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避免全球化陷阱

黃樹東

　　中國在建國以后，長期實行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戰略。旨在建立一個完整，獨立現代化經濟體系。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全球化自由貿易成了中國許多經濟學家的主流意識，從而把我們曾賴以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戰略和體制斥為封閉的體系，要把中國經濟產業結構扁平化，要使中國成為地球村的一員，要把保護中國民族經濟的所有城墻全部打開。簡而言之要淡化中國經濟的民族意識，要強化中國經濟是世界意思。
　　其實，這些倡導全球化的人，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故意不知道，全球化雖然與自由貿易一脈相傳，但是，全球化作為一種國際戰略，是美國大金融資本集團首先提出來的，他代表的是美國利益，尤其是美國大資本的利益。筆者將另為敘述。也是由大資本集團激烈推動的。這些歷史往事，都有案可查。全球化提出的歷史背景，是美國實物經濟實力相對將的時，美國大金融資本和精英提出的因應戰略。然后，又被同樣的一批人動用前所未有的媒體和國際交流把它捧成一種世界熱門話題，并最終捧成世界“新潮流”。這些都有歷史記錄。在這個潮流下，美國雖然實物經濟繼續相對下降，但是美國霸權卻達到了登峰超級的地步。美國今天以期相對實物經濟的勢力愿意不如它在二戰以后，但是其霸權卻遠遠甚于當時。
　　為什么？拜全球化之福。
　　在始于二十世紀70-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現代版的雙城記：一方面美國去全球化浪潮中，獲得全世界的財富以支撐其前所未有的霸權；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誤入全球化陷阱而陷入的低產業低技術陷阱，甚至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毀于一旦。
　　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作為征服世界的經濟戰略而提出。并從上世紀的80年代開始在世界范圍內盛行。在美國的推動下曾為風靡世界的經濟模式，成為美國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戰略武器。這種武器的最早實驗場就是美國的后院—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是一塊美麗的土地，有豐富的礦藏和智慧的人民，長期的反殖民統治的傳統。在二戰以后曾經創造過讓世界驚異的經濟奇跡--拉美奇跡。在80s以前的20幾年里，拉美經濟得到飛速的發展。以巴西為例，在20-30年中，其經濟以10%的速度增長。拉美當時的這些經濟奇跡甚至超過后來的亞洲5條小老虎。
　　但是，遺憾的是曾經為人稱道的拉美奇跡，后來為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去，消失的無影無蹤。以至于今天飽受經濟落后之苦的許多拉美自己都不知道，他們的前輩在幾十年前曾經創造過這種奇跡。
　　2008年夏季，在金融危機的短暫踹吸時期，我到了巴西利亞，巴西美麗的首都。在工作這余，我抱著求證的心情詢問當地人知不知道幾十年前的經濟奇跡，大多數年輕人都搖頭茫然；而大多數老人則搖頭嘆息。我那時才感覺到，對大多數人而言，那真是一場遙遠的舊夢。當時，我心中感慨萬千。我極目遠望遙遠的故土，腦海里浮現出泛濫世界的金融風暴，心中平添了許多歷史的滄桑。
　　拉美奇跡是如何消失在歷史的煙塵里得？ 拉美危機對我們有什么起示？中國要不要避免全球化陷阱？
　　拉美經濟危機曾經是我們中國的熱門話題。但是，在許多關于拉美經濟危機的研究中都沒有接觸拉美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今天，在世界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打開似乎與我不太相關的歷史，重新理解我們也許誤解了的歷史，拂去掩蓋住那段歷史事實上的歷史浮云，探究歷史的真諦。
　　在研究這段歷史時，我們一定要拋開所有的陳見，暫時不要讓那些也許我們曾經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左右，抱著推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在歷史老人面前，虛心求教，在歷史的真理面前，甚至不惜局部的矯正自己。
　　歷史是無恒的，而個人是短暫的。我們在無垠的歷史面前，矯正我們短暫的偏頗，是一項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后代們驕傲的壯舉。為了我們民族的崛起，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占在歷史一邊？為了我們不走別人的彎路，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從別人的歷史教訓中吸取經驗？人類的經濟實踐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歷史面前，所有浮華的頌詞都將接受樸素的歷史的檢驗。歷史檢驗的尺度不是幾年，幾十年。歷史是老人，他的檢驗是持續的永恒的。所以，我們不能以短暫的數字代替歷史的趨勢。拉美在危機以前不是有幾十年的“奇跡”嗎？
　　歸根結底，我們是歷史主義者。
　　讓我們打開那一段歷史吧？雖然是別人的歷史。

一．選擇—拉美是如何走向全球化的？

　　一個民族的發展道路是該民族自己選擇的結果。歷史是公平的。你選擇什么，歷史最終就會給你什么。歷史是通過選擇完成的。拉美的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發生了幾次歷史性的轉折。從開始的自由貿易到以保護主義為核心的進口替代戰略，而后再度回到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出口導向戰略。
　　第一節 自由貿易為拉美套上了債務咒語
　　19世紀初葉，許多拉美國家獲得獨立。大多數新獨立的拉美國家和美國剛獨立時一樣，采用了自由貿易的國策。那是自由貿易思潮開始興盛的時期。亞當。斯密的國際分工理論，在世界經濟霸權權的大英帝國開始流傳。獨立后的拉美自愿當了一次自由貿易理論的實驗場。
　　這種政策使拉美門戶洞開。當時的拉美是世界上最為開放的經濟。為了推動國際貿易，它實施了市場開放政策；拉美資源豐富，為了吸引外國投資他開放自己的投資領域，為外國投資提供極為優惠的稅收條件。為她的北方鄰居和大英帝國創造了一種將拉美融合于世界分工中的歷史性機會。通過這種機會美國和大英帝國成了支配拉美經濟的主要投資者出資者和出口者，而拉美成了原材料產地和出口市場（11p，Alexander Theberge）。拉美被成功的編制在19世紀版本的全球化體系里。不僅拉美的許多一般產業，甚至拉美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雖然獨立后的拉美和美國都是從自由貿易開始，但是美國后來成功的拋棄了自由貿易而走上了保護主義的發展道路，而拉美則長期在自由貿易的陷阱里徘徊。
　　這種自由貿易政策，摧毀了拉美民族工業產生的基本條件。拉美從19世界初葉獨立到二十世紀30年代，幾乎沒有產生自己的有現代意義的工業。嚴格的講，拉美的自由貿易開放國門的政策抑制了民族產業的發展。拉美在獨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自由貿易的道路上陷入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陷阱。
　　隨然時下有許多人把發展和增長混為一談，甚至用增長取代發展，用經濟增長的數字來代替發展的內涵。似乎只要經濟增長了，也就發展了；似乎GDP增長了百分之幾，經濟也就發展了百分之幾。其實，真正的經濟學家，都知道增長和發展的差別。增長和發展的差別不用我們在這里討論。許多經濟學家自然明白。
　　拉美經濟長期在無發展的增長中徘徊。讀者也許要問，這么簡單明了的問題為什么拉美國家當時沒有發現？答案很簡單。拉美當時選擇了經濟增長的國策，而不是發展的國策。自由貿易推動了商業的發展，推動了進出口的發展，拉美經濟在自由貿易的國策下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增長（不是發展）。例如，雖然經濟總體上比較落后，但是智力在19世紀后期一躍而成為世界第13大經濟體。
　　假如你用經濟數量來衡量拉美的經濟政策，那無疑是正確的。假如歷史是用短期的經濟增長來檢驗經濟政策，那自由貿易無疑是正確的。不正確，為什么能成為世界13大經濟體？
　　但是，歷史進程似乎不是這樣來檢驗經濟政策的。歷史要比簡單的數字豐富得多；歷史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要比短暫的浮華深刻得多；歷史也要比輕易的自滿要謙卑得多。歷史是一位苛刻的老師，不輕易給予被裁決者及格的分數。不僅如此，歷史還會挑戰你，就如一為苛刻的老師挑戰學生一樣。假如你不能回答歷史的挑戰，歷史會無情的抹去那些暫時的浮華。
　　歷史開始挑戰拉美的增長道路了。歷史的挑戰是這樣開始的，是從經濟結構開始的。
　　沒有發展的增長，最后是沒有增長。這種沒有發展的增產，長期的自由貿易給拉美帶來了獨特的結構性問題，這些結構性問題又導致了債務問題。讓我們看看這種結構性危機時怎么產生的？
　　外貿赤字。由于沒有經濟發展，經濟質量，產業機構沒有提升；經濟長期扁平化單一化。拉美經濟主要是農業和礦產業這些“符合其資源國情”的產業，幾乎沒有產生自己工業體系，沒有提升自己的經濟層次，經濟不能獨立。制造品完全依賴進口。隨著人口的增加，需求的增加，進口大量增加。進口的大量增加的結果使拉美長期面臨外貿赤字。簡而言之，這條自由貿易政策使拉美一方面成了別人的原材料和農產品基地，另一方面成了別人高端產業（當時是制造業）的銷售市場。這兩者是相互依賴的。沒有制造業，原材料只好外銷（市場在外）；原材料大規模外銷的結果又抑制了民族制造業的發展。拉美的這種市場和制造業兩頭都在外的經濟戰略導致大規模的外貿赤字，因為原材料和制造品見有一個很大的價格差。
　　財政赤字。為了吸引外資開發礦產，拉美國家紛紛推出許多優惠政策，對外資減稅。減稅的結果導致了政府歲入的下降。于此同時，由于沒有完整的民族制造業作為獨立的稅收基礎，是政府稅源枯竭。外資優惠，民族工業的缺乏，外加龐大的國防和公共支出（政府為土著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導致拉美國家長期出現財政赤字。
　　自由貿易來了長期困擾拉美的雙赤字問題。在二十世紀美國80年代以后，雖然也面臨雙赤字問題，但是美元是世界貨幣。而當時的拉美貨幣不是世界貨幣，后來也不是。不能向美國一樣靠發鈔票解決雙赤字問題的拉美，只好借債。這種雙赤字導致了拉美的另一結構問題—外債。
　　到了1822年，迫于外貿和財政雙重赤字的壓力，拉美國家開始向外國銀行尋求債務，用外債解決財政和外貿赤字問題。這就是外債的開始。隨著財政赤字和外貿赤字的大幅度增加，外債也隨之增加。債務從此成為長期籠罩在拉美經濟天空的烏云，使拉美經濟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國際經濟的某些震蕩，往往會催生拉美的債務危機·。比如國際市場上原材料價格的大幅度下降，會使拉美國家的出口收入銳減。而出口收入的銳減又會導致債務償還能力的降低；又比如國際金融形勢的惡化會導致信用收縮。而信用收縮又會導致拉美國家無法實現債務滾動，而出現債務危機。
　　自由貿易就這樣為拉美經濟準備好了一付承重的債務枷鎖，并通過結構性危機讓拉美自己給自己套上了。一旦給自己套上了這個枷鎖，拉美國家的經濟穩定經濟安全就完全交給了別人。
　　經濟安全完全掌握在別人手中，宏觀經濟穩定往往取決于外生因素。外部的擴張和蕭條往往帶來拉美的擴張和蕭條。在世界經濟擴張時，拉美政府往往過度舉債；而在世界經濟萎縮時，拉美又往往出現債務危機。
　　從1820s以后，拉美經濟長期在擴張和持續的衰退交替產生的歷史進程中徘徊。而每一次這樣的震蕩和危機的高潮都是債務危機。拉美這種以債務危機為特點的擴張-蕭條的經濟走向成了拉美經濟的重要特色。
　　這種債務危機的循環往復使拉美國家認識到經濟獨立和完整是解決債務危機的關鍵。而要實現經濟獨立就必須從國際分工的陷阱中跳出來。進入二十世紀以后，拉美國家為了擺脫這種債務循環，開始放棄自由貿易的增長戰略，轉而實施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力求建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經濟自立，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外貿赤字和財政赤字的問題，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增長創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調整。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拉美走上了保護主義道路，開始謀求發展。
　　在完成自由貿易到保護主義的歷史轉變的同時，拉美還完成了從完全依賴看不見的手向看得見的手的歷史轉變。                         
　　在三十年代大危機后，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江河日下，而以政府干預為特色的凱恩斯體制在西方日漸盛行。大蕭條給人類帶來的漫長而廣泛的巨大災難和痛苦向人類演繹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黑暗的一面。從此以后到70年代這一段時間以政府干預為特色的計劃體系在世界范圍內迅速擴張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政府干預體制曾經創造了傲人的成績。蘇聯曾在短短的20幾年內建立起了完整而強大的工業體系。正是這個體系為蘇聯打敗法西斯德國提供了物質基礎。假如蘇聯沒有迅速完成工業化，假如蘇聯的經濟體系不能在戰爭將現代化的重型軍火源源不斷的輸送到前線，二戰一定不會是后來這種進程。二戰后，蘇聯迅速從戰爭中恢復過來并得以于美國競爭。
　　蘇聯在短短二十幾年內走過了發達國家100-200年走過的歷程，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另一條迅速實現工業化的道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獨立后紛紛采用政府干預的體制。拉丁尤其如此。拉丁在50-70年代這二十多年里，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是部國有化和政府干預。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實行強大的政府干預和價格管制。為了保證實施進口替代戰略順利實行，政府通過貿易保護和政府等手段支持來發展民族工業。對民族工業實施大量補貼，在對外貿易方面實施外匯管制，高幣值政策。并以高關稅和許多非關稅手段保護國內市場。
　　拉美是在歷史老人的指導下，實現了這兩個轉變：從自由貿易到保護主義；從市場至上到政府干預。這兩個轉變說明，拉美的門戶開放和市場至上的道路選擇，讓歷史老人打了個不及格。
　　第二節。土地集中導致二元經濟結構
　　拉美新道路的選擇是在幾乎全部接收原有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進行的。拉美的道路和許多其他國家不一樣，沒有經歷一場打破舊有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而這樣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是經濟發展道路再選擇的必要前提。這是拉美新道路的根本誤區，和后來發生變化的原因。正是它打亂了拉美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
　　拉美的新戰略似乎是成功的。拉美在1935年的債務危機以后，幾乎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債務危機。拉美似乎擺脫了自獨立以來的債務宿命。在二十幾年的時間里，整個拉丁GDP以3%的年增長率持續增長，許多拉美國家建立起來許多新興產業，經濟結構開始呈現多樣化和獨立性。在50-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主要經濟體系經濟增長幾乎可以于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和地區比美。
　　但是，如上所述，拉美在走上進口替代戰略以后，其原有社會經濟結構依舊。結果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一開始就面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是以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社會財富大量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濟的發展沒有改變原有的社會不公反而使其加深。拉丁美洲的分配不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基呢系數在1960年代高達0.5。
　　這種貧富懸殊問題為拉美帶來了許多社會經濟問題。到了70年代，拉美國家先后出現了通貨膨脹社會動蕩等社會問題。
　　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收入不公，而導致導致收入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土地制度。
　　由于歷史原因拉丁美洲的土地尤其是優質的可耕地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許多農民沒有或少有土地。其土地分配在質量和數量上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區之一。這種土地制度是制約拉丁經濟發展的長期的結構性要素。
　　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時期，處于經濟社會和政治底層的那一部分人口，大多集中在農村。土地是這一部分人最重要的生存條件。在社會保障機制缺乏或不健全的情況下，擁有土地為農民提供了吃住等基本生存條件，是一項比不可少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缺乏其他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可避免的淪為赤貧狀態。
　　拉丁國家的政府早就意識到土地制度不公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結構性因素，從事了長達幾十年的土地改革。由于這種改革觸及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阻力很多。往往人去政息反反復復。一致到了70年代都沒完成。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化的啟動，沒有地或失去土地或失去的農民大批涌進城市。這些教育程度低下，技能缺乏的城市新居民，很難在所移居到城市找到合適的工作。而且城市也沒有能力為這些新增加的農民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結果，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逼迫淪為社會的底層。
　　這就是拉美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
　　政府的政策傾斜加劇了這種二元經濟。當時拉美政府的政策力度主要偏向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于與加工工業和自然資源開發有關的產業。這種政策偏好不利于勞動集密型的產業的發展。于此同時，政府沒有采取措施為這些剛剛涌入城市的人們提供必要的就業培訓和輔導。這些優惠大資本利益的政策進一步導致了收入的不公。
　　這種收入不公，還延伸在社會經濟的其他方面。教育和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兩極分化。一方面醫療衛生資源主要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貧窮人口缺醫少藥。一方面教育呈現精英化傾向，偏重大學教育；另一方面基礎教育資源缺乏，忽視普及教育的推廣。在基礎教育方面，資源大量流向精英學校，窮人學校條件很差。1960年代，拉美人均受教育的年限約為3。06年。許多窮人的孩子由于多種原因進的是質量較差的學校。
　　使情況進一步惡化的是，窮人還缺乏足夠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
　　這種不公正成了拉美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結構性問題，導致拉美社會矛盾加深，長期動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暴亂頻乃，內戰不斷，嚴重阻礙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拉美暫時去掉了嚴重債務危機的枷鎖，卻依然被籠罩在貧富懸殊的陰影。
　　第三節 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利益
　　這種歷史條件導致民粹主義十分盛行。50/60年代的拉美大部分是民粹政治加權威統治。這些權威的民粹政府的主要承偌是解決嚴重的貧困問題。為了解決這種不平等問題，政府開始大力增加社會福利支出。政府希望依靠大規模的社會福利支出來改變這這社會不公正現象。通過公共財政先后建立起了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如醫療，保健，教育等，實行了帶有義務性質的社會保險體系，提供大量的經濟住房。
　　這計劃極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支出，使拉美政府財政支出發生根本性轉型。在6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政府支出主要集中于大規模的經濟投資，新建工業基礎設施；到了60年代，就轉為大規模增加社會支出。
　　由于分配不公社會財富的極大部分為少數精英集團所攫取。解決收入不公的根本措施應當是通過公權力調節社會財富的分配，通過收入再分配來籌集資源以支持上述公共支出。占有絕大部分社會財富的精英集團應當為公共支出承擔相當大一部分成本。但是，拉美政府要么怯于即得利益集團的壓力，要么擔心政策成本的上升，選擇了不損害精英集團利益的方法。在不改變現有利益格局的情況下由政府承擔所有成本。
　　歷史將表明，這種不觸動財富大量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公共政策選則，所帶來的教訓，具有世界性意義。
　　這種政策選擇的結果是這些公共支出失去了長遠的資源基礎。在一定時期內社會財富是一塊定量的蛋糕。財富的高度集中和這種公共支出的并存超越了拉美經濟蛋糕的承受力，成了拉美國家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催生了急劇惡化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利益集團綁架了國家利益。
　　由于不觸及社會財富再分配問題，政府沒有充足的資源和財政收入，只好依靠赤字來支撐這種公共支出。赤字財政拉美的基本特點。拉美國家的許多政府早在40年代就依靠赤字來支撐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福利開支。現在財政赤字更加嚴重。財政赤字主要依靠中央銀行發行貨幣來支撐。大規模的貨幣發行，導致了通貨膨脹。以智利為例，到了1970年，中央政府支出中的30。4%為社會福利支出。
　　與公共資源嚴重不足，政府赤字急速上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私人資本的大量積累。假如政府有足夠的政治決心動員利用這些閑置的社會資源，將極大減少政府的赤字壓力，增加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拉美在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時期，社會結構沒有根本變化。許多重要的經濟資源被控制在少數人或外國資本手中手中，這些人通過各種方式攫取社會資源。在國有和私有并存的情況下，國有企業資產以各種方式轉移到精英手中。拉美進入70年代后，由于經濟增長放慢，就業機會進一步減少，社會不公進一步加深，為此政府進一步加大社會支出，從而導致了更高的通貨膨脹。那時的拉美，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國有企業虧損嚴重，社會急劇動蕩，貧富懸殊巨大，武裝抗爭頻乃，內戰不斷。
　　在貧富懸殊這個黑洞，把進口替代的經濟戰略吸進了惡性循環的怪圈。
　　第三節。流血的夢想
　　出路在那里？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通過投票選擇了公正和社會主義。
　　1970年，智利人民投票選舉社會主義者阿連德為總統。在阿連德當選前，智利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低增長率，高通貨膨脹，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等問題困擾作整個社會。智利人口中的大多數出于社會經濟的下層，而面臨邊緣化的威脅。阿連德在這種情況下當選。在就職以后，阿連德實施了一系列命名為”通向社會主義的智利之路“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解決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問題。其中包括進一步國有化，實施全民衛生保健，逐漸實施免費教育，為兒童提供免費牛奶，實行農村改革。農村改革被阿連德列為政策中心，他的政府力圖沒收地主過多的土地而分配給窮人。智利的土地改革始于1960年。阿連德總統加快了這個進程。與此同時他還力圖改善最貧窮的人口的社會經濟福利。其方式是通過擴大國有企業和公共產業為窮人提供就業。阿連德的另一項政策是資源的國有化。銅是智利的主要出口品，占其出口總額的50%。在阿連德以前，智利政府控制了大型銅礦的51%的股權。阿連德就任總統后，不顧美國股東的強烈反對，將銅礦全部變為國有。在經濟政策方面實施了擴張大貨幣政策。阿連德執政的第一年，工業增長12%，GDP增長8。6%，失業降率降低到3。8%，通貨膨脹率則從35%降低到22%。
　　阿連德的政策核心是社會公正。但是，阿連德的這些政策受到了國內外許多勢力的反對，尤其是右翼勢力的反對。
　　阿連德首先受到了國際資本的打擊。許多國家斷絕了智利的援助。美國在阿連德當政前幾乎每年為智利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在阿連德當政后，美國對智利的援助完全中斷。美國在克林頓年代解密了一批有關智利的文件。從解密的文件看，在阿連德就職后美國曾尋求推翻阿連德。
　　阿聯德的失敗其實還是因為他繼承了一個過分依賴國外市場的經濟體系。
　　銅礦出口是智利的主要出口，是智力出口創匯的主要來源。在某些集團的操縱下，國際銅價急劇下降。1971-72 年，國際市場上的銅價從1971年的66美元一頓下降到1972年的48美元一頓。銅價的降低和外援的斷絕給智利的經濟帶來極大的困難，使智利經濟迅速惡化。阿連德的經濟再造計劃建立在政府支出的基礎上。經濟的惡化使阿連德的政府面臨巨大挑戰。右翼政黨開始挑戰政府權威。盡管如此，金字塔地層的人民依然選擇了阿連德。阿連德的聯合陣線在1973年上旬的議會選舉中增加了席位。阿連德與右翼政黨的矛盾進一步尖銳。
　　在這種情況下，議會中的右翼政黨利用經濟困難的局面，與阿連德對抗，并公開要求以軍事政變的方式將阿連德推翻。
　　在這種大背景下，皮偌切特于1973年9月11日發動了軍事政變。阿連德在政變中不屈抵抗，戰斗到最后一刻，最后自殺身亡。隨著阿連德一同死去的是他的“新政”。
　　民選的政府被軍事獨裁推翻。
　　第四節 資本擁抱輸入的改革
　　這是一場精英集團的政變。民主當選的阿連德為軍事獨裁者皮偌切特取代。在漫長的皮偌切特統治實行智利失業率上升，真實工資下降，社會不公和貧富差異擴大。
　　政變后的頭兩年里，智利經歷了嚴重的危機。這個時候，智利的精英集團把希望和出路寄托在新自由主義上，開始探索改造既有經濟體系，實行經濟自由化的道路。而且把目光放在了Friedman身上。1975年，智利的一個由精英集團支持的私人基金會要求Friedman訪問智利，講授經濟自由的基本原則。Friedman應邀而至。在講學過程中，Friedman會見了智利的軍事獨裁者皮偌切特。他沒有正式擔任智利政府的官方顧問。但是一大批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的畢業生進入了新政府，擔任關鍵的職務。這些年輕人被媒體稱為”芝加哥男孩們“。新政府認為，這些人了解經濟自由主義精髓，是指導智利改造凱恩斯體系學習美國市場經濟的最好人選。這些人也不負所望，竭力按芝加哥學派的經濟信條為信政府出力。這些政策基本上就是，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政府管制的自由化，貨幣與資本市場的開放化。這是一次典型的在Friedman經濟思想指導下的新自由主義實踐。這次實踐具有極大的國際意義，因為這場以失敗告終的實驗是人類在20世紀末葉大規模的私有化的開始。
　　美國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為輸出改革買下了伏筆。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為智利培養學生始于1956年。1953年，智利的(Santiago)。時任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舒爾孜(Theodore W. Schultz)在一次與美國政府官員會晤中提出了這種想法。具體做法是有美國政府和其他私有機構(如福特基金會)出資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為智利培養經濟學者。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當時是嚴格傾向自由市場或純粹市場經濟的堡壘。舒爾孜說他希望“第三世界國家通過向我們傾斜并通過我們的道路來獲取其經濟發展”。在1971年，已經累積培養了100多獲有高級學位的學生。
　　外因是一定要通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的。阿連德剛就任不久，大資本集團就開始籌劃政變已經在政變后應當推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在1971，(Orlando Sáenz)，智利全國制造業協會主席，就與各類商業主管進行了許多秘密的討論。討論的中心是如何推翻阿聯德，并代之以他們認為恰當的統治集團這些問題。在這一連串的商討后，他組織了一個10人小組，其中8名是這種芝加哥畢業生。這個小組的目的是“為政府準備一套具體的替代政策”。這個10人小組化了3年寫出了有500頁厚的報告。因為太厚被人們稱為“磚頭”。政變以后，這分報告被提交給皮偌切特。最后被軍人政府采用。
　　所以，智利的改革政策一開始就是受大資本利益的推動。
　　Friedman在推銷新自由主義時可是不遺余力。大家都知道冰島的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最近成了國際主義的焦點，主要不是因為它的聞名于世的溫泉，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財政面臨破產的邊緣。而導致這一后果的是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1984年復里德曼訪問了冰島，會見了冰島的精英人士，并做了題為“現狀的統治”的演講。他對冰島“獨立黨”的年輕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后來獨立黨執政實施了一系列激進政策。其中包括私有化，降低稅率，削減政府對不盈利企業的補貼，確立了被人們稱為“海洋私有化”的漁業排他權。這一系列改革使冰島于2008年稱為世界上第五位最自由的經濟體。但是，最自由的經濟卻面臨破產的挑戰。
　　第五節。走上新自由主義的不歸路
　　讓我們還是回到政變后的智利。
　　新自由主義對智利的輸出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是歷史潮流向回拍的最早信號。它開啟了世界范圍的以貨幣主義政策，市場化改革，及金融開放為特點的新時期。是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實踐的開始。從某種意義上，1973年智利政變的第一槍是為新自由主義而鳴的。
　　在60-70年代，拉美先后出現了多次軍事政變。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等等。而且，政變后的政府幾乎都走向了新自由的道路。
　　在這群受教于芝加哥大學的“芝加哥年輕人”的推動下，智利的經濟自由化開始了范圍廣泛的變革。首先，他們把傳統的經濟體制和戰略定義為效利率低下的戰略，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歸結為這個體制；其二，他們將傳統的進口替代戰略劃歸為“封閉經濟”。這個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政府干預太多，市場太不健全，國們太封閉。他們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提供效率。在實踐種他們放棄了公平，逐步放棄，拆散也已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體系。所以，智利開始的這場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帶有一切新自由主義實踐的基本特征：私有化，市場化，放棄政府干預，削減社會開支，開放對外貿易，開放金融體系，資本市場，開放外匯市場。在發展道路上放棄了進口替代，而走上出口導向的道路。這個改革的基本思路不是要解決社會不公貧富懸殊這個拉美的基本問題，而是拿社會公正開刀，由市場資本來確定財富的分配。下面是這場現代市場化實驗的基本特點。
　　1。保護產權，私有化。這場改革是在保護產權的口號下開始的。在短短的幾年里，大批的國營企業被私有化。不僅如此，年退休金，醫療衛生等業已形成的社會福利也部分私有化。例如退休金從保障支出變為由私人管理的個人退休帳戶；
　　3。放開價格，工資，和外匯的管制。放棄政府干預，政府在經濟生活種開始扮演輔助的角色(A subsidiary role of the State)，而把主角讓給市場。
　　3。大幅度削減社會公共產品，將某些傳統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轉移給私人企業，轉移給市場；大幅度削減政府的福利開支，讓窮人承受更多的責任，享受更少的公共產品；
　　4。激進的外貿和金融體系改革。迅速降低關稅，基本廢除非關稅壁壘，開放資本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開放外匯市場，把經濟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的外資上；放棄對民族工業的保護，關稅被普遍降低到10%。
　　5。廢除職工的基本就業工資保障。在改革前，職工工資和辭退不控制在單個企業手中，智利實施的是由全國工會和企業街間的集體談判。政府在這種談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那個時候，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不能任意裁減工人和削減工資。改革后這些權力被賦于了單個企業。
　　6。皮若切鐵在政治上進一步把弱勢群體排斥在政治程序之外。他全面的再造了政府系統，實施了大規模的裁員和規模削減，退行了所謂的“專業化(professionalize)”。所謂專業化，就是把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排斥在外。當時的智利大部分下層人民平均只受了不到5年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被“專業化”所排斥在各個層次的政治程序之外。“專業化”必須與平等的教育機會為前提。
　　7.將國有銀行私有化。銀行的私有化導致了后來的資產和信貸泡沫。
　　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放棄進口替代，而走上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經濟上的獨立，而是單純的GDP的數量。而洞開國門就是要請進來和走出去。所謂請進來，就是讓國際資本得以自由的進來摧毀民族工業；所謂走出去就是在國際市場上充當廉價產品的輸出國。在這一過程中，在進口替代戰略時期建立的許多工廠被廉價賣給資本，尤其是國外資本。長期積累的民族產業被迅速肢解和摧毀。
　　這種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標準版本，是弗里德曼開出的新自由主義處方，是“芝加哥男士“對貨幣主義處方的原本照抄。這些政策建議，你不難在弗里德曼的文章中發現它們。
　　這一系列改革，著眼于所謂的經濟效益，放棄了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它是一種明顯的以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來換取資本利益(效益)的思路。這一系列的改革當然受到了強力的反對。智利的皮若切鐵依靠絕對的軍事權力，對反對者實行大規模的監禁暗殺折磨。與經濟上不公相應的是政治上的不公。社會精英控制了政治程序和話語權。社會底層的聲音不僅不能在決策程序中反應出來，甚至無法充分的在社會上反應出來。關鍵的是，社會精英不僅擁有正式的權力，而且還有巨大的非正式的權力，對決策和財富分配發揮著巨大的非正式作用。當時智利的主流媒體充滿了對新自由主義的贊頌。誰也沒有預料到智利在所謂的改革中正在滑向毀滅性的經濟災難中。
　　其實，這種改革只不過是拉美國家早期的經濟模式在新條件下的復辟。拉美重新走上了自由貿易國際分工的老路，而自由貿易的債務咒語也悄悄的再次回到拉美經濟體上。
　　后來的歷史表明，這場改革為智利帶來了極大的經濟災難。使智利幾十年的發展成績毀于一旦。
　　拉美其他許多國家在70年代中先后走上了這條變革之路。所以智利之路成了拉美之路。智利開啟了拉美的第一輪改革。

二 設陷—金融全球化帶來的新債務陷阱

　　拉美在70s年代先后放棄了保護主義重新選擇了自由貿易。希望通過開放而發展經濟。拉美自己的歷史曾經證明這是一條危機重重的路。拉美后來的歷史還會證明這是充滿陷阱的路。然而，在歷史作出自己的裁決以前，這似乎是一條鮮花簇擁的道路，一條點石成金的道路，一條發現財富追逐財富的道路，一條狂歡的道路。
　　第一節。資本市場的大布局
　　如前所述，美國推倒了布雷頓體系，為世界資本市場，匯率市場的重新崛起掃除了體制障礙，為金融體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平臺。而石油危機又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閑置資本為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由資本”，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彈藥。但是，資本市場的發展金融市場的全球化還需要市場參與者，或市場主體。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受她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開始了一系列精心布局而不露痕跡的資本市場和市場主體的培育過程。而且拉美成了這項戰略布局的重要部分。
　　1.推—把拉美國家推向全球化。這項布局的關鍵是把拉美逼向美國商業銀行，把拉美推向國際金融市場，推向國際商業銀行。這項政策改變的目的是將拉美改造成國際金融市場的主體，或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舉債者。在布雷頓體系崩潰以后，一些國際金融組織開始改變對拉美國家的貸款政策。在1950s-1969s大多數流入拉美的國際資本都是政府對政府的貸款，或者由一些國際金融組織作為正式中介的貸款。以1961年為例，拉美的外債總額中有一半來自于外國政府和想世界銀行這類國際金融機構。
　　來自于政府，IMF，世界銀行，OECD的這類貸款有許多優勢。雖然這類貸款往往帶有許多政治的經濟的附加條件，但是他們大多具有貸款期長，利息較低的特點。
　　但是，到了70年代，世界銀行，IMF，經濟發展合作組織（OECD）等這類的國際金融機構開始改變了對拉美的貸款政策，開始大規模的削減對拉美的官方貸款。他們的正式口號是，拉美經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有限的資本應當投向世界上更窮的國家和地區。IMF或世界銀行開始把官方貸款轉移到亞洲國家和地區，其中大部分都是后來的“亞洲小龍“們。
　　這些控制國際金融體系的組織的這種貸款政策的轉變，使拉美的政府間或準政府間債務陡然下降。到了1972年，這類貸款下降到36%一下，到了危機爆發的一年-1982年不到12%。
　　這種政策轉變之所以對拉美國家打擊承重，是因為當時正處與美國一手導演的石油危機。石油價格的上漲，導致拉美國家的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拉美國家迫切需要大量美元購買石油。
　　在這種情況下，急需外部資本的拉美國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國的國際商業銀行。開始走上了尋求短期商業貸款來彌補國際金融組織貸款轉移后留下資本空缺。
　　2.拉。美國商業銀行因而成為拉美主要貸款提供者。由于石油美元大量流入美國，美國的許多跨國商業銀行有許多的流動美元，苦于找不到回報率高的投資出路。現在機會來了。這些商業銀行迅速入場填補國際金融組織留下的空缺。美國商業銀行為拉美提供大量利率很低的短期貸款。一般而言，和政府間貸款相比，這些貸款既沒有附加的政經條款，利息又比較低。對拉美國家而言似乎是天賜良機。石油危機和IMF-世界銀行等政策轉變帶來的國際收支問題居然迎刃而解。
　　美國商業銀行這只手把拉美國家中國際收支困境中拉了出來。唯一的缺點是，這些貸款一般都是短期貸款。貸款一般會很快到期。到期以后必須以新債務滾動。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時代，美元熱錢急于找出路的時代，在美元短期利率較低是時代，誰會關心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拉美和美國商業銀行的這種商務關系是典型的雙贏關系：拉美得了美元，銀行賺了利息。
　　3.幫。當時的國際金融組織和美國的許多人十分關心拉美國家的金融改革和匯率體系的改革。對那些走到改革前沿與國際金融接軌的國家給予高度的評價和道義支持。他們積極鼓勵和支持拉美國家貨幣主義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支持他們放開外貿，放開國內金融市場，放開國際資本流動的改革。歡呼拉美（如智力，阿根廷，烏拉圭）國家拆散匯率，資本控制和其他經濟控制的措施。對匆忙放開而監督管理缺位的金融體系改革表現出極大熱誠。
　　在這種雙面夾攻下，拉美國家的金融體系門戶洞開。
　　這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為拉美金融全球化提供了體制條件。
　　債務陷阱就是這樣逐漸設下的。曾經如魔夢一般纏繞做拉美的債務陷阱再次出現在拉美的發展道路上。只是上面多了一層全球化的掩護層。
　　第二節“石油美元大循環”和拉美加入脫金后的美元體系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美國的“石油美元大循環“政策加速了拉美金融的全球化
　　由于資本市場的開放，由于出口導向政策的實施，由于國際油價的大幅度上漲，智利的出口導向戰略，一開始就依賴國際資本。油價的上漲，導致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出口導向戰略，需要進口石油來支撐。怎么解決這種國際收支問題呢？拉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把目光投向了國際資本。石油價的上給石油輸出國帶來數目巨大的美元。為了使美國成為石油漲價的最終收益者，基新格在70年代中期與沙特簽署了一個秘密文件。文件規定，美國的投資顧問們將為沙特的石油美元尋求投資出路。文件簽署后，美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的顧問們紛紛到沙特。大批的石油美元最終流入了美國，進入了美國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當時美國經濟不景氣，投資潛力不大，利率低下。這些美元進入美國后，大部分停留在大銀行的帳上。
　　如何為這些美元尋求出路？基新格發明了“石油美元大循環”的戰略。具體的是，買油國(如拉美)將為石油支付大量的美元，石油輸出國從而獲得大量的石油美元，然后把這些石油美元輸送到美國，美國的跨國銀行，在把這些美元以短期債務的形式借給石油購買國(如拉美)；拉美再把美元支付給石油輸出國。在這個石油美元大循環中，美國既得到了美元又得到了利潤，拉美則欠下了大批債務。
　　建立在外債基礎上的發展戰略，實際上把自己的經濟放在別人的控制之中。
　　要理解“石油美元大循環”的戰略必須了解美國對拉美政策的長期歷史。美國自“門羅主義”以來，一直把拉美當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和產品市場。在自己后院培養一個競爭對手不太符合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石油美元大循環”的戰略，在美國的拉美戰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實施“石油美元大循環”戰略時，美國盡管面臨長期的通貨膨脹，依然實施了低利率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這種低利率政策導致了大量廉價資本涌入拉美，極大的刺激了拉美的經濟發展。廉價的資本，增長的出口外為拉美經濟抹上了一層危機前反照。
　　要理解“石油美元大循環”的戰略的戰略意義必須理解美元脫金后美國免臨的戰略挑戰。在美元托金后，美元變成了一種簡單的債務，不再是黃金的代表。許多國家當然不愿意為美元賣單，為美國的軍事經濟戰略買單，從而危險退出美元體系。以歐洲日本為例，美國曾經暗示和危險撤銷對其歐洲和亞洲盟國的軍事保護，如果這些國家不愿為美元買單。結果，這些國家乖乖的接受了脫金后的美元為世界貨幣。美國當然急于把拉美各國拉人新的貨幣體系。其戰略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加上”石油美元大循環“。石油美元大循環，使拉美經濟牢牢的套在了美元體系上面，而依賴于美元。
　　而一場債務危機則將拉美幾乎永久置于美元的陰影中。
　　第三節  美元流動的的雙向記
　　拉美國家非常歡迎他們發現的新的國際資本的來源，為似乎沒有限制的廉價的外國資本源而歡欣鼓舞。這真是一個奇跡。石油危機帶給拉美國家的困境居然迎刃而解！
　　這真是一個依靠外資謀求財富的良好時機，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
　　隨著出口的增加，石油進口的增加，拉美的短期債務迅速增加，大批熱錢通過石油美元的大循環而源源不斷的流入拉美。拉美的外債越堆越高。為了吸引外資，拉美國家還在不同程度上給外債以各種優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為其提供擔保。結果私人外債變成了政府外債，資本家的外債變成了公眾的外債，少數人的外債變成了納稅人的外債。這種優惠措施極大刺激了私人部門舉借外債的積極性。導致外債的迅速上升。
　　從1975年到1982年，拉美國家欠下商業銀行的貸款平均每年增長20.4%（Alexander Theberge 1999 6p）。這種貸款的瘋狂使拉美國家的外債從1975年的750億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3140億，達該地區GDP的50%！（同上）。
　　拉美國家每年換本付息的支出增長更快。從1975年的120億美元，迅速上升到1982年的660億。約為GDP的10%！
　　在這幾年中，出口增長平均大約為12%，而外債還本付息則增長達24%。也就說出口創匯的收入和還債支出的差距，每年都在不斷擴大。拉美國家的還債能力逐年下降，幾乎到了無法還債的程度。盡管還債能力已經喪失，拉美國家凈資本的流入還是以17%-20%的速度上升。直到1982年才嘎然而止。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了問題。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商業銀行還要大開錢柜，不斷向拉美國家發貸款？我想讓讀者自己去尋求這個答案。
　　以上還只是拉美外債故事的一半。講的是外債的流入。另一半是美元的大量流出。與外債急劇上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美在同一時期經歷了資本大規模的外逃。它的最富有的公民在這段時間打規矩的投資于國外—主要是美國，購買的數目驚人的國外資產。
　　從1973年到1987年從拉美流出的資本總量高達1510億美元。這個數目相當于同期外債總額的43%（Manuel Pastor, Jr.）。換句話說，在這段時期有大約43%的外債，又改頭換貌的逃到了國外。資本能夠合法的大量流出國外的主要制度條件，就是資本流動的開放。這就是為什么金融開放受到了別人的高度贊揚。假如拉美金融體系的管制沒有取消，假如拉美的金融體系沒有開放，資本的這種大規模的外逃是不可能的。
　　商業銀行對拉美的貸款，在這種金融全球化的運作下，其中大約一半又回到了這些銀行。不一樣的是，拉美國家的政府通過擔保，欠下了100%的債務。
　　金融開放只是提供了體制條件。那么資本外逃原因是什么呢？許多人解釋，資本外逃（假定都是合法的）的原因是因為與美國相比拉美國內的投資環境不好，投資回報不高。但是持這種看法的人不能回答，假如拉美投資環境不好，為什么外債大量涌進？顯然，發放這些外債的商業銀行不認為拉美的投資環境不好。否則就是明知不好還要把債務往拉美身上掏。
　　其實，拉美資本大量外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對內外資的區別對待。對內資歧視，對外資優惠。優惠又主要是政府的債務擔保。這種優惠政策為拉美最富有又能力獲得國際貸款的人所利用。提供了一手通過政府擔保借外債，一手把錢轉移出去的條件。結果導致外債和資本外逃并存的現象。大量的外債轉化成了對外的投資。
　　在人們談論拉美的債務危機時，往往忽視了資本外逃。正是這種資本大規模的外逃加劇了拉美的債務危機。假如，沒有債務美元的向美國的這種回流，拉美的外債將會減少43%！即使拉美依然會發生債務危機，其程度也要輕得多。
　　資本的大規模外移除了加劇了拉美的債務負擔以外還帶來其他的經濟問題：1）降低了經濟發展；2）資本流向國外導致稅收的減少；3）稅收減少導致公共支出的降低，加大了社會的貧富懸殊。
　　第四節 泡沫破裂以前的狂歡
　　拉美改革剛開始的幾年里，由于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削減政府規模，減少貨幣發行，政府赤字大量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同時，由于放棄的對勞工在就業和工資方面的傳統保護，工人為提高效率承擔了主要成本，結果在職工收益降低的情況下，資本效益得以提高--效益上升。從資本效益的角度，也就是從資本的角度看，改革的最初幾年似乎是成功的。
　　尤其是大量石油美元通過外債的形式流入了拉美。拉美如同發現了一個便宜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外債源泉。這些外債通過美國商業銀行不斷的的大規模的流入拉美。拉美經常賬戶下的赤字，為資本賬戶下的巨大盈余所掩蓋。這種不枯不竭的外國資本的流入，想洪水一樣托起了拉美國家的資產價格。
　　所以，改革初期的這種資本繁榮還伴隨著資產泡沫的出現。由于財富高度集中，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儲蓄沒有的轉化為實物資本的積累，而變成了金融資本。于此同時，銀行的私有化推動了信用擴張。在危機爆發前的1-2年（1980-1981年間），智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資產泡沫，不動產，股票，匯率等等大幅度上升。拉美的經濟進入了一個“奇跡”的狀態。
　　但是，拉美的出口替代戰略就這樣通過外匯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而建立在石油美元的大循環上。然而，漂在美元基礎上的這條船注定是要沉的。
　　首先這個出口導向的經濟戰略是建立在對別國的資金，技術的依賴上，由于他放棄了建立自己的可以替代進口的產業，其出口替代結果成了別人技術產品的組裝點。
　　其次出口替代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資源基礎上的。它的出發點是兩頭在外。為此。拉美各國迅速的打開國們，開放貿易，開放市場，放棄民族工業的保護，開放金融資本市場，開放外匯。出口越多對國際資源和市場的依賴越大。
　　拉美出現了虛以的繁榮。在這種繁榮的底下是民族工業的大面積凋零，產業結構出現嚴重的出口傾斜；經濟的完整性和獨立性基本喪失。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國際市場有變，拉美將如何應對。這種繁榮是以犧牲經濟安全換來的。
　　歷史表明這種繁榮的下面是深不可測的陷阱。

三  收官—1979年秋，新自由主義小試牛刀

　　歷史發展到這一步，拉美國家離債務危機只有一部之遙，拉美經濟離全面危機只有一步之遙。外部世界的一個輕微的金融沖擊，就會引起拉美經濟的劇烈震蕩，就有可能導致拉美的經濟危機。
　　激起這種沖擊波的石頭就握在大力推行全球化的人手中。那是一個可以激起千層浪潮的石頭。而這千層波浪足以沖垮拉美經濟，卷走拉美的社會財富。
　　第一節 1979年美元利率的金融顛覆
　　發展中國家融入發達國家的貨幣體系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發達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是必須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協商。因為，融入美元體系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財富，金融政策收到美國及金融政策的極大影響。但是，美國金融政策從三十年代開始就由法律規定必須以國內優先。美國的金融政策，在法律規定下，不能也不可能有外部因素或考慮外部因素決定。美國的這種國內優先的金融政策，有可能給融入美元體系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
　　1979年8月6日，美國發生了一件似乎與智利暫時沒有關系的一件事：Paul Volcer 被任命為聯儲會主席。但是，后來的歷史進程表示，這一天是拉美奇跡終結的開始。
　　美國當時面臨長期的失業和通貨膨脹。聯儲會為解決通貨膨脹和失業兩個問題而擾。凱恩斯主義在這個兩難的困境面前幾乎破產。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試圖通過控制工資和物價解決通脹問題。但是，在整個70年代，通脹成了困擾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到了1979年通脹變得更為嚴重。在1979年頭9個月，年通脹高達10.75%，而失業率降低到5.8%。Volcer出掌聯儲會后決定采用系自由主義的貨幣政策即弗里德曼的貨幣政策，放棄就業目標，把政策中心放在通貨膨脹上，通過緊縮貨幣供應量而達到抑制通脹的目的。充分就業不再是主要政策目標。在這政策轉換中與幾乎所有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變化一樣，勞動者必須為經濟問題的解決付出代價。
　　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聯儲會決定把重點放在貨幣供應量上。在貨幣供應量和聯儲會基準利率這兩個直接政策目標之間，Volcer選擇了前者。聯儲會的政策目標是控制貨幣增長。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直接控制貨幣發行量，而不是基準利率。Volcer的這項典型的貨幣主義政策建議在1979年10月6日的會議上為聯儲會接受。
　　這項政策實施的結果是貨幣供應得到有效控制。貨幣增長的放慢導致利率的極大上升。基準利率從9月的11.25%，上升到1979年底的14%，1980年4月的17.6%，1981年6月的19%！。
　　美國利率的大幅度增加和收縮信用的收縮給漂浮在“石油美元”上的拉丁美洲經濟帶來承重的打擊。1）拉美國家的大量短期美元債務在這種情況下到期無法滾動（以新債還舊債）。結果許多到期債務無法償還，從而出現債務危機。2）導致債務利率的上升。結果債務成本大量升高，從而也將導致債務危機。
　　美國貨幣政策的決策者著為“石油美元大循環”的促進者當然知道高利率對拉美諸國的打擊。雖然，我們不能斷定收緊貨幣供應的目的是為了把拉美推入債務危機。但是，聯儲會不可能不知道拉美諸國的債務困境，不可能不知道美元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信用的大幅度收縮會給拉美帶來嚴重債務危機。控制著拉美繁榮還是衰退的聯儲會，不可能不知道拉美經濟命運掌握在它的手中。聯儲會手中的政策工具實際上是足以摧毀拉美經濟的“大規模殺傷武器“。
　　1979年，聯儲會按了一下金融“按鈕”，拉美經濟在毀滅性的沖擊波下開始走向深淵。
　　從1979年低開始，拉美開始出現債務困難。但是由于拉美債務都是政府擔保，拉美國家一直努力依約還債。但是，這種情況到了1982年再也無力持續下去了。這年月，墨西哥財產宣布自己的國家無力還債。這種消息一出，商業銀行紛紛凍結對拉美的貸款，并要求償還貸款。由于貸款的枯竭，拉美國家已經無法支付利息。而沒有支付的利息又被加到貸款總額中。導致貸款總額越滾越大。拉美從此掉進了債務危機。在危機爆發的1982年，拉美國家的債務占GDP46.9%。在反危機中逐年上升，到了1987%達到66%。（latin American‘s Debt Crisis 90p）
　　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國家被迫壓縮進口，改善國際收支。拉美作為一個整體，從1981年的20億外貿赤字，變成1984年310億貿易盈余。但是，大多數盈余都變成了利息而流到發達國家去了。在1982-1985年間，拉美一個支付了1060億的利息。（Alexander Theberge）.
　　拉美改革后的經濟依賴性由此可見一斑。新的發展戰略使拉美完全喪失了經濟的獨立和自主。這種依賴性終于使拉美諸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
　　這場危機將拉美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毀于一旦。
　　第二節。債務危機是別人的機會
　　債務危機為發達國家在拉美進行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實驗提供了歷史性機會。
　　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最初主要關心有三:
　　1)如何防止拉美國家在解決債務危機上的協調共同行動。假如拉美國家在債務問題談判上共同行動，確立聯合談判的優先順序，也許債務危機的發展進程將會是另一個樣子，甚至世界金融持續都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但是，在美國的努力下，這種情況沒有發生。
　　2）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面臨拉美債務危機時的主要政策核心是“保護國際金融體系”。行外人也許不明白其意義。什么是國際金融體系？誰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體。用白話講就是要保護美國銀行保護那些債主們的利益。而債主們就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美國和IMF的反危機措施就是讓拉美諸國承偌債務責任。
　　讓拉美國家欠債還錢是所有的政策建議和援助的條件都是以此為出發點。如果按照凱恩斯共識，危機中政府應當加大支出提高總供給。但是，在貨幣主義指導下，政策目標變為穩定貨幣。所謂問題貨幣就是要削減政府支出。穩定貨幣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提高還債能力。這就是為什么拉美諸國在危機中逼迫削減政府開支，大幅度提高利率，進一步削減社會福利支出，進一步出導向以換取還債的外匯，進一步的私有化。在金融體系上則是為了保障債權人的利益，讓匯率資本反應市場供求狀況，更大幅度的開放金融體系，開放資本市場，開放貨幣匯率市場。這就是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核心。這些措施導致危機的步步深化。
　　3.危機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機會。拉美危機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來重新設計世界金融體系。在這個新體系中跨國銀行美國金融機構通過擴張和兼并成為金融全球化的基礎和核心。這個過程開始于IMF對拉美債危機的介入。反危機初期，美國主要利用IMF來推行自己的利益。IMF是如何得以介入這一過程的呢？拉美國家由于無力還債，需要和商業銀行的債主們重新談判債務。但是，沒有IMF入場商業銀行不愿談判。結果IMF就作為中心角色而出場了，成了拉美國內經濟政策的主宰。
　　IMF的穩定計劃。在拉美債務危機的初期，IMF扮演著國際反危機的中心角色。它的目的是通過反危機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讓拉美國家進一步推行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如前所述，整個計劃是建立在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的。一系列政策建議的中心是如何提高拉美國家的還債能力，保證拉美成為資本的凈輸出國。為此，拉美諸國與IMF分別簽訂了”一向書（letter of Intent）”
　　IMF的這項計劃被稱為“穩定計劃”。“穩定計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名稱。它表明IMF對拉美地區的政策中心不是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而是控制通貨膨脹，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表面上看似乎非常合理。但是，經濟政策的中心從發展轉變到穩定的結果就是，放棄工業化和現代化努力，而將著眼于金融穩定的需要。
　　IMF的這項穩定計劃包括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私有化，大量裁減國有企業的工人，進一步減少政府開支，進一步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共福利，進一步放開金融銀行體系，進一步放開外匯，資本市場，放開國家貿易，放開資本流動，降低工資，提高利率，貨幣貶值等等。簡而言之，IMF要通過危機把拉美進一步納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體系中。實施這些改革是獲得國際貸款的前提。
　　IMF的計劃顯然是不成功的。不僅沒有解決危機，還使危機加深。失業率大幅度高升，貧富懸殊擴大。拉美出現了大規模的抗議和騷亂，在這種情況下，里根政府開始走到前臺，介入危機過程。主要是IMF的計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這就產生了“貝克計劃“。
　　貝克計劃。1985年10月，世界銀行和IMF在韓國首爾召開了聯合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美國里根政府的財政部長（james baker III）提出了“貝克計劃“。貝克計劃的核心還是IMF的計劃。不同的是他的計劃包含由私人銀行向拉美提供另外290億美元的貸款。但是，為了獲得貸款，拉美國家必須推行IMF開出的自由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但是，由于許多銀行拒絕參與這項計劃，拒絕提供貸款。而拉美國家則反復強調，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難以推動這類改革。
　　布拉德計劃。1989年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 布拉德(Brady)宣布，只要拉美國家愿意推行市場導向的改革，債務可以重新組合。重組后的債務將低于原有的債務額。
　　以上計劃的核心是市場和放開。這些改革加深了拉美經濟危機。拉美危機愈演愈烈。拉美危機以及上述改造還進一步導致了資本大規模外逃。到了1984年，在美國的拉美私人投資高達1600億美元。
　　其實，從經濟角度看，從今天世界性反危機的政策看，IMF和發達國家的這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必然會加深危機。在危機來臨時，在信用收縮時，在總需求不足是，政府反危機政策應當是反其道而行之：力圖擴張信用，力圖提振需求，力圖提高就業，力圖提高工資。制定“華盛頓共識”的專家們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簡單的道理。那為什么要通過經濟的政治的外交的壓力，推行一系列注定要使危機惡化的政策呢？
　　要回到這個問題，你只要看看這一系列政策的結果，財富流向誰家，所形成的新的經濟秩序對誰有利。
　　第三節 后果
　　這場危機和相關的改革，拉美國家的經濟金融體系幾乎完全融入了美元金融貨幣體系。而世界金融體系的全球化通過這場危機而奠定了基礎。這場危機中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也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教條。
　　危機導致財富的大量流失。到了1984年，在美國的拉美私人投資高達1600億美元。在1982-1985年間，拉美一個支付了1060億的利息。兩項一共是2660億美元。相當于拉美1982年外債總額的84.4%！
　　第一。巨大的不能拒付的美元債務，迫使拉美國家為還債而追求美元；
　　第二。許多國家的貨幣不僅直接與美元掛鉤，而且有的國家還放棄了自主的貨幣政策。其貨幣發行量，直接由美元儲備決定；
　　第三。拉美金融體系完全開放，成為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的一步分；
　　第四。拉美貧富差距擴大。許多財富大量流入美國，尤其是美國的投資領域。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小試牛刀的結果，為美國解除了在南半球仍何可能的挑戰者，將拉美國牢牢的套在美元體系內。結果拉美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毀于一旦。在1980-1985見，實際GDP只上升了2.3%，而人均GDP則下降了9%。從1982年到1992年，是“拉美失去的十年“
　　結果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資本市場更加動蕩。拉美在“失去的十年”中，絕對貧困急劇擴大，貧困人口急劇增加。拉美的主要經濟社會指標在90年初期和中期，遠遠低于危機前水平。拉美從此陷入了長期的社會經濟衰退。在90年代和21世紀最初幾年，拉美許多國家面臨許多貨幣金融危機。智利雖然被IMF列為新自由主義實驗的樣板國，但是智利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處于停滯時期。社會不公十分嚴重。
　　拉美奇跡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擊碎。在一場以全球化為旗幟的經濟戰爭中，拉美飽受創傷。拉美曾經的經濟奇跡從此變成了歷史中的一件往事。這就是為什么，拉美許多國家都是左翼當權。我們希望并相信拉美國家能夠再造奇跡。
　　第四節 幾點反危機教訓
　　拉美反危機的教訓值得我們吸取。
　　1.對危機的嚴重性認識太晚。從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開始一直到1984年，IMF和許多拉美國家都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場通常的周期性波動，沒有認識到是一場全面的深刻的，來自于7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改革放開政策的結果。這種判斷失誤，無疑加深了危機。當時，拉美各國不是沒有實施反危機政策，只是由于判斷失誤，政策力度不夠。
　　2.反危機和新自由主義。在危機爆發以后拉美國家沒有從政治上解決新自由主義的問題。還依然迷信新自由主義。這就是為什么，外部關于新自由主義的一攬子政策最后都為拉美接受。這不僅是一個經濟金融援助的問題，是因為拉美依然有一種內部的政治決心要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
　　3.反危機和金融開放。在危機爆發以后，拉美出現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資本的沖動就是追逐利潤，當拉美出現危機時，資本的內在沖動當然是大逃亡。這是資本本性決定的。要制止這種大逃亡，必須實行資本控制。但是，拉美國家卻進一步實施了大規模的金融開放和金融改革導致金融體系更加脆弱。
　　試圖以一系列更深刻，更全面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對付危機的戰略思路，被歷史證明是危機持續深化的根本原因。
　　假如拉美在危機爆發以后果斷的終止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結果一定會不一樣。
　　拉美危機的起源和發展，及反危機措施都對發展中國家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尤其是在金融風暴持續惡化的今天，我們一定要避免拉美國家曾經面臨的全球化陷阱，一定要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獨立自主的對付經濟問題，一定要認真的面對歷史，要謙虛的承認，我們還在探索。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我們的成績是光輝燦爛的，我們還將取得更加光輝燦爛的成績。但是不論我們的成績有多大，我們依然沒有掌握絕對真理；我們已經積累了許多經驗，但是我們的經驗永遠不可能窮盡生動的歷史規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真理是相對的。在經濟體制經濟全球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西方的許多東西，不是普遍適用的絕對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已經承認國情的特殊性，我們也應當承認沒有適合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實力的所謂全球化。全球化也要符合中國國情。歷史是一位巨人。讓我們站在歷史的肩頭，吸進別人的教訓，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國崛起的歷史關頭，讓我們多一點民族性，少一點全球性；多一點保護性，少一點放開性。在國際博弈的時代，在危機不斷深化的時候，每個國家最關心的是自己的那一塊蛋糕。讓我們在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中牢牢的掌握自己的主導權，當放則放，當收則受，以中國經濟的發展為念，以天下蒼生為念，避免全球化陷阱，實現我們的宏偉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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