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絕對權力”，就是“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當然，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條件的，沒有百分之百無條件的“絕對”。所以“絕對權力”也是相對而言有條件的“絕對”(起碼這個“不受任何制約”就只能說是不受人為的制約，而不能說是不受客觀世界的制約)。

　　如今在中國誰算得上“不受任何制約”?

　　——流氓頭子黑社會老大：稱霸一方，誰也惹不起，“不受任何制約”——不過必須在自己的地盤上，必須有“白道”勢力“罩著”。出了自己的地盤，沒了官府當靠山，這“不受任何制約”就不靈了。所以這“絕對權力”只能算暫時的、局部的、半地下的“絕對權力”;而且多為“絕對硬權力”——黑社會的“軟權力”只能對內，對外實在說不出口：能說服社會承認殺人越貨光明正大嗎?即便是對內，善用“軟權力”的黑社會老大也比較稀罕，層次也高不到哪里去。一般無非是“江湖中義字當先”，能達到梁山泊“替天行道”級別的恐怕屬于稀有動物。能達到“絕對軟權力”水平的實在罕見。

　　——貪官：大權在握，為所欲為，橫行霸道，“一把手”即“一霸手”，誰也管不了，“不受任何制約”——當然，必須在自己的“獨立王國”內，必須有“烏紗帽”。一旦罷了官就什么都沒了。所以這種“絕對權力”同樣只是局部的“絕對權力”(不過比黑老大高一等，不是“半地下”狀態)，而且同樣多為“絕對硬權力”——貪官連黑社會老大都不如，連“替天行道”的“理論根據”都沒有。無論對內對外都講不出象樣的道理來，對外只能靠詐騙高壓，對內只能靠威脅利誘，沒什么象樣的“軟權力”，更談不上“絕對軟權力”。

　　——“主流精英”：既有“絕對硬權力”，又有“絕對軟權力”，而且沒有時間、地域、單位等具體因素的限制，名副其實“不受任何制約”。

　　1).“主流精英”不承認自己應受任何制約——現在在中國，“主流精英”還承認對自己該有任何制約嗎?根本不承認。他們只承認理論知識，只承認書本知識，只承認學位文憑，只承認光憑書本知識、理論知識和文憑學位就足以當官，根本不承認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不承認“主流精英”只有理論沒有實踐的事實，不承認“主流精英”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的原則，不承認實踐經驗。這樣他們就取消了對自己的一切客觀制約。只許“主流精英”管別人，不許別人管“主流精英”。那么來保證“主流精英”不干壞事?“學者的良知”——“ 學者型官員有很高的自律性”、“比較重視名譽”、“有非常強的自律性，甚至視之為生命”……(靠這些空話就能代替客觀制約防止腐敗?真新鮮，如今中國的“主流精英”居然還有“學者的良知”?幾厘錢一噸?)

　　2).“主流精英”的“改革”不受任何制約——本來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從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舉措都不能違背這個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但“主流精英”顛倒了這個主從關系，把“改革”歪曲成了至高無上的目的，取消了對改革的一切制約，改變了改革的性質，強迫人民為“改革”付代價。厲以寧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他們就這樣把“改革”變成了自己隨心所欲橫征暴斂、盜竊國庫的工具。

　　魯迅所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封建社會的人要受封建主義倫理道德理論體系的制約。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要受資本主義倫理道德理論體系的制約。“主流精英”的“改革”則不受任何倫理道德任何理論體系的制約。一個“摸著石頭過河”就一筆勾銷了任何倫理道德理論體系的制約。要漲價，就宣布“國際接軌”;要砍工資福利，就搬出“中國特色”——不折不扣的“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不折不扣的流氓。——世界上也只有流氓才最喜歡“不受任何制約”。

　　3).“主流精英”的“學術研究”不受任何制約——如今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主流精英”專有的“學術研究”，都變成了只有“主流精英”才有資格過問處理的“專業性學術問題”。他們在“學術研究”的名義下肆無忌憚到處插手，到處指手畫腳，到處橫加干涉：為判了死刑的黑社會頭子翻案，為顧雛軍之類奸商“正名”，為腐敗猖獗歡呼，為房地產投機叫好，為秦檜李鴻章汪精衛鳴冤，為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辯護，為八國聯軍叫好，為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狼牙山五壯士抹黑。老百姓上訪他們要干涉，討工資他們要干涉，工人要求漲工資他們要干涉，春運鐵路不漲價他們也要干涉……他們的“學術研究”簡直是海闊天空無窮大，老百姓放個屁都成了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批準的“學術問題”。誰敢有半個“不”字，那就是“破壞學術自由”、“你不懂，等你學會了再來說”、“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主流精英”就這樣把“學術研究”變成了“如意金箍棒”，隨心所欲橫掃一切。他們正是韓非子兩千多年前就痛斥過的社會《五蠧》中危害最大的第一蠧：“儒以文亂法”—— 利用文章、狡辯到處搬弄是非，顛倒黑白，擾亂法紀，坑害國家。(正是這種“亂”把秦始皇逼急了，來了個“焚書坑儒”。)

　　4).“主流精英”“不負責任”的特權不受任何制約——“自己的行為自己負責”是任何一個正常社會的正常原則。制定國家政策的人，要對所制定的政策負責。不管參與決策者的身份是“官員”還是“學者”都不例外。而“主流精英”卻既要控制一切決策，又對決策的后果從不負任何責任。現舉兩例：

　　——“市場換技術”換了幾十年，核心技術沒換來，自己的研發能力卻散了，市場還丟光了，全被外資控制了。“偷雞不著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現在不得不重新撿回“自力更生”，強調起了“自主創新”。而當初極力鼓吹、決策“市場換技術”的“主流精英”呢?一個個全躲得不見蹤影，半點責任不負。

　　——“教育產業化”把中國教育搞得一團糟，害了國家，坑了學生，苦了家長，唯獨肥了教育奸商。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從教育部到“主流精英”一齊改口，矢口否認曾經主張過“教育產業化”。但是他們的白紙黑字能賴掉嗎?且看北大經濟教授蕭灼基2000年的論文《發展教育產業的十大關系》摘要：

　　“把教育作為重要的產業部門，在教育產業中遵循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是發展教育產業的必然要求。”

　　“一個人受教育年限越長，教育投入越多，勞動收入也會相應增加。教育產業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把教育作為投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經營，像其他產業一樣，能夠為投資者提供回報。這都說明，教育既具有滿足人們消費需要的功能，又具有投資功能。”

　　“發展收費教育，一是可以利用社會資源，增加教育投入，為發展教育提供物質條件。二是可以按市場規律提高教育質量。收費教育形成教育市場。”

　　“主流精英”當初那么大肆宣揚“發展教育產業”，如今卻裝聾作啞，概不認帳，而且照樣高高在上把持一切。他們“不負責任”的特權有任何制約嗎?

　　5).“主流精英”的身份不受任何制約——比如“三頭蛇”，既是“學者”，又是“官員”，跟商業也有一腿：“獨立董事”、“顧問”、“咨詢服務”……碰上“官”就變“學者”，碰上“學者”就變“官”，碰上“商人”就又當“官”又當“學者”，多重身份變來變去，哪種身份最有利就用哪種身份，什么樣的制約也管不著他們。改革改了快三十年了，政府換了一茬又一茬，最高領導人也換了一個又一個，而把持改革決策大權的卻“三十年一貫制”，一直由厲以寧、吳敬璉等“主流精英”在那里“千年王八萬年龜”地手舞足蹈、“萬壽無疆”。世界上把持國家大權近三十年的人有多少?格林斯潘那么牛也只干了十來年。“主流精英”比格林斯潘水平如何?七老八十了還死賴在臺上不肯下，還說什么改革要“砸鐵飯碗”、“廢除終身制”，諷刺不諷刺?

　　還不僅如此呢。“主流精英”還有一種特殊身份：外國代理。拿外國“基金會”的津貼，以“學術研究”的名義為外國資本發表“論文式廣告”(或“廣告式論文”)，以“中國學者”的身份為外國利益服務。且看：

　　——《戴爾與中國經濟增長》：“闡述了跨國計算機制造商落戶中國所帶來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經濟效益。”這份報告是由北京大學深圳商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項目研究小組經過6個月的研究而完成，北大付校長海聞教授擔任項目研究小組的領導。——摘自朱大碌：“北大報告是不是漢奸言論?” 2007-3-21

　　——《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平新喬教授和清華大學楊大勇碩士一起合作進行的“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課題研究，填補這項理論空白。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1998年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總產值的影響乘數約為2.66，即可口可樂罐裝系統每購買1元錢的中間產品和投入品，就會給其他部門帶來2.66元的最終需求，從而增加中國經濟的總產值;同時，可口可樂罐裝系統的上游和下游經濟活動大約創造了40萬個就業機會。——摘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網頁

　　拿外國人的錢，為外國利益服務，當外國人的代理，卻以中國“學者”的身份出現，以“學術研究”的名義下結論做廣告——是貪官也好，黑社會老大也好，有這等本領嗎?“主流精英”的能耐誰比得了?他們的身份變換有任何制約嗎?

　　6).“主流精英”的“話語權”不受任何制約——董存瑞有沒有舍身炸碉堡?跟他他共同在戰場上出生入死親眼目睹的戰友們最有發言權。董存瑞結婚沒有?他的親人最有發言權。然而現在最有發言權的人說的話都不算，倒是中國影協黨組書記、影協副主席康健民、導演郭維之類根本沒上過戰場、根本沒聞過硝煙味、根本不認識董存瑞的文人、“專家”、“精英”們說的話反而才算。老軍人文存著文反駁，被告上法庭，罪名是“惡意攻擊”、“詆毀名譽”。當董存瑞的妹妹和戰友忍無可忍，也拿起法律武器狀告他們污蔑損害董存瑞的名譽時，他們立刻宣布自己是“言論自由”、“創作自由”，而且搬出年齡當武器：“導演已經很大年紀了，我覺得沒必要再去打擾一個七八十歲的人”。——告人家文存時怎么就不管“很大年紀了”?怎么就不說“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了?親眼見證英雄的人還活著就敢如此肆無忌憚顛倒黑白，那些見證人均已不在的英雄又該怎么辦?

　　這就是當前中國的現實：“主流精英”可以隨心所欲評價一切，解釋一切，否定一切，顛倒一切歷史是非。別人的見證都不算數，只有他們的想象算數，而且還振振有詞，叫“言論自由”、“創作自由”。而反駁他們就是“惡意攻擊”、“詆毀名譽”，動不動就告上法庭。——只有“主流精英”的“話語權”可以沒有任何制約，其他人一概不可以。

　　7).“主流精英”的“專業領域”不受任何制約——“北大文科教授要管軍”，是“愚人節”的笑話嗎?不。是事實，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主任葉自成“中國海權從屬于陸權應緩建航母”一文道出的事實。中國的戰略武器該不該有，如何有，什么時候有，這一切該歸誰管?是該歸中央軍委、國防部門的軍人管，還是該歸北大教授(而且還是“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的教授)管?搞國際關系的怎么管起軍事裝備戰略武器來了?而且還管得那么具體：“應緩建航母”(緩到何時?比“永遠不建”少幾天?)難道北大教授想“投筆叢戎”、搶解放軍將軍們的飯碗，把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擴大到軍事戰略、武器裝備?此例一開，豈不是要求中央軍委和總裁裝備部發展新裝備還得報請北大教授批準嗎?這難道不是“主流精英”染指軍權的試探?這難道不是“北大文科教授要管軍”?如果不是，那就更蹊蹺了：西方國家剛一制造“中國航母威脅論”以阻撓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的主任大人馬上來了一篇“應緩建航母”，難道這就是他那個“國際關系”的需要?如此里應外合，如此配合默契，這“國際關系外交學”的“專業領域”倒底有多寬?

　　“主流精英”們的“專業領域”就是如此海闊天空無所不包，沒有他們管不到的，沒有任何制約。北大文科教授要插手軍權僅僅是一例。

　　8).“主流精英”里通外國不受任何制約——貪官也好，黑社會老大也好，都不大敢明目張膽里通外國。“主流精英”則不然。只要打出“國際學術交流”、“國際接軌”的旗號便可以大搖大擺堂而皇之拿外國財團和“基金會”的各種津貼，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幫助外國資本毀滅中國民族工業，占領中國市場，控制中國經濟命脈。吃里扒外還理直氣壯：沒違反規定(他們可能制定出任何限制自己里通外國的“規定”嗎?)

　　“主流精英”善于“舔洋痔”，便有了洋靠山，以至于國內誰也惹不起他們，連最高層都只能乖乖請他們上門“教誨”，不敢有半分得罪，否則就得面對全世界洋“精英”的“妖魔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制裁”：“鎮壓知識分子”、“不尊重知識” 、“獨裁”、“反民主”、“破壞自由”……

　　晚清中國的怪圈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如今是中國的事共產黨說了算。共產黨的事學者教授說了算。學者教授的事洋人說了算——或曰“洋錢”說了算，洋人的財團、“基金會”說了算。(不過也不盡然。“主流精英”見洋錢眼開，見人民幣一樣眼開。國內的“利益集團”給錢照收不誤。拿了顧雛軍的票子，便集會“證明”他侵吞國有資產“完全符合改革大方向”)。歸根到底，“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人之天下”?

　　“學匪文霸黑社會老大”

　　人大前政治系主任張鳴教授說：“大學現在的風氣是衙門化、黑社會化、幫派化。一把手就是縣太爺，機關行政人員是六房胥吏，教師們是三班衙役，學生是百姓，完糧納稅還戰戰兢兢。”“高校已經成為一個官場，不僅有官場的結構，還有官場的文化，官場的行事方式。”“現在中國高校體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門化，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在學校里，當官的不僅握有行政資源，還有學術資源”。“現在官大學術大!你只要當了官你就掌握各種評審的權力，那么別人的晉升、評獎、拿項目以及學校的什么各種碩士點、博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學科基地的評審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聽我的，職稱評不上，課題沒有你的，獎金自然沒有了，甚至你的補貼也會沒有”，“所有東西都認官不認學，這是中國學界的一個特點”。

　　這令人想起魯迅的話：“中國人總只喜歡一個‘名’，只要有新鮮的名目，便取來玩一通，不久連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開，另外又取一個。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樣，放下去，沒有不烏黑的。譬如‘偉人’‘教授’‘學者’‘名人’、‘作家’這些稱呼，當初何嘗不冠冕，現在卻聽去好像諷刺了，一切無不如此。”

　　這種情況奇怪嗎?一點也不。為什么?教授當官，學者從政，“學者型官員”，既是“學者”又是官，見了官便是“學者“，見了”學者“便是官。唐明皇是“三千寵愛在一身”，這里是“軟硬權力在一身”，既有“軟權力”又有“硬權力”，什么制約都管不著——這不就是“絕對權力”嗎?這樣的“兩頭蛇”、“三頭蛇”盡管還沒有取得全國范圍的“絕對權力”，但已經取得了局部范圍的“絕對權力”，遵循“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規律——既然是客觀規律，那任何人都不例外。官員如此，“學者”一樣如此。只要滿足條件，客觀規律在任何地方都一樣揮作用。只要滿足石油生成的條件，不管是陸相構造還是海相構造都會生成石油。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在地下還是在天上，只要滿足“一個大氣壓、攝氏100度”的條件，純水都一樣沸騰。不管是“學者”、“院士”還是地痞流氓街頭混混，只要滿足“絕對權力”這個條件，就一定得到“絕對腐敗”這個結果，就一定變成黑社會老大，不會有任何本質區別。要說區別就是因為這種“學者黑老大”有文化，所以不是直接搶錢，而是搶學術成果;不是直接用拳頭逼別人聽自己的，而是用權力逼別人聽自己的。這種“高素質”的黑社會老大可謂“學匪文霸”。

　　為什么毛澤東時代的高校、學術界和社會出現不了“黑社會”?因為第一，那時的“軟權力”能有效地制約“硬權力”。第二，那時講理講得通。為什么講理講得通?因為大目標一致，“上下同欲”——“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大目標一致，根本利益相同，有分歧也是方法上的分歧，非對抗性矛盾，有共同語言，能夠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達到和諧。現在呢?上下之間有“共同目標”嗎?有共同利益嗎?有共同語言嗎?講理講得通嗎?如果當真把心里想的如實說出來，那就不太好聽了——我就是要以權謀私，就是要損人利己，就是要損公肥私，就是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世界上只有羊跟羊的和諧，沒有狼跟羊的“和諧”——當然，這是站在羊的立場上看問題。如果站在狼的立場上，那狼吃羊就是“和諧”。但在狼看來是“和諧”，在羊看來就是罪惡，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就是無理可講，就只能“不爭論”，就只能暴力解決問題——這就滑向了黑社會。無理可講就不講理。蠻不講理就是流氓黑社會。只有黑社會流氓才最喜歡“不爭論” 。“沒毛大蟲牛二”說：“我沒錢，但我偏要你的刀!”這靠“爭論”實現得了嗎?所以只能使用暴力。利益根本對立，沒有共同語言，真正的動機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目的還非達到不可，那就只能來硬的。黑社會流氓靠有形的暴力，“學匪文霸”則靠隱形的“暴力”——權力。形式不同，本質一樣。所以會讓人產生黑社會的感覺。不管是誰，碰到這些“學匪文霸黑老大”都會有無理可講、蠻不講理、強詞奪理、豈有此理的感受。這種感受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已經領教夠了。董存瑞的戰友妹妹已經領教夠了。張鳴教授等普通教師和學生已經領教夠了。飽嘗“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房地產投機”、“國際接軌+中國特色”等等的苦頭的普通老百姓也都已經領教夠了。

　　一旦“硬權力”與“軟權力”集于一身，那就很可怕了。那就是事實上的“政教合一”，事實上的“絕對權力”，事實上的“獨裁者”，而且是有“系統理論”指導、有文化的高級獨裁者。一旦“軟權力”受到挑戰，立刻用“硬權力”鎮壓。比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你不贊同老子的“地心說”就燒死你。(順便提醒一下張維迎小朋友：當年被燒死的是布魯諾而不是伽利略。雖然伽利略也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但他屈服了，保住了命。所以如果再要《理性思考》，記住別再哭錯墳頭，想哭布魯諾卻哭到伽利略頭上)那時是用火刑這種顯形的“硬權力”。現在的大學校長書記之類“學者型官員”也象教皇一樣，“硬權力”與“軟權力”集于一身：“學者”——“軟權力”;“官員”——“硬權力”。誰敢不恭，立刻“硬權力”伺候。只不過不再用火刑這種顯形的“硬權力”，而改用了“穿小鞋”這種隱形的“硬權力”，反正是用權力讓你呆不下去。就象張鳴教授揭發的那樣：“職稱評不上，課題沒有你的，獎金自然沒有了，甚至你的補貼也會沒有”、“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機會都不給你，不帶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滾蛋”。

　　“學者”有了“絕對權力”，不管說什么別人都必須信服。隨便一通胡說八道都可以通行無阻，“學術”也就不成其為“學術”，而成為“霸王文章”了。翻翻“主流精英”的“論文”就可以發現根本不象學術論文。學術論文講究的是嚴格嚴密嚴謹，每一個論斷都必須有充分的根據和數據支持，環環相扣，步步為營，一絲不茍，點水不漏。而“主流精英”的“論文”則到處是武斷蠻橫主觀臆斷，光憑假定推測想當然，什么證據也不要就隨隨便便下結論。比如這些論斷：“學者型官員具有非學者型官員一些不能比擬的優勢。首先，前者比較重視名譽。一些教授、博士生導師級的知識型官員，有非常強的自律性，甚至視之為生命。他們理論的前瞻性和工作能力往往也比非學者型官員要強。知識型社會的領導干部，都應該是專家。這有利于改善執政形象，提高執政水平”、“學者型官員有很高的自律性”、“現在知識型官員的選官模式方向是正確的，利大于弊。不僅應該堅持，還要形成經常性的制度”——說了半天，論據是什么?理論根據是什么?統計數據在哪里?什么都沒有就提出來當結論，不是“霸王論斷”又是什么?又比如，過去都說中產階級主要由白領構成，而吳敬璉在2007年“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上宣布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是“中小資本家”，一不見理論根據二不見統計數據，空口白牙就下了結論，真不知道他這個結論是怎么來的。如此“學術研究”算什么“學術”?純粹信口開河，“語錄式論斷”。而“主流精英”現在除了這種不由分說霸氣十足的論斷之外還拿得出什么?“改革”近三十年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也該“摸”出點系統規律了吧?但看看這些“主流精英”，有哪一個能對這幾十年進行全面總結，拿出一套全面的、系統的、完整的、嚴密的、令人信服的、適合中國情況的、能準確預測未來并指導中國經濟活動的理論來?一個也沒有。個個除了會引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個別結論、支離破碎的片言只語來糊弄人外什么都不會，一碰到實際問題不是胡亂解釋就是“集體失聲”，預測未來測一次錯一次，比算命瞎子都不如。所以說這些擁有“絕對權力”的“主流精英”不是什么“學者”，不折不扣的“學匪文霸黑社會老大”。

　　“主流精英”奪取全國最高“絕對權力”

　　“主流精英”口口聲聲“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又是“政府縮權”又是“民主化”的鬧個不休。實際上擁有“絕對權力”的正是他們自己，到處制造“絕對腐敗”的也正是他們自己。當今中國誰有“絕對軟權力”?壟斷了“話語權”的“主流精英”。誰最腐敗?既有“軟權力”又有“硬權力”的“主流精英”，尤其是“學者型官員”，比如殷國元、李達昌、高勇、邱曉華之流。中國高校為什么如此腐敗?因為“主流精英”在高校取得“絕對權力”最徹底，不折不扣地實現了“學者當官”，又有 “軟權力”又有“硬權力”，“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規律得以充分發揮，高校的腐敗想不登峰造極都難。高校的腐敗如此，學術界的腐敗如此。社會風氣的腐敗亦如此。君不見中國社會風氣的腐敗之風就是從“主流精英”掌握了“話語權”、取得了“絕對軟權力”開始的。他們的絕對權力制造了絕對腐敗，還拼命叫嚷“權力過于集中造成了腐敗”，不折不扣的賊喊捉賊。

　　《墨菲定律》說：“當老板說要‘提高效率’的時候，他決不包括自己。”

　　當“主流精英”說要承擔“改革代價”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把包括自己，而是毫不猶豫地全部強加給老百姓。

　　當“主流精英”說要“公平競爭”的時候，他們同樣也決不包括自己，而是千方百計用“文憑主義”把絕大多數競爭對手干掉，以便自己穩操勝卷。

　　當“主流精英”說要“限制絕對權力”的時候，他們更是決不包括自己，而只是用來制約別人，幫自己奪取更多的權力，直至奪取全國范圍內的最高“絕對權力”。這包括：

　　——奪取軍權

　　第一個突破口：奪過去的權——軍事歷史裁判權。污蔑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狼牙山五壯士等革命英雄，這不是簡單的歷史人物評價，也不是一般的“惡搞”，而是要借此確立一個原則：上了戰場的軍人用血寫的歷史不算數，不上戰場躲得遠遠的文人用墨水加口水寫的歷史才算數;前線軍人親眼目睹的事實不算數，高高在上的文人的憑空想象才算數。浴血奮戰的要由信口開河的擺布;實戰中打出來的要由舞文弄墨混出來的擺布;搞實踐的要由賣弄“理論” 的擺布;“岳飛”要由“秦檜”擺布。此例一開，“主流精英”過問軍事的權力就默認了。“秦檜”管“岳飛”的原則就確立了，新的“風波亭”就奠基了。這才是要害。

　　第二個突破口：奪未來的權——軍事規劃裁判權。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主任葉自成撰文“中國海權從屬于陸權應緩建航母”。這不僅是配合國際勢力阻撓中國建造航母，更主要的是借此確立另一個原則：“主流精英”有權干預中國的國防建設、戰略武器系統的研制決策。而所謂干預，實際就是支配——反復玩弄“學術研究”、“經濟第一”之類戲法剝奪別人的發言權，自己取而代之。

　　只要有了過去、未來這兩個突破口，“主流精英”便取得了干涉軍隊事物的“軟權力”，之后無非利用這“軟權力”不斷鼓吹灌輸“國際接軌”、“文人掌兵”、“軍隊國家化”、“防止軍閥獨裁”之類，最后徹底掌握兵權。

　　——奪取政權

　　“學者型官員”是“主流精英”利用“話語權”這“絕對軟權力”奪取各地區各部門“硬權力”的主要法寶：先當“學者”再當官，先奪“軟權力”再奪“硬權力”，最后達到“清一色”，“學者型官員”一統天下。只要實行“文憑主義”，這就不過是個時間問題：沒有文憑，不是“學者”，有資格當官嗎?現在至少國家經濟要害部門已經“學者型官員化”，甚至“北大黨化”了，要么厲以寧怎么能夸口說：“我的學生許多都在國家經濟核心行業進行著核心工作”呢?

　　但是“主流精英”仍然不滿意，仍然嫌奪權速度太慢，“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辦法：“政治改革”、“民主化”。

　　“民主化”不對嗎?

　　表面上看似乎無懈可擊：“民主化”，誰能說錯?不“民主”，難道還“專制獨裁”嗎?

　　然而看問題不能看表面。“主流精英”的“民主”的實際含義不是民主，而是獨裁，是“主流精英”對普通老百姓的“專制獨裁”。

　　“主流精英”講“民主”本身就自相矛盾。民主的前提是平等，是地位相同，權利相同。地位不同權利不同還講什么民主?“精英”個個“精神貴族”，自命不凡，處處要高人一等，從來不認為該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根本不承認平等的人談“民主”豈不是笑話?簡直如同偷兒講道德，婊子說貞操。

　　所謂“民主”，顧名思義是“民做主”。要“民主”，意思顯然是伸出手來要的這個人還是個“民”，還沒能做上“主”，也就是還沒有拿到想要拿的權，正在伸手向有權的人要這個權，以便自己也能做主。所謂“民主”的實際意思就是伸手要權的另一種說法，不是要“軟權力”就是要“硬權力”。如果給了權，那就“民主”了，如果不給權，那就不“民主”。如果從此權力你有我有大家都有，那倒也公平，說“民主”也說得過去。但如果這種伸手要權是“單向閥門”，只許我要你的，不許要我的，我拿你的權可以，你分我的權不行，那這個“民主”就是騙局了。因為這樣的“民主”不過是一種奪權的工具，一種權術游戲。

　　喻可平一邊贊美“民主是個好東西”，一邊大罵“民粹主義”。 “法律精英”江平把為“重慶釘子戶”說話的人一概斥之為“典型的民粹主義語言，典型的民粹主義思想”，宣布“不保護民粹主義”。“主流精英”對待不同意見從來就是這種邏輯：從不回答問題，而是專整提出問題的人。誰提問題誰就有問題：“沒有資格”、“別有用心“、”不爭論“……最后一著就是扣大帽子：“民粹主義”、“反改革”、“破壞和諧”、“極左”……就象大罵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小男孩是“小孩子沒資格發言”、“當眾喧嘩擾亂治安”、“別有用心侮辱皇帝”、“想出風頭”、“愚昧，所以看不見皇帝的新衣”等等，唯獨偏偏不敢回答“皇帝到底穿沒穿衣服”這個問題本身。——不敢回答別人的問題，不敢平等辯論，碰上質疑就扣大帽子不準人說話，用不準別人發言、禁止揭開矛盾的辦法逃避矛盾，還口口聲聲“民主”——有這樣的“民主”嗎?所以說“主流精英”江平之流用實際行動給老百姓實實在在上了一課：“民主”只包括“精英”，不包括老百姓。“精英”說話才叫“民主”，老百姓說話就叫“民粹”，“民主”是“精英”專用的，老百姓沒份。“精英”奪別人的權可以，別人要“精英”的權不行。所以說“主流精英”的“民主”根本就是個騙局，“民主”是假，“獨裁”是真。他們的“民主”不過是奪權的專用工具，向別人奪權時才用得著。一旦碰到別人向他們要權，“民主”就必然偃旗息鼓，束之高閣，決不再高喊“民主”而必定大叫“反對民粹”、“學術研究資格”、“紀律”、“法律”之類。掌握了這個規律，“主流精英”一撅屁股就能知道他們要拉什么屎：喊“民主”，那就是在奪別人的權;喊“民粹”、“學術研究資格”之類，那就是在禁止別人向他們要權。毛澤東說“民主有階級性”好些人不信，現在“主流精英”親自現身說法給人們上課，明明白白告訴你：“民主”只屬于“主流精英”，老百姓不配享受。老百姓敢要民主就是“民粹”。這就從反面證實了毛澤東關于“民主有階級性”的論斷。

　　既然“民主”是“主流精英”的奪權工具，那么“主流精英”的“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真正含義只能是奪權政權，由“主流精英”自由挑選國家領導人，徹底廢了共產黨，由“主流精英”徹底掌握全國范圍的“絕對權力”，實現“主流精英”對老百姓的全面徹底的專制獨裁。

　　“主流精英”的“民主”意味著什么？

　　“主流精英”的“民主”意味著“主流精英”的“絕對權力”。而“主流精英”的“絕對權力”對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工人、農民及其他普通老百姓現在還有什么政治權力?人大代表有他們的份嗎?政協委員有他們的份嗎?他們能當公務員嗎?能當干部嗎?能當國家領導人嗎?他們有參與改革決策的權力嗎?有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權力嗎?他們不僅被剝奪了參與國家大事的權力，而且被剝奪了決定切身利益的一切權力：沒有“話語權”，不準上訪，“不準惡意討薪”，“不準攔路告狀”，“不準自殺”，不準……除了當奴隸賣苦力任人宰割外還被允許做什么?國家的事，社會的事，老百姓自己的事，不管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做不了主，一切只有“主流精英”說了算。君不見不管發生任何事件，報刊雜志上喋喋不休的只有“精英”、“專家”、“學者”，何曾允許普通老百姓對切身利益發表任何見解?——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不能講，非得讓“主流精英”出面“代表”，這難道是在法庭上嗎?只有法庭上的被告才不能自己為自己說話，必須一切通過“精英”——律師代言。普通老百姓被“主流精英”偷偷摸摸弄成了“被告”，他們還什么當家做主的權力?沒有，一點沒有。半點沒有。全部被“主流精英”們用“文憑主義”、“代表先進生產力”等借口剝得精光。就這樣“主流精英”們還不滿意：“下崗工人的日子比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強得多，怎么還不滿足?”“為什么物質條件改善了還沒有‘幸福感’?”

　　這話實在夠無賴的。秦始皇還沒見過電燈呢，照此邏輯，那是不是可以說下崗工人的待遇個個賽過秦始皇?

　　“下崗工人的日子”果真“比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強得多”嗎?光看表面的有形的數字是一回事，綜合有形無形收入、實際物價水平、實際購買力、實際開支、實際負擔等進行詳細對比分析是另一回事。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工人的社會地位、政治權力和精神狀態可比嗎?

　　當年的“國軍”財大氣粗，“共軍”窮得連津貼都沒有。偏偏那么多“國軍”普通士兵一接觸“共軍”就死心塌地跟定了共產黨，掉轉槍口開火打“國軍”，打起仗來象換了個人似的不要命——當了“運輸大隊長” 的“蔣委員長”跟今天的“主流精英”一樣不明白：為什么這些人不肯當“經濟人”?為什么放著有錢的“國軍”不干偏要跟那“窮光蛋”的共產黨走?

　　“主流精英”們同樣無法理解為什么當年錢學森等精英不當“經濟人”，放著美國的高薪舒適、優裕的物質待遇不要，非要不顧一切回到一窮二白的中國來。

　　要是單算物質帳，這一切永遠都無法解釋。因為“主流精英”的“經濟人”錢串子腦袋看不到物質之外的東西。

　　(要是單以物質待遇論幸福，那當了“違命侯”的李后主的物質待遇不可謂不高，起碼比普通老百姓強多了。為什么還沒有“幸福感”?還要整天以淚洗面，念叨什么“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道理很簡單：那些士兵在“國軍”里不是人，沒有權利，沒有平等，任人驅使，任人宰割。當了“共軍”雖然物質待遇差，但官兵平等，精神解放，有了主人翁的感覺。這是“國軍”那點物質待遇換不來的。

　　同樣，就算下崗工人的日子比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強，但工人在毛澤東時代的有主人翁的自豪感，人人平等的親密感，有強大組織為后盾的踏實感，集體一員的歸屬感，無后顧之憂的輕松感，思想工作無微不至的關切感，奮發向上的激勵感等種種充滿光明希望的東西。這一切現在的工人有嗎?敢奢望嗎?這是幾個小錢能換到的嗎?

　　錢學森等精英違反“經濟人法則”回國，是因為“不龜手藥”型人才有真才實學，有自信，看重的是學有所用。發揮專長為國效力的成就感比單純的物質待遇更重要——“舔痔”型“人才”永遠不可能體會到這種感受，就象太監永遠 不可能體會到男子漢大丈夫的豪情壯志一樣。

　　“主流精英”們問：“下崗工人的日子比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強得多，怎么還不滿足?”——這等于把工人農民由人變成牛之類牲口，拉犁擠奶鞭子抽之后，甩出捆干草吆喝：“嗟，來食!”然后問：你不是有吃的了嗎?為什么還沒有“幸福感”?

　　由此可以看出兩種不同類型人才的最大區別。 “不龜手藥”型的人才看重的是實實在在憑本事吃飯，寧吃窮飯，不屑 “嗟來之食”。“舔痔”型的“主流精英”則截然不同：“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飯，“舔痔”何妨?吃“舔痔” 飯，“痔來之食”都吃得，“嗟來之食”當然更是小菜一碟。是“經濟人”必肯“舔痔”，肯“舔痔”必為“經濟人”。哲學不同，跟“不龜手藥”型的自然格格不入。——所以“幸福感”的標準內涵讀不可能相通。

　　“主流精英”如劉吉之流一口咬定中國“不存在兩極分化”、“不存在階級”，顯然在為新興的剝削階級打掩護，免得被老百姓看穿——“護主之心”毋庸質疑。可惜這回人家不賞臉，一點不配合。人家現在正惟恐跟普通老百姓拉不開檔次，正想方設法處處與眾不同：住特等房，坐特等車，吃特等飯，進出特等娛樂場所，享受特等消費，設置特等交際圈，送子女上特等學校，建立特等富人區，鼓吹設立貧民窟讓貧富徹底隔離……處處竭盡奢靡豪華之能事，跟普通老百姓劃清界限，從大到小衣食住行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事在用事實和行動無言而震耳欲聾地告訴老百姓：我跟你們不是一個等級的，不是一個階級的，我優等，你們劣等。“主流精英”這邊口沫橫飛拼命掩蓋階級的存在，人家那邊可毫不客氣赤裸裸公開炫耀階級的存在。“主流精英”這回馬屁拍錯了地方，“舔痔”舔著了一嘴屎，是咽下去還是吐出來?

　　“主流精英”唯一可愛之處是甘當反面教員，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中國老百姓：什么叫“陰險奸詐”，什么叫“兇狠毒辣”，什么叫“顛倒黑白”，什么叫“厚顏無恥”，什么叫“貪得無厭”，什么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什么叫“民主有階級性”，什么叫“舔痔”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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