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判當今中國的政治領導集團時，曾經有人持這樣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在這個集團的最上層即掌管權力中樞的最高決策層，他們由于自己的地位使然，在執掌國柄的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個人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問題，也就是說，是否能名垂青史的憂慮有可能使他們超越個人或集團的狹隘利益，傾向于推行那些有利于統治集團的長遠利益、有利于整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政策措施。
這一觀點在一個時期內是頗為流行的，它使那些渴望打破被稱為“鐵三角”精英聯盟的人士看到了希望，這一由既得利益集團組成的聯盟為了一己之私頑固阻撓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使社會停滯不前，人民已對他們深惡痛絕。如果能在統治集團內部，借助最高領導者強有力的權威削弱它們的力量、改變他們賴以生存的體制土壤，無疑是代價最小的解決辦法。
然而，自從2003年所謂的“新政”開始以來，事態的發展使我們越來越懷疑上述看法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能性。最高決策者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擺脫把他們推上統治前臺的擁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強勢集團的控制、到底能有多少決心和力量鏟除造成這一集團惡性膨脹的體制土壤，從而為國家的未來開辟嶄新的道路？答案顯然很不樂觀。
從當局最近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采取的政策取向來看，盡管幾乎所有具備基本政治經濟常識的評論都認為，目前所采取的一系列以“保增長”為目的的政策其實是一劑強心劑而不是消炎針，是千方百計地延長早已不合時宜的舊的發展模式的生命，不但不能真正有效的、可持續地提振內需，反而為國家經濟的未來發展埋下更大的隱患，從長遠來看，是飲鴆止渴的自殺行為。但是，最高決策者依然義無反顧，堅定的要“保增長”。為此，不惜從此前采取的還算差強人意的于民富國強都有裨益的諸多措施上大幅度的后退，例如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對環境保護的嚴格要求以及有利于勞動者的新的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實行等等，早已被“保增長”這一似乎要壓掉一切的目標打得七零八落。
打造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在全國形成共識，要實現這一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讓中下層勞動人民更多地分享他們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應得的果實，就必須深刻的調整當前的利益分配格局，進行刻不容緩的社會改革。而現行政策則無異于剜肉補瘡、竭澤而漁，是愚蠢的南轅北轍的做法！
也許，政府的辯護者會說：在此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時期、在社會肌體遭遇最嚴重打擊的時刻，絕不應該為了去除病灶而對社會本身實施大的外科手術，那樣一來，本來就虛弱不堪的身體將會因失血過多而休克、死亡。只能先設法延續它的生命，使它度過當前的危機，待形勢好轉，內外環境適宜之時再徐圖改革。
然而，第一，評論者指出，美國正是在其資本主義體制最虛弱的1929年大蕭條時期完成了對國家發展最具積極意義的社會改革，實現了利益關系的調整，提高了中下層群眾的收入，為戰后美國經濟的大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30年來，美國一直是中國精英們頂禮膜拜和學習的對象，對美國的這一重要經驗，當政者為何不能深思和借鑒呢？其次，即使不能及時的處理病灶，無論如何，不能再使它蔓延開來興風作浪，而現在的所謂保增長政策則無疑是為它提供更適宜的孳生環境，最終造成大局糜爛。第三，擴大內需的口號十幾年前就已提出，至今沒有任何進展，這充分說明最高決策者已陷入怪圈而不能自拔：當危機出現時，他們認為此時不宜下猛藥；當危機過去后，表面的繁榮又使他們覺得舊的體制、模式仍然可以延續下去，社會改革難度很大，不妨再拖一段時間。這樣一來，便造成“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的局面，這是極其危險的。
改革就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實踐起來很難。針對已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改革更是難上加難，操作不好會有翻船之虞。但是，這并不能成為當政者無所作為甚至倒退的理由，能否完成歷史已經提出的任務，確實正在決定最高決策者的歷史地位。這里，需要的是明確的立場以及勇敢地尋求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巨大支持力量的勇氣。
國家已處非常之世，國事皆非尋常可比。當政者若在時代的重任面前因循守舊、逃避責任、當斷不斷、畏縮不前，徒以大話、空話欺人，則不僅將貽大患于后人，自身亦將不免為天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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