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曾經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俞正聲談文革》，他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這不光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也是黨的錯誤。”

　　他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母親(注：范瑾，曾長期從事新聞及宣傳工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丈夫是曾出任建國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黃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監獄，1975年回來，出來之后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一個高中生，在學校里被批斗，后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癥，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為什么對毛主席還基本上是一個正面的肯定態度?他有很嚴重的錯誤，為什么?我個人認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對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雖然他犯了這么大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計地詆毀他，甚至說，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喬木寫的，胡說八道，胡喬木寫不出這種文章來。第二個，我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俞正聲說，“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俞正聲書記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也肯定了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反對有人因私怨而妖魔化毛澤東，這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作風。對于文革，他也肯定了毛澤東發動文革“動機無可厚非”， “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這后一句話是說不通的。也證明：在黨內，現在對于如何評價文革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

　　談一段我在文革中的經歷： …… 1966年12月上旬，我正準備和伙伴們步行長征到井崗山呢，聽到12.9社論，大意是：青年學生到工廠去，與工人相結合，參加工廠的文化革命。我們就到工廠去了。

　　我去得那個廠是《河南省紡織機械廠》，前后呆了有將近一個月時間。工廠的文化革命此時已經熱火朝天地鬧起來了。我那時第一次接觸社會，還只是個未畢業的初中生。老實說沒有自已的主意，只覺得應該響應號召，跟共產黨走。和學校里一邊倒地批判校長、老師不一樣，工廠里兩派群眾尖銳對立!原因是六月份的時候，有幾名工人寫大字報，揭發廠領導有人在經濟困難時私分廠里的物資，安排親戚到好崗位上等，后來慢慢牽扯到廠黨委書記，而書記又是個老八路。不巧，寫大字報的人中，有一人出身地主。七月底時，市委派工作組進駐該廠，宣布黨委書記是“市委信任的好干部”，有人“混水摸魚”，“別有用心”等。這幾人被公安叫去談話，關在廠武裝部的小屋里寫檢查。耐人尋味的是：支持廠領導打擊迫害寫大字報的人，竟然是廠里的大多數!黨團員多，老工人多，貧下中農多，復員退伍軍人多。這可都是共產黨依靠的基本隊伍啊!由這些人組成的“保守派”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受惠者，歷次政冶運動的依靠力量!從感情上來說，我對這些樸實憨厚、知恩圖報的本份人，是很親近的。文革中，我參加附中紅旗，參加二七公社，只是一念之差!如果不是十月初我在北京的大街上，意外撞見玉安德等三人到中央文革上訪，我可能回校后就參加附中革命兵團了。

　　那時，人們普遍認為：文化革命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里批評和揪斗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是把社會上暗藏得那些地富反壞右清除掉，就是把解放前、歷次運動中、檔案里所隱藏的壞分子肅清干凈。翻檔案，查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誰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象”，誰就是斗爭目標!誰敢給黨委提意見，給工作組提意見，誰就是右派!誰就是反革命!自五七年反右運動以來所形成的“寧犯路線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 唯上級意志為準的思想，成為當時黨內干部和群眾的共識。所以文化革命初期，全國文革運動實際處于又一次形如57年反右運動的狀態，黨內多數干部和群眾，認為哪些響應毛主席號召起而寫大字報的人是右派翻天。在共產黨的天下，倡言“造反”，揭發政府的陰暗面，置各級干部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這在當時，人們還是難以接受的。而在一些老干部中，自認為天下是我打下來的，老子就是黨，誰敢反對我，就是反革命!

　　這就是歷史，中國的歷史，1966年6月以前新中國的政冶社會現狀!

　　坦率地說，五、六十年代，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政治清明，干部廉潔，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吏治時期。那時的人民群眾與現在的人有著較大的差別，普遍單純而熱情，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極強。多數人的組織性、紀律性、歸屬感、榮譽感都比較強烈，對領袖的崇拜，對政府的信賴，對組織的服從，可以說是絕無二心，豪不懷疑的。那時政府的號召力之強，影響力之大，在中國近代以來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那么，毛主席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呢?作為全黨公認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為什么要搞亂自已的江山，發動社會下層百姓起而造反，揭露共產黨政府的陰暗面，改造自己親手締造的政權，進行一場革命。而甘愿“粉身碎骨”，身負黨內同仁的罵名昵?我曾在《煮酒評文革》中論述過自己的觀點，在此就不贅述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廢除資產階級法權”、“防止和平演變”……等， 那都是陳伯達、張春橋一類專事意識形態的刀筆吏總結或延伸出來的東西。我覺得主席有兩段不同時期的話，頗能反映他發動文革時的思考。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談話。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主席十分擔憂我們的政權模式缺少一種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那樣的“政治民主”機制，來監督從上到下的各級干部。 這段談話表明，毛主席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等問題，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語言說，毛主席已經在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了。在毛主席看來，像“士兵委員會”這樣的可以對“黨支部”進行監督和制衡，并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將成為在中國實行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

　　有學者提出：“社會主義的嘗試和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 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早已有之，最先對社會主義表示嚴重不滿的是列寧和毛澤東。而把這個不滿訴諸實踐中間去解決，并力舉讓老百姓參與糾正的，則是毛澤東!

　　“陳舊的東西總是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在實踐中可以得到驗證。列寧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

　　在俄國革命后不到5年的時間里，列寧就在思索，為什么新的蘇維埃體系這樣快就變得如此官僚化和專制化。在病榻上，列寧十分悲觀地得出結論：他已經目睹了舊沙皇官僚機構的復活，布爾什維克只不過給這種官僚披上了蘇維埃的外衣。不久，列寧最擔心的事情也發生了：在斯大林時期，蘇維埃國家和社會全面官僚化了。

　　赫魯曉夫上臺后，毛主席開始研究反修防修的歷史課題。蘇聯的教訓說明，執政的共產黨在“變修”后其在搞特權、享樂腐化、對付老百姓方面決不亞于某些資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的統治尚有它的多黨競選制以及群眾游行、罷工、結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監督、制約作用;但共產黨一旦變修搞特權、搞腐敗卻連這些機制也沒有。毛主席敏銳地發現社會主義運動實踐中，國家制度內的弊端：權力缺乏監督和制衡，不受民主監督的管理層逐漸在生成一個新的脫離群眾的官僚階層。如何防止無產階級政黨和一切新生的政權在和平環境中發生演變、腐化變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

　　長久以來，毛主席一直在觀察和思考剛剛建立不久的新中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對干部中日益滋長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十分不滿。毛主席認為：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機構不行。他認為這一套機構、制度脫離群眾，不準人民說話，不準批評各級干部，不準工農群眾參與國家事物的管理。執政黨沒有監督，官員很容易腐敗。如果發展下去，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必須把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風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種辦法都試了，都不行。這次要用新的辦法，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揭露黨的陰暗面。要實行這種作法，依靠原來的組織、制度、紀律就不行了。他認為只用原來機構，自上而下傳達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必須采取一種新的方式，使得下層民眾能夠通過這種形式批評、監督各級行政官員，民主自主地參與國家管理，制衡官僚主義。但他沒有考慮為這種民主創立制度，而是考慮使用群眾運動，即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辨論的所謂“大民主”形式，解決這一問題。

　　1967年2月8日，毛主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答案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顯然，文革是毛主席深思熟慮過的。他熟讀歷史，自然知道革命政黨從盛到衰的歷史周期率;懂得“守成之難”難于“草創之難”，鞏固政權比奪取政權更為艱難的祖訓。象歷史上所有想有所作為的開國皇帝借簽前朝滅亡的教訓，對前朝的弊病加以改革和變通一樣，毛主席試圖對社會主義國家體制中的弊端進行改造。因此，他發動了文革。

　　無疑，文革是中國實現民主理想的一次偉大嘗試。如果說文革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毛澤東主席所說的文化革命“三七開”中的那“三分錯誤”：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毛主席希望充分發動群眾，讓人民擁有民主權利，建立一種置各級干部于人民群眾監督之下的民主制度，尋找一條從根本上防止黨變質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途徑。可是閘門一打開，運動失控了!群眾運動裂變為派性斗爭，大民主演變為踢開黨委鬧革命，揭露黨的陰暗面演變為打擊一大片，甚至發生了武斗，一度干擾了社會生活和生產的正常秩序。不可否認，“文革”的發展超越了毛的預料和控制。雖然，他反對武斗，倡導文斗。但武斗之風在大城市仍時有發生。毛主席認為群眾性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以幫助作者提高，可以使干部更加親民廉政。批評并不等于打倒，這也是他在“文革”中對待知識分子和絕大多數領導干部的一個重要觀點。但在實際運動中，卻陷入派系的爭斗，按著階級斗爭的方式，“象斗湖南地主一樣”，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一場對民主制度的探求，竟淹沒在大規模群眾暴力和暴行中!這是一個為探索建立民主制度而付出的代價。這是毛主席在1966年發動這場革命之初絕對始料不及的。是他不愿看見的，是他竭力想避免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憾終天的。

　　文化革命雖然失敗了，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文革畢竟是破解馬克思主義前進中的大課題、大難題的探索。實踐上的失敗不等于理論上的錯誤。在社會和科技發展史中，正確的思想之花沒有如愿結出實踐的成功之果是經常的事。因為從理論到實踐之間還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路徑和具體措施問題;還存在實施的條件是否成熟，社會能否接受的問題;還存在認識和實踐中的歷史局限性的問題。文革之所以出現了一些問題乃至亂子，主要是路徑、措施等操作層面上的問題。首先，這是一場史無前列的探索，由于經驗不足，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案;其次，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壞人和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破壞;再次，這是一場發動人民群眾，改造、完善毛主席親手建立的人民政權的實踐，由于歷史的局限，不為當時黨內多數干部和群眾所理解。因此，在某一個階段，文革變成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運動，困難重重，怨聲載道……。為了推行文革，他幾乎得罪了一切人，幾乎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但他不為所動，寧可自己一時不為人理解，甚至被人誤解、謾罵詆毀也在所不惜。他知道，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正視、要解決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繼續革命。也許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里程碑似的實踐。毛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種超前的考慮，他的遠見與卓識遠遠高于同時代的其他人!他是一位天才，一位孤獨的先行者!在某種意義上，他甚至是洞徹以至試圖掌握更遙遠的歷史未來的神靈。他的洞察與痛苦，他所奮斗的目標，是遠遠超越于現實之上的。

　　所以，他說一生只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海島上，奪取了政權;另一件就是其晚年發動的文化革命，試圖鞏固政權，保證人民政權的長治久安。他比誰都清楚，所以他反復強調，不清楚的是我們后人。

　　幾十年以后，看看我們周圍的社會現象，看看當前官場上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看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 當年，我們還不清楚的問題，現在可以認識得更加深刻了。文革的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現在己經顯示得更加清晰了。

　　毛澤東是百年受盡帝國主義欺辱的中華民族的最優秀的代表!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他帶領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將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在他執政的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把一個貧窮、落后、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的中國，建設成一個讓世人刮目相看、擁有“兩彈一星”獨立自主的強大國家，取得了西方列強發展了幾百年，靠侵略、掠奪才取得的成就。他讓中華民族站起來了!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最近幾十年，毛澤東受到種種非議，主要是在他所作的第二件事上，人們都不理解。實際上，文革，才是毛澤東為人類所作的最大貢獻了。為此，他耗盡了心血，不惜“粉身碎骨”，身留罵名!

　　我不抱怨毛澤東，能夠理解他，感激他。每年清明，我會到他的跟前，點燃一柱香，燒幾張紙，陪他說會話。

　　2012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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