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人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
這個支點到底在哪里?阿基米德先生沒說,古往今來的人們,似乎也沒有誰真的去糾纏過。
但是,就在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偉光同志卻用一篇最普通的說理文章作支點,撬動了整個中國思想界,在思想理論陣地上卷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實事求是地講,王偉光同志的這篇名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其論述的內容主要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馬列主義原理,并無什么過火、偏激之處。應當說,在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王偉光同志這篇文章中的任何一個觀點“都不輸理”。
君若不信,不妨聽聽幾位共產主義老前輩為王偉光同志作出的辯護吧!
一、來自導師列寧、領袖毛澤東以及鄧小平同志的辯護
王偉光說:“國家與專政問題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國家,總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階級的國家,而把無產階級國家說成是邪惡的、暴力的、專制的國家;一提到專政,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人民民主專政,總是都不那么喜歡。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一些“好心人”總是認為民主比專政好,認為“專政”這個字眼,是暴力的象征,不像“民主”那么美妙、招人喜歡;另一種情況則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反對專政的幌子,把一切專政都說成是壞的,根本不提還有資產階級專政,只講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民主粉飾為“至善至美”的反專制、反一黨制、超階級、超歷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實質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
導師列寧大聲疾呼:“王偉光同志說得好啊!”
“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是幫助資本家控制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機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選權,并且通過自己的擁護者、鼓吹者、學者和哲學家宣稱它不是階級的國家。甚至現在,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始反對它的時候,這班人還責備我們破壞自由,說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強制和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上的,而他們的國家卻是全民的、民主的。......人們迷信般地崇拜國家,相信國家是全民政權的陳腐童話。無產階級要把叫做國家的這個機器摒棄,并且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言。我們已經從資本家那里把這個機器奪過來,由自己來掌握。我們要用這個機器或棍棒去消滅一切剝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沒有進行剝削的可能。再沒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廠占有者,再沒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飽,一部分人挨餓的現象,再沒有發生這種情況的任何可能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這個機器毀掉!”(《論國家》,《列寧選集》第四卷第41--57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
王偉光說:“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思想告訴我們,不能把民主與專政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認為專政是對民主的否定,講專政就是不要民主,從而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根本性質和作用。對敵人的專政是對人民民主的保障,堅決地打擊敵人的破壞和反抗,才能維護人民民主,才能保衛社會主義民主。當然,也不能認為民主是對專政的否定,講專政就是否定民主,從而否定社會主義的民主本質,對人民民主是對敵人專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內部充分發揮民主,才能有效鎮壓敵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專政就不能鞏固。”
領袖毛澤東擊節贊道:“王偉光同志的表述是多么準確啊!”
“(資產階級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么?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 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王偉光說:“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人民民主專政是萬萬不可取消的,必須堅持,必須鞏固,必須強大。”(這是一段堪稱“風暴眼”的論述。)
鄧小平同志表示贊同:“我支持王偉光同志的論斷。”
“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么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見鄧小平同志審定發布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二、寫在中間的話
通過上面的引用與對比,筆者相信任何一個神智正常的讀者都會得出結論:王偉光同志這篇文章中的主要觀點都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經典著作中體現的思想體系完全吻合的。在個別段落,王偉光同志甚至就是在直接引述革命導師、革命領袖的著作原文,來為說明自己的觀點服務。試問,在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在一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指南的共產主義政黨內部,發表這樣一篇中規中矩的文章談何“大逆不道”?發表這樣一篇理論文章,文章的作者又何罪之有?文章中所表露出的平實觀點又有什么值得爭論與激辯的呢?
然而,恰恰就是王偉光同志的這篇普普通通的理論文章,卻真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已如死水一般沉寂多年的中國政治思想界著實引發了一場兩種理論、兩種觀點的大爭論、大交鋒。以王偉光同志文中的觀點為界,理論界迅速分成了勢同水火的毀、譽兩大集團。譽之者對王偉光同志大加贊揚,認為其觀點實事求是,切中時弊,從現實和規律的角度坦述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 ,其文堪稱雄文,其人堪稱斗士;毀之者則已近乎瘋狂,不顧原文主旨,橫生枝節,將“階級斗爭從未熄滅”升級為“以階級斗爭為綱”,妄圖將水攪渾者有之,口不擇言,直指王偉光同志為“文革余孽”、“納粹分子”者亦有之,咬牙切齒,高喊將王偉光同志“徹底查辦”、“送上絞架”者更是屢見不鮮。
如此亂象,其本質原因究竟何在?耐人尋味!
三、“王偉光現象”體現了主流思想界在嚴峻的現實面前的反思與覺悟
眾所周知,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們的思想理論界已很少有人會在自己的文章中,主動提及“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詞了,正如王偉光同志文中指出的那樣:“一提到專政,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人民民主專政,總是都不那么喜歡”。至于“階級斗爭”這個詞兒,更是已被整個中國思想界所避諱,成了一個讓所有人諱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的一個概念。
這正是王偉光同志這篇尋常文章取得如此轟動效應的直接原因和主要背景。這篇文章的每一位讀者都應當想到,別人不敢說的話,王偉光同志說了,這樣的文章怎能不轟動?別人不敢表達的觀點,王偉光同志表達了,戳了某些利益集團以及他們的代言人的肺管子,這樣的文章怎能不轟動?繼續分析下去,直接促成王偉光同志這篇文章誕生和轟動的重要條件,恰恰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的生死博弈”,以及在這場博弈中被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君不見,就在王偉光同志這篇文章發表之后不久,在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爆發了由外部敵對勢力幕后操縱,由懵懂無知的青年學生充當炮灰的所謂“占中”行動。面對這場打著”民主“旗號,肆意踐踏香港法治,無恥損害百姓權益的“占中”行動,筆者突然想起了鄧小平同志當年的一段談話,他說:“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么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應當說,鄧小平當年的這段談話還是很有預見性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實對若干年后階級矛盾的激化,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也是有心理準備的。
當然。從表面上看,這次“占中”行動似乎只是香港個別所謂的“民主派”通過非法集會、占領交通樞紐的形式與中央政府的治港政策直接對抗。但從深層次上講,“占中”的背后卻是迷信霸權政策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勢力無法坐視中國的和平崛起,更無法接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進行新時期的“撥亂反正”,高舉社會主義大旗,堅守愛國主義底線,不做西方附庸,在獨立自主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復興之路上銳意前進的客觀現實。這不就是“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的生死博弈”的鮮活實例嗎?這不是因階級矛盾激化而引發的階級斗爭又是什么?
正是在諸如此類的嚴峻現實面前,中國的主流理論界涌現出了像王偉光同志這樣有良知、有擔當的學者和理論家,他們開始反思,并在反思的過程中領悟到在“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民主與專政及其實現形式等重大問題”上,絕不能再搞模棱兩可,必須旗幟鮮明,必須敢于說話。盡管在當今的中國,敢說這樣的話要冒的風險確實很大,盡管在當今的中國,無論你說理的風格多平和,無論你的理論依據多充分,也同樣會遭遇背景不明的右翼勢力的聯手反擊與絞殺。但無論如何,這種轉變都是值得肯定,也是應當贏得黨的擁護者們的共同支持與歡迎的。
從這點意義上講,應當向王偉光同志致敬!
四、“右派”們的集體歇斯底里和虛弱本質
與王偉光同志平實無華的說理風格相對應的,是當代中國思想界的所謂“精英”們的集體歇斯底里和無恥謾罵。
不要以為我在信口胡說,大量活生生的事實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就在王偉光同志的這篇文章被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改頭換面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認為階級斗爭永遠不會熄滅”為題在網上廣為散播之后,中國的“精英們”,或者也可以稱他們為新時代的“右派”們,就集體瘋狂了。這些道貌岸然的大知識分子仿佛在一瞬間忘記了這么多年來讓他們磨破了嘴皮子的“自由、民主、言論自由”,忘記了這么多年來讓他們說爛了的“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無比真實地暴露了自己“文革余孽”的本色,對王偉光同志展開了一場毫無底線的“大圍剿”。
對于那些動輒高呼“王偉光是納粹”、“把王偉光送上絞架”的人,筆者感覺這些人充其量只是一些無聊的丑類。以他們對問題進行思辨的水平,讓這些人以知識分子的形態存在于當代中國思想界,本身就是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種巨大諷刺。對他們的瘋狂叫囂,付之一笑吧!畢竟在這個世界上,誰和只會堅持“三八二十五”的人講理,誰就是最大的傻瓜。
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那些擺出一副學者派頭,斷章取義,偷換概念,無限上綱的家伙。比如那位頂著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頭銜的王占陽先生,就在自己的微博上“義憤填膺”地責問道:“王偉光把階級斗爭說成‘主線索’,這就是公然鼓吹階級斗爭為綱!”,“這就是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是要不要黨的基本路線的大問題”、“鄧論、基本路線被否定”、“請中紀委嚴查”、“這是一個極嚴重的違紀事件,其所產生的后果之嚴重,已到了非公開、嚴厲處分不足以平息事態、安定人心、明確方向的程度了”。筆者在這里不禁想問王占陽先生一句,您讀過王偉光同志的原作嗎?您是不是光看了個網上流傳的文章題目就迫不及待的發表感想來了?王偉光同志的文章中哪句話講過“要以階級斗爭為綱”了?您這種動輒向中紀委舉報的“告密者”心態,難道就不怕承擔“誣告”的刑責嗎?
當然,相比王占陽先生的甘當“告密者”,反擊手段更高明的還得說是華師大的教授韓鋼先生,他以一篇《最根本的撥亂反正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宏文不但繼續無中生有地污蔑王偉光同志的文章主張“以階級斗爭為綱”,而且還罔顧事實地攻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生產力沒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沒有多少改善”。
最有意思的是,在這篇文章的最后,韓先生拉大旗,作虎皮,抬出了鄧小平同志的所謂“最后的政治囑托”來為自己的文章助力。他說:“‘三個轉變’歸納到一起,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進入1990年代,年屆九旬的鄧小平以中國共產黨老革命家的身份囑咐:‘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是他最后的政治囑托,更是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教訓的深刻總結,也應當是永久終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標志。”筆者在這里想問問韓先生,您在談及基本路線時,為什么只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卻絕口不提兩個基本點中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呢?筆者在這里冒昧地給韓鋼教授補補課,“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韓教授,這些內容您聽上去是不是比較刺耳啊?所以您在行文時就來了個自出心裁,避之唯恐不及了呢?如果真是這樣,我倒是希望您在引述鄧小平同志的理論觀點時,態度最好還是老實一點的好啊!
分析到此,相信本文的讀者已經大概能夠感知到中國當代的所謂“右翼知識分子精英”們,究竟都是些什么貨色了。在歇斯底里的背后,正是這些當代的“右派”們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看,王偉光同志的一篇尋常文章,只不過稍提了兩句“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就讓他們如坐針氈,語無倫次,赤膊上陣,丑態百出。筆者在這里不妨套用評書藝人單田芳先生的一句臺詞來形容,“真是讓人可發一笑啊”!
王偉光同志發表了一篇好文,可喜可賀!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好的開始,放眼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圖大業,前行之路仍屬崎嶇,奮斗之路正長!
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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