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是當前的一個普遍現象，是特色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從政府方面說，提倡鼓勵富人治村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政策理念的體現，并且用“雙強雙帶”政策加以落實。同時由于富人所具有的經濟能力強、關系多、在農村處于強勢地位，能辦成事，因此成為政府治理農村基層的依靠力量。從農村的治理生態環境看，集體被打破，恢復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個體作用被強化，而占有優勢資源的富人理所當然就成了農村的主導力量，又正好以實行基層民主政治名義的“兩委”選舉實施，為富人參政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支持。因此，富人治村既是國家政權對農村治理的要求，又是農村治理生態環境的客觀產物，同時也是富人積極參政主導農村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動要求。

　　那么富人治村的后果是什么呢?

　　一是造成富人的獨裁。

　　在市場經濟社會里，誰資本雄厚誰就是老大，誰就具有話語權，而富人當村干部又將錢與權結合， 這種體制又得到法律的認可和政府支持，就愈顯示威力，所以俗話說“莫把村長不當干部”，其能量大著呢?個個能手眼通天，個個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土皇帝”，絕大多數農民只有在富人的鼻息下生存。

　　二是助推農村社會的進一步分裂。

　　富人依靠其占有的經濟資源和權力資源，大肆侵吞農民集體的利益，化公為私的手段比國企私有化過之不及。一方面村干部可以用侵吞的非法利益編織保護自己的關系網，另一方面又憑借其獨裁力量，壓制打擊村民，達到一手遮天的目的。于是農村集體的財產、農民個人的利益不斷被富人村干部侵占使其愈富，絕大多數農民則失去土地和生活保障，成了“三無農民”。

　　三是把國家推行村委會、黨委會的“兩委”選舉變成富人的游戲。

　　富人完全操控了“兩委”選舉，他們動輒花巨資“賄選”，上下打點關系，絕大多數農民則抱著無可奈何看熱鬧的心態，心想誰選上去了都是貪，自己也沒有能力改變，還不如現得一點實惠。他們心里清楚得很，富人舍得花巨資賄選還不是有更豐厚了回報在向他們招手。因此，他們看穿了這種假民主的虛偽性，也只能無奈地看著富人們把自編自演的游戲進行到底。

　　四是使農村的治理結構發生根本性的顛覆。

　　新中國前三十后治理農村的主力是組織起來的普遍農民，而以貧下中農作為骨干，后三十年則變成了富人、狠人、惡人，實質上回復到解放以前的狀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如果不從國家政治角度上加以分析，而僅僅就現象論現象，當然就不會得出個所以緣來。富人治村的政治含義恰恰是農村兩條路線、兩條道路斗爭的生動體現。

　　我們知道，解放前的中國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是地主豪紳，他們壓迫剝削廣大的貧苦農民，激起了農民的反抗。共產黨正是通過土地革命，調動和依靠廣大貧苦農民投身革命，奪取了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對農村的治理順理成章采取了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孤立富民、打擊地主政策，無論是土改、合作化還是人民公社，貧下中農都是黨和政府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依靠力量。在這當中，又始終貫穿著兩條路線、兩條道路斗爭的交織，一條是代表上中農、富農的思想意識，要走個人單干發家致富的老路，實際上是回到資本主義的路上去。另一條則是代表廣大貧下中農，走集體化的共同富裕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黨和政府緊緊依靠和發揮貧下中農的力量，堅定地支持、引導廣大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而對走分田單干的復辟路線進行了批判。因此，前三十年的新中國，黨和政府始終把貧下中農作為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也就是說貧下中農是那個時代農村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改革開放后，從小崗村的分田單干開始，農村的社會主義道路因集體化解體而逆轉。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正如毛主席當年所預料的，農村階層分化快得很，極少數人通過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富起來了。由于他們的致富是在黨和政府的羽翼下成功的，因此他們也成為了農村中的佼佼者，受到信賴和重用自然不在話下。這些人實際上逐漸褪下了農民的本色，早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而實際上是新的地主(占有大量農村集體土地)、工商資本家，甚至是惡霸、黑社會流氓分子。就是這些人得到信用、重用，成為農村中的領導階級。反之就可推斷，信用重用這些人的黨和政府早已不是原來那個帶領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黨和政府，而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黨和政府。

　　從 “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到“富人治村”深刻揭示了中國農村的政治變遷，是活生生的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斗爭。它不是什么進步和創新，而是倒退和反動，是當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被廣大貧下中農打倒的“南霸天”、“胡漢三”又回來了，而且是在共產黨的一手操縱下回來的。這是多么絕妙的諷刺啊!雖然歷史似乎轉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但社會總是要進步的，包括農民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是要斗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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