為未來的世界領導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國體驗”。

　　那么這個燕京學堂，如何提供給未來世界領導者精英式的中國體驗呢?具體地講便是通過“中國學”的碩士項目，包括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語言、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制度和公共管理這六個方向的概論課，每個學生一年內要選四門概論課，這些課程要用全英文教學，計劃在2015年9月第一屆學生入學，名額一百人，六十五名海外學生，三十五名大陸學生，所有人都獲得全額獎學金，教師的配置從北大現有教師聯合聘任三十人，國內外招聘杰出學者二十人，國際頂尖訪問教授二十人。

　　燕京學堂的地點設在靜園及六院，靜園位于北大圖書館西側，是一個大草坪，周圍是六個中式院落。這六院原來是北大中文、歷史、哲學諸系及其他文科研究機構的場所，去年年底開始把六院騰出來，準備裝修改造以后作為燕京學堂的學生宿舍，而靜園的草坪在地下建教室，這就是這個項目的大概輪廓。從去年年底以前開始對外宣傳說籌建燕京學堂的故事時，大體都有了，否則哪來這么多捐贈呢?雖然是對外而講的故事，目的是籌款，但校內外師生也有所風聞了，所以質疑聲不斷。

　　不必沿著哈佛的路去追趕

　　為什么北大當局會設計這樣一個項目呢?也許離不開外部環境的刺激。清華與北大兩校歷來是競爭的關系，去年清華蘇世民項目的啟動，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個項目啟動時，收到習近平總書記與奧巴馬的賀信，使他們感到這個方向沒有問題，北大校長王恩哥新官上任，總要有所作為吧!于是與蘇世民書院的大樓奠基幾乎同時，北大提出修建靜園的計劃。再說燕京學堂之中國學這個項目的設計，也幾乎是照搬蘇世民獎學金這個項目。今年五四青年節，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大講話的中心議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后講了中央作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決策，所以在5月5日就正式宣布啟動燕京學堂的設想。也許北大當局誤解了習近平同志講話的精神了，當燕京學堂有關中國學這個項目的設想不斷受到北大師生質疑時，甘陽和劉小楓的文章中講到，北大辦燕京學堂是被隔壁蘇世民項目逼出來的，人家是一年制，北大也是一年學制，人家六個領域，北大也是六個領域。北大的主事人在各場合反復講同一個故事作為北大辦英文學堂的最大理由：“去年秋天哈佛大學校長在新生入學時講話，我們聽后特別有感觸，她說，歡迎同學們，你們來自全世界110個國家，哈佛這一屆有多少學生呢?1600多人，卻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國際地域背景。我們什么時候能趕上人家，這個雄心要有。”這不是把趕上哈佛作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了嗎?至于怎樣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習近平同志是這樣說的：“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沒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是不可能辦成功的。這里可以套用一句話，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劍橋，但會有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蘇世民項目是美國的設計，我們北大怎么能亦步亦趨地去形式主義地模仿呢?要辦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上不可能再有第二個哈佛，而北大當局為什么老是要去沿著哈佛的道路去追趕呢?我還是好心地認為北大當局確實出于好心，真心誠意地要把北大辦成中國世界一流的大學，缺少的便是中國特色這個主心骨。難怪校內外的北大人要群起而責難北大當局了。

　　再說，燕京學堂要用英文來講中國學這六個專題的概論嗎?可行嗎?恐怕北大當局沒有仔細想過，這六個概論性專題，涉及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當代的政治經濟，都能用英語來講課嗎?誰有這方面的能力?就以中國學中哲學與宗教這門課的概論來說，誰能用英文來講呢?不說別的，先秦的諸子，總應該講吧，司馬遷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中講的六家要旨，誰能用英語把其中的道理講透講深呢?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有這樣水平的老師，洋人中根本談不上這個問題。講中國的宗教與哲學，總得講一下《周易》吧，誰能用英語把《易》的道理講深講透?迄今未見其人。中國人用漢語和中文說清它，能讓人在整體上掌握《易》經也不容易，請洋人來講，恐怕更難講清楚。至于請海外華人來講，固然還有幾個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但要他們完全用英文來表達也難。這類做法，一定要辦，只能是騙人的把戲。至于“歷史與考古”作為概論課，要用英文講也很難，如果講中國的考古，總要講一點金文與甲骨文，過去這方面的專家學者早期是王國維與郭沫若，后期是胡厚宣，我聽過胡厚宣的課，他已經去世，他的學生裘錫圭也已年老，健康情況也不允許他上講堂了，有誰能用英文講中國的古文字學、講六書呢?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一般地說，恐怕很難找到這樣的人選。再說“語言、文學與文化”，這三者有不同的對象，如何把它捏合在一起，而且這三方面都有地域性，這三門人文科學的設置都要用英語來講，由什么人來講，有沒有考慮過潛在的教師人選?至于“經濟與管理”、“法律與制度”是屬于社會科學，而“公共政策”則屬于應用科學，把這六門概論課合在一起，有一點不倫不類，至于中國古代的經濟、法律、制度，都缺乏系統的專門著作，作為概論性的課程，缺少基本的研究成果作依托。中國學這六個概論性的課程設置，大概也許只是北大當局想當然的設置，要聘五十名教師，再加上二十人國際頂級訪問教授，那么這六門概論課豈不都成了請人來作專題講座了，那又怎么保證這些課程都有嚴密的系統性和嚴密的組織結構呢?故整個一年制的課程設置，而且是用英文講授的課程設置，作為宣傳廣告用語，借以打動人捐款，未為不可，至于具體付諸實施，恐怕就成了想當然的空中樓閣了。

　　燕京大學往事

　　至于燕京學堂設置在靜園的六院，也許北大能夠動用的土地資源就是這個地段了，而且它是過去燕京大學的舊址，有一億五千萬元作為基建經費，那就可以在六院內部做裝修，在草坪地下修教室了。這土木營建可是一項肥差啊!大學的腐敗，這些年基建占了大頭，就是沒有考慮如何保護好這塊凈土。去年11月4日，我有幸在何崇吉與婆羅星他們的陪同下去了一次北大，走過靜園，也在六院門前坐下休息，還去了未名湖，在那里留影紀念，北大保留到今天的老建筑就那塊寶地了。我們中午在藝園吃的午飯，下午在咖啡廳聊天，對面正是譚其驤當年編《禹貢》雜志的舊址，在咖啡廳我與北京的朋友神聊了半天。

　　那個地方就是當年燕京大學的舊址，燕京大學是1919年創辦的私立教會大學，是美國長老會支持的，1926年遷到現在的燕園。我還記得我的二個老師，陳守實出身于清華研究院，他的導師是梁啟超和陳寅恪。譚其驤出身于燕京大學的研究院，他的導師是顧頡剛。之前譚其驤就讀于上海暨南大學的歷史社會系，讀了二年便提前于1930年夏天畢業了，他的老師陳憬將譚其驤推薦給燕京大學研究院，很快便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那時研究生的招生用不到考試，只審查在大學的成績單和導師的推薦信。譚先生在1930年9月便乘火車北上北平，進了燕京大學的國學研究院。他的導師是顧頡剛，開的課程是“中國上古史研究”，聽課的有二十余人，包括國學研究院的研究生和歷史系與中文系的學生。那時燕京大學研究生的期限是二年，也可以延長到三年或四年，但規定學生只要修滿18個學分，就能寫畢業論文了。燕大歷史系與研究院的課程是打通的，互相都可以選學分，故譚先生花了一年時間便修滿了18個學分，第二年開始寫畢業論文，他在1931年9月仍然去聽顧頡剛新開的“《尚書》研究”，那時顧頡剛講授《尚書》是一篇一篇教的。此外譚其驤還聽了鄧之誠中國通史的課，他是文史兼通，在課堂上經常批評胡適，說：“城里頭那個胡適，老是胡說。”故譚先生對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很熟，鄧之誠與譚其驤師生情誼甚深。說老實話，鄧之誠那本《中華二千年史》可是我讀中國古代史的入門書，在思想改造運動時，我便聽譚先生指摘周谷老的《中國通史》抄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其實講中國歷史，哪有不抄書的道理，資料大都離不開二十四史嘛。在研究生期間，他聽過陳垣的課、張星烺的課。譚先生在燕京的第二年開始寫畢業論文，他的論文題目仍然是繼續在上海由暨南大學教授潘光旦指導的《中國移民史要》的工作。在1931年底譚其驤完成了畢業論文《中國移民史•湖南篇》，在學期結束時，他通過了答辯，1932年6月，此文便刊載在燕京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史學年報》上，1933年，他進一步修改此文，發表在南京中央大學的《方志月刊》上，論文的題目為《湖南人由來考》。譚其驤雖然提前完成了畢業論文答辯，但畢業的時間需滿兩年，所以直到1932年暑期前才通知譚其驤去領取學位證書。根據燕京大學與哈佛大學的協定，凡燕京大學研究院的畢業生可同時獲得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當時譚其驤根本沒有當一回事，沒有去領取哈佛大學這張碩士學位證書。可見那時哈佛的學位，在中國學子心目中并沒有那么神圣，現在可不同了，在一些公知心目中哈佛變成圣地了。1932年初，譚其驤便被國立北平圖書館錄用為館員，負責匯編方志的目錄，月薪是60元。北平圖書館坐落在北海公園西南，環境優美，同時他又被鄧之誠推薦到輔仁大學去代課，講中國地理沿革史。那時譚先生只有二十一歲，一學期課程結束，他被續聘，上了三個班。譚其驤在燕京大學研究院時，還結識了那時燕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的學生周一良，在1933年鄧之誠又向燕京大學推薦譚其驤在燕京大學上中國地理沿革史，那時在燕京聽他課的學生有侯仁之、張家駒，后來他們都是顧頡剛的研究生。這一門課要有五個學生選修才能成立，為此顧頡剛還動員高年級學生楊向奎選這門課。此外譚先生還在輔仁大學代過鄧之誠上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從1934年起，譚先生還協助顧頡剛創辦學會和主編《禹貢》半月刊，在輔仁大學上課時，周一良也考入了輔仁大學歷史系，譚讓周聽自己的課，并幫助譚收集學生對譚講課的意見和反映，一起改進課堂教學。這樣一來，周一良豈不成了譚其驤的課代表了嘛?

　　我花那么多篇幅講譚其驤在燕京國學研究院的經歷，說明在北大燕京學堂辦一個國學班的碩士研究生班，不是不可以辦，而是如何實事求是一點，不要把辦一個研究生班說得那么玄，其實只要有好的老師，好的學生，學制也靈活一些，二年、三年或一年皆可，修滿學分，畢業論文答辯完就行了。培養的對象不是什么未來世界領導者的精英團隊，而應該是第一流的學者群體。當然，并不排斥其中出一個二個領導世界的精英，也可以招攬一些當代各國的領袖的子女到中國的燕京學堂讀二年研究生，不過得先讀一年漢語才行。

　　當年燕京國學研究院與譚其驤一起相處的師生，還有如侯仁之、周一良、張家駒、楊向奎等，都是后來國內史學方面第一流的學者。譚其驤自己便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科的創立者，《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編，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大家公認的。譚其驤與其師友的關系，我也曾與他們一起相處過，1959年3月3日，我曾隨譚其驤去北京參加由郭沫若主編《中國通史》提綱討論會，前后歷時十三天，于3月16日才回到上海。在我印象中，這次會議的小組會是在歷史所開的，住宿和吃飯是在前門飯店。《中國通史》提綱是分段討論，上古史是尹達負責的，中古部分是侯外廬負責，近代部分是劉大年負責，現代部分是田家英負責，我參加侯外廬小組的討論。譚先生在北京各方面的應酬很多，大會討論，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都參加了，有一次會議陳垣也來了，還有合影。陳垣是一個白胡子的胖胖的老人，大家都很尊敬地圍著他。那次會議周一良也來參加了，那時他還年輕，中午休息時他與我住在同一房間。那時供應還比較緊張，前門飯店有煙和日用品的特供，飯后休息時，大家都在賣品部買東西和閑聊。那時新華社《人民日報》的記者也在，吳冷西、蘇紹智在那里都見了面，那時我還年輕，接觸那些老前輩，大家都還平易近人，沒有什么架子。會議期間的休息日，譚先生還帶我去參觀了靜園和六院，對他而言這是故地重游，也講了一點早年他在那兒生活的故事。不管怎么說，我們有一批專家學者，是在燕京大學那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還記得1975年召開四屆人大時，我與譚其驤一起去北京參加大會，我住了一個大房間，譚其驤還約了顧頡剛一起來我住處聊天，我則是作為晚輩在那兒傾聽他們師生神聊昔日的往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復旦本來請顧頡剛來任教的，因為他書多，住房沒能滿足他的要求，故去了北京。毛主席交代吳晗標點《資治通鑒》，是顧頡剛先生主持負責的，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也是他負責的。“文革”中恢復二十四史標點工作，分給上海的部分，中華書局讓我接手負責，具體是復旦、華東師大、上海師院歷史系教師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離不開顧頡剛、譚其驤他們啊，我既是他們的后輩，也是他們為人為學的見證人。如今我自己也已老朽了，回憶當年往事，不勝感慨。

　　燕京大學的精神是什么？

　　燕京大學確實是美國長老會支持的一所教會大學，司徒雷登曾長期支持這所大學，他還是美國最后一任駐華的大使。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講了“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指的就是燕京大學)，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長期生活在中國，說他是在中國的美國人，長期與中國的知識分子交往，對中國有幾分感情當也不完全是假的。然而他畢竟是美國人，他為美國的長老會主持燕京大學，他擔任美國的駐華大使，當然要為美國的利益服務，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有一個情節值得注意，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廣州，蘇聯大使羅申科也撤退到廣州，而美國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不走，他希望能與中共建立某種聯系。為此黃華還代表中共去美國駐華使館會見了司徒雷登，最終他在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艾奇遜召喚下回美國去了。他在美國并沒有因在中國的工作而得志，反而是默默無聞一直到去世。在美國，沒有聽到他有什么反華的言論。所以對司徒雷登這樣的歷史人物，對他的個人品格和職務行為還是應該有所區別，我們不能否認他與中國人民在感情上還是有他真摯的一面，否則他便無法在中國建立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我們也無法理解后來為什么在北大還要建立紀念他的墓碑。不忘故舊，這可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對美國人民與美國反動的執政當局要有所區別，這是我們始終堅持的原則。毛主席寫《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有那特殊的時代背景，矛頭還是對著當時的杜魯門政府，對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白皮書。1952年院系調整時，位于沙灘等地的北京大學遷到原燕京大學的校址，燕京大學被撤銷以后，其文理科的教師和學生被調入了新成立的北大。高峰楓在文章中引用北大的一位校史專家說過“北大有義務維護燕京大學的建筑，卻沒有義務延續燕京大學的精神”，并稱此語“真可謂一語中的”。這話說的稍稍過了一點，缺少分析的態度，要知道真正燕大的精神，并不都是基督教的精神，還有在燕大生活和從事教育的廣大中國的師生，真正在教育第一線執教的是中國的學者，在那兒認真求學的是中國的優秀青年。他們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才正是燕大精神最寶貴的一部分。我用這么多文字敘述譚其驤在燕大國學研究院學習和在燕大歷史系執教的過程，便是為了說明即使在教會學校中國學子還是有自己主心骨的啊!我自己中學便是在中國最早的一所教會中學清心中學度過的，那里也有外籍教師，在中學時英語固然是外籍教師講課，理化課也用英文課本，用英文講課。就是在基督教青年會，便是我們地下黨最活躍的場所，在那里我們可以高唱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便是在那樣的環境參加地下黨的啊!對教會學校，如燕大的精神要具體分析，習近平同志在今年北大五四講話中不是也說了“我們要認真吸取世界上先進的治學經驗”，燕京大學為我們造就了那么一批國內第一流的學者和專家群體，那么它多少還有一點辦學和治學的經驗，如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你可以從基督《圣經》的《約翰福音》、《馬太福音》去解釋它，也可以用世俗的眼光擺脫宗教的經典去闡釋它。實際生活中，很少有人從《圣經》中去找這幾句校訓的出處，并以此來闡釋它的意義，大多數人是從世俗眼光來理解這九個字三句話的校訓。更重要是看它實際辦學的情況和效果來分析它的得與失。當然，北大從2003年聘任制改革到這次燕京學堂中國學課程設計的指導思想，所貫穿的把北大徹底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學，借此與國際接軌，與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競爭亞洲第一，實現與哈佛并駕齊驅的目標，我對此是反感的。這不是我們的方向，最根本的一條是它脫離了北大在五四運動中形成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背離了習近平同志五四講話中提出的“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的精神。要知道，毛澤東所以能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一條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踐道路相結合，鄧小平改革開放所以能取得成績，也是因為它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照中國的狀況應用西方的經驗，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更不是全盤西化。辦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同樣要遵循這條規律，即它必須是中國的，不能脫離中國的環境，這是根本所在。

　　最后我想強調，7月9日北京大學校方召開的關于燕京學堂的咨詢溝通會還是一個好兆頭，這個好兆頭表現在校方能老老實實地講自己的設想，能虛心聽取大家反對校方的不同意見。不管這個意見如何尖銳，他們還是能認真地聽下去，用積極的可以商討的態度面對師生的不同意見，這就是發揚民主，通過各種不同意見和方案的對比和討論，同時檢查自己最初方案設計在思想觀念上的失誤，從而能客觀地尋求最佳方案。那就是通過民主的手段，達到科學的境界，這就是從群眾中來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如果這個觀念和方法能充分地在燕京學堂這個問題上能貫穿到底，那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再現了，團結與和諧是通過斗爭才能達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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