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漢成
最近，中央提出了對改革要進行“頂層設計”。溫加寶在廣東考察重提鄧小平“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南巡講話，他說“在經歷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要繼續下定決心、鼓足勇氣，毫不動搖、永不停頓地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特別是要有針對性地做好改革開放的長期規劃設計，繼續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早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就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被稱為“鄧小平理論”，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三十多年后，眾多的改革既有了過程，又有了結果。現在，中央又提出了“頂層設計”的理念，人們不僅要問，當年鄧小平對于改革是怎么設計的？現在提出“要有針對性做好改革開放的長期規劃設計”是否意味著鄧小平當年的設計既不是“頂層設計”也不是長期設計，而只是一個短期設計？是否預示著中國的改革將會有新動作，新舉措，將會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因此而終結鄧小平理論作為改革開放思想的指導地位？因此，在這個歷史的當口，重溫鄧小平理論，重新審視鄧小平關于改革的設計！對于新一輪的改革，對于今后中國的社會走向，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
一、鄧小平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設計”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設計，通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建立的，農業從互助組、合作社過渡到人民公社，定格為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工商業則定型為全民（國有）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歷次修正后的憲法中，均向全國人民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鄧小平說：“過去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進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頁《對中國改革的兩種評價》）關于我國在公有制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 “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167頁）
1974年10月20日 ，毛主席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從毛主席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區別就在于所有制的不同。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時代，從建國之初的鎮壓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從反右斗爭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與經濟運動都是圍繞著保衛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鞏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而發動的！
鄧小平“復出”后，大力推崇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來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但是，發展私有制是牽涉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大問題，一部分老同志擔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1984年10月22日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鄧小平說：“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鉆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90頁） 1985年9月23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 1986年9月2日 ，在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的提問時，鄧小平又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此后，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多次作了關于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的闡述。
如上所述，鄧小平關于經濟體制改革設計的核心理念是：既要發展市場經濟，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毛澤東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因此，如果改革的結果與鄧小平設計的初衷相吻合？則說明鄧小平的“設計”是正確的，如果不吻合，則證明了不是鄧小平的“設計”存在問題！就是鄧小平去世后的“改革”在操作上出了問題！
二、后鄧小平時代的改革
1980年，鄧小平說：“經過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已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7頁《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1985年，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7年，鄧小平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開始我說看兩年，兩年到了，我說再看看。現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只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的講話》）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一，1980年，我國的全部工交企業已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1985年，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987年，全國公有制企業有一億職工。第二，關于雇工的問題，鄧小平認為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所以還是要“動”的，這個“動”實際上就是取締，但是，什么時候取締，用什么方法取締，需要研究。
既然將鄧小平理論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就理應按照鄧小平設計的框架操作。然而，鄧小平去世后，中國的改革就異化為了“改制”，先是以“抓大放小”，在短短的幾年內，舉國掀起了改制狂潮，在地級市、縣、鄉鎮、村，幾乎是一刀切，將全部的公有制工商業企業改制為私營與民營企業，再后來就是推崇“經濟人”、“明晰產權”、“資產重組”“、國有企業的改革向深層次發展，”將大多數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為私營與民營，四十萬家公有制企業僅有一萬多家省級國有大中型企業幸存，一百多家“央企”幸免于難，加上教育、衛生、房地產業的市場化……。私有制在我國已占取主導地位。從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到“改制”的完成，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經歷了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私有制經濟占取了整個國民經濟的70﹪以上，鄧小平設計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已不復存在，數以千萬計的工人階級淪落為資本家的雇傭工，不僅產生了資產階級，兩極分化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0.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財富，基尼系數已達到0.5﹪。改革的結果背離了鄧小平“設計”的初衷！鄧小平對人民承諾的共同富裕亦成為了鏡花水月！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一點，不管是西方資本主義，還是黨和國家的當權者，或者是國內的“精英”與右派們，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有人一定會辯護說，之所以“改制”，是因為公有制企業經營陷入了困境，一部分公有制企業已瀕臨破產，所以，才“抓大放小”！但是，我們要問，公有制經濟在新中國成立后歷經了四十多年，為什么在八十年代前沒有一家陷入困境，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企業停產與倒閉現象，而偏偏發生在鄧小平去世后的九十年代末？
改革是一項牽涉到社會制度的系統工程，既然是“設計”，就必須有前瞻性的理論指導，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系統思想和方法處理改革問題，有一個周密的藍圖與方案。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因為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存在著八級工資制，貧富的差別也是存在的，但這種差別僅僅限制在生活資料的范圍內，任何黨政官員與任何人都不會占有生產資料。所以，鄧小平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鄧小平所說的“個體經濟”，實際上就是私有制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作為公用制經濟的補充，他認為并不會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不會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是，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旦私有制經濟有了合法地位，就為剝削創造了條件，有了剝削條件，就必然要產生資產階級，這既是一個基本常識，又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更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剩余價值的最基本的原理。因此，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富到什么程度？有沒有一個定量的標準？“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這里的“一部分”是多少？有沒有一個定量的限制？先富的人如何帶動大家共同富裕？是對未富者進行捐助，還是政策性調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公私并存的混合經濟中，私有制經濟實際上就是賄賂經濟，私有制經濟之門一旦開啟，必將依附在公有制經濟之上，吸公有制經濟的精，喝公有制經濟的血，瘋狂的與公有制爭奪原料與市場，使公有制經濟失去活力。私有制經濟一步一步走向壯大，公有制一步一步被摧毀，在這樣一種經濟態勢下，對私有制經濟是扶持與放任，還是限制與遏制？然而，在改革開放中，不僅沒有對私有制經濟采取任何的遏制，而是出臺了若干的優惠政策，扶持與鼓勵私有制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為什么始終強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因為任何一個事物的性質都是有量所決定的，決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量”就是公有制經濟占全國所有經濟的比重。鄧小平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7頁《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但是，中國有眾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有那么多的經濟學家，難道吳敬璉、張維迎一類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都是不學無術的糊涂蟲？否則，怎么會將鄧小平的“以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不容許產生資產階級”的改革理念拋到了九霄云外？
鄧小平從來就沒有過關于“改制”的論述。全國人大也從來沒有制定過“改制法”，時至今日，憲法總綱中仍然規定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六條仍然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試問？“改制”經過全國人大審議表決了沒有？因此“改制”不僅顛覆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且是違犯憲法的驚天劫案！所以，有人將“改制”稱之為無法無天，離經叛道！雖然，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并與鄧小平理論一道，被納入黨的指導思想，所謂“利益”，無非就是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但是，人民已經喪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國家與集體已經喪失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本錢，還拿什么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1985年，鄧小平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在時隔七年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又說：“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我們可以看到，對于中國的階級力量，鄧小平前后三次的表述是不一樣的，1979年，鄧小平“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 1985年，他認為“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則認為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既然沒有了一個資產階級，那么，這里的敵對階級指的是哪一個階級呢？這里的表述不僅在語意上是失當的，而且在邏輯上也是錯誤的，既然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怎么還能用專政的手段鞏固人民的政權呢？因此，有人抱怨鄧小平說話是前言不接后語，其實不然，鄧小平之所以做出了這樣前后矛盾的表述？其思想認識是經歷了反思的過程的，在1979年到1985年間，他認為在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為了推動改革，消除人們的疑慮，所以說事情并不可怕！但是，經過了1986年后的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引發了1989年的動亂，鄧小平不得不動用了國家機器，才平息了這場動亂，對此，鄧小平經過了反思，才對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有了新的領悟，所以他說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
三、社會制度與頂層設計
當前的世界，在經濟模式上，無非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上，無非是私有制，公有制及其混合所有制，鄧小平說：“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原則。”（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頁）”
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只用了幾年的時間，而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時間跨度超過了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變革，超過了中國共產黨從出世到建立新中國的時間總和。雖然，改革開放中，“精英”們屢屢打出了“創新”的旗號，但是，有人用“經濟模式市場化，生產資料私有化，福利事業產業化。”對“改革”做了全方位的概括。人民看到的結果并不是什么制度上的“創新”，而是資本主義的復辟！不同的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資本主義也在加大推行社會福利事業的力度，而中國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將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福利事業也改成產業化了。可見，改革并沒有找到一條既優越于社會主義，又超脫于資本主義的制度！
最近，中央又提出了“頂層設計”，奇怪，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嗎？現在怎么要將這個“總設計師”拋棄了呢？什么是“頂層設計”？說穿了，就是“精英設計”！你們不是倡導“民主”嗎？倡導“自由”嗎？難道這個“頂層設計”不是反民主的嗎？不是反自由的嗎？最近，溫加寶在廣東考察工作時重提鄧小平南巡講話，說“要繼續深化改革，永不停頓”。從去年的“不繼續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到今年的“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人民不僅要問，改革難道比抗日戰爭還要難？比解放戰爭還要難？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找到“生路”？中國共產黨的生路，人民的生路到底在哪里？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頁）當前的中國，嚴重的兩極分化與黨內的腐敗是主要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而產生這些矛盾的罪魁禍首就是私有制。鄧小平說：“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又指出，由社會實踐中生產的“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只有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經過實踐的考驗，才能證明它“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鄧小平文選《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2卷第117頁）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謂“頂層設計”到底是制度設計，還是體制設計？人民不是不擁護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的生路也不是取決于改革與不改革，而是取決于如何改革？向著哪一個方向改革？走哪一條路線？鄧小平說：“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思想路線不是小問題，這是確定政治路線的基礎。正確的政治路線能不能貫徹執行，關鍵是思想路線對不對頭。”（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鄧小平文選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190頁》）
共產黨是靠真理起家的，共產黨人是靠真理吃飯的。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糾正“共產風”時，毛主席就說過：“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的判斷和決定。”1986年，鄧小平也說：“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 1986年9月2日 ）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他又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鄧小平所說的“大錯誤”與“出問題”指的是什么？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要求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可是，改革三十多年來，我們總結經驗了嗎？改正錯誤了嗎？勇于糾正錯誤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放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話，那么，應該以一分為二的辯證態度對待鄧小平理論，采取揚棄的態度，所謂“揚棄”就是通過總結經驗，對于鄧小平的經實踐證明正確的理論，就予以堅持，對于實踐證明錯誤的觀點，就理應拋棄！
近來，右翼勢力又以“反壟斷”為名，提出了要讓民營經濟進入到國家壟斷行業。壟斷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鄧小平理論中，從來就沒有說過反對國有企業壟斷的概念。2004年修正后的憲法第七條明確規定：“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2月23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評論員文章，與瓜分國有大企業的叫囂遙相呼應，然而，奇怪的是，該文章通篇沒有讓人民知道如何改革，資源性資產與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型行業，國家資本不去占領，私人資本就必然要占領，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去占領，西方資產階級就必然要去占領！如果這些行業被西方資產階級壟斷了，將直接對國家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如果國內的資產階級壟斷了，必將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構成威脅，因此，與其讓私有制壟斷，根本就不如讓國家占有。這不是什么“微詞”，而是關乎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大事，所以，我們應該理應理直氣壯的維護國家“壟斷”！說什么“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那么，我們就要問。到底誰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反對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是廣大的工人、農民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難道這些人就是你們所說的“既得利益者”？“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說白了，所謂“天變不足畏”就是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并不足畏，中國共產黨的祖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的祖宗是鄧小平理論，因此，所謂“祖宗不足法”就是明目張膽的鼓吹不僅要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徹底背叛鄧小平理論！所謂“人言不足恤”就是公然叫囂對于人民的叫聲音可以充耳不聞，對于民意可以視而不見！
詭譎的是：黨內的極右派們借反對“壟斷”之名，而行瓜分國有資產之實，打的竟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旗號，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明明說的是：“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南巡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鄧小平是將堅持社會主義放在首位的，而到了右翼勢力的口中，卻變成了“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說：“我們有優勢，有國有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南巡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右派們卻以打破壟斷為名，要將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趕盡殺絕！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是為著全人類求解放的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天賦的革命性，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滅階級！就是解放被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眾，讓人民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因此，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共產”兩個字上，所謂“共產”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如果丟掉了公有制，共產黨也就成為了“私產黨”或“分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還有什么區別？早在二十多年前，鄧小平就告誡說：“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鄧小平文選《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第3卷第158頁）因此，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對新的“改革”進行頂層設計中，如果能夠反思改革，反思鄧小平理論，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則國家幸甚，中國共產黨幸甚，人民幸甚！
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QQ： 47313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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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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