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曾經謹慎地避免陷入左翼內部的口水戰，也不太主張來一個思想上的分勝負，認為這不是左翼思想進步的可行方法。這一篇文章也只是討論左翼內部的學風問題，針對一些網絡文章中間的傾向，討論左翼思想和學術突圍的可能道路。文章對事不對人，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一、話語經營者、制度設計者和革命實踐者的區別

　　啟蒙時代的思想大師們，也與毛主席這樣的革命家一樣，期盼著一個新世界。因為有著這樣的相似性，曾經有人把盧梭與毛主席進行對比，但無論兩者有多少相似性，他們之間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主要是一種“話語經營者”角色，對他而言需要告訴人們一個新世界為什么是可欲和可能的，因此，邏輯徹底論述周延乃至于許諾完美都是絕對必須的;但毛主席是革命家，面對真實社會中間的各種潛在力量和障礙，除了要向人們展望新世界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集結力量克服各種障礙并推動世界的轉型，革命家始終要面對現實社會中間力量對比的局限以及必須就有限的力量去應付最緊迫的任務，所以，邏輯嚴密和面面俱到的周延，都是現實世界中間不能成立的。

　　毛主席說“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弱勢敵人”，這不僅僅是一種軍事方略，其實也是一種思想進路：始終關注如何經濟地使用手中有限的力量去求得逐步的成功，并且還要追求每一份成功的代價都最小化，這種經濟地使用力量的方法，就意味著放棄面面俱到的目標設計，不奢望一次性完成革命目標，始終堅持把眼光集中于非常有限的目標上，而整體的進步只能耐心地等待力量對比的變化去逐步求得，持久戰思想本身也是一種積累量變為質變的思路。因此，在話語經營者看來必不可少的邏輯徹底論述周延，則意味著四面出擊，胡亂地使用有限的力量。毛主席始終堅持“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前者是如何建立根據地并逐步凝聚革命的依靠力量，后者是如何避免在力量對比不利的城市及其周邊使用有限的力量，決戰要留待力量對比已經產生根本變化之后才進行，最后奪取城市的戰略不是姑息和縱容敵人，而是等待力量對比發生變化。1927-1938年毛主席與中央主流派的爭論，近似于革命家與話語經營者之間的分歧，毛主席與黨內大多數高層在觀察視野上幾乎不能重合，毛主席始終關注革命力量的凝聚和經濟地使用，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們關注革命的主要敵人所在以及關心革命的直線進展，完全不考慮力量對比。

　　盧梭的言說狀態在很大程度上與后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相似，只是一個呼吁者，不知道(或者說不太關心)據以推動歷史進步實現新社會轉型的力量在哪里、又將如何集結起來。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制度實踐層面，比話語經營者前進了一步，他們設想要找現實世界中間那些強有力的統治階級某些開明人物，把他們作為呼吁的對象，試圖由現實社會結構中間那些既得利益者來實現歷史轉型。作為制度設計者，空想社會主義者比啟蒙大師進了一步，知道了改變世界需要很大很大的推動力量，對于如何在現實結構之外去尋找變革力量，或者說在現實社會結構中間重新凝聚出新生力量，這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盲點。

　　很多左翼網友出于對社會現實狀況的不滿，就偏愛全面設計出一整套制度藍圖出來，這種“制度設計”和“一次性解決”的論證方式，落入空想社會主義者曾經的窠臼，意味著超越了凝聚或者培訓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麻煩和不純粹性，直接找到解決方案。這就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必須就已有的知識結構、價值規范和意識形態許可范圍內，在最有力量和最成熟的人力資本狀況許可的范圍內(這是維護現實社會結構和秩序的力量所在)，來尋找解決方案。這種提問題的方式和追問，本身就是精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等同于假設：在現存社會結構不變的前提下其實已經能夠找到解決方案。

　　二、怎樣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凝聚力量的重要性

　　真正的革命導師，則要超越這兩者，不僅要展望一個新世界，還需要解決如何在現存的社會結構中間尋找并凝聚出推動制度變革或者社會轉型的力量來，根據毛時代的表達實踐，我把這種最終推動社會轉型的力量稱之為新生力量，而制度變革或者社會轉型不能一蹴而就，每一步的變革都意味著一次新舊交替的量變，這個量變成果也按照毛時代的表達實踐稱之為新生事物。在新生力量推動的無數次量變積累之后，也就是說，一個又一個的新生事物萌芽并成長壯大之后，積累下來才是舊世界向新世界的質變。對那些期待新世界的人來說，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是至關重要的。

　　沒有新生力量的凝聚，沒有對新生事物的“過渡性”的心理準備，就缺乏持久戰的戰略耐心，拿很小的力量企圖完成一次性的質變推動工作，就不可能超越策略和權宜之計的絕對限制——這種種計謀無不聯系著如何調度現存的強大力量幫助完成質變過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多個派別，和后來的巴黎公社，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革命家們都有著一個明晰的新世界愿景，但是，他們沒有能夠培訓出一大批新生力量去催生新生事物，由此逐步積累實現量變到質變，最終實現社會轉型。孫中山因為找不到凝聚自己力量的方法，所以，往往要依靠會黨和軍閥，甚至還試圖與日本人做交易，共產黨對國民黨諸革命前驅的批評相對公正：始終沒有找到動員和組織群眾力量的方法，一味地走上層路線。蔣介石后來背叛革命，實際上也意味著從那個時候開始全面與舊勢力合作，正因為做了這樣的選擇，就意味著政治聯盟的開放時間已經結束，在聯盟之外的底層，任何思想覺悟和組織力量，就成為一種有待處理的威脅。

　　法國大革命中間的雅各賓派因為缺乏足夠的依靠力量，結果往往高估各種反對意見和不合作力量的危險性，“救國委員會”把過多的人不恰當地送上了斷頭臺，換言之，過度鎮壓或者不寬容，是和缺乏足夠的依靠力量和底氣聯系在一起的。毛主席領導的那場革命勝利之后，新中國合計只鎮壓了70萬人，舊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都作為改造和團結的對象保留下來，這種底氣或者寬容主要是與中國革命較為徹底地完成了底層民眾的動員和組織工作相聯系的，因為新政權有了足夠穩固的力量基礎，那些潛在的反對力量數量不大，不構成現實的威脅，就不需要采取極端手段進行肉體消滅。

　　有且只有培訓或者組織了足夠的、可資依靠的新生力量，才能夠真正實現思想與現實一致，拋棄為了尋求力量而不斷地受制于策略和權宜之計的桎梏，推動歷史走向思想指引的方向，實現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拿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相比較，中國革命的成功是進行了最充分的底層動員，走過了漫長曲折的思想革命和路線斗爭里程，改造了革命者本身使其初步滿足作為歷史推動者角色的最低水準，從而實現了“有可資依靠的新生力量去推動和創造新生事物并最終實現社會轉型”的條件。

　　三、如何從話語經營者的角色走出來

　　在“話語經營者”層次上，左翼不可能統一，甚至會自動地符合話語權競爭的規則“文人相輕”，而只有走向毛主席曾經實踐過的道路，要把現實的社會結構成為所有左翼的思考起點，才會有著共同的起點和對話的可能，并有可能產生最終的共識。

　　由于統治階級排斥多數人的政治訴求和基本利益，結果產生了普遍的不認同，或者說民間的怨氣，左翼網友的寫作事業契合了民間的怨氣，由此形成一種作者——讀者之間的特殊循環：讀者從對統治階級的不認同出發很容易接受哪怕是簡單的批判或者情緒表達，由此一些網友作者獲得了遠超其文章水平的肯定和贊譽。毛主席曾經對照過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宣傳工具，說共產黨之所以得到民眾擁護并不是宣傳工作高明，宣傳文章寫得好，而是因為與人民利益保持一致，不像國民黨那樣站在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上。來源于政治認同而不是文章說服力的過度肯定，對于左翼網友來說，應該正確對待這樣一種“淌來之譽”，不應該簡單自我暗示為自信心膨脹和自得自滿，這會加深思想交流的難度。

　　政治認同的作用，往往使得這樣一群傾向相同的作者都得到讀者群的過度肯定，這種現象有很大的腐蝕作用，西安的老同志李孑老同志指出：一些網友甚至有向著追求“小領袖”地位的方向發展，結果，就形成一種對待批評的僵化態度：每一份批評意見都被視為對確立“小領袖”地位的損害，由此激發強大的防守或者反擊意愿，從根本上離開了思想和學術進步的最低要求，批評和反批評的口水戰就自動地升級為頑固的派性，誰都沒用辦法協調。這種情況的產生和泛濫，其實是很多網友不能夠正確看待自己的表現，除了毛主席曾經號召的“斗私批修”之外，恐怕沒有別的解決方案，而且斗私批修還必須是自覺自愿進行的才有效果，外部壓力不可能成功。因此，左翼網友對于多數人利益的事業，要有一種真正的“代入感”，把這個看做是自己的事業而不是自己出人頭地的碼頭，如果看做是自己的事業，那么每一份批評意見、每一個左翼聲音的發出，都將是共同事業的進步或者新生力量壯大的表現，值得善意地去聽取、交流乃至于等待，自覺地避免意氣之爭或者損害團結的口水戰，自覺自愿地適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

　　如果左翼理論始終原產于許多個“聰明的頭腦”，估計山頭林立、派系糾葛不休的局面就很難告別。反過來，如果認為自己的頭腦不夠聰明，而把理論創新建立在前人的實踐之后，這就需要站在老前輩的肩膀上去，需要認真地調查研究、學習歷史同時大批量地讀書，這種新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過程，將不是智慧的自發延伸，而是對于前人經驗教訓的總結，而且這種理論肯定也缺乏純粹性和邏輯周延，但是，優點在于：站在前輩的肩膀上，對曾經在歷史進程中間起作用的各種社會思想態度，及其背后的利益糾葛和群體力量都有所認知和識別，也因為如此，就肯定與曾經的社會實踐一樣，對各種利益訴求和力量，充滿著妥協、退縮和讓步，徹底放棄邏輯周密和論述周延的話語經營者特色，就只能看到一條彎彎曲曲、朦朦朧朧的歷史進路。

　　各種聰明的頭腦，大多產生于對現實社會結構和力量的“超越”或者漠視，結果發現自己比一切前輩和偉人都高明，能夠憑空設計出前人沒有“發現”或者放棄“實踐”的新型道路， 由此產生了一種智慧或者道德上自鳴得意。就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間評價德國那種“真正社會主義”思潮一樣：“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就這樣被完全閹割了。既然這種文獻在德國人手里已不再表現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斗爭，于是德國人就認為：他們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面性’，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于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于現實界，而只存在于云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它發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斗爭之上的。”官方說的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學院派中間2009年就有人提出要“通三統”(打通孔夫子、毛澤東和鄧小平三種傳統)，左翼內部又有人進行知識創新說可以實現這個和那個的合流從而超越這種那種片面性，這三種思想有著內在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智識上的創新，無法與現實社會結構和相互沖突的利益和訴求關聯起來。

　　有一個自由派人士周泉纓(文革時是清華四派的寫手)，以差不多中學生的社會科學素養，為今天的復雜社會開出完整藥方，還在對西方經濟學幾近于無知的情況下，寫了本數十萬字的《徹底更新西方經濟學》專著。這種情況在左翼網友內部也不少見，只以非常有限的學習成果和人生經驗，就試圖對整個世界的各種復雜情況進行全面評說，既不關注事實和材料，也不關注學習前人的書面知識和學術積累，卻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到處發言“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以自己很貧乏的想象力，卻什么話都能說，什么事情都清楚，還以此拒絕接受新材料和新知識，這實在是一種要不得的學風。如果放棄那種自鳴得意的心態，放棄以局限于貧乏的經驗和知識去充滿全部頭腦和想象力的發言方式，就有可能逐步地引入一種開放性的學習心態：我自己看不清楚全部，那就看看前人的經驗和進展，有可能的話，在左翼內部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學習網絡，一個人的局限由另外一個人的觀察來彌補，這個人的短板由那個人的長處來補充，在材料搜集、論證過程諸方面都形成互補的共同進步趨勢。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遠非易事，最低限度，左翼自己要自覺地超越話語經營者和制度設計者角色，認真地回歸到實踐者的低姿態，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里追尋那一點點可能的進步空間。這樣形成的新認識，是在舊的基礎上前進，新替代舊意味著拋棄舊的缺點和缺陷，逐步地引進一些微不足道的新東西。

　　四、文革的認識論價值

　　在一些左翼網友看來，文化大革命有點“討人嫌”——竟然有那么多的無原則斗爭和沖突，付出了那么高的社會成本和代價，結果使得為社會主義事業辯護都困難起來。恰好是在那些討人嫌的地方，普通人參與政治及其隱含的期待，公有制社會中間的結構性力量對比和對立，才得以呈現出現出來。我們要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就要面對新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核心問題：在公有制社會里面如何復制和再造出損害多數人政治境況和經濟利益的結構性力量，同時，如何培訓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去消解這種結構性力量，有且只有這樣，社會主義事業才會逐步取得進展，最終符合人的需要。毛澤東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啟示性意義就在于此，以此而論，文革不僅僅是一次群眾性的政治實踐，還是一種左翼學術進步的方法。

　　革命年代爭論過的老問題，在文革中間再一次提出來：如何最小化敵人陣營的力量及其反抗意志，如何完成自己陣營力量的凝聚并經濟地使用有限的力量對準有限的目標，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這曾經是革命時代“路線斗爭”的主題和內容。一個老三屆初中生在四十多年之后反思說：當年的打擊面大了，都是走資派等于沒有了走資派。認識進步的緩慢程度，遠遠超越人們的預期，新生力量的成長過程也格外地漫長。當年毛主席說連科長都不要的人最終要搞到自己頭上，但怎么說都沒有人聽，一些人還認為這是妥協和右傾，是缺乏革命徹底性的表現，是對老官僚戀戀不舍。所以，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外來的知識要輸入頭腦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正如當時最流行的認識論口號所言“實踐出真知，斗爭長才干”。

　　對于左翼思想和學術的進步而言，文革這場“認真的演習”真實有效地揭示了公有制社會里面各種蛻化趨勢是如何表現的，如果既存社會結構中間有什么能夠抑制這種蛻化趨勢，那么催生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步驟又能夠是什么樣子的。理論不是超越現實社會的凌空踏虛設計，需要在文革所揭示的力量及其弊端以及既存社會結構基礎上展開。

　　很多批評毛澤東和文革的左翼網友指出：如果民主制度化將會如何如何，如果群眾組織長期化將會如何如何，這是兩種典型的“速勝論”思想——意味著真正的社會質變通過一次性不成熟的群眾運動就可以產生，或者后退一點，文革起碼要取得決定性的進步才算是不虧本。這種思想意味著反對或者放棄對新生力量的曲折教育和培訓，或者把新生力量的“學徒期”想象得非常非常短——不經過曾多次失敗的教訓和深刻的反思，就能夠“天才地”完成認識和經驗的積累過程，不需要經由實踐——認識——再實踐的多個循環就完成認識的飛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超越舊有慣習的局限，進而能夠從根本上擔負起創造新世界的歷史任務。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綜合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成果，這三種思想都不是左翼思想，但綜合之后就發生了質變，產生了革命性的思想資源。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特別是經歷了毛主席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年代，迫切需要總結新的經驗形成新的理論，一個老田很看好的方向是：綜合新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知識積累，這也將會產生同樣革命性的思想資源。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教育的普及，話語革新的需要同樣是非常迫切的。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