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再次鼓吹國企私有化，將國有企業看作是“未來中國成長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聲言國有企業私有化需要進一步政治決斷，“希望在未來五到十年內，國有企業的比重降到10%左右”，并建言“大量國有企業，尤其中央的國有企業都已經上市，他們的股票都有價格，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到非國有部門和個人，也可以通過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的辦法分給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這個步驟采取之后，中國居民的財富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大的增長”。“國企私有化”到底是不是促進中國百姓走向共同富裕的靈丹妙藥?我們不能不深思。

　　一、為什么說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而不是障礙

　　國有企業在世界幾乎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當然，不同國家由于所處經濟發展階段、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等原因，國有企業的規模、分布、定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其社會性質和發展條件有區別，其改革發展的方向、途徑也不盡一致。有人往往將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的狀況作為評判我國國有經濟的參照標準，實際上是將我國混同于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混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1.國企“障礙說”是一個偽命題

　　盡管西方國家的國企也如中國一樣控制著石油、電力、電信、交通等關鍵性領域，但張教授選擇視而不見，刻舟求劍地認為中國國企“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一個主要的障礙之一”。

　　國有企業在中國市場經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發揮著相當重要的支柱作用，但張教授主觀地將國企臆斷為中國成長的“障礙說”只能是一個偽命題。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有企業已經從政府機構的附庸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獨立市場主體，絕大多數行業已經形成市場競爭格局。在國有企業中，中央企業又是國有企業中的主力軍，118戶中央企業中，除2家電網企業、3家電信企業、3家石油石化企業、10家軍工企業、2家糧棉儲備企業和1家鹽業企業共2l家企業外，其他企業都處于競爭性領域。目前，國有企業在煤炭與油氣開采、石化、冶金、交通運輸裝備、供電氣水等5個基礎行業占有優勢。這種行業分布與優勢與大多數國家的國有企業相比，也無二樣。即使在國有企業比較集中的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建筑、機械制造等行業，也已形成充分競爭格局，國有企業只是民營企業正常競爭的對手而已，但根本談不上是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將兩者間正常的市場競爭引發的問題視為“障礙”，不知道這遵循的是何種“邏輯”。從具體實踐看，由于目前絕大多數的民營企業發展歷史短，在競爭力上一時還難以比肩國企，個別私營企業便將政府設定的正常準入門檻“有罪”推定為國企的“壟斷”阻力，也有一些私營企業在進入之后難以站穩腳跟，被迫從正常的市場競爭中退出。

　　對于一些特殊行業，如電信、電網等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基礎行業，由于需要龐大的固定資本投入，邊際成本曲線的拐點較遠，如果不實行有相當規模的壟斷經營，勢必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和效率降低，因此必須由國有企業來授權壟斷經營。盡管如此，在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中，國有企業都在國家的宏觀調控監管下提供公共服務，不單純以營利為目標，避免追尋高額壟斷利潤，滿足社會生產的正常運轉和公眾的日常生活需求。在一些私人資本干不好、干不了、不愿干的戰略性、支柱性產業，往往由于高風險和高投資面臨私人企業不愿或無力投資的窘境。但是戰略產業的發展如高科技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從長期來看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政府往往通過國有企業來引導和帶動發展這些部門，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參與和發展，提高國民經濟運行效率。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不僅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發揮著中國經濟穩定器的作用，而且肩負與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下的跨國公司相抗衡的重任，國有經濟對產業健康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不可或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而非障礙。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行業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型跨國公司的壟斷，目前在中國市場上許多行業中不是國有企業在實行壟斷，而是跨國公司在壟斷我國的市場。如三資企業在電子通訊、儀表、紡織、皮革、家具、文體等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相比之下，我國企業的規模、實力差距很大。中石化是亞洲最大的石油公司，但營業收入僅為殼牌公司的66%;寶鋼營業收入只為米塔爾鋼鐵公司的44%;從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的大趨勢來看，必須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的產業集中度，提高國有企業的控制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業。事實上，國企“障礙說”只是一個偽命題而已。

　　2.當前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在哪里?

　　從國際產業分工來看，中國大多數企業按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布局整個產業，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初期，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獲取相應的比較利益，實現資本的積累和經濟增長的維持。但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土地、資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稀缺性將使低成本比較優勢的基礎逐步喪失，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中國經濟亟須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因此，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換，需要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的動力支撐結構，逐步擺脫對傳統比較優勢的過度依賴。然而，由于發達國家控制技術密集型產業環節而居于產業價值鏈的上游或中心環節，具有不可替代性或替代彈性小的特點，自然會千方百計運用各種方式保持自身的競爭優勢，防止技術外流，從而使得我國多數企業處于產業價值鏈低端的升級努力受阻。如果我們繼續依托傳統比較優勢而放任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度發展，只會導致中國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失衡和貿易條件的不斷惡化，根本出路在于，在傳統比較優勢消失之前，加快培育以科技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源提升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當然，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從傳統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換不會一帆風順，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會使其面臨一系列問題，如：創新發展動力不足，創新發展能力不足，技術創新空間受到擠壓，產業空心化、低度化發展趨向嚴重等。

　　一般說來，當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度發展導致投資報酬率下降時，資本應流向邊際報酬更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但基于比較優勢的低端分工位勢使得我國產業技術升級受阻，高等教育投資所形成的高素質人才因產業發展失衡會出現智力外流和就業難的現象，資本反而更多地流向房地產、基礎設施、資本市場、民間金融等領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虛擬經濟泡沫有余而實體經濟發展不足的困境。由于更多的資本被投資于房地產等領域，使得這些大規模投資拉動的多是低加工度的原材料工業，從而進一步固化產業結構的低端化。從企業角度來說，由于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屬于中小企業，較多地依賴傳統比較優勢而分布于產業價值鏈分工的低端，因此，中小企業在當前全球產業結構調整與國內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變動下的轉型升級壓力更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都需要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競爭的背景下，通過轉型升級的創新驅動來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由此可見，具有比較優勢并不意味著具有競爭優勢，我們亟須建立以科技創新和人才強國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必須切實推動自主創新以實現從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外生的技術推動向內生的創新驅動轉變，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比較優勢的高度依賴，提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競爭力與分工地位。否則，只會使中國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下的“新興市場”，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的最大障礙。

　　3.破除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障礙亟須發展壯大國有企業

　　在迅猛發展的經濟全球化面前，后發國家的國內市場競爭國際化的態勢趨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壟斷資本圍繞資源、技術、市場、人才等，通過知識產權、資本、技術、貿易等加強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國外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公司對后發國家民族經濟的競爭壓力在逐步增強。對于生產力水平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選擇國家力量加速資本集中與積聚，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是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必然。

　　從現實國情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民營企業相對于國外跨國公司而言，發展時間短、企業規模實力相對較弱、創新水平與市場運營能力亟待提升、公司治理結構尚待優化，因此，國有企業必須而且要成為面向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要充分利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保持國家對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領域的控制力，提升企業和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十一五”期間，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營業收入、上繳稅金和稅后凈利潤等主要經營指標均實現了翻番，年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15%。中央企業分享著中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成果，更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著力量。因此，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充分反映了我國所處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現實需求。

　　從國際上看，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我國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穩步提升，在世界500強中的數量不斷上升。2011年共有69家中國企業上榜世界500強(其中8家為臺灣企業)。在6l家大陸企業中，56家為國有企業(其中中央企業38家)。國有企業與世界500強其他企業之間的差距也正逐步縮小。排名最靠前的我國國有企業與世界500強排名第一企業之間的營業收入差距在逐漸縮小，已經從2005年的1：3.84降到2011年的1：1.54。此外，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積極并購海外企業，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國際競爭力得到不斷提升。2003-2009年間，中央企業進行了174次海外并購交易，金額達1561.82億美元。發生過海外并購的中央企業有35戶，占中央企業平均戶數的21%;涉及海外并購的行業為l4個，占總體行業數的56%。中央企業通過海外并購，進一步拓展了業務領域，開始逐漸形成自身的核心技術和品牌影響力，越來越融入全球化競爭中，使得中央企業成為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就是我們共和國經濟的萬里長城，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而非障礙。

　　即使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英、美、法、德、日等國在當年實施經濟趕超時，幾乎無一例外地需要利用國家的力量，通過建立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特許公司、保護幼稚產業、控制市場準入、實施技術標準與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等形式，推動本國經濟發展。戰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都曾進入一個轟轟烈烈的大發展時期，但由于各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與國情不同，經歷的階段不同，國有企業發展的方式和程度也不盡相同。西方國家也是普遍利用國有資本，通過新建企業或兼并收購等手段，培育本國的巨型企業，有力地防御本國市場被“入侵”，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爭取主動地位。在政府投資的大力支持下，法國的雷諾汽車公司短時間內成為世界上六大汽車公司之一;近些年，歐洲多國政府通過直接持股或間接持股方式，將空客公司打造成為破除美國壟斷的“最成功國企”。

　　中國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是后發國家實現經濟獨立和發展趕超的必然選擇。但是，國有企業作為我國抗衡國際壟斷資本進行壟斷擴張的主力軍，必然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和某些私人資本控制中國的障礙，消除我國的國有企業便成為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所處心積慮的目標。按照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教條，國有企業便成為一個所謂的特殊利益集團，世界銀行和“華盛頓共識”的某些“國內共識”者，將其生產的“障礙”標貼移花接木至中國的國有企業身上。由此，理解張教授蠱惑和宣揚的國企障礙的私有化論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如何正確理解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高低

　　從全球來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而每個國家又常常根據各自經濟發展形勢、國情和企業運營隋況，對國有企業不斷地進行改革和調整。在全球范圍內，國有企業依然占有20%的投資，5%的就業，并在一些國家的產出中占比高達40%(IFC，2005)。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各國國有企業發展的狀況又如何呢?張教授提出要通過“政治決心”降低國有企業比重到10%左右意欲何為呢?

　　1.通過“政治決心”人為降低國企比重不符合“市場的邏輯”

　　張教授是一個市場至上的邏輯主義者，因此，在他的言談中“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言下之意，私有制就是最適合我國國情的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選擇。是張教授所選擇的私有制更優嗎?這里我們就需要對公有制、私有制的優劣有個正確認識判斷的標準，盡管起源于美國且肆虐了5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予了一些現實佐證。實際上，作為生產關系范疇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高效率還是低效率，關鍵要看其是否適應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就會陷入以所有制判斷所有制的循環論證誤區。由于我國正處于生產力發展總體水平較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傳統工業與現代工業、一般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等體現出生產方式的多層次特征，多層次的生產力發展狀況要求有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與其相適應，從而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存在的多層次性，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便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自然選擇，而非“人為決定”。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意味著我國經濟不再是單一公有制，同樣，也肯定不是要搞全面的私有化，而是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經濟成分要占優勢，居于主體地位，而不是相反。盡管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應形而上學地設定固定的數量標準，但公有經濟成分的總量標準不容背棄，沒有量何來談質。因此，在公平競爭中發展壯大國有企業，而非人為降低、萎縮國有經濟比重，才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有生命力，也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公有制必然超越私有制，是因為公有制“從生產力角度來說，它比私有制效率更高;從價值觀角度來說，它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公平”。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至少我們還看不到張教授的選擇更優。許多發展中國家一直以私有制為基礎，非但沒有實現經濟發展的成功，反而出現了以東南亞、俄羅斯、阿根廷為代表的多個國家先后于20世紀90年代陷入危機的范例。如今，深陷危機的美歐等資本主義“樣板”國家，在私有制沒有實現救贖的情況下，反而選擇向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轉嫁危機，不得不說這是給崇拜私有制萬能論的國內“粉絲”們擦亮眼睛的機會。此外，一些身處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逆私有化”地建立國有企業，盡管可能是臨時舉措，但至少也出現了不少效率高、經營持續成功的國企樣本，如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等，其投資行業包括金融服務、交通、物流和工業、電信、媒體和科技、生命科學、消費和房地產、能源和資源等眾多領域。2011年，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擁有2979億新元總資產，股東權益1555億新元，835億新元收益，分別相當于新加坡當年GDP的91.2%、47.6%和25.6%，而且自1974年成立以來，股東總回報保持在17%的良好水平。由此可見，公有制并不必然導致低效率或者無效率，私有制也不必然就導致有效率，所以私有制并非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同時這也說明所有制問題并非是評判效率標準的充分必要條件，國企私有化的理由不成立。

　　此外，作為市場至上邏輯主義者的張教授，自然應信奉優勝劣汰的市場調節法則而非政府干預。那么針對降低國有企業比重，張教授卻建言要通過有悖優勝劣汰法則的“政治決心”來實現，不得不說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前，中國的國有企業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獨立市場主體，其在市場競爭中能否存在不外乎兩種結局：一種是在市場中不具效率，自然會被市場所淘汰;另一種就是，在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而持續發展。對于前一種企業無需下“政治決心”就能解決其生死。對于經營有方，效率高企的后一種企業，有何理由下“政治決心”強迫其退出市場或將其“化公為私”，來降低國企比重呢?難道就因為其有競爭力，而非要通過政治“攻堅”，將其化為私有嗎?國企私有化的主張實在讓人費解。

　　2.國有企業比重降到10%左右的標準是什么

　　在論及張教授所言將國有企業比重降至10%左右之前，我們首先考察一下當今世界各國國有企業的基本情況。這里，主要考察一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0EcD)各國的情況。截至2010年，OECD國家共有人口l2.3億人，約占世界人口的1/6，其GDP總和近42萬億美元，約占全世界的2/3。由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按照某些西方經濟學者的觀點，國有企業具有低效率，給各國政府帶來更多的往往是財政赤字和通脹壓力。因此，包括OECD國家在內的西方各國針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取向基本就是私有化。那么，目前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情況如何呢?

　　從總體上看(見表1)，截至2009年末，OECD國家(34個成員國中27個成員國提供的數據)擁有中央一級的國有企業2085個，其股東權益總值14168億美元，雇員433萬人。如果將OECD國家整體視為一個國家的話，其人口總量略低于我國，但其GDP總和則是我國的6倍多，人均擁有中央一級國有企業權益1557美元，遠高于我國人均央企凈資產的1100美元。如果從OECD國家的國有企業分布領域來看，主要分布于公用事業部門，如能源電力、交通運輸、金融、制造業、電信等產業部門。按企業價值來劃分，第一大領域屬于能源電力，比重占26%;其后分別是金融部門占24%、交通運輸部門占19%;再次分別是制造業占7%、初級產品部門占5%、電信業占3%、房地產業占2%、其他公用事業占2%、其他產業占12%(數據來源同表1)。

　　如果從歐洲各國來看(見圖1)，其擁有的國有企業權益比值平均在GDP的10%以上，不同國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進退不一。最為突出的是，北歐國家和東歐的轉型國家國企權益占GDP比值最高，挪威、芬蘭、瑞典、波蘭、捷克分列前5位，均在20%以上。挪威中央一級政府擁有國有企業46個，雇員23萬人(約占挪威總就業量的9.4%，是OECD國家中最高的)，企業價值合計(含3個控股的上市公司)1310億美元，其中2008年國有企業權益接近GDP的70%，比2004年提高10%。截至2009年，轉型國家波蘭、捷克中央一級政府分別擁有國有企業586個(只包括控股的上市和非上市企業)、124個。擁有最多國企雇員的是法國，法國中央一級政府擁有多數股權的企業數量為51個，雇員83.8萬人，其擁有的國有企業權益占GDP大約15%，排在歐洲各國的第6位。

　　數據來源：OECD(2011)，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the SOE sector in OECD countries”，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s， No5，www.oecd.org/daf/corporateafairs/wp

　　盡管2O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許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上降低了國有企業的比重，但是國有企業在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活動中仍占有一定的份額，依然在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保持著重要性。據統計，俄羅斯國有經濟固定資產的比重達到40%，國有經濟控制的GDP近50%，且在國有經濟中就業的比重達31%;此外，白俄羅斯的國有經濟比重超過70%。從發達國家看，德國、法國的國有經濟比重都超過20%。事實上不論是金磚國家的俄羅斯、印度，還是東南亞的新加坡，以及發達國家的法國、德國，國有企業的比重都要遠高于張教授給我們這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確定的10%，那么他所依據的標準是什么呢?

　　數據來源：FORFaS.The Rol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Providing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Economic Recovery.www.forfas.ie July 2011.

　　3.以“政治決心”遏制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的后果是什么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直接相關的，國有企業是國家引導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保證。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收入差距拉大、兩極分化的趨勢也越來越嚴重。盡管通過分配領域的制度改革，有助于縮小居民流量財富中的收入差距，但由于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度，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根本上還要通過財產占有關系領域有效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如表2所示，2010年，國有單位人均工資38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5%，而私營單位人均工資為207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近43%。分行業數據基本反映了私營單位人均工資大幅度偏低的現象，本文給出的初步解釋是，部分行業的國有單位由于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而可能存在一定的高工資、高福利現象，如采礦業、電氣水業、金融業可能存在一定的“工資侵蝕利潤”;然而，私營企業工資大幅度偏離各行業的全國平均工資水平，則存在較為普遍和明顯的“利潤侵蝕工資”現象。如此來看，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調整部分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只是一個方面，但問題的關鍵則是普遍提升私營企業的職工工資水平，才能逐步扭轉收入差距的擴大，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需求的問題。畢竟，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有利于”是并行不悖的，而不是顧此失彼的關系。“人為”地降低國有企業的比重或抑制國有經濟比重的提高，只會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的擴大和社會的兩極分化，不僅不會有效提振不足的消費需求，反而會使收入差距程度進一步加深，陷入惡性循環的困境中。這也充分表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有助于扭轉社會財產占有關系上的不平等，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的。鄧小平同志強調，“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這是非常深刻的論斷。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可以看到，國有企業歸全國人民所有，其利潤創造來之于民，自然也歸全體人民享有，體現了國有經濟為民謀利的屬性。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國有企業上繳各項稅費共計24399.1億元，同比增長了20.3%。其中，中央企業上繳稅金14058億元，超過了全國稅收的1/6，年均增長達到22%。另據201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2011年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為844.39億元，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為40億元。從2012年起，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范圍在原有基礎上，新增工信部、體育總局所屬企業等301家。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有助于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而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有機結合，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經濟基礎。因此，以“政治決心”的非常手段降低國企比重、遏制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必將妨礙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三、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平均瓜分絕不是國企改革的出路

　　從世界范圍來看，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絕大多數實行的是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制度。其中，作為高收入經濟體的發達國家只有31個，基本全是OECD國家，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則長期徘徊于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或低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從這個角度上說，實行私有制的眾多發展中國家早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向美歐國家看齊，但并沒有帶來國家的持續興旺發達和民眾的生活富裕，正相反，倒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由于私有化而導致經濟不能自主，由此陷入“私有化”陷阱和危機之中。由此可見，私有化并不是實現國強民富的靈丹妙藥。可張教授卻宣稱以轉送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方式能夠實現居民財富的增長，私有化是中國實現國強民富的改革良方。那么國有企業私有化平均瓜分的改革路徑到底可行與否，國企改革的出路何在?將國有企業平均瓜分的路徑絕不可行。

　　張教授提到，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平均瓜分不存在任何技術性的困難。因為我們大量的國有企業，尤其中央的國有企業，都已經上市，他們的股票都有價格，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到非公有的部門和個人。也可以通過半轉讓、半贈送的辦法，分給普通的老百姓。如果這個步驟采取之后，中國居民的財富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大的增長。單從張教授給出的這個“藥方”來看，貌似操作方法簡單，形式公平，既能改革國有企業，又能惠及全民。實則不然，一旦此“藥方”實施起來，不僅會引發經濟大動蕩、社會大變革，更會給虎視國有資產的人創造渾水摸魚、大肆瓜分侵占的機會，而國有資產的油水并不會流到老百姓的田里。因為，鄰國俄羅斯在距今不遠的2O世紀9O年代已經上演劇情雷同的一幕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

　　回顧俄羅斯以私有化為核心的“休克療法”的市場化改革歷程，可以看到那一時期的俄羅斯將國有企業資產量化均分，先是向每個公民象征性地收取25盧布，然后發放1萬盧布的國有資產私有化證券。后由于“證券私有化”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加之政府財政困難，對國企資產開始“改分為賣”，大型國企資產或被低價抵押、或被委托私人管理經營。私有化的一瞬間，每個俄羅斯人成了有價證券的主人都擁有了財富。然而國有資產證券化的過程，恰似于超發等額的貨幣，天量有價證券的發行與市場流通，無疑形成惡性通貨膨脹之源。轉瞬間，惡性通貨膨脹與失業相繼出現，迫使需要生存的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成為“過路財神”，被迫將資產證券賣掉，從而引發資產的再次集中，只是這次資產集中到少數寡頭和國際壟斷資本手中。現實比愿望殘酷，公有財產被瓜分后僅使少數人一夜暴富，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成為財富的所有者，僅僅是經歷了一場浩劫。“俄羅斯實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當年通脹率即達到2501%;至1999年，81%的居民已經沒有儲蓄存款，所有的勞動積蓄被徹底洗劫”。我國的許多國有企業在改制的過程中不僅沒有給當時的企業職工帶來財富的增長，而且許多職工為此喪失了工作崗位(實為減少了收入來源)，大量財富流入少數管理者的腰包。兩者改革的方式雖然不同，但結果卻并無二致。

　　可以說，私有化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社會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經濟基礎，改變了社會階層結構，催生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形成，導致“財團、寡頭”參政局面出現。貌似公平的私有化過程并沒有帶來公平的私有化結果，不僅國家財政狀況未得到改善，相反卻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俄羅斯約有500家大型企業被以72億美元的低價出售，而這些企業實際資產達2000多億美元。比如俄羅斯有色冶金企業股份的絕大部分落入西方公司之手，黃金市場被羅思柴爾德國際金融資本控制等，俄羅斯的戰略性企業被私人寡頭和外國資本控制，國家安全乃至整個經濟受到巨大威脅。

　　前車之轍，后車之鑒。事實上，中國中央企業70%的核心資產已經處于上市公司之中，如果遵從了張教授平均瓜分中央企業上市資產的建議，國內的所有制領域將會是如下一種格局：國有資產股權在平均分發之后，股權分散，不僅某些股東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大股東，而且民間私人資本、國際壟斷資本接手作為中央企業大股東的“障礙”成本大大降低，關系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移至少數私人資本和國際壟斷資本手中，政權、主權聽命于股權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目前唯一有能力、有實力與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抗衡的市場主體力量，一旦私有化將迫使中國淪為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控制下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主權、政治主權必將喪失殆盡。國有企業私有化平均瓜分的路徑不僅不可行，其具有的迷惑性、危害性更不容小覷。對此，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針對張教授的創新觀點，指出，“怎么改革國有企業?我既反對全盤私有化的方法。因為從中國政治結構來看，如果搞全盤私有化，肯定會變成葉利欽時代的俄國，成為寡頭經濟。我也反對分紅利益。美國政府如果對私營企業失去調控，危機肯定發生，中國完全市場化，危機也肯定發生。”

　　參考文獻：

　　[1]張維迎：《中國未來幾年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國企私有化》，htt：//fnance.ifeng.om/news/special/zgfzlt2012/_20120317/5764651.shtm1.

　　[2]黃平：《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3]程恩富、楊斌：《當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影響》，《海派經濟學》，2011年第1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年。

　　[4]張夏淮：《私有化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周建軍譯，載《紅旗文稿》2010年第12期。

　　[5]張宇：《論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載《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12期。

　　[6]陳亮：《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開放創新——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變》，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3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