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平度3.21慘案告破，4名直接實施縱火的兇手系村主任杜某和開發商崔某所指使，又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結侵害農民利益的案例。我們看到在這一類案例中，作為農村基層組織負責人的村長，雖然屬于排不上品階的“官”，卻往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之所以如此，是困為村長在涉及到征地拆遷這一農民、政府、開發商三者之間博弈中，實際扮演多重角色。
我們知道，在征地拆遷中，實際上存在著農民、政府和開發商三者之間的博弈。對農民來說，土地是命根子，是自己最后生活來源的保障，理所當然希望獲得合理的補償;對開發商來說，買地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必然壓低收購價格，這就與農民產生利益沖突;而政府盡管從理論上講應該不偏不頗，兼顧雙方，但顯然，通過招商引資，不僅能發展經濟，獲得政績，對一些腐敗官員來說，更是提供了權力尋租、撈取個人利益的機會，這樣一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必須偏向資本一方，壓制農民一方，這就是官商勾結的由來。如果政府、開發商直接與數量眾多的單個農民談判，必然成本巨大，而且幾乎難以推進，好在我國農村土地理論上仍屬集體所有制性質，這樣作為村集體代表的村長便自然承擔起溝通、協調個體農民與政府、開發商之間的關系。從法理上講，村長由村民選舉，理應代表村民利益。從行政隸屬上講，村長又是政府在基層行政權力的代表，更何況在官僚體制的傳統下，村委會必然聽命于當地政府，因此村長又是政府意志的執行者，在一定程度村長就是“官商勾結”中“官”的直接代表。由于有以上的關系，從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來講，村長沒有理由不與開發商、政府站在一起，從村民利益的代表變成欺騙農民、侵害村民利益的急先鋒和打手，他們憑借自己左右逢源的優勢，一方面忽悠村民，一方面壓制威脅村民，實際上充當了開發商和政府的爪牙。
由于他們的特殊身份，官不大卻能量不小。在官商勾結的體制中作為關鍵一環，一方面為政府的貪官打掩護并輸送利益，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強大關系網，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借機獲取暴利。近年來中國出現的新富一族，就有很多是這樣的所謂戴著農民企業家頭銜的村官。由于存在著巨大的暴利機會，所以盡管村官表面的待遇不高，但在一些開發地區卻競爭激烈，非有錢有勢有后臺者不能問津。如平度3.21慘案中的村長杜某，據說就是花30萬賄選而得的。像杜某這種情況，可以說在全國范圍內極普遍極平常，如筆者所知的家鄉所在村子，也屬于城郊開發地區，每到換屆選舉時，各候選人就給村民送錢送物，拉票競選，熱鬧異常，一次這樣的活動，每個候選人至少花費幾十萬元以上，若沒有更加巨大的利益誘惑，誰去做這種傻事。反過來講，這些人投入巨額資金賄選，一旦當上村官，豈有不想方設法加倍撈回來的道理。而正如前述，村官的特殊角色定位，也為他們謀取暴利大開方便之門，他們可以憑借村集體代表的身份，蒙蔽、繞開村民參與監督征地事項，瞞天過海，弄虛作假。如已經披露的發生3.21慘案的杜家疃村，據說幾年前就由村干部瞞著村民到政府部門辦了土地轉讓手續，以至當開發商前來強行占地的時候，很多村民毫不知情。一方面是政府要打著貫徹中央政策的幌子，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貪官要借村長之手流轉土地為自己謀利，實際上與村官已經勾搭在一起，因此對明知的弄虛作假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至直接指使和縱容。這就是為什么一出了事，相關政府部門首先就是捂蓋子，想盡力把事情壓下去，實際上是對兇手加以保護。像3.12慘案，實在情節太惡劣，影響太壞，而最關鍵的是經過媒體熱炒，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迅速拿辦兇手。而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則是政府冷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筆者家鄉所在村子，幾年以前，原支書通過賣地發達，方圓地方的老百姓都稱他“曹百萬”，這個“曹百萬”吃喝嫖賭樣樣來，而且由于非法賣土，破壞農田，受到全區通報，最后處理的結果不過是調離原村，到別一個村當了支書。同時，筆者一位朋友，是武漢城中村一村民，多年堅持舉報該村干部侵占農民土地，獲取暴利的犯罪行為，從區、市、省一直到北京，上訪了無數次，材料遞了無數份，算是幸運的是最后被中紀委接受，還得到中紀委書記的親自批示，后來我看到一份政府宣傳報道里提到了這件事，就問這位朋友：“中紀委都批了，你們村的事一定解決了吧?”沒想到他答：“解決個屁，還不是那樣!”可見，別小看一村官，連中央都捍動不了，可見其能量之大。當然，這種能量不是來源于其本身，而是其背后由于利益聯系形成的強大的關系網。
由于村官實際上干著政府交辦的事，法理上又不具有國家公務人員的身份，這樣就使法律對他們監督約束形成盲區，這也正好縱容了他們為所欲為，再加上政府有意無意的包庇保護，更加肆意大膽，為了謀取暴力，像3.21慘案那樣做出那殺放火的事也就成為自然。正好今天有一則新聞，講的是廣東省惠州市汝湖鎮蝦村會計王某，5個月來一直自首，2011年曾受賄12萬元伙同村干部場賣地4.2畝，但5個月過去，其自首竟未被相關部門接納，12萬元仍在其手中，而相關部門的說法是土地面積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新快報》3月26日)。出現這樣的怪事，不免讓人懷疑，難道真的僅僅是土地面積未達標而不查處嗎?更大的可能也許還是害怕撥出蘿卜帶出泥，影響“和諧”。而據筆者所知的家鄉村子情況，落選的村干部就直接威脅政府，如果不給安排職務，就把村里腐敗的情況報料出去，而這些人還真的一個也沒落下，全都另外安排相當的職務，大家都說他們手里掌握證據，政府不敢他們怎么樣。從這兩件事可見，村官不僅能撈油水，而且還有上面的保護傘罩著，豈有不無法無天，大撈特撈的道理。
如今的村長，也就和國企的廠長、經理一樣，他們理應是工人、農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而由于政治上工人、農民勞動者當家作主權利的喪失，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的路線，他們轉身一變成為工人、農民利益的侵害者，成為推行資改路線的積極參與者，當然，他們也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為了獲取暴利，他們出賣剝削工農勞動者，什么傷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現在，國家推行“城鎮化”發展，搞“土地流轉，農民上樓，資本下鄉”那一套，更是讓官商勾結如魚得水。村官實際作為官方的代理人，不僅在政治上撈到光環，成為農民企業家，更是在經濟上獲取暴利，成為千萬億萬富翁，可以說他們不僅不代表農民，反而是喝農民血的寄生蟲，鎮壓農民的儈子手，是農民隱晦而又赤裸裸的敵人。
正因為他們的利益決定了必然站在農民的對立面，必然充當官商欺壓農民的幫兇，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必然為農民所不齒痛恨，而對官商集團來說，又是其推行掠奪農民政策的開路先鋒，必然愛護有加，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會痛下殺手的。所謂壯士斷腕，顯然要斷掉的不是他們，怎么能夠輕易就處置他們呢?說到底，殺開一條血路還要靠他們這些開路先鋒呢!所以說，不要把村長不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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