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23日，高層智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發表于求是雜志社《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上網，一石激起千層浪。此文的出臺、發表，乃至圍繞此文的相關爭論，其實是涉及到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道路的重大問題，因此國內外智庫都高度關注。在這里北斗深度智庫為您做出客觀、理性、全面、深入的獨家解讀和分析。

　　一、王偉光文章背后關于“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解釋權的大博弈

　　首先，此文出現的背景及其主旨都是非常明確的。文章開篇明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民主與專政及其實現形式等重大問題。為了搞清楚這些重大問題，有必要重溫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新口號后，表面的風平浪靜之下其實波濤洶涌。其中爭論最大的，就是治理的主體是誰?歸納起來，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治理的主體，仍然是傳統的一元化的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群眾。另一種觀點則主張，應該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搞“治理主體多元化”，具體到中國來說，就是讓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生根發芽并發展壯大的國外壟斷資本階級和國內私人資本階層，全部成為治理的權威主體。

　　國外壟斷資本一直在通過中間代理人，向中國及第三世界推廣其治理理論，其主要目的就是弱化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中國共產黨及政府在國內和國際治理中的領導作用，為西方霸權帝國及其跨國壟斷資本公司干涉中國內政進而殖民化中國提供理論支撐。可以說，按照這種“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意見，現有的憲法及其規定的國體、政體，都要做根本性的改變(抑或稱之為廢除和顛覆)，這等于事實上重新建立一個新的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國家。

　　中國當前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憲法序言規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而按照“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意見，“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對國體的根本性特征的描述條文都得廢除和取消。憲法序言中其他的相關論斷也必須得廢除，例如：“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必然不能成為當前中國的指導思想。歸根結底，按照這種意見，取消“工人階級領導”、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最終目的，是取消“黨的領導”，搞資本主義的多黨競爭的憲政體制。

　　后一種觀點的典型代表，是2003年至今一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雖然他是資本化的南方系媒體熱捧的智囊，但在黨內卻是爭議性很大的人物。俞可平自2003年從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升任副局長后，擔任此職務已經有十一年之久。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落幕，11月30日俞可平組織的“推進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就在北京迅速召開，先聲奪人地搶奪“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解釋權。此會議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政治發展研究所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辦，鳳凰網大學問作為特邀媒體參與報道。

　　俞可平在會議上做了《沿著民主法治的道路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主旨演講，其演講開篇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俞可平認為：【“治理”是上個世紀末興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征。】隨后他比較了治理和統治的差異：【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威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原來，在俞可平看來，“統治”和“治理”是矛盾的，取消“統治”和“專政”，走向“治理”是人類大勢所趨。俞可平實際上是在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所言“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種判斷在今天是錯誤的。俞可平這類觀點至少包含兩個意思，第一，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由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了由政府、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共同治理的全民性國家。第二，中國也應該采納這種治理體系，取消無產階級統治、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變人民民主的一元化主體的統治或專政，為多元化主體的全民性的治理，主要是讓企業組織，即私人企業資本和資本家組織作為主體參與國家治理。

　　由此可見，除了在明處積極推動憲政民主外，一些知識分子還試圖通過曲解“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概念的方式，推動治理主體多元化的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政主張。可以說，這種“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戰略，非常高明。

　　當然除了讓資本家階級成為國家治理主體外，俞可平的主張中還有社會組織。這也是他的一貫看法。早在2011年俞可平就曾發表《走向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文章將黨和政府稱之為“官”，將資本家稱之為“民”，呼吁“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其中就提出了公民社會和社會組織的問題：【各級黨政官員應當對公民社會的戰略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從而采取積極鼓勵和合作支持的態度……各級政府應當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別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它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這里有個基本原則問題，即人民群眾究竟應該被共產黨組織起來，還是由資本家出資資助的各種NGO所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沒有自我組織起來的情況下，國外所謂社會組織即NGO，其基本運營資本主要依靠資本家階級的資助。因此，所謂的社會組織和NGO，無論是環保類、慈善類還是勞工類，都是資本家階級控制社會的組織手段，本質上是資本家階級統治社會的另外一只手。

　　而王偉光的文章很明顯代表前一種觀點，從而與“治理主體多元化”的全民性的“憲政”主張針鋒相對。在解釋為什么要寫此文時，王偉光文章寫道：【國家與專政問題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國家，總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階級的國家，而把無產階級國家說成是邪惡的、暴力的、專制的國家……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反對專政的幌子，把一切專政都說成是壞的，根本不提還有資產階級專政，只講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民主粉飾為“至善至美”的反專制、反一黨制、超階級、超歷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實質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

　　王偉光主張，中國應該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而不能搞西方化的、治理主體多元化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治理體系。王偉光的文章以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為基礎，闡釋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其中包括“國家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剝削、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國家隨著階級的消失而消亡，而國家的最終消亡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過渡”等等觀念，進而對當前中國憲法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做出了這樣的定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建立在消滅了階級對階級的壓迫基礎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新型國家。……但這不等于放棄階級工具的職能，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這個職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當出現大規模的外國軍事侵略的情況下，當外部敵對勢力與內部敵對力量相互勾結，嚴重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安全，包括意識形態安全時，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壓迫的作用絲毫不能減輕。】

　　二、四中全會前夕，王偉光文章提出了社會主義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系統方案

　　王偉光文章最核心的內容，其實是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做出具體的描述，從而規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確切的基本框架。其要點包括：

　　1，明確人民民主專政及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元化主體。通過借用毛澤東的話，王偉光文章指出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人民，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階層，但必須由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在中國現階段，人民是什么，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當然，人民民主專政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主要基礎是工農聯盟。】

　　2，民主和專政的辯證統一。【對敵人的專政是對人民民主的 保障，堅決地打擊敵人的破壞和反抗，才能維護人民民主，才能保衛社會主義民主。……對人民民主是對敵人專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內部充分發揮民主，才能有效鎮壓敵人。】

　　3，隨后，王偉光文章明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兩大具體任務：【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政治手段、階級工具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勢力，對蓄意破壞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敵對分子實行專政;第二個任務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和平演變”、西化、分化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對企圖顛覆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部敵對勢力實行專政。】

　　4，進而，王偉光文章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六點要義：【第一，堅持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第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南;第三，堅持以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聯盟為最主要的基礎;第四，以一切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為最廣泛的聯盟;第五，對少數敵人實行專政，對大多數人民群眾實行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第六，通過社會主義法制實施民主與專政。】

　　這四條歸納起來可以發現，王偉光文章的一個關鍵基點，其實就是在論述如何對待新生的資本階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廣大的工人、農民等勞動階級作為人民大眾的主體，屬于統治階級和領導階級，這是不言而喻的。新生的資本家階層對中共來說是個棘手問題。而在王偉光文章看來，新生資本家階層中“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資本家，將以民族資產階級的身份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為人民的一部分。而那些與國外顛覆勢力相勾結，企圖搞“和平演變”，試圖“破壞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資本家，將被實行專政。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主要是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根本的政治制度，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體。

　　80年代以來，以鄧小平、陳云等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一直在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提防和平演變。然而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所謂的敵對勢力一般被認為主要來自外部，即西方帝國主義霸權國家，其核心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國內由于沒有出現階級分化，即便是有些力量對社會主義不滿并勾結西方進行顛覆活動，也被傾向于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然而，自90年代后期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國內經濟結構及政治形勢都發生著深刻變化。在今天這種經濟政治格局下，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平演變勢力、敵對顛覆勢力，已經在國內有了一定的階級基礎，即王偉光文章所說的“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勢力”、“蓄意破壞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敵對分子”。也正因為如此，今天敵對勢力的力量、影響及破壞程度，也遠遠高于之前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王偉光文章認為，人民民主專政的首要的第一任務，就是對這些勢力進行專政，第二大任務才是針對國外的敵對顛覆勢力。

　　王偉光文章的新意，是將這種斗爭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歸結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力量生死博弈”，其文章在最后部分著重強調：【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人民民主專政是萬萬不可取消的，必須堅持，必須鞏固，必須強大。否則，不足以抵制國外反動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圖謀，不足以壓制國內敵對力量里應外合的破壞作用。必須建設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設強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保衛和平、保衛人民、保衛社會主義。】也正由于存在這種嚴重而尖銳的斗爭，王偉光判斷，“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

　　按照這種判斷，如果國內某些資本家，圖謀里應外合地對中國進行“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活動，將被黨和政府視作敵對的反動階級和敵對勢力而對其進行專政，而這種較量被視作階級斗爭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王偉光的文章主旨符合“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并非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王偉光文章明確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建立在消滅了階級對階級的壓迫基礎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新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新型國家的階級工具職能，其范圍和作用會逐步縮小、減少，而公共服務職能會逐步擴大、加重。但這不等于放棄階級工具的職能，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這個職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當出現大規模的外國軍事侵略的情況下，當外部敵對勢力與內部敵對力量相互勾結，嚴重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安全，包括意識形態安全時，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壓迫的作用絲毫不能減輕。】

　　所謂“階級斗爭為綱”，就是主張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將國內階級斗爭當做黨面臨的主要矛盾，其他的如經濟建設等都是次要矛盾。而王偉光文章明確指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階級斗爭雖然還長期存在，并且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因此總體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例如，當前《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當階級斗爭激化時，例如外敵大規模入侵、敵對勢力即將顛覆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時，階級斗爭肯定在這些特殊時段成為主要矛盾，例如處理八九動亂時期。

　　在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處于被顛覆的亡黨亡國的邊緣時刻，顯然是不可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只能以國家安全以階級斗爭為工作中心，但這只是在特別時段，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在國家安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應主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本質含義。沒有毛時代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在朝鮮和越南戰場兩次打敗美國、沒有毛時代兩彈一星核潛艇，中國在改革開放時代是不可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在一起的，四項基本原則保障經濟建設的方向和道路。如果割裂基本路線，單純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其結果必然是方向道路走偏了，走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乃至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都被顛覆了，經濟建設也必然失敗。

　　因此，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經濟建設本身，就是在增強社會主義這一力量，其本身也正是在與國內外資本主義力量進行博弈。但是此時由于我們擁有強大國防和雄厚的物質基礎，外部資本主義無法對我產生根本的威脅，內部的資本主義力量和敵對勢力也相對弱小，因此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增強社會主義綜合國力，本身就是在同資本主義力量進行博弈，本身就處在兩大力量博弈的主線索之中，并沒有也不可能脫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力量博弈的時代大背景。

　　例如，改革開放后，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我們在國際階級斗爭中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就要表現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優越于其他的思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這里鄧小平明確認為，在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本身，也就是在進行國際層面的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力量和資本主義力量的大博弈，這仍然是在承認階級斗爭為時代主線索的背景下談的，但這并不等于“以階級斗爭為綱”。

　　鄧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又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鄧小平在這里明確認為，現實政治，主要就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這等于確認階級斗爭仍然是時代的大局即主線索，但這并不等于“以階級斗爭為綱”。

　　王偉光文章中提出的“主線索”，是指整個時代的主線索，是就整個世界兩大力量格局而言，而并不是指我們國內工作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指我黨中心工作。國內剝削階級沒有被消滅時，階級斗爭當然是時代主線索，但并不意味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就是我黨面臨的主要矛盾;國內剝削階級被消滅，階級斗爭已經不是國內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也并不意味著整個世界整個時代的主線索不是階級斗爭。整個時代的主線索，和我黨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明顯不是一回事。例如，在解放前的28年里，中國當然處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在抗日戰爭中，我黨的主要工作及中心工作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汪偽政權，英美帝國主義、蔣家王朝及國內的資產階級甚至官僚資本主義都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也不是主要矛盾。當時雖然處于這個時代，雖然階級斗爭仍然是主線索，但與資產階級及與國民黨的階級斗爭，并不是我黨的中心工作。就當時整個世界和時段來說，雖然仍然處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力量博弈的以階級斗爭為主線索的大時代，但社會主義陣營力量選擇和自由資本主義力量合作聯盟，共同對抗法西斯勢力，因此和英美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階級斗爭，并不是當時社會主義力量的主要矛盾。顯而易見，時代的主線索，并不等同于社會主義政黨面臨的主要矛盾。

　　在社會主義運動產生后，在消滅帝國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這一長期時段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會一直貫穿著整個時代。但是我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自身力量和外部環境的不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并非在任何階段任何時期都把階級斗爭當做中心工作。在國內剝削階級被消滅，敵對勢力力量弱小時，當然是不能將階級斗爭作為國內主要工作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進入了沒有階級斗爭這一主線索貫穿的共產主義的新時代。

　　黨所面臨的各種矛盾及相關工作，可分為黨內、國內、國際三個方面。所謂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指不僅在國際對外工作方面及國內工作方面將階級斗爭當做主要矛盾和工作，處理黨內工作也把階級斗爭當做主要矛盾，把黨內矛盾視作敵我性質的階級矛盾。其實，這種全面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只在文革時期采用過，文革之前處理黨內矛盾是按照內部矛盾而非階級矛盾和敵我矛盾來處理的。即便是在文革時期，與外部資本主義如美國、日本、西歐的矛盾，也并非一成不變的斗爭，在文革初期是全面的斗爭，而在后期則是以緩和和合作為主，斗爭為輔。這個階段中國社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關系，仍然處在兩大力量博弈的主線索中，但兩者之間的關系卻是以合作為主、斗爭為輔，即便是文革后期都是如此。可見，認為時代的主線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并不意味著黨的對外工作永遠是以階級斗爭為主，是以斗爭還是以合作為主，取決于敵我力量的對比及國際大環境。當社會主義力量與資本主義力量對比取得壓倒性優勢時，國際范圍內兩大力量的階級矛盾會成為主要矛盾，兩者的關系以斗爭為主，但社會主義國家及政黨的內部卻并不是階級斗爭為主。因此，把黨內、國內、國際的矛盾混為一談，更是錯誤的，認為對國外以階級斗爭為主就一定意味著國內乃至黨內也以階級斗爭為主，是教條化的思維方式。

　　鄧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說來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很顯然，這里鄧小平仍然是在強調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之間的階級斗爭沒有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仍然在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冷戰，這意味著鄧小平在強調階級斗爭仍然是貫徹整個時代的主線索，并且將其提高到“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略高度，然而鄧小平的這些理論顯然并不等于“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否定經濟建設為中心。

　　此外需要強調，王偉光這一“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模式也有很大的創新之處。最大的創新之處，是其六點要義中的第六點，即“通過社會主義法制實施民主與專政”。按照這一模式，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內容有兩方面，一個是讓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群眾依法享有民主。另一個則是對敵對勢力和剝削階級依法進行專政。中國自由主義法學家們所倡導的依法治國，其主要要點是保障和謀取一些異議知識分子和異議資本家富豪的政治權利和權力，試圖讓他們成為統治階級和治理主體。而在王偉光的文章看來，這些人仍然是專政的對象，是依法專政的對象。

　　可以說，在四中全會前夕，王偉光的文章提出了社會主義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系統方案。

　　三、王偉光的文章是對習近平系列講話的呼應，其出現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正如憲法中所指出的，“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可以說，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從來都堅持“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這一基本觀點。抵制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反對西化和分化，歷代領導人都高度強調這些問題。然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斗爭”、“階級分析”觀點確實在學術界、在媒體輿論界一度有被邊緣化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王偉光文章重新提出憲法、黨章及歷代領導人都曾強調過但卻被很多知識分子所忽視的這一理論觀點，自然是一個預示中國政治經濟秩序正在發生新變化、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大信號，也必然會引起很大的爭論。

　　綜合各種信息可以看到，王偉光文章的觀點并非僅僅代表其個人，一定程度上講，這篇文章也是在呼應習近平的系列講話。首先，2012年11月17日，十八大剛剛閉幕后，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綱領性發言就明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堅持、發展和繼承、創新的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隨后，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眾所周知，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之一就是階級斗爭理論。也是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還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由于西方化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在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界都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習近平的這些講話一直被某些人所抵制。

　　在2014年的217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更加明確地用“階級分析”理論否定了西方化的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憲政模式，他說：“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非常明顯，王偉光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呼應習近平之前的一系列講話。重新強調要堅持“階級分析”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很顯然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

　　習近平及王偉光這些高層智囊為何又重新強調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要堅持“階級分析”、“階級斗爭”理論?結合當前的國情、世情、黨情分析，可以說做出這種選擇是必然的。

　　第一，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尤其是否定了“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理論，中共的領導地位就沒有了歷史合法性。

　　當前，知識界很多人奉行自由主義理論，他們認為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毛澤東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錯的，階級斗爭理論是錯的。按照這種理論，近代以來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即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沒有進行剝削壓迫，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也沒有進行剝削壓迫，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也沒有對工人進行剝削壓迫。由此，按照自由主義理論，中共歷史搞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歷次武裝起義、歷次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等，都變成了中共對中外資本家和地主這些“公民”的“人權侵犯”。因此，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及憲政理論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實際上也就否定了中共歷史存在的合法性和正義性。

　　第二，為了應對現實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意識形態斗爭，中共不得不堅持階級斗爭理論。

　　中共自身一旦否定了階級斗爭這一理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而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會全盤崩潰，中共及中國就只能接受西方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例如，習近平在217講話中說，“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因此必須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進行階級分析，將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定性成壟斷資產階級和資本寡頭統治勞動人民對人民進行專政的工具，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定性成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作為國家主人對剝削階級和敵對勢力進行專政的工具，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擁有現實合法性，才能在西方的意識形態攻擊下站穩腳跟。因此，為了鞏固中國當前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必須重新強調“階級斗爭”及“階級分析”理論。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是，為了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關鍵而迫切的現實問題，中共也不得不繼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和階級斗爭理論。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在中國實際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進程中，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腐敗、階級分化乃至兩極分化。當前中國各方對兩極分化這一現狀都是承認的，但是自由主義陣營認為兩極分化與親資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無關，主要是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導致的，他們對中國富豪榜上全部都是民營企業家(很多是新自由主義高官的子女和代理人)身份視而不見，強行認定兩極分化主要原因在于國企的壟斷和官員的一般性腐敗。這種看法不符合基本的歷史邏輯也沒有現實依據。因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理論是一個不斷被破壞、瓦解及淡化的過程，但是腐敗和兩極分化卻是逐步加大的過程，將其歸結到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理論絲毫沒有絲毫的說服力。在前三十年里，干部腐敗和兩極分化程度，都是微乎其微的，不可能越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力量越強大。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實際導致腐敗和兩極分化的主要經濟改革政策，如國企私有化、工人下崗、盲目引進外資、高價進口廉價出口、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市場化、購買美國國債和垃圾債等等，明顯不是根據毛澤東思想，而是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所制定的。因此，解決這些問題，不僅僅需要堅持前三十年為改革開放所奠定的物質基礎和基本的制度基礎，而且也需要重新在前三十年的理論、實踐及制度中汲取營養。這就是習近平所強調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不能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丟的現實意義。例如，群眾路線實際上已經被擱置了很多年，但現在黨中央重新加以強調和恢復以解決現實問題，這客觀是對原有的紅色傳統的堅持和回歸。

　　中國和俄羅斯等原蘇聯地區、東歐地區、拉美地區等世界各國一樣，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都是腐敗的泛濫、經濟的兩極分化、社會財富流向西方資本寡頭及普通民眾原有福利的喪失。而且無一例以，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和左翼運動的復興。而近代以來中國則是左翼傳統最強大的國家和地區之一，當前中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也依賴于此。按照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察中國社會就會得出如下結論：

　　隨著新自由主義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幾千萬工人的下崗，中國出現了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嚴重的兩極分化。這些問題不能歸罪于黨的基本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而只能歸罪于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共黨內某些握有實權的高級官員，一直奉行的就是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他們推動了經濟新自由主義改革并試圖推動憲政化及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政治改革，而這批人恰恰正是超級腐敗的官員和超級大老虎，并且和國外壟斷資本關系密切(其子女一代大多是直接的大買辦)，他們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如賤賣戰略產業給外資、鼓勵外資銀行控制中國金融、購買美國國債和垃圾債券、穩固美元霸權等方式向西方輸送巨額利益。在經濟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庇護下，這些高級官員的家屬，都以民營企業家即資本家和外資代理人的身份，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治外法權，他們在金融、礦產、石油、醫藥、房地產等行業興風作浪，獲得巨額財富和資本，并與國外壟斷財團融為一體。客觀上說，中國當前已經出現了一個與勞動人民和中產階層相對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層，他們勾結外國壟斷資本，侵吞了巨額國有資產和人民血汗，從而使整個國家財富分配兩極分化。例如，房地產行業之所以綁架了中國，關鍵是一大批地產富豪屬于這個官僚買辦階層，而正是這個階層在制定并執行相關領域的政策。十年來，對高房價的“調控”必然屢屢變成了“空調”，從而帶來嚴重的住房難的民生災難。

　　因此，不光中國的下崗工人、農民等底層勞動階級仇恨這個官僚買辦階層，就連中國中產階級也無比仇恨這個階層。由于其既得利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完全是非法的，官僚買辦階層奉行的是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為內核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當年蘇共內部的特權階級一樣，他們主張廢除當前的社會主義憲法及制度，并采用各種方式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實際破壞，試圖建立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使自己的非法既得利益合法化。

　　在這種利益和政治格局下，中共客觀上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和新生的特權階層即官僚買辦資產階層綁在一起，保護并擴大其非法的既得利益，這要求必須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及階級斗爭理論，瓦解原有共產黨和共和國，建立新政黨和新國家，一起發財。然而走這條路必然會很快迎來底層紅色革命的局面，而且由于毛澤東的原因，與蘇聯解體前蘇聯工人和左翼的狀況相比，當前中國底層及左翼的覺悟程度和整體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這條路是很難走成功的。第二條則是，和廣大底層勞動人民和中產階層站在一起，走群眾路線，依靠人民群眾，與官僚買辦資產階層做切割并清洗這個特權階層，使共產黨和共和國獲得吐故納新的新生機會。走這個路線，就不得不與官僚買辦特權階層針鋒相對地祭出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的法寶。

　　可以說，習近平及王偉光等高層智囊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及階級斗爭理論，是在試圖走后一種路線，試圖夯實中共的執政基礎和階級基礎。換句話講，習近平及王偉光等人是在向中國廣大的普通勞動民眾做這樣的表態：我們不會拋棄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你們仍然將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那些奉行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地產富豪和官僚買辦特權階層，是敵對勢力、敵對階級和剝削階級，我們要與之進行堅決的階級斗爭，進行輸死的搏斗。這恐怕就是王偉光所說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真正含義。

　　從以上這三點可以看出：要維持中共執政地位的歷史合法性，必須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要進行現實中的意識形態斗爭，必須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要進行現實中的政治博弈，消滅非法暴富的官僚買辦特權階層，也必須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要推進社會主義改革、消除兩極分化、改善民生、獲得人民支持、夯實中共執政的階級基礎，更加必須堅持和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

　　所以說習近平系列講話及王偉光文章的出現，是一種必然趨勢，也是一種非常有戰略眼光的理性抉擇。

　　從美國的情況看，從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及東歐地區、拉美地區等等世界各地的國家和地區來看，顯而易見的是，瓜分國家資產、掠奪人民財富的壟斷資本財團和既得利益群體，全部都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在中國也一樣。因此，對于中國的官員和知識分子來說，越是抵制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理論的，越是堅持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越有可能是官僚買辦特權階層的一份子或者代言人。

　　由此可以判斷，強調階級分析理論的習近平及王偉光，是黨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敵人。而那部分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侵吞國有資產和人民血汗的官員，正是剝削階級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骨干。他們恰恰則是否定和抵制階級斗爭理論的。這一現象是世界性的普遍規律。例如，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蘇共特權階層及蘇聯解體后侵吞人民財富的前蘇共團中央的寡頭們，一直秉持的就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何曾堅持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

　　四、民營企業家應如何應對新的政治經濟秩序？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階級的劃分并非是按照財產，而是按照生產關系，尤其是是否占有生產資料并剝削他人的勞動來劃分的。因此，資產階級之“產”，是指憑借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通過雇傭勞動來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這種權力，而并非指的是簡單的財產。因此，沒有雇傭勞動和剝削剩余價值，就不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指個人不占有生產資料，而不是不占有財產和財富，因為即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也是有少量財產的，最起碼是有一定的的生活資料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所謂“無產”，指的是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及剝削他人勞動的權力，而并非沒有財產、財富和生活資料。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層，雖然擁有住房和汽車，但是他們通過出賣自身的勞動為生，受雇傭于資本家階級并被其剝削，因此也屬于無產階級。

　　當然，按照馬克思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僅僅是資本和資產階級的表象，關鍵是生產資料所有權所帶來的在生產中及利潤分配中所取得的支配性權力。西方一些股民和散戶，雖然名義上擁有一點大公司的股票，但是廣大的股民散戶是無法組織起來并對企業的經營生產及利潤分配產生實質性作用的，因此并不屬于資產階級。西方大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仍然控制在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等一小撮大股東和高級管理人員手中，他們的所擁有的股份和權力，往往能夠完全支配企業的經營和利潤分配。

　　按照階級分析理論，當前中國絕大部分人口，都可劃入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之列，屬于國家領導階級和國家主人。大部分小的私營企業主，如果規模較小，雇傭人數較少，至多只能算小資產階級。那些擁有大型私企及巨額資本的資本家和富豪，如果有基本的倫理道德底線和家國情懷，如果熱愛祖國、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從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領導，將財產用于經濟建設和民生方面而不是自己的窮奢極欲，那么他們也屬于人民的一份子。當然，部分新自由主義官員及其親屬侵吞了巨額國有資產，他們以私營企業家的身份，實際上擁有大量生產資料，這些人屬于剝削階級和敵對階級，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屬于被專政的對象。即便中共不對其進行專政，他們由于自身財富在社會主義制度和理論下的非法性，也會必然仇視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眾所周知，十八屆三中全會繼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一些資本家和知識分子認為，兩個毫不動搖是自相矛盾的，他們認為，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就會阻礙私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進一步發展私有制經濟，就只能搞經濟私有化，并推行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搞多黨競爭、三權分立、憲政民主的資本主義法治社會。而王偉光的文章，事實上解釋了，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中，兩個毫不動搖是如何融為一體的——即按照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視角，將資本家階層分成兩類：一類是愛國的、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黨的領導的資本家，這些將成為人民的一部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享受民主權力。另一類則是試圖在中國推行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主張顛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資本家，這些將被視作敵對的反動階級和顛覆勢力，將遭受專政。而所謂的“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主要是針對前一類資本家。由此，兩個毫不動搖是可以融為一體的。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黨員干部的腐敗，一些原來生機勃勃的國企變得效率底下，在這個過程中某些私企如華為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腐敗問題尤其是變質問題仍然是執政黨的頑疾，在擁有一大批清廉的、有信仰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干部之前，執政黨是無法真正搞好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階段，私營企業的存在會一直有合法性。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深刻的明白這個道理。例如張維迎于90年代就提出，“腐敗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潤滑劑”，如果共產黨干部都不腐敗都有信仰，那么絕大部分國有企業運營效率都會良好，也就沒有理由搞私有化改革了。因此，默許、縱容乃至鼓勵干部的腐敗，進而推行私有化消滅國企，進而推翻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新自由主義官員的基本大戰略。

　　然而，現代民主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公有組織，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個純粹的公有組織。假如認定公有制企業必然腐敗必然搞不好必須解體和私有化，那么公有的政府和政黨也必然腐敗也必須解體和私有化，照此邏輯最終只能復辟政府私有化的封建社會——其實美國小布什、切尼集團信奉的新保守主義兼新自由主義，就是在用精英寡頭政治取代民主政治，本質上就是在政治上向封建獨裁政治回歸。這顯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因此，政治的公有化取代政治私有化，經濟公有化取代經濟私有化，是人類文明演化的基本邏輯，當前中國的私有企業是在特殊背景下出現的現象。一旦執政黨本身通過制度建設、意識形態建設和文化建設消滅了腐敗和變質現象，那么人民當家做主的公有制企業的復興和擴張就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要看清楚自己的時代使命，適應中國及世界的時代潮流。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及高層智囊王偉光等屢屢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及階級斗爭理論，一個重要背景是在顏色革命的風險中，部分私營企業主的蠢蠢欲動。例如，某些擁有巨額財富的地產富豪，在微博、微信上屢屢發表詆毀中共合法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中國某些資本家群體和富豪，拿出巨額資本，資助各種隱性的顛覆性的研究機構和媒體，組織龐大的網絡水軍，編造顛覆中共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謠言和歷史謠言，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新媒體輿論;某些富可敵國的資本家，拿出大量的社會財富供養自由派律師和法學家群體，他們以維權名義組織新公民運動和憲政運動，給弱勢群體洗腦，煽動他們通過恐怖主義的方式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說，以一大批秉持反共意識形的地產富豪為核心的私營企業主群體，不僅僅已經有了自己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如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等)，還有了各種各樣的準政黨組織，這批資本家大多不是依靠自力更生的科技創新和實業起家的，恰恰是依靠侵吞國資、投機倒把、依附外國財團、掠奪人民而短期內暴富的，因此在中共內部有一大批腐敗的特權大老虎為其撐腰。

　　階級分為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兩種。所謂自在階級，是指沒有組織起來的、缺乏明確獨立階級意識的狀態，此時一般稱之為階層，實際上存在的是一盤散沙的個體。所謂自為的階級，是成熟的真正的階級，是組織起來的擁有明確獨立成熟的階級意識的階級。當前中國的官僚買辦特權階層，正在從自在的階級轉變成自為的階級。鄧小平于1985年明確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可見，鄧小平本人也是堅持階級斗爭理論的，并堅決反對新剝削階級的出現。可以說，中國當前的官僚買辦資本階層，正在從自在的階級向自為的階級轉變，正在演化成一個真正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習近平和王偉光等之所以重新強調階級分析理論，就是在堅持鄧小平理論，將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改革開放走向邪路和徹底失敗。

　　對于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其正途是向華為任正非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紅色企業家看齊，要有與國際壟斷財團相較量的覺悟和雄心，而不要妄想再掠奪國家財產和人民血汗。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瓜分國有資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某些特別惡劣的瓜分者還將被清算。對于一般的民營企業家來說，首先，經營活動要符合憲法和法律。其次，要引導自身企業走自主創新和自由品牌之路，不能依附在外國壟斷財團身上的買辦企業。最后，要善待員工和致力于改善民生。這樣的私營企業仍然將獲得國家的大力扶持。

　　民營企業家們尤其注意的是，千萬不能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在一起，鼓動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思潮和政治自由主義思潮，尤其是不能資助相關媒體和社會組織，進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否則將被視作剝削階級和敵對勢力，其生存空間將遭受限制。習近平的相關系列講話及王偉光的文章，實際上提前劃出了一條警戒線，這本身也是對愛國的民營企業家們的一種提醒和愛護。

　　【注：本文作者為北斗深度智庫特邀輿情分析師。北斗深度智庫([email protected] http://weibo.com/bdzk )是經濟、政治、輿情方面最權威的戰略分析和研究機構，由國內資深媒體人和頂尖經濟、政治及地緣戰略專家聯合創辦，是各類決策者首先的情報咨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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