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和甘陽寫了篇文章，批判代表北大改革方向的燕京學堂，說這是殖民地化的辦學方向。這種反駁確實準確針對了改革的裝修術，但沒有深入到內在的改革邏輯中間去，只是皮相之論而已。

　　張維迎曾經于2003年幫助設計過北大改革方案，這個方案中間對于那些用英文發過論文的給予特別優待，最終目標是要求確立英文寫作比中文寫作高出十倍以上的產出/投入比，執行的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在北大將形成一個少數能夠以英文寫作的權貴集團，而多數中文寫作的教師地位下降。在多數人地位下降的同時，張維迎的改革方案將造就出一個少數人地位急劇拔高的集團，這樣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大的分配格局。回顧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稍具常識的人士都能夠提煉出一個“改革一般規律”：改革的后果是在每一個機構內部再造出一個少數人高高地凌駕于多數人之上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

　　到目前為止，對這個改革規律掌握得最好的北大教授應該是張維迎和周其仁，張維迎品牌的改革粉飾工藝或者裝修術大多已經享譽全國，例如腐敗是“帕累托次優”，還有著名的“吐痰論”。學術是干什么用的，對社會有什么用，對改革推進怎樣作出自己的貢獻，張維迎教授以自己的言傳身教非常精辟地闡釋了這一點。

　　作為著名的經濟學家，受到茅于軾極度推崇的“微觀經濟學第一把手”，最先把握到了改革的脈搏，應該不算偶然。經濟學一個基本的假設是“效用最大化的個人”，只有張維迎教授把這個認識起點真正用活了。在北大做學問比張維迎教授好的人，海了去了，但是為什么只有張維迎混到了校長助理地位，并得到充分信任被授權去起草改革決策呢?這并非偶然。張教授告訴他曾經的好朋友鄒恒甫說：他之所以請某位女士吃飯，因為這位女士有一個最大的本事——就是與北大某書記睡覺。張維迎教授對于這樣的人也不惜折節下交，奉迎書記的二奶、情人或者按照中紀委的最新定義稱為“通奸對象”，整個北大除了張維迎之外，難道還有第二個教授能夠做到像張維迎那樣，深入關注到了書記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每一個隱秘環節嗎?這個卑微的事實提示我們：在北大有且只有張維迎教授最為深切地領會到了校方高層的意圖，最關注領導同志的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每一個方面，所以，張教授受到重用和信任不是偶然的。在深切了解了領導的改革意圖之后，然后，就是如何在北大也落實“改革的一般規律”——把多數人邊緣化的同時實現少數人無限度的拔高。

　　鄒恒甫與張維迎相互掐起來之后，為什么是鄒恒甫被張維迎開除，而不是反過來鄒恒甫拱走張維迎呢?很簡單，在北大官場中間，鄒恒甫不如張維迎了解北大的“升官圖”，更不善于在北大升官圖中間活學活用經濟學常識，求得自己地位的穩固并獲得掌握他人命運的權力。雖然從張維迎確立的學術評價標準——在英文權威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來說，張維迎抵不上鄒恒甫的十分之一，最后卻是鄒恒甫被踢出了北大。

　　如果說，經過主流經濟學家的包裝和粉飾，很多人都誤解了中特改革的實質，但是，張維迎教授從來沒有誤解過，改革的實質就是：要把多數人邊緣化的同時，重建少數人的超級貴族地位，這是改革內在的一般規律，是到處都可以通過事實來檢驗的規律。張維迎教授著名的“吐痰論”，僅僅用了一個精辟的比喻，就干凈徹底地揭示了改革的內在規律和邏輯：讓少數人充分地享用原本屬于多數人的份額。“吐痰論”這個比喻還精辟指出改革的要點是：如何讓多數人自動地放棄自己的份額而不是拒不放棄。之所以今天中國的維穩經費居高不下，就是因為改革者沒有深思熟慮地仔細尋找各種讓多數人自動放棄的方式方法，好多人還懷念和留戀自己失去的份額甚至還為此采取各種抗爭手段，結果就加大了總的鎮壓成本。

　　從1980年代中晚期開始，國企工人不僅逐步地喪失了鐵飯碗，逐步喪失了曾經的企業成員資格，而且日益淪為的“超級雇傭化”地位——例如以勞務派遣制為代表的“勞動購買合同”而不是“勞動力購買合同”。國企工人是不是曾經有過主人翁地位，近些年來自由派學者的質疑不少——說那些都是說說而已不能當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國企“正式工”有權要求分享企業利潤是事實上存在的，前總理朱镕基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憤憤不平地出：像煙草公司這樣的企業里頭掃地的正式工都“拿不少”。如果不是因為“正式工”身份讓他有機會參與企業利潤分配，顯然就不存在清潔工拿工資過高，到了讓一國的總理都有意見的地步。朱總理自己的兒子在中金公司拿百萬美元年薪并不高，因為朱云來在中國優質資產海外賤賣的上市過程中間，對中金公司的利潤實現有巨大貢獻，他的百萬年薪僅僅只相當于自己對企業利潤貢獻的一個小小部分而已。雖然煙草公司的清潔工拿的沒有朱總理兒子多，但這個清潔工只是因為國企正式成員資格而拿的，他而對企業利潤沒有貢獻，因此，清潔工即使比朱云來拿得少也是不可容忍的。

　　顯然，依據朱镕基前總理的理解：改革另一個基本邏輯是要剝奪那些對利潤無貢獻的高收入，這部分工資成本必須降下來成為企業利潤或者用于獎勵對利潤貢獻巨大的企業高管，這其實就是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政策設計背后的理念——國企成員資格的數量必須最小化借以節約工資成本。此后，中石油、中石化買斷了37萬基層員工的工齡，四大國有銀行對第一線員工的用工制度改革內容是：對大多數老員工剝奪其成員資格的“買斷工齡并下崗”改革措施(這些買斷員工至今“人還在、心不死”，他們的上訪維權活動仍然是一個政治麻煩，是維穩經費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為了避免各種對于成員資格和利潤分享機會的幻想，國有銀行最先大規模地對新進員工采取“勞務派遣制”——依據這樣的雇傭合同，銀行并沒有雇傭員工本身而只是購買了員工一定期間的勞動，這是事先就講好并寫在紙面合同中間的，新員工也大概不會再有幻想或者誤解。

　　在中國高校中間，雖然也對新進青年教師和行政人員引入了“勞務派遣制”，但是，對于那些老大學來說，擁有成員資格的教師人數還是過多，這些人“思維僵化”自以為有了成員資格就想要分享利益增量，而且還從成員資格出發否定少數人利益十倍百倍優先增長的改革大方向，這兩個方面的僵化思維都極大地影響了落實“改革一般規律”，使得“改革深水區”的改革推進工作受阻。根據國企改革的經驗，剝奪成員資格不僅需要付出經濟補償，還往往遭遇到很大的政治麻煩——曾經有好幾年到北京上訪的絕大多數都是被砸了鐵飯碗的國企工人。因此，設計北大改革并把多數教師邊緣化，這是落實“改革一般規律”的大方向不能動搖，那么，能不能找到一個方法或者一個評價標準，讓大多數自以為擁有成員資格的僵化思維放棄抵抗呢?張維迎的改革設計就很好地面對了這個問題，雖然改革設計在表面上是一個學術評價標準的變化，但實際上是一條“暗度陳倉”的妙計，這個標準首先滿足了把多數人放置在不可能達到或者符合標準的“受排斥地位”上，至于那通過標準過濾的少數人即便是短時期內也成為分享利益的群體，但這無關改革的大局。只要有一個能夠通過大多數人的反抗環節，最后被普遍接受下來，那么改革就肯定能夠順風啟航了。然后，在北大形成少數人和多數人的懸殊差距，落實改革一般規律就算是順理成章了。至于，那些不符合需要的人，要排斥一下那就太簡單了，鄒恒甫可以滾出北大還溯及既往奪回分給鄒的“小破房”(鄒恒甫語，據悉這套小破房位于五道口面積為180平方米)，那顯然，像張維迎這么聰明的教授要拿下誰還找不到合適的理由?這未免低估了北大領導層的執政能力。

　　當然，張維迎這個改革設計有可能是出自他自己那個聰明的頭腦，但也有可能是抄襲朱镕基的智慧，畢竟朱總理在好多年前就在清華管理學院講過：要用外文原版教材聘請外教;皮相者可能會認為朱镕基這個說法意味著一種對管理知識的認知：真理只存在于西方而且也只有西方人用外語才能較好地表述出來。但實際上有可能不止于此，朱镕基還有可能是借此天才地揭示出：如何在高校這樣的老大難機構里較好地落實改革的一般規律。

　　按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國的改革最初階段是增量改革，后來逐步進入深水區，走到存量改革階段，存量改革意味著要拿走一部分人的存量利益，而北大的改革設計就是要解決這個“改革深水區”的棘手問題，這顯然是落實“改革一般規律”的關鍵一步。

　　不得不說，今天北大多數教師的心理狀態，肯定是無助于落實改革一般規律的，完全稱得上是反對改革的“反動堡壘”。為了攻破這個反動堡壘，2003年張維迎設計的改革沒有取得徹底勝利，這一次燕京學堂的設立，明顯是學習了總設計師“先建立特區作為根據地再波浪式地推進改革”的偉大智慧。但是，很快就引起了反動堡壘內部諸成員的警覺，跳出來表示堅決反對。為了顯示改革的決心和勇氣，北大領導層倉促地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中國夢”等詞句進行包裝，非常可氣的是，被兩個北大畢業的書呆子甘陽和劉小楓跳出來駁得體無完膚，連遮羞布都被徹底拿掉了，唉，在北大的這樣的反動堡壘推進一下改革怎么就那么難呢?!

　　改革初期孫冶方被吹捧到天上去了，說他重視價值規律怎么怎么樣，其實，孫冶方對于改革的真正啟示性價值，不在于他說了什么，而在于他曾經做了什么。孫冶方擔任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的時候，趁著反右派的東風，借助胡耀邦和《中國青年》雜志的外部支持，就重用了吳敬璉這樣一幫子棍子手，把林里夫、狄超白等一大批研究員打成右派分子，此后這群人就又老實又好用了，從這些經濟所的右派分子身上，孫所長看到人類社會管理的最深層奧秘：要適時地創造一部分低激勵條件下也愿意選擇高投入的成員，孫所長此后一直與右派分子走得更近，以至于疏遠了吳敬璉這樣一批左派，文革初期受冷落的吳敬璉心里氣憤不過，跳出來貼孫冶方的大字報，說孫某人執行的是一條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與本所內部一批右派分子粘在一起不重視左派。孫所長在反右前后創造的經驗是極其可貴的，是真正的管理天條：有且只有把被管理對象的地位充分弱化之后才有利于效率的提升。其實，書呆子畢竟是書呆子，完全不知道管理的深層次奧秘，誤以為把北大多數教師捧好就能夠搞好學術，書呆子當不了改革家就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只有把北大多數教師邊緣化了，把他們放置在隨時可能失業的地位上，收入很低很低一失業就面臨著馬上要餓肚子的境地，這些人才會老實很多很多，做學問講課都會更加投入，真的有可能把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推進一大步的。像今天北大多數教師的狀態，以北大當然成員自居，毫無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理，怎么說他們都不理會，這樣一幫子大爺是根本就沒辦法管理或者激勵的，學術進步還有什么希望。

　　毛時代的農村中間，有些背靠宗族和房頭勢力的不自覺社員，老是不服大小隊干部管教，這種人就被群眾稱為“大社員”，老實說，農村中間大社員還不占很高比例，但是，高校就不一樣，那些教授博導哪個不是大社員?這么多的大社員攢在一塊，根本就沒有辦法管理。而且，所謂的激勵措施完全是一個笑話，這些大社員胃口極大，十萬百萬千萬的經費喂下去，一點點水泡都不起的。所以，大學管理的最迫切問題是什么問題，就是大社員過多而且比例過高的問題，所以，大學改革最首要的問題是什么，就是如何把大社員邊緣化直到他們中間的大多數開始想到要主動服從管理為止。

　　更何況，各位領導也很期待把多數人邊緣化之后的超級貴族地位。為什么宋高宗寵信秦檜而賜死岳飛，明代文征明看得很清楚，他的一首《滿江紅》詞說宋高宗：“豈不念，疆圻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秦檜在宋高宗手下為相十九年，死后高宗還為他建了一個“思堂”，說“思秦檜也”，還要繼位的孝宗阻止朝野對秦檜的非議，并讓秦檜的兒子秦熺享受宰相的待遇。對于大領導而言，秦檜是真正難得的人才，是千萬人中間難得一見的、真能夠關注大領導核心利益的貼心人，真要像岳飛說的那樣“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各盡本分，那大領導的核心利益誰來照拂呢?縱觀整個北大，又有幾個張維迎教授那樣真切理解領導意圖的人才呢?就像是民間所言：是金子總有閃光的時候，而張維迎教授就是這樣一塊到處都發光的金子，目前，張維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已經成為中國最強大的資本家群體(就是組織阿拉善協會和壹基金會的那幫子超級大款)的首席和次席謀士，為什么張維迎、周其仁教授要毫無底線地污蔑國企呢?很簡單，有大把資本巨鱷等著瓜分呢，如何干凈徹底地把國有資產瓜分完，這當然是另一個改革深水區了。

　　為什么改革一開始就批判“大鍋飯養懶漢”，這個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改革的深層次奧秘就是：要把多數人的地位徹底降低和弱化讓其命運和一切利益都操縱于官員手里，這個事兒做得越是徹底，改革就越是成功，多數人越是不敢反抗和有什么奢望，就越是說明有可能逼迫多數人選擇低收入狀態下的高投入。于光遠等人在1970年代末期鼓吹“按勞分配”，這只是表面功夫，好像多勞動、好好勞動就天然應該多得似的，這是混淆視線的表象而已，一些讀書讀傻了的書呆子還真有這么想問題的，其實真正的核心問題是要通過按勞分配的改革，把被管理者的基本利益作為官員手里的管理手段，有且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被管理對象的第一步弱化、干部權力的第一次提升，這樣不斷地進行下去，才能夠創造讓多數人長時間地穩定地選擇多投入。

　　在改革之初，在全社會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個事兒讓很多知識精英很是興奮了一陣子，以為自己從此身價倍增，撈錢撈名望撈地位的機會來了，所以，開始了知識界對建設兩極分化社會的熱心喝彩時間，這些人也從社會轉型過程看到了：勞動被貶低了、權力和知識升值了，雖然覺得自己沒有撈到大頭但有得撈還是不錯的，因此，從學院里傳來的喝彩聲，雖然斷斷續續、起起跌跌還是一直延續到了現在。今天改革進入了深水區，要在全中國到處都落實改革一般規律，不容許整個中國有例外的角落，結果，北大就變成了反改革的反動堡壘。

　　也就是說，改革是從建設政治上的兩極分化開始的(這其實就是于光遠聯合傻逼教授“論證按勞分配就是好”的時期，這個時期是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名義下擴大官員掌控刁民命運的權力)，然后再落實經濟上的兩極分化才算是大成。從改革的步驟看，先是聯合知識精英把大把刁民踩下去，并在這個過程中間形成新的統治力量和新輿論潮流，最后把傻逼教授再踩下去，等到這幫子傻逼教授也老老實實地夾著尾巴干活了，再由阿拉善協會和壹基金會背后的資本家群體把壟斷國企資產一瓜分(張維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還有吳敬璉教授等人早就著手呼吁徹底的民進國退了)，改革的深水區差不多就過了。

　　一個新的好中國眼看就要出現地平線上了，在這個改開搞年代建設的新中國里頭，少數人徹底壟斷權力資本和經濟資本，最大化地掌控多數人的命運，讓多數人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深淵邊緣，不得不選擇甩開膀子干活、夾著尾巴做人，這樣的中國在世界上的競爭力肯定是無敵的。在這個新中國里，統治集團手中積累過多的經濟剩余越來越多地無法在國內實現，只能表現為外匯儲備的猛增，可以指望外匯儲備數量由今天不足四萬億美元上升到四十萬億美元甚至更多。這是一個多么光輝燦爛的前景啊，讓我們舉起雙背歡呼這個新中國早日到來吧!

　　雖然那幫子從前喝彩的傻逼教授有覺醒的趨勢，要真是完全覺醒了也很不好辦，不過，這種最壞的結果肯定不會發生，改革的大勢和潮流在傻逼教授三十多年的喝彩聲中早已經形成，不可能有人阻擋得了。北大的改革2003年沒有完全成功，這一次燕京學堂也可能夭折，但是，有什么關系呢?多數人會逐步習慣于自己在邊緣地位上膽小謹微地思考和工作的，沒有人能夠阻擋這一歷史潮流，難道他們那幫子傻逼教授還真能夠復辟社會主義，搞一場文革來翻盤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們最多只能夠制造一些個暫時的障礙，而且這些障礙都不是不可克服的。目前為止，最有水平的反對意見就像書呆子甘陽和劉小楓所做的，不過反駁臨時找到的不成熟借口而已，難道北大領導層就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來邊緣化多數人嗎?改革必須深化下去，朱镕基和張維迎的改革設計已經提供了一個大方向了，下次再找一個能夠充分堵住嘴的借口就行了。搞領導們自己的改革，讓那些書呆子嘮叨去吧，下次一定要找一個這樣的借口：要讓那些書呆子一看就傻眼、一看就產生“狗咬刺猬無處下牙”的感覺。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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