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載于《香港傳真》2010年第38期

鼓吹“民營經濟為主體”是違反《黨章》、《憲法》的言論　　

《人民日報》　2010年7月28日　第20版上，刊登一篇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　席黃孟復　先生撰寫的一篇文章，說我國“現在已經形成‘國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1]為主體、外資經濟為輔助’的所有制結構。正是這樣的所有制結構是我們的經濟、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形成了一個生動活潑、積極向上的奮發氛圍，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創造的所有制結構，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仍然要堅持這種結構，并且要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　　

讀到這段話，令人十分震驚。我們的黨章上寫著：“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去年9月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還重申，要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不宣傳載入《黨章》和寫進中央全會決議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卻刊登文章，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民營經濟為主體”，這不是明目張膽地要改變基本經濟制度、宣傳私有化嗎?　　

寫這篇文章的作者，作為全國工商聯的主席，可以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但必須遵守《憲法》，這是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憲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當然，作為私營經濟的代表人物，作者可以主張“以民營經濟為主體”，而且應該說這是他一貫的主張（他甚至公開表示，希望黨的十八大按照他的意見修改基本經濟制度的提法）。這是允許的，思想自由嘛！他也可以利用機會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議（他完全有這種機會），但在《憲法》沒有按照他的意圖修改之前，公開發表違反《憲法》的言論，總是不妥的吧。任何一個公民都沒有這種權利，頭面人物更是如此。　　

順便說一句，我國是真夠“自由”的了，黨報可以隨便刊登違反《黨章》的東西，公民可以隨便公開在報刊上發表違反《憲法》的言論，《黨章》管不住黨員，《憲法》管不住公民，這種自由，恐怕連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也做不到吧！然而這種“自由”的危險后果，不知道有人考慮過沒有？聽任這種現象發展下去，《黨章》、《憲法》沒有約束力，沒有權威，愛怎么干就怎么干，黨和國家就會毫無凝聚力，那可能黨不像黨、國不成國，這能不令人不寒而栗嗎！　　

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我們還是正面討論一下，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為什么需要這樣的所有制結構。這個問題，就現在的爭論來說，對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發展似乎沒有分歧，分歧的焦點是為什么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而不能“以私營經濟為主體”？這是關系到我國社會的性質和未來發展方向的原則問題，不能不分辨清楚。　　

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并把它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們黨幾代領導人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具體國情進行艱苦探索取得的成果。在這一探索過程中，我們既反對單一公有制，反對在所有制問題上“越大越公越純”的傾向，又反對私有化，反對取消公有制為主體的傾向。可以說，這個探索的過程是充滿斗爭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來之不易，我們應該倍加珍惜。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絕不搞私有化，絕不能讓私營經濟占據主體地位呢？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在我國目前條件下，第一，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私有化、私營經濟為主體則會使社會的性質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危及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從而才能解放、發展生產力，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實行私有化、以私營經濟為主體，是違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些本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由于多年來西方經濟學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不大講這些基本道理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從基本道理說起。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闡述過的一個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他們把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差別。”[3]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理進行的。在全國解放的前夕，毛澤東就指出，從新民主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就是要在重點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同時，逐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及對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到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這一任務，從此，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主體地位，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定不移地捍衛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79年初，他針對某些人對社會主義的糊涂觀念，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以及由此產生的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需要的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的特點，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的優越性。[4]他多次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5]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不僅允許而且鼓勵和支持私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既然我們目前是一個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社會，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那么，從經濟上講，怎么說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呢？

當社會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時候，社會的性質就取決于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也就是看哪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6]而事物的性質也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如果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受到公有制的制約和規定，那么，盡管還有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相當大，這個社會從根本性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還“不大合格”。

所以，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及其發展需要，提倡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主張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并存、共同發展，與此同時，他反復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只能處于輔助地位。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7]“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公有制為主體。”[8]這一觀點，鄧小平是始終一貫的，直到1992視察南方的談話，他還是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作為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標志。他說：“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9]　　

一切否定公有制、主張私有化的種種言論，其政治目的都是企圖引導我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拋棄了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也就不復存在了。正如江澤民所說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10]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俗？”[11]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我們絕不搞私有化，絕不能讓私營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生產資料公有制適應生產力的社會性質，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　　

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僅是因為要保持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且是因為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只有公有制才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

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并不是人們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觀臆想，而是由生產力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一種客觀的必然性。與從倫理道德觀念出發研究社會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任務在于，從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12]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所以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盡管由于經驗不足，我們犯過一些錯誤，有過一些挫折，但從整體來說，我國生產力得到了遠比資本主義要快的速度發展，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實踐證明，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動力。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公有制的基本道理。　　

毫無疑問，我國公有制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在經營機制、管理方法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妨礙了公有制優越性的發揮。我們必須通過改革消除弊端，解決矛盾，但這些問題的存在只能說明改革的必要性，而決不能成為取消公有制的理由。要警惕有人夸大國有企業經營中存在的問題，把國有企業妖魔化，從而為私有化制造輿論。　　

面對某些人炮制的攻擊、丑化國有企業的種種言論，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優越性。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經濟陷入衰退，而我國在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下卻一枝獨秀，經濟仍保持快速發展。回想一下2008年初的情景吧，當時一大批私營企業在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下，生產萎縮，停工停產，我國正是依靠國有經濟的力量頂住了危機的壓力。這充分表明，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根本保證。　　

不能杜撰中央文件精神來為私營經濟占主體地位制造依據　　

為了給公有制經濟退出主體地位制造依據，　黃孟復　先生還在另一家雜志上杜撰中央文件精神，說：“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退出。”而且威脅說，“部分行業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13]如果十五大真的確定國有企業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而現在非競爭性領域又寥寥無幾，那不等于說主體地位必須讓給私營經濟了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是國有企業難以搞好的重要原因。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戰線過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于分散，整體素質不高。企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經濟，缺乏市場應變能力。在這樣的格局下，要把幾十萬家國有企業都無一例外地搞活搞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要求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是完全必要的。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到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這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工作指導上的一大轉變，也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部署。這里絲毫沒有“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謂予不信，那么，讓我們重讀一下十五大以及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吧。　　

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14]十五屆四中全會更是明確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15]四中全會還具體規定：“要區別不同情況，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在努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同時，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面投資加快發展；對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難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盤活存量資產；產品沒有市場、長期虧損、扭虧無望和資源枯竭的企業，以及浪費資源、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要實行破產、關閉。”[16]

這些文件里，哪兒有什么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話！中央主張對國有經濟作戰略性調整，而從來沒有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說法。把自己的主張冒充成為中央文件的話，拉大旗當虎皮，似乎有點招搖撞騙的味道。這種手法，實為學術界所不齒。

應該看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的精神是搞好國有企業。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堅定不移地貫徹十五大精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7]真不知道那些假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的名義、竭力鼓吹“國退民進”的“名人”，讀了這段話是什么感想！這不是同他們的想法完全相反嗎？　　

必須正確認識私營經濟的作用　　

與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相聯系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私營經濟的作用的問題。如果私營經濟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那么完全可以而且應該“以私營經濟為主體”了。　2009年8月13日　《南方周末》刊登的一篇題為《國有經濟何妨正名為“非私經濟”》的評論員文章，就是持這種看法。這篇評論員文章倒可以作為　黃孟復　先生觀點的理論依據。　　

文章說：“從命名上，說非公經濟這個詞兒本身，已包含價值上的優劣判斷，揭示了個體戶和私企的從屬地位。”“今天私營經濟的私字，已不再像刻在海絲特·　白蘭　太太額頭上的紅A字了。它不僅不再是一種恥辱，而且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何不名正言順，別再用非公經濟來稱呼它，直呼其名為私營經濟。而對那些并未真正體現公有精神，在競爭領域與民爭利的國企何妨稱為‘非私經濟’呢？”　　

這篇代表資本家說話的評論員文章，赤裸裸地表露了私人資本的狂傲。過去，公有經濟占主體地位，所以把私營經濟稱之為非公經濟；現在，私營經濟壯大了，自認為可以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了，于是要求把主次顛倒過來，要把公有經濟稱之為“非私經濟”了。真是一副不自量力地要推翻公有制主體地位、進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暴發戶嘴臉！　　

這種狂傲的背后，有一個理論問題，即在當今條件下，究竟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能夠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這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關于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公有制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道理，上面已經講過了。現在需要對私營經濟即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是不是“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問題作一點說明。　　

對于資本主義的私營經濟的作用，應該作歷史的分析。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時期，即資本主義上升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確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是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再說它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關系”就不符合實際了。在當今歷史條件下，就世界范圍來說，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解放前的舊中國，私有制占統治地位，那時是什么景象，我們就不必多說了，就拿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這是鼓吹私有化的人心目中的樣板）來說吧，由它引發的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其巨大的破壞力，證明了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已經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破壞了生產力，證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寄生性、腐朽性。一切美化私有制的言論都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那么，怎樣認識私營經濟在我國的積極作用呢？　　

我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發展不平衡。這種狀況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決定了我們決不能搞單一的公有制。首先，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就生產力水平來說，還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們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在這一歷史階段，我國將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很大比重，逐步轉變為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由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較低，逐步轉變為全體人民比較富裕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轉變過程中，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有著發揮積極作用的廣闊空間。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應該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經濟來促進這一轉變過程。其次，在我國，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當然，一般地講，任何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都不可能是絕對平衡的。但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還帶有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的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為數眾多的文盲半文盲，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單一的所有制形式同這種多層次的大跨度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顯然是不相適應的。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開就業門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可見，我國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并不是因為它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而且發展不平衡。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私有制經濟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我們并不是像某些新自由主義者那樣，把私有制看作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并不是主張“私有制萬歲”。我們是要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目的無需回避。我們是利用私有制，發展經濟，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忘記了這一點，就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還應該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如果沒有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沒有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如果讓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據主體地位，那就必然導致生產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社會就會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而且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會越來越加劇，就會出現俄羅斯曾經出現的政局動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　　

必須大力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黃孟復　先生的文章說，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異軍突起，已占我國GDP總量的55%以上，吸納城鎮就業的80%以上”，他是以此為依據得出我國已是“民營經濟為主體”這個結論的。我們不來評論這個數據是否正確，能不能依據這一數據得出他的結論。黨的十五大曾經指出，“公有制為主體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18]可見，一種經濟成分占主體地位，簡單說來是兩條，一是在量上占優勢，二是在質上有控制力。十五大沒有具體說明一種經濟成分的GDP占GDP總量多少就算占主體地位了，國家統計局也始終沒有正式公布過各種經濟成分在總資產以及GDP總量中的比重，更何況　黃孟復　先生也沒有具體論證私營經濟是不是已經控制了國民經濟命脈，是不是對經濟發展已經起主導作用，因此斷定私營經濟就已經占主體地位了，至少論據還欠缺一些。　　

不過他的言論確實反映了私營企業主的一種情緒：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資本家的經濟實力增強了，“財大氣粗”，他們不甘心當公有制的補充，而要取代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充當主體了，而且這種想法已經急不可耐了。當私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他們自己感到已經可以左右經濟發展方向的時候，他們必然會提出，“國退民進”，公有制經濟應該退出主體地位，讓位給私營經濟。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倒提醒我們，是到了大聲疾呼鞏固和加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時候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糾正了過去一度存在的忽視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的傾向，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充分發揮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為此，國務院接連發布幾個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的文件，各地紛紛出臺具體措施，鼓勵、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這是必要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各種經濟成分，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9]但是，客觀地說，各地在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時，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重視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而忽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例如，前幾年刮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大量國有企業被“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地賣給“有經營能力者”、“戰略投資者”，借國有企業“改制”之機肆意侵吞國有資產，導致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出臺了各種各樣的優惠私營企業的政策，同時對國有企業進行種種刁難和排擠，使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相對于公有制經濟具有明顯的政策優勢，從而獲得高速度的膨脹。這類事例，屢見不鮮。長此以往，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岌岌可危。　　

我們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一些頭面人物，利用一切機會制造輿論，竭力把國有經濟妖魔化，吹捧私營企業是代表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關系，造成一種公有制經濟應該退出主體地位、由私營經濟取而代之的輿論氛圍。例如，有人主張，主體地位不是誰封的，哪種經濟成分行，就應該由它占據主體地位，而符合“人的自私本性”的私營經濟“效率高”，理所當然應該由它取代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當我們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時，有人就公開主張“國退民進”，對私營經濟應“有需就讓”，要求公有制經濟退縮到對私有制經濟的發展起保障作用，讓私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體地位。類似的輿論在財經報刊上幾乎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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