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聞博報   來源：《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歲末年初，盤點過去，展望未來，寄托對新一年的新希望，這是網聞博報小社員和大家每個人的共同心愿。但同時我們也要正視困難，提前說出痛苦曬出痛苦，正是為了告別痛苦而擁抱幸福和快樂。

在即將過去的2009年，除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甲型流感和氣候環境危機，對于又被“蝸居”生活及“暴力拆遷”深深灼傷了的中國人來講，日前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出的政策信息，可以說是非常及時的“民生菜單”和強心劑。特別是會議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經濟結構和分配格局的調整、促進消費和擴大內需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問題的著力關注，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經濟調整的難得機遇和希望。但同時也應清晰地看到，要實現這些目標，尚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需要保持樂觀而又冷靜地頭腦。其焦點和難點，恐怕還是如何讓85%的中國人也都成為幸福的消費者?；蛘哒f，就是如何讓經濟改革和發展回歸民生經濟的本義。

很難想象，若沒有占全國85%以上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有效參與，消費如何能夠成為拉動內需火車頭？而沒有占中國85%以上的家庭和人口的消費水平提高與生活幸福，再好看的GDP和經濟統計數據又有什么意義呢？可以說，這個85%的消費結構概念的浮出水面，要比“蝸居”還讓人“窩心”。

據人民網-《京華時報》2009年12月8日報道，中國社科院預計今年中國GDP增速會達到8.3％，明年會回升到9％。昨天，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了2010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的經濟藍皮書。藍皮書表示，全國85%家庭買不起房，房價遠遠超出家庭收入，土地招拍掛制度導致寡頭壟斷。
由此可見，85%的家庭沒有購買住宅的能力，卻又不得不透支未來超能力去支撐房地產業的繁榮盛景，并為15%的有能力炒房投資者貢獻暴利，廣大普通百姓怎能不“蝸居”且“窩心”。

又據人民網2009年12月9日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中國薪酬專業委員會副會長曾湘泉今天作客人民網“人民議事廳”，為廣大網友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告，解答關于國民收入分配和職工工資福利等諸多熱點問題。談到目前備受各方詬病的收入差距懸殊問題，曾湘泉引用財政部的最新調查，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曾湘泉列舉了一系列數據說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那么，這貧富兩極分化加劇、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的格局又是怎樣造成的？權力差異自然是首要因素。而由權力因素所導致的行業差異和政策法規因素，特別是稅制因素更不容忽視。

據中國新聞網2009年12月10日報道，最新發布的福布斯全球稅務負擔指數顯示，中國老百姓的稅負痛苦指數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法國排名第一，卡塔爾、阿聯酋和中國香港分列全球稅負痛苦最輕地區的一、二、三位)。一個普通的中國工薪族，一輩子大概要繳多少稅？稅務人員分析說，按照目前的稅費標準，一個普通的工薪族，如果購房、買車的話，一生要承擔的各種稅額將超過15萬元。更有專家說，加上“隱形稅”，遠遠不止15萬。稅收專家劉桓分析當前的分類扣繳制度，高收入者享受著多源扣除的優勢，逃稅漏稅現象嚴重；而3億多工薪階層由于收入來源單一，實行代扣代繳制，反而成為稅負最重的人群。專家呼吁，稅制應改當前的惠富損窮為劫富濟貧。

而購車是工薪階層所遭遇的更具說服力的高稅負標本，據《第一財經日報》12月9日報道，12月7日CBN刊發《銷量全球第一背后：中國車價仍遠超美國》的文章，激發了中國民眾“中國車價為什么比美國還高”的討論。以豐田2009款卡羅拉為例，美國售價為1.5萬美元~1.99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0萬~14萬元。而在國內，卡羅拉售價為12.78萬~19.28萬元。越野車方面，豐田FJ Cruiser特別版在美國售價為24410美元至29165美元，約合人民幣17.5萬~21萬元。國內僅有一款FJ Cruiser在售，售價為45萬元。對此，媒體的解讀是“一半是稅費，一半是暴利”。

貧富兩極分化，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工薪階層的生存狀態的惡化，對社會發展和經濟消費的影響制約是顯而易見的。可這種局面卻并不是今天才出現，而是伴隨我們的GDP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同步發生的。而目前的有關政策建議，正是基于相關的歷史原由及過程分析。

有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比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也低了不少。12月2日，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彭志龍在統計局官方網站解讀中國的消費統計時證實，2008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美國為70.1%，印度為54.7%。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12月9日披露，作為政府智囊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剛剛公布了多份政策調研報告，分別是《“十二五”期間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與途徑》、《擴大消費的三個主要著力點》等，國研宏觀經濟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學者參與其中。

盡管具體方式不盡相同，但殊途同歸的是，學者都將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作為擴大和重啟內需的重要途徑，其中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更多的國資收入轉化為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成為了共同的呼聲。余斌在報告中系統梳理了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問題。

問題之一在于“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他援引數據稱，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金三林詳細介紹說，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個百分點；生產稅凈額占GDP的比重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為31.3%，比1995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坝绕涫?003年以后，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出現較快下降，而營業盈余比重有較快上升，反映出國民收入在加快向企業集中。而這和國外情況恰恰相反?！苯鹬赋觥Ｓ啾蟮恼{研也發現了一個相關事實：雖然近年來我國儲蓄率持續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業儲蓄在不斷上升，企業儲蓄率1992年為13.3%，近年來已超過20%；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下降。

由此帶來消費增長的變化，“我國的消費率自上世紀80年代后總體呈下降態勢，尤其是2000年后急速下降?！苯鹬赋?。他的調研發現，自1979-2007年我國的消費年均實際增長9.4%，低于支出法計算的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資平均增速(11%)。

問題之二是，二次分配調節效果并不明顯。他們調研發現，從二次分配的結果觀察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與最終可支配收入相比較變化不大，收入調節主要表現為企業收入向政府部門的轉移，政府支出占比不斷增加，然而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村居民消費，卻在下降。

問題之三在于，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占比偏低。

余斌提到，2008年，我國人均GDP已達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只有29.2%，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國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5和24.8個百分點。

“由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來抵付，從而擠壓了其他消費增長”。究其因，余斌分析稱，一方面，初次分配過于“親資本”，勞動者報酬占比總體偏低，而且行業間差別過大，使廣大居民相對無錢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夠，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錢也不敢花。

金三林則直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民收入分配不斷向政府和企業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數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費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一財經日報》引述專家觀點指出，當經濟增長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階層時，這個社會的發展是可持續的，其內部狀態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僅使收入兩極分化，也使收入流動性僵化，也就是說，富人愈富，窮人愈窮，窮人要變成富人的夢想更加遙不可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在放慢，而高收入者收入增長相對加快。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續擴大。根據統計，2007年中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左右，這在全世界也屬于比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城鄉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一方面反映了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市場化改革必然的結果。例如，比爾·蓋茨通過微軟視窗系統成為全球首富，巴菲特則靠穿透未來的判斷能力成為全球第二富，他們的榜樣激勵了無數的創業和創新人才。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現行稅收制度的不健全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在今年6月政協第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期間，賴明常委就指出：“隨著近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和內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消費不斷下降。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從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貧富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現在的12.66：1。”

所以，我們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策方向的信心和希望，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來自上述類似的政策背景分析和建議。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能夠將現狀實情與相關信息一并公開，也足顯中央政府的真誠和氣魄。能找出病根，并對癥下藥，85%以上的廣大百姓的幸福消費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自然是可以期待的，盡管過程依然還會很艱難。

但僅到這一步，我們的心里卻好像還有幾絲不安穩。也不得不深思，若以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絕大多數的人民幸福為標準來衡量，當前的社會現狀和貧富兩極分化的格局，顯然與發展經濟的根本宗旨是難以吻合的?；蛘哒f，差不多是嚴重背離的。而且，是在長達幾十年的過程中步步形成，步步加重的。這恐怕更值得我們深刻反思與驚醒，并應設法努力從根源上避免這種不幸再次發生。因為，我們不會容忍85%以上的中國人再經歷一遍生活的幸福被無意義的GDP數據所犧牲。

那么，造成這一后果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原因固然也會很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考慮少數精英階層利益的精英文化。正是這種精英文化思想影響，使得經濟發展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目標必然會背離甚至犧牲絕大多數的利益，使得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和社會主義道德信仰遭到踐踏，使得發展經濟的經濟民生本義被歪曲或虛置。文化學術精英們只一謂強調生產發展，卻忽略收入分配和結果。他們只一謂強調與世界接軌，并用虛假和抽象的數據概念忽悠大眾，誤導視聽，并挑起無謂的計劃與市場、中國文化與普世價值爭議。從而偷天換日、瞞天過海，一步步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形成了今日貧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的社會格局。所以有人說，中國最大的經濟泡沫還不是房地產泡沫，而是經濟學家泡沫。換句話講，如果說中國有最大的經濟危機，應該就是經濟學家危機?；仡^來看，當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結構失衡和“內虛”，不正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吹”出來的嗎？社會信用的缺失，首先源于經濟學家信用的缺失。從“技術崇拜”到“市場崇拜”和“GDP崇拜”，其實全都是脫離了以人民為本、為民生經濟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障眼法。如果說“毒食品”把中國全民逼成成了“化學家”，那么抽象的經濟學概念也快將中國全民逼成“經濟學家”了?；蛟S，這才是主流精英經濟學家給中國的唯一貢獻。否則，今日中國貧富不公的格局是怎樣形成的？又是為何非要這樣演變而不是相反？主流經濟學家誰能站出來給85%以上的中國百姓一個負責任的說法嗎？

因此，只有永遠告別精英文化和精英思想，才能使經濟發展和調整回歸民生經濟的本義，也才能讓85%以上的中國百姓成為幸福而快樂的消費者。謹以此，作為對即將到來的2010年新年的美好寄愿！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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