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八十年代黃金時代曾在北大(三院，六院，25樓)度過幾年無拘無束日子的人，我們從前一直認為北京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以后我們到過歐美很多著名大學，但我們至多認為它們和北大一樣好，從不認為北大比任何大學差。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只能從其自身的文明屬性和文化氣質來內在衡量，以任何外在的比較和量化指標來衡量計算北大，只能毀掉北大的傲氣和靈性。

　　一.“英文北大”?

　　可是，在我們先后回國以后，我們十分沮喪地被不斷告知，我們曾經就讀的北京大學其實是根本不入流的三流大學，我們尤其驚詫地發現，對北大最不滿，認為北大太差太爛而必須動大手術以致休克療法的，不是別人，正是北京大學行政當局。我們隨后發現，北大行政當局對北大的全部不滿，其實集中在一點，那就是：北京大學居然至今仍然是一所講中文寫中文的土雞大學，這怎么可以!不是英文大學，怎么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從2003年的北大聘任制改革，到2014年的所謂燕京學堂，其實貫穿的是同一條改革思路，想達到的是同一個改革目標，那就是：英文!英文!英文!必須下死決心把北京大學徹底改造為一所英文大學，如此才能真正與國際接軌，如此方可與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競爭亞洲第一(君不見，英文的新大港大被西方評為第一第二亞洲大學?君不見，中文的北大怎么與英文的新大港大相比?君不見，現在是大學國際化時代也就是英文化時代，不轉英文怎么成?)

　　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學，談何容易!最大的障礙自然首先是現有的北大教師，因為他們大多只講中文不講英文。于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傾全力集中于聘任制改革，目的就是想大換血，希望用最嚴酷的聘任制盡快把北大的教師都換成說英文寫英文的教師，當時聘任制局改革目標，那就是，第一那就是，必須把北京大學徹底改造為象的北大行政當局公開放出狠話：“北大是一流的學生，二流的教師”!為什么北大教師都是二流呢，不就因為他們不說英文，不寫英文嘛，不就因為他們不與國際接軌嘛!但2003年的北大改革由于吃相過于難看，水平又過于低下，最后落得灰溜溜的下場(參見甘陽2003年的“北大改革四論”，收入氏著《文明·國家·大學》，三聯書店，2012年)。如今2014年的北大改革多少汲取了2003年的教訓，知道正面強攻不如迂回，于是繞開土雞們，先在北大內部建立一個鶴立雞群的校中之校。這個把土雞們都踩在腳下的超級豪華學堂憑什么牛呢?兩個字：英文!不僅是英文學堂，還是英文住宿學院!整個改革的關鍵詞仍然只有一個：英文!除了用英文取代中文以外，北大當局其實不知道大學還應該做什么。在中文的北大心臟挖出一個英文住宿學院，有如當年上海天津劃出“租界”，這無論如何是太有想象力的改革創舉!正是以這種劃出一方租界的方式，北京大學終于邁出了走向英文化大學的第一步，改革真來之不易啊!

　　不幸，2014年的改革激起的反彈已經大大超出2003年，尤其是北大學生的強烈反彈遠遠超出2003年。為什么?因為這個鶴立雞群的校中之校分明告訴北大人：不但北大的教師是二流，北大的學生也是二流!只有“租界”內的豪華學生才是一流，他們都來自所謂“世界頂尖名校”，說的都是呱啦呱啦的英文，哪像北大這種不入流土雞大學的學生還在說中文。“租界”內外，代表兩個不同世界，兩種不同價值：“租界內”說的是英文，這是國際日常語言，還是國際學術語言，代表“文明”和“進步”;“租界外”說的是中文，既非國際語言，亦非學術語言，代表的是“野蠻”和“落后”。簡言之，“租界內的英文北大”代表北京大學已與國際完全接軌，提前摸到了“世界一流大學”的門檻，而“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則代表北大的陳腐過去，必須被徹底淘汰。北大當政自許的“擔當”，似乎就是要以“租界內的英文北大”為據點，逐步改造以致徹底淘汰“租界外的中文北大”――只有徹底以英文取代中文，只有“英文北大”完全取代了“中文北大”，北京大學才可能真正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正因為如此，北大會把任何研究型大學都不當回事的一個一年制碩士項目提到北大戰略發展的最高地位，反復宣稱，這個一年制碩士項目是北京大學進入新世紀以來最重大的改革舉措，事關北大的命運北大的未來，甚至關系到中國夢是否能實現。

　　何以一個小小的一年制碩士項目對北大如此舉足輕重，竟然能承擔如此重大的歷史使命?這一點，北大說不清楚，也永遠不可能說得清楚。因為“租界學堂”的最終目標即用“英文北大”取代“中文北大”這一點，北大官方不能說，只能做。但無論支持還是反對校方改革的人對此都看得一清二楚，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例如，支持北大校方的北大國關應屆畢業生羅同學就用實名在網上發文挑明：“這個事情，很多北大人都看得很清楚，礙于情面，講不出來。我反正離開北大了，我來講，任何改革都會有哭泣者，北大要與國際接軌，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當然要淘汰無法用英文做研究的學人”。這位支持校方的同學還特別舉出辛德勇老師為例，認為雖然辛老師現在“已經變成公認的北大良心”，但“根據辛的學術履歷，恐怕很難達到與國際學人同行對話的英文資質，那他就可能是北大改革方向的犧牲品”。

　　二，“租界英文學堂”?

　　用英文矮化北大教師，用英文矮化北大學生，用英文矮化北大本身，這大概就是2003年到2014年的北大改革軌跡。這股不可抑制的英文沖動或自我殖民沖動，推動北大不斷自我矮化，最終形象地表現為一個鶴立雞群的“租界英文學堂”把整個北大踩在腳下。“租界”內外的關系，非常典型地象征著“國際化=英文”對于“中國本土大學”居高臨下的宰制性關系，也非常典型地象征著北大的自我異化與自我扭曲。遺憾的是，北大主事人不僅毫無反思地接受這種宰制，甚至還千方百計主動尋求被宰制，不惜讓北大處于毫無尊嚴的臣服地位。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英文等于國際化，只要是用英文教學的大學就高北大一頭。正因為用英文等于有學術，租界英文學堂的碩士當然一年學制足矣!北大主事人想當然地認為，“租界英文學堂”的學生來自國外名校，水平當然大大超過北大學生，這些英文腦瓜學一年“英文中國學”當然抵得上甚至遠遠超過三年學制的中文北大碩士，甚至超過四年學制的中文北大博士，給他們的獎學金自然應當十倍八倍于北大的土雞碩士博士，甚至應該高于北大土雞講師的工資!須知“租界學堂”講國際學術語言，豈可與非國際非學術的中文相提并論?三年學制的中文北大碩士算什么，四年學制的中文北大博士又算什么，你們讀得再多也是中文，寫得再多也是中文，又不是英文!只有英文是學術，只有英文是思想，只有英文出精英甚至出領袖!一切非英文莫能!今后北京大學王牌的王牌，就是北大“租界學堂”出身的一年制“英文中國學碩士”，用北大主事人的說法，這些“英文中國學碩士”代表北大“用中國學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努力，以后要靠他們去實現中國夢。

　　迄今為止，北大主事人從未說過這些“租界學生”除了會說英文以外，還需要什么樣的資格和條件入學，例如，他們以前必須有過什么突出表現或貢獻，特別是參與過哪些促進全球正義或改革全球不平等的公益活動，必須已經修過多少關于中國的課程并取得過怎樣的成績，必須至少讀過多少英譯中國典籍并通過什么考試。北大主事人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正如他們從未想過，也根本不敢提出“租界學生”是否應該至少通過初級中文考試。在北大主事人心里，怎么可以對人家提出學中文這樣的要求呢，他們能夠來北大就已經很給北大面子啦，例如奧巴馬的女兒，巴馬奧的兒子，巴巴巴的外孫，奧奧奧的女婿......，倘若他們肯來北大，那是我們北大多大的榮耀啊!學制當然不能超過一年，要人家正而八經來讀三年書，那怎么行，誰還來啊，我們北大畢竟是土雞大學，是求人家來啊，重要的是把人家招待好，住宿制是必須的，食宿必須超一流嘛!面對這些想象中的“租界學生”，北大顯得低三下四，要求降到最低，待遇提到最高，今日北大怎么會淪落至此?

　　三.“英文中國學”?

　　不可思議的是，“租界計劃”遭到北大內外普遍反對以后，北大主事人開始大談“擔當”，甚至大談“中國夢”。坦白說，如果不是北大主事人如此唱高調，我們本無意介入。如果北大主事人老老實實地說，北大不過掛羊頭賣狗肉搞個噱頭，做個一年制項目弄點錢，也勾兌點國際人際關系，大家別那么較真，也就罷了。畢竟，想讓奧巴馬的女兒來北大混一年，或者送這些國際政要子女一個不值錢的一年制碩士學位，甚至搞搞國際裙帶關系什么的，我們都懶得理會。但當北大主事人在某權威媒體上高調地把這些不入流的事情稱為是“一流大學的一流擔當”，并用大字標題堂而皇之宣稱，這是北大“用中國學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還標榜“租界英文學堂”是“為了復興中國夢”時，我們不禁哭笑不得，這不是公然愚弄中國嗎?

　　試問，“一流大學的一流擔當”就是辦一個一年制碩士項目?就因為是英文的?還是因為它專為國際權貴服務?代表堂堂北大說話，怎么可以如此不自重?一流大學就是專門經營毫無學術價值的速成培訓班?“一流擔當”就是懇求國際權貴子女來參加速成班?北京大學走向一流大學的最重大舉措就是巴結國際權貴子女?這也能拿得上臺面?

　　其實，北大主事人在此一媒體上對全中國人民說的話非常不誠實。他們應該說，他們想的是“用英文中國學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用“英文學堂”來“復興中國夢”。一旦說出實話，這類牛頭不對馬嘴的語無倫次就立即暴露無遺。什么是“中國文化主體性”?一個看不起中文只崇拜英文的大學怎么可能有中國文化主體性?難道不正是因為毫無中國文化主體性意識，才會想得出“用英文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中國文化主體性”竟然可以靠一個一年制的“英文中國學”速成班來構建?一個中文大字不識，一句中文不會講的“英文中國學碩士”本身就已經是國際笑話，他們何以還能成為“中國文化主體”?北大主事人似乎真的相信，“租界英文學堂”每年招收65個國際權貴子女，只要經過一年“英文中國學”速成培訓，不需要學中文，這些國際紈绔子弟就被打造成了“速成中國文化主體”，而且是全球最精英的“英文中國文化主體”，用他們的話說，這些“一年速成英文中國學碩士”將成為“真正懂得中國，熱愛中國的人才”，是“能夠站在國際舞臺上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的人才。”北大不怕成為全世界的笑料嗎?

　　我們不能不問，北大的這個“英文中國學碩士”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全世界任何地方辦“中國學碩士”至少裝模作樣也要學點兒中文，只有中國北大高調宣稱自己辦的是“英文的中國學”，不需要學中文。更妙的是，他們同時又強調，這是“中國的英文中國學”，不同于“西方的英文中國學”，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中國研究和西方漢學，是“用英文講的但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國本土英文中國學”，目的是“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復興中國夢”。試問為什么“復興中國夢”必須是“英文的中國學”，而不是“中文的中國學”?難道只有英文才能救中國，不講英文就沒有中國文化主體性?或者此英文又不是彼英文，是可以打造中國文化主體性的英文?

　　我們實在聽不懂，只能認真建議，北大“租界學堂”的招生廣告應該明確標明，這是Chinese English Chinese Studies, 為了對學生負責，還應特別說明，這不同于英國或美國的中國學即English English Chinese Studies/American English Chinese Studies。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非常希望搞清楚，北大的“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到底和“西方的英文中國學”不同在什么地方?是因為北大的“英文中國學”堅持中國主體，中國視野，中國立場，中國傳統，中國學問?還是什么?尤其是，我們特別希望搞清楚，北大主事人根據什么標準全球招聘“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而不是“西方的英文中國學家”?是不是“西方的英文中國學家”只要聘到了北大租界學堂，就搖身一變自動成了“中國的本土英文中國學家”，從而有資格“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或者，有些人在西方混了很多年結果沒拿到tenure沒混成“西方的英文中國學家”，只好轉到北大租界學堂，一個華麗轉身就成了“中國的本土英文中國學家”?如果這樣，是否在西方拿不到tenure的“西方的英文中國學家”，只要還能寫英文，都可以立馬成為“中國的本土英文中國學家”?再問一次，“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的標準到底是什么，與“西方的英文中國學家”究竟有什么區別?

　　說穿了，北大的“英文中國學”不過是想把西方的中國研究和漢學大規模移植到北大。他們所謂全球招聘“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不過就是招聘西方的中國研究和漢學培養出來的“西方的英文中國學家”，不然還能是什么呢?本來，這種招聘可以是常規的，多年來985大學各院系都有在海外招聘，回來的學者大多很快融入中國學術共同體，主要以中文講課和寫作。但北大現在的“英文中國學”全球招聘恰恰不正常，因為，建立“租界英文學堂”的目的，就是要這些招聘來的學者只用英文講課和寫作，建立地地道道的“租界學術”。這一“租界學術”只是英文學術共同體的從屬，與中文學界無關，但卻暗暗希望凌駕并統治中文學術界。這里的根本問題就在北大主事人從心里看不起中文，看不起中文學術，看不起中文學術界。他們要的就是北大克隆一個和西方一摸一樣的英文學術單位，從而成為西方學術界的“附庸藩屬”(參甘陽，“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收入 《文明·國家·大學》)。這種“租界學術”將會產生非常惡劣的深遠影響，這就是告誡中國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放棄中文學術寫作，完全轉向英文生產，就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樣。

　　本來，中國的北大有大批最優秀的中文中國學家，最有實力成為全球最強的“中國學”教學和研究共同體，但北大主事人看不上，他們根本不認為中文學術是學術，所以要另起爐灶打造所謂“中國的英文的中國學”――號稱要在校內雙聘30個“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全球招聘20個或40個“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我們可以斷定北大校內其實找不出30個“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因為優秀的中國學者根本不齒當“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同樣可以斷定，全球招聘來的所謂“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當然不過就是西方的中國研究和漢學而已。說到底，北大主事人心目中其實只有一種“中國學”，那就是英文的西方中國研究和漢學。

　　四.中文北大的文明定位

　　在英文面前抬不起頭來，認為只有英文是國際語言，只有英文是學術語言，這種“中文自卑心態”和“英文至上主義”幾乎成了北大主事人的宗教信仰(據聞北大新的聘任考核制要求：每次考核必須要8個境外同行評審，無非要人人明白只有寫英文才能留在北大)。這種彌漫性的語言自卑癥，這種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主義，實際恰恰已經成為阻礙中國思想學術文化創造性發展的致命痼疾，成為“實現中國夢”的最大障礙。北大主事人似乎不知道，中國思想學術文化的創造性發展歸根結蒂要用中文來創造，他們甚至不知道，中國文化主體性當然首先是中文的主體性，所以異想天開要“用英文中國學建構中國文化主體性”!更嚴重的是，北大主事人似乎不知道，北京大學是什么?北京大學不是什么?他們從來沒想過，如果北大成為英文大學，北大算個什么?

　　我們以為，中國的大學改革走到今天，實在已有必要認真反思，在大學國際化的今天，中國的大學，尤其北京大學，究竟應該如何自處?國際化的重要性人人理解，但如果把大學國際化簡單等同于英文流水生產線，甚至在人文社科領域把英文抬高到凌駕于中文之上的宰制性地位，勢必對中國大學和中國思想學術文化造成災難性后果。這里必須強調人文社科與理工科的根本差異：從理工科的角度看，北京大學全盤英文化或許沒有什么關系，理工科的基本語言不是歷史文化語言，而是數理語言，英文和中文對其都不過是輔助工具而已;但對人文社科來說，中文和英文意味著截然不同的歷史文化。因此從人文社科的立場看，北京大學如果全盤英文化，不僅是北大的自殺，而且是中國文明的自殺!這不是什么危言聳聽：一個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文明不再用自己的母語思考寫作，那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文明，就是文明之死;一個國家的頂尖大學不用自己的語言文字表達思想學術，那就表明這個國家沒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學術傳統，表明這個國家不是什么文明大國。

　　強調母語思考寫作的重要性，強調中文學術的獨立自主性，絲毫不意味要妄自尊大排斥英語或任何外國語文和文化，恰恰相反，我們不僅珍惜中文作為歷史文化語言的不可替代價值，同樣高度重視古希臘語，拉丁語以及現代英德法語等歷史文化語言的價值，我們自己三十年來的學術工作主要研究西方從古希臘羅馬直到現當代英美和歐洲的思想學術，并盡我們所能把西方文明的精華轉化為中文學術的資源。但我們歷來強調，中國學人對西學的研究是中文學術共同體的內在部分，其目的是為了中國思想學術文化的發展。中國學界尤其人文社科的真正國際視野和文明使命，是以母語思考寫作的深度海納百川地整合中西思想資源，從而最大程度地發展中文思想學術文化，而絕不是鸚鵡學舌地發表毫無價值的所謂英文論文，更不是要拘囿于英文中國研究和漢學的小天井中。鼓吹英文發表至上，恰恰反映了北大主事人完全不理解中文學術界真正的國際視野和文明使命，對中文學術界在西方學術和中國思想兩個方面的真正目標和艱苦積累都毫無所知。而實際上，今日的“英語至上主義”根本不是對英語思想學術傳統的尊重和研究，只不過是公文化程式化的英文制作而已――這次對北大英文學堂最深刻最激烈的批判，恰恰首先來自北大英語系多位優秀學者，很能說明問題。

　　簡言之，如果中國學人無論研究中國還是研究西方，都必須以英文寫作英文發表，那就意味著中國將沒有自己的中文思想學術文化可言，當然也就根本談不上還有中國文化的發展，更不用說什么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了。在大學國際化/全球英文化的時代，這種危險非常現實甚至已經非常迫近――各大學隱性的變相的誘逼學者專事英文生產(例如每次考核必須要8個境外同行評審，只承認英文發表才是“一流”成果，等等)，客觀上就是在阻礙甚至斬斷中文思想學術文化的生機。

　　正因為如此，必須強調，中國的崛起必然意味中文權利的伸張，而非英文霸權的強化;中國文明的復興必是漢語表達的復興，而不是貧乏的Yes/Ok/Wow。簡言之，中國夢必然是中文之夢，不是英文之夢!不管理工科背景的大學校長們能否理解這一點，如果他們真的認同中國夢，他們就必須警惕并自覺抵制中國大學的全盤英文化。如果他們真的希望中國文明復興，他們就應該看到，在中國的大學中貶低中文的學術地位，否認中文學術的正當性，無異于中國大學的“去中文”化乃至“去中國化”――“去中文”正是最徹底意義上的“去中國化”。如果北京大學帶頭走向“全盤英文化”和“全盤去中文”，中國其他大學也紛紛仿效，那就意味中國大學在走向“全盤去中國化”――這種“去中國化”遠遠比臺獨港獨的“去中國化”更為致命更具顛覆性，因為這等于中國文明的徹底自我顛覆自我殖民化，還談什么中國文明的復興。因此，北大的全盤英文化改革方向，絕非什么要不要“國際化”的問題，而首先是要“中國化”還是“去中國化”的生死之爭。

　　我們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只是“國際化”情急，應該還不至于糊涂到主張：“復興中國夢”必須用英文，“構建中國文化主體性”必須“去中文”。我們只能希望他們能理解一個常識道理：一個文明的根基和靈魂乃在其語言文字，中文就是中國文化的命脈。中國文明的主體性首在“中文的主體性”，離開了中文，還有什么中國文明?還有什么中國主體性?還能“構建”什么“中國文化主體性”?“中國的中國學”或“北大的中國學”當然必須用中文，這難道還需要論證嗎?北京大學作為中國文教的廟堂所在，不言而喻必須是“中文北大”，如果北大放棄中文而變成“英文北大”，北京大學還是北京大學嗎?

　　北大之所以為北大，在于她是一個象征，從京師大學堂起，她就代表中國文教傳統的精神傳承，代表中國文明依托現代大學機制自我復興的努力，北大命定以中文講授和中文著述的方式擔當中國文明的繼往開來!北大不是也永遠不應是西方英文大學的“附庸藩屬”。北大對中國文明的擔當，首先就是對中文的擔當!北大的傲氣，首先來自中文的自傲，北大的靈性，植根于中國語言文字的靈性。在北京大學，中文的地位必須高于英文!如果沒有了中文，北大在精神上還有什么可自傲的?如果沒有了中文，北大還會有什么靈性?在北大，如果把英文抬高到凌駕于中文之上的宰制性地位，那就是對北大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如果推動北大走向全盤英文化，試圖把北大轉換成英文大學，那就是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五.“燕京項目”應該廢棄

　　北大辦燕京學堂從頭就是一個錯誤。眾所周知，這個項目是被隔壁的蘇世民項目逼出來的，而且讓我們這些校友郁悶的是，北大頗不光彩地亦步亦趨模仿鄰居：人家是一年學制，北大也一年學制，人家六個領域，北大也六個領域。北大主事人對這個項目明顯缺乏任何深思熟慮，更沒有起碼的科學論證(例如“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到底是什么?)。這個項目真的不應該為了校方的面子再勉強上馬，而應從北大的根本利益出發徹底廢棄。

　　我們必須問：北大要辦燕京英文學堂的最根本理由到底是什么?在受到校內外的普遍質疑以后，北大主事人在各種場合反復講同一個故事，作為北大辦英文學堂的最大理由：“去年秋天哈佛大學校長在新生入學時的講話，我們聽后特別有感觸，她說，歡迎同學們，你們來自全世界110個國家，哈佛這一屆有多少個學生呢?1600多人，卻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國際和地域背景，我們什么時候能趕上人家，這個雄心要有”。這話聽上去充滿雄心壯志，充滿擔當，北大趕上哈佛，多么有志氣!但這個故事到底要說明什么呢?

　　如果這是希望北大生源應盡可能具有豐富多元的國際和地域背景，我們非常贊成。讓我們一起想象這樣的北大愿景：2020年或2030年，北大招生3000人來自200個國家，至少一半學生母語不是中文。我們非常樂見這一愿景。唯一的問題是：那時的北大，全校法定語言應該是什么?是中文，還是英文?我們認為，北大主事人有必要對北大人，對全體中國人誠實地回答這個問題：在他們心目中，作為愿景的未來北大的法定語言應該是什么?中文，還是英文?或者說，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未來的中國學生應該說什么語言?中文，還是英文?

　　同樣，北大主事人說：“我們實現中國夢，如果沒有一兩個和人家平起平坐的大學，那么這個中國夢就不圓滿”。這話我們非常贊成。但是，我們同樣希望北大主事人能夠誠實地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大學要“和人家平起平坐”，是否意味中國的大學必須轉為英文大學?中國的中文的大學是否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和人家平起平坐”?

　　我們非常希望北大主事人能夠開誠布公地說出他們內心深處的想法。如果對上面兩個問題的答案是：未來北大的法定語言應該是英文，因為只有一個英文大學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北大開辦英文學堂是有理由的，是為今后北大全面英文化作準備。

　　但是，如果北大主事人的回答和我們一樣是：北大的法定語言當然永遠是中文，北大的目標就是要以一個中文大學的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那么，我們必須說，作為北大愿景象征第一步的所謂燕京學堂，其語言當然應該是中文，怎么可以是英文呢?謹始以正開端，既然這個學堂是為以后北大學生國際化多元化作準備，既然未來不管北大學生多么國際化多元化，中文都是所有北大學生的法定語言，那作為北大國際化第一步的新學堂竟然用英文不用中文，豈非莫名其妙?這個學堂到底為什么目的而辦?

　　大家當然都知道，哈佛學生雖來自110個國家操數十種語言，但他們全被哈佛要求必須聽說讀寫美國人的母語，這正是哈佛對美國的擔當!如果哈佛有一天放棄了英語而要求所有哈佛學生都必須聽說讀寫中文，那就意味著哈佛背叛了美國，投靠了中國!北大主事人從哈佛到底學到了什么?應該學到什么?難道北大主事人的意思是想說，因為哈佛說英語，所以北大也應該說英語?哈佛是要對美國有擔當，那么北大呢?北大應該對美國有擔當?還是對中國有擔當?

　　我們不免擔心，在北大主事人的心目中或至少下意識中，是否多少認為只有英文的大學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因此覺得北大未來的法定語言也應該改為英文，所以，北大進入21世紀的最重大戰略發展舉措，就是應該先辦燕京英文學堂作為先導。但，這是一個北大校長應有的理念和抱負嗎?如果這樣，中國的北京大學還有什么希望?我們只能希望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我們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與我們一樣堅決主張，北大校長的擔當自然是“中文北大”的擔當!也和我們一樣堅決主張：任何人如果沒有“中文北大“的擔當，反而懷抱“英文北大”的擔當，那就沒有資格擔任北大校長。我們希望，北大主事人與我們一樣堅信：北大對中國的擔當，北大對自身的擔當，就是要以一個中國人的中文大學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北大的法定語言當然永遠是中文，不管今后北大國際化的程度多高，所有進入北大的學生，不管來自哪個國家說什么語言，都必須聽說讀寫北大人的母語，中國人的母語――中文!

　　但如果這樣，北大還有任何理由要辦一個英文燕京學堂嗎?

　　六.“中國學”還需要依賴西方進口嗎?

　　事實上，現在已經可以預料，在校內外一片反對聲中，北大的“租界學堂計劃”必將被迫步步后退，最后名存實亡。后退的第一步是“租界”被迫退出靜園。百分之九十北大學生強烈反對占領靜園，這對校方是巨大壓力，眾怒難犯，退出靜園乃必然之事;后退的第二步是被迫降低“租界學生”豪華獎學金，以免教育極端不公平之抨擊;后退的第三步是很可能不得不延長“租界學堂”學制，這關乎北大學術尊嚴。后退的第四步是，北大校方將被迫對北大教授們承認，這個一年制碩士項目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學術計劃，更不是重大學術發展計劃，本來，一個一年制碩士項目怎么可能承擔學術之重?后退的第五步是，北大主事人今后再不能說，這個非學術碩士項目是“北大進入新世紀以來最重大的戰略舉措”，畢竟這本來就荒謬。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在這五步后退之后，所謂“燕京計劃”實際已經名存實亡，更多成了北大主事人的“雞肋”。為了面子，遷到勺園等處勉強開辦也只能是北大非學術的“繼續教育項目”之一而已。但既然如此，我們必須鄭重指出，北大原來宣布的要以哈佛教授薪酬標準全球招聘20到40個所謂“中國的英文中國學家”，是絕對不可以，絕對不允許的――為一個非學術一年制碩士項目特聘幾十個最高薪酬教授，不僅是巨大的資源浪費，而且是對學術的極大嘲弄，是對北大現有教授們的公然糟踐。

　　更根本的問題還在于，在所謂“中國學”領域，中國還需要依賴西方進口嗎?在“中國學”領域，難道我們沒有充分理由要求，全球所有從事中國研究的人都必須首先中文過關，能夠用中文與中國學者交流，否則他們有什么資格做“中國學家”?北大不堅持中文作為中國研究的基本要求，反而搞什么“英文中國學”，這不是自我糟蹋自我作踐嗎?全球招聘“中國學家”要求英文而不是中文作為基本資格，豈不是最野蠻地踐踏基本學術規范和準則嗎?如果不是被“英文崇拜”鬼迷了心竅，怎么可能有中國研究也必須用英文發表才算“一流”的荒謬潛規則?怎么可能有必須先到西方去招聘“中國學家”的預設?怎么可能有“西方的中國學家”一定比中國學者高明所以要高薪聘請的道理?中國學家難道不應該首先在中國招聘?以我們的了解，北大和其他985大學近年培養的中國文史方面的博士很多都非常出色，尤其在功底扎實方面遠超西方大學培養的同類博士，為什么不優先考慮中國自己千辛萬苦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所有這些如果不是因為“英文霸權”，有什么理由?

　　與理工科不同，在所謂“中國學”領域，中國與西方只有差異，不存在差距，根本不存在中國學界需要趕超“世界一流”這回事!在中國研究方面，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平等交流早已非常頻繁，北大的做法恰恰以薪酬不平等方式強行把學術平等關系變成學術不平等關系，毫無根據地想象西方學界一定高于中國學界，這根本是對今日學術大勢極端無知的表現。事實上，在中國研究領域，除了特殊情況，北大和985大學今天已經沒有什么必要聘請西方中國研究和漢學領域的學人，在這方面，西方學界并沒有任何優勢可言，除非你認為英文就是優勢。在中國研究方面，辛德勇教授現在廣為人知的名言(“哈佛有一個教授算一個，我們都可以和他們平起平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許多有學問有見識的中國學者的普遍共識。老實說，在中國研究領域，西方學界除了少數確實優秀的學者以外，多數學者的特點也就是英文嫻熟，很多不過是轉述或轉譯中國學問的常識而已。而眾所周知，在對現當代中國的研究方面西方學者更是充滿文化政治各種意識形態偏見。至于那些滿篇套用各種新潮理論術語的西方論文和著作，通常恰恰是最差的而且很多不過是垃圾，新術語新理論更多是用來掩飾學術訓練不足，功底薄弱和思想空洞的門面而已。只有那些自己沒有學問的人才會對這些垃圾頂禮膜拜。

　　中國大學要“結束留學運動”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第一個應該而且已經可以結束留學的領域，第一個不需要再從西方進口的領域，自然就是“中國學”了。北大如果在“中國學”方面都沒有自信可以不再依賴西方進口，反而不假思索地以為在這個領域仍然需要年年進口，永遠進口，那么，試問，北大還有什么希望可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以自己永遠不如人家的心態去追求一流大學，一萬年以后也仍然只可能是三流大學。最近網上廣為流傳的一則帖子是：“當某些學生放棄港大選擇北大的時候，某些北大領導正致力于把北大變成港大”。這真是一語道破天機。我們之所以不得不寫這篇文章，也是因為我們擔心，北大主事人的北大改造目標，不是要把北大辦成中國的北大，甚至也不是把北大辦成中國的哈佛，而是將把北大變成“北港大”或三流英文分校，

　　七.“中國學者”時代

　　2003年北大改革時我們曾發表“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十年過去，2014年正好是胡適發表“非留學篇”一百年，我們十年前提出的問題不但依然有效，甚至更加迫切了。讓我們以十年前的期盼繼續呼喚“中國學者時代”的來臨：

　　“偉大的大學必有其精神，但這種精神并非憑空而生，而必然植根于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強烈要求自主獨立的精神之中。中國現代大學的精神起源毫無疑問地植根于九十年前胡適那一代留學生刻骨銘心的感受：‘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于此者乎!留學者我國之大恥也!’中國現代大學的真精神和真生命乃全在于對這一大恥的自我意識中。這是對一個偉大文明能夠獨立自主并獲精神重生的正大光明的自我期許。認同這種獨立自主性和精神文化自我期許的人，必立足于偉大的中國語言文字，必期待未來將是‘中國學者’的時代。優秀的年輕代‘中國學者’當有這樣的自信：我們依賴的日子，我們向外國學習的漫長學徒期，就要結束。”(甘陽，“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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