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該如何走出困境？

作者：俞飛龍 2009-02-23

2008年下半年突然加速的全球金融危機，讓珠三角企業倒閉潮提前來臨，政府手忙腳亂，各色“經濟學家”粉墨登場，有的乘機對《新勞動法》落井下石，有的則建議全面啟動出口退稅，還有的甚至簡單地把矛頭指向認為“珠三角此前發展存在偏差”，提出“珠三角產業需要升級”的行政長官汪洋，這些建議或責難，實際并沒有洞悉危機真相和珠三角產業現狀，只是一味在從一個狹隘的角度維護資本利益和地方利益，自然，按照這些建議，珠三角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也難以優化本地已不合時宜的產業結構。

就像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實際包含著西方金融、實體經濟危機、市場經濟理念危機和美元危機等多重危機一樣，正在珠三角上演的企業倒閉、轉移潮，實際也是一系列復雜的因素導致的。這些因素并不只有“全球性金融危機”，當然更與新勞動法無關，而更關乎的是珠三角此前的發展模式和因房地產價格高企所形成的高成本。

單從金融危機這個角度而言，在自由貿易的假設下，它更大程度上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機會，理由很簡單，危機下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由于收入銳減，會更青睞廉價商品，而中國制造，正是廉價商品的代名詞。這是美國、歐洲在危機中紛紛采取貿易保護立場的最主要的原因，1929-1933年的大蕭條，這些國家也曾采取過類似保守立場。通過提高關稅、控制配額、優先消費本國產品等措施來維持本國產品的市場。用出口退稅來刺激產品出口的說辭，不過是資本代言人借助危機對政府和國民的一種敲詐。中國制造未來出口的曲線變化，并不關乎產品價格（價格已經夠低），而關乎的是各國政府對消費品進出口所采取的貿易立場。所以，當我不久前看到龍永圖和趙曉在貴州電視臺煞有介事地鼓吹全面啟動出口退稅的時候，我是既憤怒又驚訝，大難當頭之下，如龍永圖般屢受輿論質疑的人依然端坐高臺，散布謬論，誤導公眾，實屬國之不幸。我曾聽聞，貴州電視臺臺長是一個頗有想法的人，可這樣的一個人，卻給龍永圖這個注定會被歷史恥笑的人留塊供其胡說的自留地，實屬不智。

05-07年，我常常對身邊那些被高速的經濟增長數據所迷惑，為當時政策辯護的人說，“不要只看到1925年的歐洲，也要看到1929、1930年的歐洲”——如果一些人確實難以在心中樹立對道德和智慧的敬畏，那么，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學會敬畏歷史，一個人如果懂得了對歷史的敬畏，明白了今天的言行可能成為明天的污點這個簡單的道理后，可能也會對自己為利所驅、信口開河有所忌憚。

針對廣東出現的發展困局，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當地產業應該升級”，這個觀點是對的，但升級的具體內容可以再商榷，事實上，“升級”并不是今天造褲子，明天就得造游戲機，今天造自行車，明天就得造轎車這么簡單和機械。對“珠三角產業升級”而言，成本最低、也最具有可行性的策略，是升級區域內已有的“褲子”和“自行車”。

這個意見，我在2008年三月對“廣東發展提意見”研討會上曾經表述過，廣東各地，對“產業升級”這個提法并不陌生，從95年至今，10余年過去了，卻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沒有對癥下藥。

春節前夕，我在與深圳當地一位基層市場管理人員交流時，問了他一個簡單的問題，一個做了20年褲子的人，和一個只做了兩年褲子的人，哪個做的褲子更值錢？

他大笑，當然是前者。

這是個經過簡單思考，只需要常識就能判斷的問題。

但它同時又不簡單，因為這其實就是珠三角“產業升級”應該領悟的一個核心思想——培養和留住那些做了20年褲子的人。

此前珠三角絕大部分企業和政府所匹配的發展政策，造成的一個結果是，無法留住那些外來打工者——珠三角很多企業做了30年褲子，卻很難找到一個做了20年褲子的人。

單一從比較優勢來理解市場經濟和配置發展政策，讓珠三角此前只花費了極低的成本就能找到足夠的勞動者，但它同時也對本地產業群的發育發展造成了幾個致命缺陷，并在本次危機中暴露無遺。

首先是企業帶有流寇性質，全球化和比較優勢的流行，增加了資本與政府的對話籌碼，甚至使資本在這種對話中常常處于強勢位置。這是全球化在全球范圍衍生出來的一個副產品。而中國充裕的人口和歷史延續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這種比較優勢在中國的門檻低到難以想象：中國絕大部分農民，如果只干農活的話，即使到2008年，以高標準估計，全年的全部收益也不會超過7000元，月均毛收益不到600元。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企業，即使在2008年，只要出得起每個月600元的工資，也能獲得相較于農業的“比較優勢”。這就是此前珠三角企業支付成本時的核算標準。這個標準得到了當地政府乃至國內經濟學界的長期首肯。

這種核算模式整個社會所要支付的代價是，歷史延續下來的二元結構必須繼續延續。并讓城市化無法與經濟發展同步，同時加劇貧富分化和資本泡沫，使整個社會的發展難以為繼。

原因很簡單，參與了珠三角產業分工的絕大部分工人，所得到的收益并不是參與分工后創造出來的效益的合理收益，而是來自這種“比較優勢”的核算下的收益。這導致他們根本無法在當地立足，而工人大面積的流動特征，以及整個社會（政府、媒體、理論界）對企業這種用人、分配特權的支持，使企業在獲得高額收益（由此加速了中國貧富分化和資本泡沫）的同時，與當地資源的融合性、共生性卻極差，并使其具有了典型的“流寇特征”。90年代后期珠三角港資、臺資企業大量北上，以及本次危機中大量加工型企業轉道越南、馬來西亞，均與此不無相關。

企業界流行這么一句話：有多大的責任，就能走多遠。中國的老祖宗也曾說過：將欲取之，必先予之。

打工者所得甚微、難以駐留的地方，自然也很難留住企業。升級一說更無從談起。

所以，在今天的危機下，廣東的當政者和企業主都應該思考一個簡單的問題，讓“自己走得更遠”的責任是什么？如何留住打工者，讓當地產業群的基礎之一——工人的主體是熟練工而不是流動頻繁的外來工。

由于沒有“先予之”，所以雖然珠三角曾借助政策優勢、勞動力優勢和全球產業轉移獲得過一時輝煌，但30年過去了，它依然是一個以外來加工為主體的產業構成，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甚至對照今天它所面臨的企業集中性倒閉和轉移的局勢而言，是慘痛的。一些當地的基層管理者甚至開始擔心以前從來沒想過的問題：一旦企業大規模撤離，建了這么多的房子該怎么辦？未來村民的收益將以何為繼？

對照今天珠三角的諸多發展陰影，我們不妨先做一個假設。

假設此前廣東政界和企業界所施行的措施，使得大部分打工者留在了當地，成了穩定的熟練工，那么，當地的企業和社會今天會是一個什么景象？

可能做的不再是1美元一打的襪子，15美元一打的襯衫，或者20美元一輛的自行車。而是，即使依據臺灣同類產品平均出口價格的一半來估計，可能也是5美元一打的襪子，5美元一件的襯衣，60美元一輛的自行車，可能廣東現在的GDP也不是現在的數字，而是這個數字的兩倍，甚至3倍，同時，企業與當地共生基礎得到強化，基本無法撤離。當地發展和繁榮得以持續。

這就是廣東能從做了20年“褲子”、“自行車”的外來工人身上獲得的多重收益。

這種輝煌曾經唾手可得，今天卻依然是一個夢想，如果把它看成當地發展的一個悲劇，那么，產生這個悲劇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我們對經濟發展要素的不正確的認識。

如果僅從具體、單個的利益分配看，給勞動者愈少，資本獲利愈多，對“資本方”而言，似乎是一種更有利的博弈方式，但這種博弈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就是資本方始終長不大（不是簡單的規模層面上的“大”），抗風險的能力極弱。同時因為市場購買力有限，也限制了資本的擴張，所以，即使建立在純粹私有制社會基礎之上的西方經濟學，也反對這種單向膨脹、殺雞取卵似的盈利模式，而主張結果上的“均衡”。

故而，珠三角產業的升級，最應該發力的著眼點，在于如何匹配出相關政策，讓外來勞動者能真正留下來，與當地產業形成共生力量，使珠三角的產業變成是做了10年，20年自行車的工人在做自行車，做了10年、20年褲子的工人在做褲子。以大幅提升自行車、褲子的含金量，正如前文所說，這條路是走得通的——目前珠三角出口的普通產品，比較臺灣同類產品出口價格的二分之一，就有非常可觀的提升空間，在不增加數量、品種的前提下，就能創造出2倍甚至3倍于目前GDP的財富。

就現實而言，讓打工者能長留下來，政府應該做出政策修改，著力解決外來工的戶籍、住房、保險、養老、子女學籍等歷史遺留問題。只要解決好了這些基礎性的問題，并出臺相關鼓勵產業發展政策，已有較強優勢的廣東產業，將很快迎來一番新氣象。

當然，已有30年代發展痼疾的珠三角，僅依靠這一招來完成產業升級尚且不夠。還需要采取一種恰當的方式釋放此前累計的巨量財富。

最近幾年，珠三角基礎資源的價格上漲，就與當地擁有巨量的剩余財富有直接關系。這種投資偏好使“好的財富”，獲得的卻是一種“最壞的結果”——拉高了當地的生存、發展成本，并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優勢，也客觀上加劇了企業的流失。

在這一點上，針對中國的經濟形勢而言，珠三角尤其有代表性——30年來，我們不斷輸出產能，并通過這種輸出匯聚了大量的財富——目前外匯儲備已是世界第一。但卻一直沒有用同樣的力度打通資本的輸出，導致大量閑散資本游離于各類基礎市場，形成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有害的“資本泡沫”。

所以，珠三角走出困境的第二招是：成立專業的、以平等、互利、協作為工作原則的對外投資協會，通過積極引導和搭建平臺，整合資源，為富裕的資本打開一條通往世界的通道，在非洲、南美、東南亞進行產業擴張和滲透。

在當下的危機中走出去，以我之有余而補對方之不足，可謂正當其時，已經水到渠成。保守估計，此前數十年的積累，已經讓珠三角擁有的閑散資金可能高達上萬億，規模性走出的基礎異常雄厚，這種規模性走出去，不但可以通過貨幣兌換，大大緩解國家的外匯儲備過多的壓力，而且為珠三角發展獲得了全新格局和增長點。放眼世界，能成為珠三角新增長點的地方可謂數不勝數——巴西、阿根廷、智利、蘇丹、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埃塞俄比亞、贊比亞、坦桑尼亞等等國家，依據中國的市場和需求而言，都有著巨大的機會。甚至可以通過“超級貿易”的方式短期獲得幾何級的互惠性收益。

珠三角當前的困境中，有一個環節的問題一直為人忽略，就是當地村民和基層政府對經濟發展和財富的認識，在這一地區，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的，是很多當地村民逐漸脫離了這種發展主流，而僅僅從樸素，甚至停留在固執的小農角度來認識經濟良性發展所需要匹配的要素，包括多數掌握著巨額財富的基層管理者，對經濟發展，世界機會、當前危機等問題的認識也極其有限，這顯然不利于珠三角良性政策的制定，因為缺乏共識土壤和對話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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