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7月18日視察吉林時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創新是企業的動力之源，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必須抓好創新、質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充分發揮工人階級主人翁作用，維護好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積極構造和諧勞動關系。”(《人民日報》2015年7月19日)

　　這一重要講話，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出現的一系列理論和實際問題，應該認真學習、貫徹。

　　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國有經濟問題，存在許多分歧，這些分歧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現在，習近平同志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明確的指示。我們應該把思想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上來。

　　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要不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要有國有經濟?在我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竭力反對國有經濟，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需要有國有經濟，建立國有經濟本身就是錯誤的，這是“權貴資本主義”，必須對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甚至造謠說，鄧小平不贊成國有經濟，《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企業”這個詞。他們攻擊國有企業是個“怪胎”，“官不官、民不民”的，理應消滅。按照他們的邏輯：既然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需要有國有經濟，那么也就談不上國有經濟的地位了，也無需把它搞好了。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習近平的講話。

　　其實，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國有企業，是一種客觀必然性，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大家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矛盾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的需要，客觀上要求由全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即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來取代已經不適合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就是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道理。

　　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哪個組織能夠代表全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呢?換句話說，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唯一能夠代表整個社會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全體人民的總代表，它代表了所有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

　　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也必然要建立國有經濟的依據。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當作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道理也在這里。我國正是依據這一理論，在民主革命勝利的基礎上，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后來又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資本主義性質的民族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同時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大大發展了國有經濟，從而使得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統治地位。這就保證了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并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出發，確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在這樣的所有制結構中處于什么地位呢?

　　這個問題本來是十分清楚的，只是被新自由主義者搞糊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這就是說，國有經濟應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因而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是國家機關的神圣職責。這一點，往往被某些國家機關忘記了，有的領導人主政10年，沒有開過一次會討論發展國有經濟問題，沒有發過一個文件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這應該說是嚴重失職。

　　怎么理解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個“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中，國有經濟應該有控制力、影響力，國有經濟應該保證控制、引導國民經濟朝著預定的正確方向發展。每到關鍵時刻，這種作用就顯示出來了。建國初期上海的“糧棉之戰”就是一例(這個經驗值得重視，不過現在很少有人提及了)，最近股市風波又是一例。今年6月由于國內外勢力相互勾結，操縱股市，一會兒股市猛漲，一會兒又猛跌，搞得人心惶惶。我們正是依靠國有經濟，出手救市，穩定了市場，提升了人們的信心，避免了危機。如果沒有實力強大的國有經濟按照中央部署及時出手，股市就可能崩盤，進而引起廣大股民的騷動，動搖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心，政治經濟后果之嚴重，很難估量。

　　主導作用的另一方面表現在各種所有制的相互關系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但并不是各自孤立地并行發展。不同所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所處地位各不相同，其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非公制經濟則處于補充地位。各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之間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其中，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同時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怎么貫徹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方針呢?除了政治上靠黨和政府的正確的政策措施外，經濟上就要靠國有經濟了。沒有實力強大的國有經濟，國家就沒有能力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鼓勵和支持，更沒有能力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了。應該看到，不同所有制經濟由于性質不同，它們相互之間是存在矛盾和斗爭的，誰引導誰，是要憑經濟實力來說話的。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經濟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則要追逐最大限度利潤，我們要把它引導到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上來，談何容易!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光憑號召，是做不到的。

　　從經濟上說，國有經濟應該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是“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我們應該始終堅持這個“重要地位”不動搖。

　　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

　　習近平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目的是“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這“三個有利于”實際上具體地規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國有企業改革首先要保證國有經濟發展壯大，也就是要做大。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只有做大了，才有經濟實力來發揮主導作用。市場經濟是憑實力講話的，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主導作用”就是一句空話。

　　然而恰恰在要不要做大國有企業，即要不要發展壯大國有經濟這一點上，分歧十分嚴重。新自由主義者炮制了種種理由，要求通過改革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甚至消滅國有經濟。最常見的有：國有企業壟斷論，要消除壟斷，必須減少國有企業。其實競爭必然導致壟斷，這是客觀規律，不是國有企業壟斷，就是私營企業壟斷，顯然為全體人民利益壟斷，要比為私人利益壟斷優越得多。我們只能反對市場上的壟斷行為，而不能反對把企業做大;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論，這種論調是21世紀才出現的，上世紀9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國有企業效益不好，當時主要的輿論是國有企業效益不高，應該減少;進入21世紀，國有企業通過改革，經濟效益提高了，賺錢了，他們又提出這是與民爭利，也要縮小規模，總之，在他們眼里，國有企業左右都不是，不賺錢，要減少;賺錢了，也要減少。這就是他們的不講理的邏輯;比照西方國有經濟規模論，他們說，美國國有經濟不到10%，我們要那么多干嘛。他們是西方教條主義者，把西方的一切都當成圭臬，忘記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相比較，不僅性質根本不同，而且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樣。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國有企業只是私營經濟的補充，它只應該是為了保證私營企業賺錢而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里存在，因而比重比較小。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調控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建設小康社會的有力支柱，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顯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同日而語，怎么能夠用西方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來限制我國的國有經濟呢?

　　這種反對壯大國有經濟的思想，盡管是錯誤的，但如果僅僅是某些學者的想法，那也就罷了，書生議論，說說而已，無傷大局，要命的是，一些主管經濟改革的部門的領導干部也持有這種想法，這就可怕了，因為他們掌握大權，在領導著國有企業的改革。例如，國務院發展中心的企業研究所一位副所長公開主張，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不僅不應該做大，而且應該分批出賣，直至賣光。他提出：“國企民營化，對于全國13萬家中小型國企而言，完全可以選擇整體出售的辦法實行一步到位的完全民營化;而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國企，特別是集團性國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以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實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民營化 ……不能裹足不前。”這就是說，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整體出賣”，變成私有，大型國企的改革是通過混合所有制一步一步變成私有?？傊?，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消滅國有企業。國家發改委的體改司司長則強調，“只有市場做不了或者不經濟的領域，國有企業才可以參與，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本經濟是基礎和主體。”(《經濟刺激周年。意見領袖展望宏觀政策未來》，《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11月6日)這等于說，“市場做得了的”、“賺錢的”領域里的國有企業都必須退出，實行私有化。

　　應該指出，這種鼓吹私有化的言論是違反憲法的，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把作為公有制主要形式的國有經濟私有化了，那等于挖掉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主張把公有制為主體改成私營經濟為主體，等于否定了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不是違憲的言行又是什么?

　　順便說一下，國家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應該忠于憲法。這就是說，不僅要擁護、遵守憲法，而且要為捍衛、執行憲法、并同違反憲法的言行進行不懈斗爭，而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違反憲法的人，是沒有資格當國家干部、尤其是沒有資格當領導干部的。

　　掌管著經濟改革大權的領導干部持有私有化的想法，這對我國來說，隱含著極大的危險，因為他們有可能把改革引上新自由主義邪路即資本主義化邪路上去。他們是同習近平總書記對著干的，總書記要做大國有企業，他們則要縮小以至消滅國有企業。老實說，他們不配當領導干部，更不配擔任主管經濟改革的職務。

　　主管經濟改革的領導干部這種公開要求實行私有化的言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改革中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斗爭的激烈程度。

　　其次，國有企業改革必須保證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也就是要做強、做優。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對外開放方針，國有企業面臨著國際、國內兩種市場的競爭。競爭必然是優勝劣汰，競爭是殘酷的，沒有脈脈溫情。沒有競爭力，就會被淘汰出局，靠行政權力來支撐，是維持不下去的。國有企業要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站住腳，經受住市場競爭的考驗，必須通過改革使得自己身強體壯，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習近平指出了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基本途徑，他提出“創新是企業的動力之源，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只要抓好創新、質量、管理，就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這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所在。

　　新自由主義者反對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增強企業競爭力這一方向。他們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因而改革不應該探討如何增強國有企業競爭力的問題，而是國有企業如何退出競爭性領域。用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應該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成之日，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時。”至于為什么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為什么國有經就不能采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不回答了。這就是我國新自由主義者的特點：只下論斷，不做論證，仿佛只要說多了，那就成了不用論證的“公理”了。

　　為了說明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我們不得不從基本道理講起。鄧小平對政治經濟學的一大貢獻，就是他闡明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們是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而不是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它們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所在，不能說明社會制度的性質。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的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一論斷，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得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能夠大膽地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來發展生產，也為我們創造性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當然，國有經濟要采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本身需要對原有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但這已是怎樣采用市場經濟機制的問題了，而不是能不能采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的問題。

　　新自由主義者的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論斷，從理論上說，違背了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的科學判斷，回到了改革開放以前的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的錯誤認識上去了，因為他們實際上是把市場經濟同私有制混在一起了;從政治上說，是反對黨的十四大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的，因為如果公有制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怎么會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的嘛。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口口聲聲說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又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真不知道他們的理論邏輯是什么!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四大以來，大批國有企業通過改革，轉換了經營機制，改革了管理方法，在市場經濟大海中游泳，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效益大大提高(如躋身世界500強的建材集團、醫藥集團等，這樣的國有企業，已經相當普遍)，事實已經證明，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是站不住的。

　　但是，新自由主義者是撞了南墻也不回頭的主兒，在國有企業已經很好地實行市場經濟機制的事實面前，也就是說，在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已經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這個事實面前，仍然堅持國有經濟不能搞市場經濟。上面提到的國務院發展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就說：“從根本上來說，國有制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國企并沒有實現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也無法實現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真是閉著眼睛說瞎話，完全不顧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四大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情況。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也是這樣看的。他說，國有企業只能在“市場之外”存在，就是這個意思。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國有企業通過改革增強市場競爭力，他們卻說，國有企業根本不能搞市場經濟，這不是滿擰了嘛!持有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人，是不可能貫徹總書記的決策的。

　　第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這一點應該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決策聯系起來理解，因為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國有企業正是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來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的。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對《決定》做的《說明》，詳細闡述了我們要搞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性質、內涵及其重大意義，說清楚了為什么要發展混合所有制和怎樣發展混合所有制。他指出：“如何更好地體現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的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

　　三中全會是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看作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看作是增強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應該“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習近平視察吉林的講話又重申了這一精神：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也就是說，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利用國有資本吸收社會資本，擴大國有資本的支配范圍。中國建材集團就是這樣做的，它通過與非公有制經濟交叉持股的方式，用210億元國有權益控制了650億元的凈資產，用650億元的凈資產又控制了一個超過3000億元總資產的企業。(見《“混合”改革啟示錄》，《國企》雜志2014年第2期第37頁)事實證明，這是國有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我國改革的歷史表明，中央任何一項重大改革措施都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干擾，發展混合所有經濟也不例外。三中全會《決定》剛一公布，國內就出現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決定》的聲音。有人提出，應該大力鼓勵和發展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當作是資本主義經濟控制、支配、利用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一種形式和手段。他們希望通過混合所有制經濟這種形式，逐步消蝕國有經濟，實質上也就是把混合經所有制當作推行私有化的一種手段。

　　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方面的教訓。十五大提出發展股份制(當時提出的股份制主要是指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后，有人就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十五大精神，把股份制當作私有化的一種手段，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按股份制的形式大量出售國有資產，半賣半送、明賣實送，把國有企業的改制當作肆意侵吞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一些人借改制一夜暴富，成為大富翁。由于瘋狂盜竊國有資產，私營經濟得到迅速膨脹，國有經濟比重急劇下降，導致公有制主體地位岌岌可危。這種景象，我們記憶猶新。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有兩個方向、兩種做法、兩種前途：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展公有制控股的混合經濟，可以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成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經濟控制、利用社會主義經濟的形式，成為私有化的工具。這里決定性的問題在于改革的指導思想，在實際工作中落實下來就是誰控制誰，是公有制經濟控制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還是私有經濟控制和利用公有經濟。這個問題非同小可，事關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必須旗幟鮮明，劃清界線，千萬不要再被新自由主義忽悠了。

　　習近平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指明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沿著這一方向進行改革，就一定能夠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好。然而不能不看到，貫徹這一指示，是充滿著斗爭的。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尤其要警惕實際主管經濟改革工作的領導干部，枉顧習總書記的指示，自行其事，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路去設計和貫徹改革方案。

　　現在有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求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一到實際主持經濟改革的部門，就把馬克思主義置諸腦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來設計改革方案，甚至請新自由主義的外國人來制定改革規劃。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兩張皮”現象，不僅貽誤了改革，而且敗壞了黨的形象。再也不能允許這種現象存在下去了。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了那么明確的指示，我們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不按照習近平講話精神去推進改革，應該嚴格按照黨的政治紀律處置。

　　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搞好國有企業的管理

　　習近平講話特別強調國有企業要搞好管理，指出“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而國有企業管理最重要的是樹立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發揚勞模精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現在有一種看法：今后要用“國資”來代替“國企”，用管資本來代替管企業。只要資本運作有效益，企業怎么管理，就不用管了。只管資本不管人，這種傾向是令人擔憂的。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不是國家把一大筆錢(資本)掌握在手里，就保住全民所有制了。記得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用贖買的辦法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定息的形式把資本金給了資本家。錢是給了資本家，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消滅了，變成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可見，不能把所有制僅僅看作一把錢歸誰所有，更重要的是要看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

　　這里涉及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什么叫所有制?一般教科書上給所有制下定義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然而生產資料所有制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個經濟范疇。它反映的不僅僅是物的隸屬關系，即生產資料的歸屬，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生產資料的隸屬關系僅僅是圍繞著生產資料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物質承擔者，還不是生產關系本身。教科書上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這種定義，有的事情就解釋不了，例如，奴隸主私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上是一樣的，都是歸私人所有，怎么區分這三種所有制形式呢?這就不能不講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同勞動者的關系了。如果生產資料是同喪失人身自由的勞動者相結合，那就是奴隸主私有制;如果生產資料是同一無所有、但人身是自由的勞動者相結合(通過在市場上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即雇用工人來實現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那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只是個“外殼”，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同勞動者的關系，即生產資料同勞動力相結合的方式，才是它的“內核”。

　　我們對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應該這樣理解。并不是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或歸集體所有，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關鍵要看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如果國家占有生產資料，但在生產過程中是雇傭關系，工人不是主人，而處于被雇傭的地位，那仍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就是這樣的。如果生產資料歸一幫子人共同所有，但雇傭工人進行勞動，那也仍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就是這樣)，而不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所以，并不是只要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就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也不是所有的股份制企業都是公有制(并不是像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的那樣，股份制就是“新公有制企業”)。國家所有或股東集體所有，都只是資本的組織形式，而不是生產關系的“內核”。我們一定要考察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才能說明所有制的性質。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建立起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以后，十分關心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上世紀50年代初，我國國有企業基本上照搬蘇聯的企業管理制度，強調一長制。那時我們的國有企業模仿蘇聯馬戈尼托高爾斯克鋼鐵廠的管理制度，把它稱之為“馬鋼憲法”。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認為在這種制度下，廠長與工人的關系是“貓鼠關系”，是不平等的，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性質。他對國有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正當他在探索的時候，中共鞍山市委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總結了鞍山鋼鐵公司管理制度改革的經驗，把它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毛澤東看了十分高興，馬上代中央寫了個批語，充分肯定了鞍鋼的做法，把它稱之為“鞍鋼憲法”，要求在全國推廣。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一次肯定了“鞍鋼憲法”，把它列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里，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應當是什么樣的關系呢?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是：對領導人員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管理人員來說，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對工人來說，要保證工人參加企業的管理，真正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他指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個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455、45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

　　順便說一下，毛澤東特別強調，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同上，第275、276頁)他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只有工人成為企業的主人，能夠當家作主，在生產過程中形成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國有企業才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如果工人在生產中不能真正成為主人，工人不能參加管理，即使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也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國有企業搞好管理，中心問題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樹立起工人階級的企業主人翁地位。絕不能簡單照搬西方國家的企業管理制度。應該看到，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制度是具有兩重性的，一方面它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管理的一般規律，這是科學的，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另一方面它服從于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需要，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必須揚棄。我們必須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出發，借鑒西方企業先進經驗，建立起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點的企業管理制度。

　　記得在討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曾經提出，現代企業制度是任何國家都適用的，但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應該有自己的特點。我們的現代企業制度有三個前提，一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二是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三是堅持公有制。在堅持這三個前提下，建立自己的現代企業制度，不要照搬別國的東西。這一意見十分重要。

　　建立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點的企業管理制度，這項工做還在探索中，任務十分艱巨。絕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資本運作上而不管企業管理。在混合所有制企業里，也需要這樣做。應該讓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在混合所有制企業里占統治地位，而不能聽憑資本主義關系籠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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