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新自由主義者如何影響改革?——評高尚全的最近言論

　　2006-1-13

　　最近，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大論戰。論戰一方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是新自由主義者，出陣者大都是重量級人物，但雙方的追隨者都陣容龐大，從會議打到網絡，從網絡打到報刊，令觀者驚心動魄。不少朋友勸我參戰，但我似乎興趣不是很大。我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新自由主義者。在感情和立場上，我更傾向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已經不影響政策和公眾輿論了。所以，我更愿意與新自由主義辯論。看了高尚全的講話后，覺得他在否認基本事實，誤導改革，誤導公眾，其危害是現實的。所以，還是發表一點看法。這仍然不是參與兩派論戰，而是站在公眾立場上的獨立看法。當然，也歡迎兩派批評。

　　一、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高尚全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認為，“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點在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推進政府改革、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才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

　　高尚全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政策設計，他應該十分清楚，二十多年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就是“甩包袱”：醫療市場化，把免費醫療制度當作包袱甩掉，現在只有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可以繼續享受公費醫療的好處;教育市場化，放棄面向全體大眾的免費教育承諾，收取越來越高昂的學費，把廣大貧民子弟擋在大學門外;住房市場化，房價一路高漲，房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組成“聯合收割機”，把城市白領多年的積蓄和未來的收入都“收割”了;交通市場化，貸款建設高速公路，每公里的路費是油費的二倍多，結果，輔路繼續堵車，旁邊的高速公路卻經常車流稀少;銀行商業化，結果工農中建四大銀行關閉了5000多家分支機構，最需要貸款幫助發展經濟的落后地區、農村地區卻得不到貸款。對于政府來說，每甩掉一個包袱，都可以減少一大筆財政支出;但是，對于老百姓來說，卻是增加了一筆沉重的負擔。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已經成為壓在廣大公眾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在這種情況下，公共產品的供應自然嚴重不足。需知，公共產品的市場化，導致公共產品嚴重不足，這正是高尚全所參與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和“偉大成就”啊!現在，這位參與、擁護改革的高尚全又出來說話了，說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了!

　　當然，公眾是善良的。不管高尚全參與過什么，不管他如何自相矛盾，只要他承認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還把這當作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我們都可以既往不咎，可以感謝他說出了實話的。問題在于，未來怎么辦?如何解決這個矛盾?

　　二、這個主要矛盾是怎樣產生的?

　　高尚全認為，這個矛盾是由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

　　我看，這里至少有兩層錯誤。

　　第一，顛倒了矛盾的主次關系，混淆了是非。看不起病的問題，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棄提供免費醫療的責任，放棄對公立醫院的嚴格管理，然后才是醫院利用地域壟斷，提高收費;上不起學的問題，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棄提供免費教育的責任，放棄對公立大學的嚴格管理，然后才是權力私有化、市場化，收取高昂的學費;住不起房的問題，首先也是政府放棄了免費或成本價提供住房的責任，然后才有房地產商、銀行、地方政府的勾結，不斷提高房價。放棄行政責任在先，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在后。顛倒了這一關系，或者干脆忽略第一點，就是回避反思改革，回避高先生應該承擔的一丁點歷史責任。

　　第二，為市場化開脫責任。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市場化過度造成的，還是市場化不足造成的?按照高尚全的看法，問題顯然不在于市場化本身，而在權力參與市場化。但是，在一切都市場化、交易化、金錢化的大潮中，權力本身難道不會市場化嗎?權力市場的公開化和透明化程度難道不也在提高嗎?過去，人們不知道一個市長值多少錢，現在，人們不僅知道上海市長值多少錢，還知道洛陽市長、襄樊市長值多少錢，還知道錄用一個什么機關什么崗位的公務員值多少錢。對于官場老手來說，這些都是近乎公開的秘密，就差明碼標價了。人們還知道，這些職位的行情還在不斷看漲。隨著官位投資成本的上升，還產生了官位股份制。例如，交通局長的預期利潤豐厚，張三想去得到這個位置，自己手頭的錢不夠二百萬，就找李四、王五、馬六入股。事成以后，大家按股分紅。越是買來的官帽，就越敢貪污受賄甚至公開索賄，因為官帽的批發商會提供售后服務，幫著擦屁股。不但權力市場化到如此程度，甚至良心、道德都已經市場化了，這市場化難道還不過度嗎?

　　高尚全可能會說，權力市場化不是市場化的錯，是權力的錯。但是，權力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認為市場化浪潮可以不導致權力市場化，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割了人的肉還不許流血。如果說干部隊伍可以達到這種境界，可以真正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那么，原則上，搞計劃經濟又有什么不可?人性自私論是一切市場化改革的理論基礎，怎么到了權力市場化問題上，又希望干部不被腐蝕了?

　　三、高尚全的理想是什么?

　　高尚全可能會說：對啊，我沒有要求干部無私啊，我知道權力市場化的危險啊。在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要保證權力不被市場化，必須推行政府改革，使權力受到制衡，受到約束。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不是權力制衡，而是官官相護。審計署本來是個清水衙門，但是對任何部門都擁有審計大權，是一個以權力制衡權力的機關。它是怎樣行使審計權的呢?許多地方審計局進駐某機關，沒日沒夜地查帳，查清楚了，再與該機關首腦談判，是拋出大魚呢?還是拋出小魚?是避實就虛呢?還是避虛就實?從中分贓漁利。

　　高尚全可能會反駁說，在一黨專政下，審計署式的制衡是不徹底、不可靠的。高說的政府改革，說清楚了就是實行三權分立，多黨選舉，搞西方民主模式。當然，這一點高尚全和他的盟友們絕不會公開承認。承認這一點就是承認他希望共產黨讓位，就是承認他是美國的第五縱隊，承認自己客觀上是顏色革命的內應。

　　所以，問題進一步可以被歸結為兩種可能：第一種，高尚全不清楚他的邏輯、一定程度上改革的邏輯，最后的結果將是共產黨讓位;那他就是糊涂。糊涂之人居此高位，是不稱職的。第二種，他清楚這一邏輯結果，他正是要竭力推進這一結果的出現。那他就是在主觀上是美國的內應。

　　對于這種推理，高尚全似乎不能接受。他說：“還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改革是美國情報機構派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來指導改革，搞和平演變。不能荒唐到這個程度。”我相信，高先生不是美國中央情報機構派來的代表人物。但是，高先生所遵循的邏輯卻會引導他走向美國中情局所樂意見到的結果。這正如戈爾巴喬夫不是中情局特務，但起的作用卻比一百萬個中情局特務更大，他改變了蘇聯制度，使蘇聯四分五裂，使美國多年來的夢想成真。至于高先生所交往的朋友中，他所供職的機構中，有沒有貨真價實的中情局特務，恐怕高先生無法確知吧。既如此，那憑什么就一口咬定沒有呢?

　　當然，在我們今天這個多元化的時代，當中情局的特務似乎也未嘗不可，甚至是一種光榮。有的人不是聲稱要當一夜美國人嗎?有人的不是想給美國大兵帶路，廢除中國的薩達姆嗎?在一些自由派學者看來，這是與時俱進，順應民主潮流的偉大壯舉。當第五縱隊有什么不光彩的?

　　我這種看法，大概在高尚全看來，就是對改革的干擾。他說：“當前對改革的干擾不少。有人給中央領導寫信，說現在不是要執政黨的能力的問題，而是要糾正路線問題，認為中國走了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

　　當然，高尚全這里指的“有人”，是指社科院原副院長劉國光。只有劉國光這樣參與過改革方案設計的人，才有資格構成對改革的干擾。我看，高尚全應該感謝劉國光。是劉國光在公眾心目中部分地挽救了改革參與者的聲譽，讓人們知道，這些參與者中還有在主觀上不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只要還有一點點事實求是的態度，且不說教育、醫療、住房領域的市場化，且不說嚴重的腐敗，且不說名列世界前茅的兩極分化，就憑國企私有化、股份化這一條，就可以說，中國已經走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了。對目前的現實，高尚全這樣的改革參與者難辭其咎。

　　四、不要拉總設計師做高尚全的虎皮

　　公道自在人心。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邏輯站不住腳，他的最后一招是拉總設計師做自己的虎皮。

　　隨著新自由主義實踐不斷在世界范圍引發經濟危機、政局動蕩、種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泛濫，國際和國內都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潮流。對此，高尚全感到很害怕，他怕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會導致對改革的反思。他說：“另外一個干擾，就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設計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現了這么多矛盾和問題。這樣一來，也就否定了我們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

　　反思改革并不等于否定改革。承認改革受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并不等于要否定改革。改革是什么?總設計師自己并沒有搞清楚，他只給出了一個總原則：摸著石頭過河。河的對面是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說新自由主義可以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新自由主義為什么就不可以?如果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可以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什么就不可以?手段可以摸索，方向不容置疑。改革在九十年代后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也是一個摸索實踐的過程。既然是一種摸索實踐，犯錯誤是正常現象。只要勇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化代價為教訓，化教訓為經驗，仍然是在總設計師的框架內。在九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說過(大意)，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但是，高尚全卻忽視鄧小平思想中對計劃的肯定，夸大市場的作用，把總設計師的正確思想片面化、極端化，走入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萬能論的迷途，這能怪總設計師嗎?

　　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承認市場萬能論的錯誤，承認將市場機制泛化到一切領域的錯誤，并不等于要否定市場，更不等于要拋棄新自由主義改革期所積累的物質財富。要市場，不要市場化;要計劃，不要計劃化;要改革，但不要改革神話。這才我們的正確選擇。

　　但是，始作俑者，要改也難。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恐怕高尚全就應該公開承認錯誤。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五、如何防止災難性的后果?

　　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言論經不起推敲，所以，他還有一招來嚇唬公眾：“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

　　今天我們的確要解放思想。可是，什么東西束縛著我們的思想呢?是馬克思主義嗎?還是市場萬能論?是制度萬能論?是新自由主義?劉國光的言論表明，馬克思主義早就不再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教條了。解放思想，要害的是要解放決策者的思想。而今天，體制內的決策者的思想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束縛。市場化都深入到權力體系了，他們還認為市場化不徹底。權錢勾結、官官相護都成了潛規則，他們還認為是制約機制沒有建立。按照這種邏輯，提倡“多快好省”的大躍進又有什么錯呢?錯誤在于沒有“多快好省”啊!迷信者的特點，就是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迷信，而認為自己是科學。

　　改革開放時代的確取得了成就。可是，這種成就有多少是改革開放成份帶來的，多少是原來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成份帶來的，這值得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八十年代，這兩種成份力量相當，客觀上成就了各種經濟成份的繁榮。但是，按新自由主義的片面思維，八十年代的成就只是改革帶來的，只是開放帶來的，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則阻礙了改革開放。加快改革開放就要取消計劃，取消公有制。結果，不但社會公平嚴重喪失，而且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嚴重削弱，中國成了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世界打工仔，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被鎖定在低利潤、低附加價值的環節中。這樣一來，勞資矛盾空前激烈，重大礦難頻繁發生，政權的階級基礎發生轉換，國家憲法中享有領導權的工人和農民淪為弱勢群體，政權的合法性遭到質疑。只有正視這種嚴峻的現實，才有資格談論“堅持改革”。無視這種現實，那就是背叛了總設計師的初衷，就沒有資格談論“堅持改革”。人民群眾擁護的改革，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絕不是高尚全想象中的全面私有化、市場化、兩極分化、腐敗化的改革。

　　在人民群眾眼里，改革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6000萬國企職工下崗，數億農民工在低工資、無福利、無勞保的條件下每天勞動12小時，極少數人控制了絕大部分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自主技術體系被摧毀，金融和經濟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國家安全形勢日益嚴峻，這些難道不是災難性的后果嗎?鄧公有靈，他能接受這種現實嗎?

　　事情和高尚全所想象的恐怕恰恰相反，正是九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造成了中國社會的深刻分層和斷裂，埋下了全局性危機的禍根。如果不加反思，不加糾正，中國的未來完全有可能陷入社會動蕩、國土分裂的巨大災難中。

　　為什么說主流經濟學家誤導了改革?

　　——評吳敬璉的一系列言論

　　2006-1-15

　　吳敬璉號稱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譽之者甚至直呼其為“經濟學家的良心”。但是，到2005年底，這位“良心”突然發現大事不妙，被人罵成了“王八蛋”：“如果說主流經濟學家是指那些能夠對經濟發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響，起到一定促進作用的學者的話，那么，全世界都承認20年里中國經濟發展得非常好，主流經濟學家也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而他們卻反而成了‘王八蛋’了，這是怎么回事?” (《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1月4日)

　　吳“良心”感到很委屈。但是，他應該已經感受到，這是一股強大的、洶涌的、自發的社會潮流，絕不是幾個非主流經濟學家靠網絡文章可以引導的。他恐怕也知道，他已經失去了人心，新自由主義型的改革已經失去了人心。他所擁有的只有官方媒體，只有“全世界”的主流媒體。但是，他恐怕還是不能理解，為什么潮流轉變得這么快?

　　實際上，吳“良心”不夠細心。2001年，當媒體把他稱作“良心”時，其潛臺詞便是：主流經濟學家的集體無良心。當吳先生高高興興地接受“良心”稱號時，對他的否定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因為他同時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一員，是主流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如果主流經濟學家集體無良心，何以“領軍”的吳敬璉獨獨有良心?因此，從“良心”到“王八蛋”，其內在邏輯線索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問題不在于稱號的變化。問題在于，為什么否定主流經濟學家會成為強大的社會潮流?這其中吳“良心”起了什么作用?我想幫吳“良心”解一解這個結。

　　一、市場化誤導了九十年代以來的改革方向

　　八十年代時，吳敬璉的名號是吳“市場”，以倡導市場化為己任。那時，教育、醫療、住房、交通、金融還都是在計劃體制中，國營企業還占生產的絕大部分，對外開放還剛剛開始，外來投資和商品都不能自由進入中國市場。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中，引進市場成份，引進競爭機制，可以產生很好的經濟和社會效果，取得公認的改革成就。這時，市場的積極作用明顯，而受計劃框架約束，消極作用不容易發揮出來。相應地，吳敬璉還主要起著積極作用。但到八十年代末，吳敬璉已經犯了一次重大錯誤。出于對市場機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導放開市場、放開物價，結果導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貨膨脹。這是八九事件的誘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債的根本原因。

　　作為經濟學家本來應該懂得，三角債只是表面現象，其實質是中國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怎樣擺脫生產過剩?正確的方案應該是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消化八十年代末期經濟“大躍進”制造的過剩生產能力。這就意味著承認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已經開始作用，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果已經出現。但是，市場迷信者并不這樣考慮問題。當時，經濟學刊物的意見高度一致，認為生產過剩不是市場機制的內在特性，而是投資主體沒有市場化，投資者患有“父愛病”，得了投資饑渴癥。所以，消除三角債的根本出路在于國有企業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場經濟主體。對于形成這種輿論，吳敬璉勞苦功高。這樣，一方面可以擺脫應負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市場化。這就像醫生用錯了藥，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說不是藥方的錯誤，而是你本來就有大病。現在，通過用藥，大病暴露出來了，這是我的功勞，不是我的責任。繼續用這個市場化的藥方治，病一定能好。吳敬璉就是這樣一位不顧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藥方的庸醫。

　　果然，推進市場化，特別是把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市場化，塑造合格的市場經濟主體，用“產權明晰”論斬斷預算軟約束的“父愛主義”黑手，國有企業用小賣大股的方式私有化(這里還有厲以寧的貢獻)，逐漸地成為現實政策。結果是1992年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經濟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緊急剎車。但是，生產過剩更加嚴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錠子等方式來銷毀過剩的生產能力，并導致了國有企業大面積的破產下崗浪潮。這實際上是1988年決策錯誤的再版。領導固然有問題，但利用并放大領導的錯誤，搖旗吶喊、火上澆油的又是誰呢?難道不是吳敬璉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嗎?

　　1994年以后，內需長期不振。作為經濟學家應該懂得，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仍然是釋放過剩生產能力的唯一正確途徑，也是符合社會主義方向的正確途徑。但是，這就意味著政府要加大干預市場經濟的力量，與吳敬璉所迷信的市場化方向不符。怎么辦呢?主流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求助于外資，求助于國際市場。為了吸引外資，不惜放棄對外資的種種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場換技術”;為了擴大出口，不惜無條件加入WTO，讓弱小的本國企業直接面對跨國公司的強大競爭，極大地壓縮了各類民族資本的生存空間，或聽其依附于外資，卻美其名曰“鯰魚效應”。最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匯率，使國家財富整體大幅度貶值，從而大大降低了外資的投資成本，強力推進了出口。1994年是中國放棄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而甘愿淪落為世界打工廠的轉折年。對此，林毅夫、江小娟當然應該負更加主要的論證和鼓吹責任，他用比較優勢論欺騙國人，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是廉價勞動力，中國應該老老實實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老老實實地做世界加工廠，國際打工仔，千萬不要幻想趕超，幻想自主創新，當心落入“創新陷阱”。但是，作為主流經濟學家“領軍人物”的吳敬璉難道就不贊同林毅夫的“比較優勢論”嗎?難道吳敬璉對這一方向性的錯誤就沒有責任嗎?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襲來，世界經濟一片蕭條，中國經濟也卷入了危機。內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辦?仍然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速產業升級換代。可是，這些都是硬功夫，政治阻力大，見效慢，不符合市場化的方向。于是，財政、金融、出口一起上，力爭1998年的經濟實現8%的增長，即所謂保八。財政上，國家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高速公路、機場、港口，花下一屆政府的錢;金融上，以住房市場化帶動大筆銀行資產投產房地產業，銀行貸款給開發商建房，又貸款給消費者購房，以實現經濟的增長。在擴大出口、吸引外資上，則是加入WTO，給外商超國民待遇。就在這一年，按照市場化的思路，教育產業化、市場化了，招生擴大了，學費猛增了，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學了。與此同時，國有銀行商業化了，銀行從最需要幫助的落后地區撤銷了五千家分支機構，裁減了大批職員，迅速拉大了銀行內部的工資差距，一線職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銀行的呆壞帳卻迅速增加。

　　結果是，經濟的確增長了，出口的確擴大了，外商的確來華了，外匯儲備的確猛增了，財政收入也增長了，但是，中國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廠了，果真放棄了獨立的技術和工業體系，成了跨國公司的附庸了，甚至連本國商業都被外資商業主宰了。中國對外資和世界市場的依賴度極大地加深了，相應地，中國在外交上的自主權則削弱了。外經貿部或今天的發改委不得不應付越來越多的反傾銷訴訟，外交部忙著處理各式各樣的西班牙燒鞋事件。

　　還有一個重要的結果在房地產業。開發商、地方政府和銀行聯手做市，房價迅猛上漲，普通工薪階層買房無望，空置面積急劇擴大，房價卻被炒作至天價，房地產業迅速泡沫化。房地產業奇怪地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拉動了鋼鐵、水泥、能源等相關產業的價格上漲，成為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國經濟就可跌入蕭條的冰窟窿，甚至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這一切，吳敬璉先生難道就沒有一點感覺嗎?

　　作為普通民眾，教育市場化意味著上不起學;醫療市場化意味著看不起病;住房市場化意味著住不起房;國企改革意味著買斷工齡，千百萬職工的幾十年的血汗積累轉眼間落入個別“企業家”的腰包。對于這一切，影響政策的主流經濟學家難道可以推托自己應負的責任嗎?正是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使吳敬璉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轉化。

　　二、金蟬脫殼——“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解剖

　　吳敬璉真的不知道徹底市場化帶來的種種惡果嗎?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認20年里中國經濟發展得非常好”嗎?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頻頻發生的礦難嗎?他不知道農民工的工資20年未漲嗎?他不知道6000萬職工下崗嗎?他不知道上不起學、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現實嗎?他不知道人們可能會把這一切“歸功”于市場化嗎?他知道。但是，他使了個金蟬脫殼計。他說，這一切應該“歸功”于壞的市場經濟，而他所提倡的則是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換句話說，所有一切積極的、正面的市場化效應，都歸吳敬璉;所有一切消極的、負面的市場化效應，都與他無關。

　　且慢。熟悉西方經濟學的人知道，主張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個守夜政府，一個最小限度的保證兌現契約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場經濟，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蠻資本主義。正是這種法治的市場經濟，導致了工時不斷延長，工作條件日益惡化，失業率日益上升，經濟危機一輪輪爆發。也是這種法治的市場經濟，導致了英國的憲章運動，導致了美國的芝加哥大罷工，導致了德國西里西亞工人起義。也是這種法治的市場經濟，使擁有壟斷技術、壟斷資源、壟斷地理位置等各種壟斷優勢的企業可以對消費者巧取豪奪，獲取巨額暴利，從洛克菲勒、摩根到比爾·蓋茨、李嘉誠、任志強，都是這么干的。

　　吳敬璉可能會說，那是壞的法治的市場經濟，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好的法治哪里來?是斗爭出來的。正是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的巴黎公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美國的勞聯產聯，包括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迫使資產階級作出讓步，取消童工，縮短工時，提高工資，提供失業救濟、養老保險，提供免費教育，提供低費或免費的醫療，提供廉租房或低價房。但是，這一切都意味著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場的“無形之手”，意味著市場不斷退縮，計劃不斷增強，意味著市場不再純粹，意味著經濟體制變為計劃和市場相結合、壟斷和競爭相結合、公有和私有相結合、開放與保護相結合的混合經濟體制。也就是說，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恰恰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混合經濟，而這恰恰是吳敬璉竭力反對的經濟體制，是非主流經濟學家大力提倡的經濟體制。

　　那么，吳敬璉到底要什么?他或者真要好的法治的經濟體制，承認計劃的作用，回歸非主流;或者否認計劃的作用，繼續留在主流，但是要壞的法治的經濟體制。掛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羊頭”，把前門推出去的計劃從后門悄悄放進來;賣壞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狗肉”;掛“良心”的招牌，賣“缺德”的實貨!這恐怕才是真實的吳敬璉。

　　實際上，提出“好的市場經濟”，本身就要掩蓋問題的實質。在公眾心目中，好的市場經濟往往是指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吳敬璉再不濟，也不會不知道西方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廣泛調節的市場經濟，因而其經濟體制是混合經濟體制。提混合經濟體制，其學術內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吳敬璉身份的。但是，這就意味著承認市場經濟的根本缺陷，承認市場化方向的錯誤，承認自己一貫主張的錯誤。懂得計劃與市場各自的優勢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將兩者相互結合起來的政治條件和操作機制，這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懂得并迷戀計劃經濟，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戀市場經濟，都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而是計劃原教旨主義者或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計劃經濟時代，吳敬璉是計劃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那時他批判他的老師孫冶方，就是因為孫冶方提倡尊重價值規律。在改革開放年代，吳敬璉又一躍而成為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者，以討伐計劃經濟為己任。這樣的人到底是經濟學家，還是投機政客?到底是社會良心?還是社會鬼魅?這樣的人還敢標榜自己“不惟上”、“不惟書”、“不違背科學良知”，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出了什么問題?

　　三、與權貴結合怎么反對“權貴資本主義”?

　　為了塑造“良心”形象，吳敬璉還是說過一些真話。比如，股市賭場論，又如，權貴資本主義論。說這些真話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學識，而只是需要一點勇氣。當然，勇氣比學問更重要。僅就此而論，吳敬璉還是有可取之處的。然而，吳敬璉一貫與權貴合作。當他出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時，人們不能不猜想，這里會不會有什么貓膩?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吳敬璉發現，對改革持不同態度的有三種社會力量：一、親市場取向改革的力量;二、親計劃體制的力量;三、保持現狀力量。第三種力量既反對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計劃經濟，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他們的目標是盡力保持現有的雙重體制，甚至通過“設租”活動加劇它的混亂，以便從中取利。但這些人在阻礙或歪曲改革時往往打著“改革”的旗號。這第三種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傾向。

　　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是和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判斷一致的。事實上，楊帆在1997年就提出要反對權貴資本主義。

　　問題在于，以什么反對權貴資本主義?顯然，吳敬璉主張以加速市場化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主張以消滅權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從根本上取消權力尋租的可能性，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取消政府，或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將經濟生活的控制權完全交給資本家，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蠻資本主義社會。這就象醫駝背，吳敬璉說，我治駝背一治就靈，永不復發。病人就聽從了，吳敬璉上去一腳就把駝背踩直了。背確實直了，權貴資本主義的確消失了，但人死了，回到了無政府狀態。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為什么改革會走入權貴資本主義的軌道?恰恰是吳敬璉所倡導的市場化取向。吳先生不應該否認，他之所以強烈倡導市場化，是因為他相信人性是自利的，甚至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是不可改變的。既然如此，邏輯上就必須要取消計劃、取消公共權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場機制。支撐這種信念的，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及其失敗。此后，吳敬璉再也不相信理想了，再也不相信道德了，再也不相信良心了。他一轉身成為人性自私論的鐵桿信徒，也就成為市場化的竭力提倡者。相信自私，就會發掘自私，利用自私，放大自私，推動社會的自私化。吳敬璉竭力推動市場化，也就竭力推動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權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黨政干部的自私化，權貴資本主義就必然應運而生。

　　也就是說，吳敬璉實際上恰恰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

　　吳先生不要驚慌，不要惱怒。請你想一想，每當你到黨校作報告時，每當你去各地方政府作報告時，每當你聲嘶力竭倡導市場化時，臺下這些掌握著權力的黨政干部是不是熱烈鼓掌啊?這些干部是想著改革開放的大業呢?還是想著自己手中的權力可以市場化了呢?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傾向是受到了承認和鼓舞呢?還是受到了批評和抑制?

　　和權貴結合必然制造權貴資本主義。和人民結合才能使改革開放的大業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條正確的軌道，在經濟上是混合經濟體制，在政治上是人民監督與干部高度自律相結合，在文化上承認人的部分自利性，但強調國家和人民的長遠整體利益，倡導高尚的理想主義。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反對權貴資本主義。

　　四、書齋里的風波：中國要不要經歷重化工業化階段?

　　前面提到，從1994年起，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權就逐漸轉向外國資本和世界市場。到2004年前后，隨著外資企業在中國開設的加工廠不斷增加，隨著境內外資本聯手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中國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出現全面緊張態勢。國際金融大鱷興風作浪，借機大幅拉升石油和鐵礦石等資源的價格，迫使中國支付高昂的能源、原材料進口成本。這是中國經濟失去主動權，邁上經濟殖民化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中國市場化無止境、開放無止境的必然后果。對此，吳敬璉和厲以寧都應該承擔各自的學術責任。

　　但是，這兩位居然聯手上演了一出口水大戲，來回避真實的問題，推卸自己的責任。

　　2004年7月，吳敬璉憂心忡忡地表示，“片面強調以重化工業的發展帶動經濟增長”會帶來一系列消極后果。厲以寧隨即回應：工業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不能繞開重化工業化的階段。

　　據說，這場爭論吸引了眾多學者和媒體，正在激辯，正在深化中。

　　但是，這場爭論實際上已經毫無意義，因為中國已經失去了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力。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后，我們已經把這一權力交給了全球化、交給了市場化，交給了國際資本。國際資本不允許中國發展自主的技術和工業體系，只允許中國發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外資涌入國門來開設加工廠，能不能沒有相應的石油、煤炭、電力、鋼鐵、水泥、木材?13億人口的大國當國際打工仔，且不說世界各國的工人允許不允許，僅中國的能源、原材料能否滿足生產世界產品的需要?如果滿足不了，要不要進口?進口會不會引進價格狂漲?中國消費了世界那么多能源、原材料，又得到多少利潤，提高了多少生活水平?厲以寧先生現在想起來中國的13億人口了，當初加入WTO時，怎么就沒想到世界加工廠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怎么就一味鼓吹“鯰魚效應”?吳敬璉先生現在來倡導產業升級、技術創新了，當初加入WTO時，有沒有想過跨國公司一定會消滅中國的自主技術，一定會使中國的產業降級?

　　很有意思，爭論雙方似乎回到了八十年代的計劃經濟時期。一個說不要外延型增長，要技術創新、升級換代;另一個說，中國還是要經歷重化工業化階段，還是要上大煉油廠、大鋼鐵廠。爭論雙方在對誰說話?政府嗎?政府已經只從事招商引資工作了。對國際資本嗎?國際資本根本不顧中國需要什么，只顧自己需要什么。對民族資本嗎?他們本小利微，自顧不暇，眼前的事情要緊。

　　如果沒有這場爭論，人們以為吳敬璉、厲以寧還有引導學術潮流的能力。有了這場爭論人們才知道，這兩人的思路和術語還真停留在八十年代，對眼前的中國經濟失去了判斷力。更可嘆的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界基本上就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視野中，自言自語，自絕于人民，自絕于時代。

　　最近，全國科技大會在京舉行，號召全黨全社會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很好的跡象。但是，如果不退出WTO，不從國際資本手中奪回經濟自主權，自主創新之路將是水中月、鏡中花。

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十九期，200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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