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化中國之公為美國之私的一個典型?
——質疑上海紐約大學的“非營利性私立大學”性質
李定凱(2011.2.12)
在華東師范大學和紐約大學經過將近5年的牽手和合作之后,中國的教育部終于在2011年1月19日發文批準籌建上海紐約大學,由華東師范大學和紐約大學合作辦學。(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243438.shtm)
據報道,上海紐約大學在中國是“首所中美合作國際化高校”,同時“對紐約大學來說同樣意義非凡:盡管在全球超過25個國家和地區設有海外留學項目,但真正意義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合辦國際化大學還是第一次。”上海紐約大學是一所什么“身份”性質的學校?華東師范大學校長、一手操辦上海紐約大學籌建工作的俞立中教授對記者透露:“這是一所在中國注冊,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大學”;“上海紐約大學還是一所非營利性的私立大學。”
我這里先不去揣測上海紐約大學的籌建,對中國未來的教育、政治、經濟、文化會產生什么影響,單就它的“私立”性質發一點議論。
顧名思義,私立,乃私人出錢建設、運行、經營之謂也。既然是中美兩方“合辦”的“私立大學”,美國聯邦政府、紐約州政府不會出錢,中國政府、上海市政府也不應出錢,因為那些都是國家和人民的“公”錢;上海紐約大學的一切經費皆由私人股東們進行投資才是。可是,記者先自設了一個問題:“上海紐約大學辦學經費如何來源?”接著就回答:“截至目前,記者并未得到紐約大學將為新學校注資的消息”;“據了解,上海紐約大學前期的辦學投入,將很大程度上依賴地方政府——上海浦東新區。學校的選址,目前已經敲定為浦東新區的陸家嘴”;“上海紐約大學基礎建設所需的土地將由浦東新區提供,同時浦東新區還將承擔學校建筑及設備等資金。這些都已經寫入了浦東新區的‘十二五規劃’里面。”那么,紐約大學出什么呢?俞立中教授說:“我們引進的主要是他們的管理理念、優勢教育資源。”
這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原來上海紐約大學占用的土地、學校的校舍建筑和設備(陸家嘴那兒的地價和房產多么值錢啊!)這些真金白銀的硬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政府 — 上海浦東新區提供的,而美國最大的私立大學 — 紐約大學所出的僅僅是 “理念”和“教育資源”,也就是說,是百分之一百用中國的國家財富辦起了一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美兩國的“私立大學”!這不是化中國之公為美國之私嗎?
因為目前華東師范大學與紐約大學正在就籌建上海紐約大學的具體事項進行談判協商,結果要到4月中旬才能出爐,所以在最終的談判協議里,紐約大學在上海紐約大學的資產中將占有多少份額還不得而知。退一萬步說,即使今后紐約大學對上海紐約大學先期投入的土地、房屋、設備等資產沒有財產占有權,那它無償利用浦東新區投入的固定資產開展教育、科研、培養人才,僅僅從經濟賬的角度看,紐約大學得到的利益也是十分可觀的。試想,在陸家嘴那個地方房子的租金該有多高!這用中國的俗話說,紐約大學是在空手套白狼,用江湖黑話說,就是在玩空手道。
有人可能會反駁我說,人家紐約大學投入了他們的管理理念和優勢教育資源嘛,那些也是無形資產啊。“管理理念”,實在太虛了,怎么衡量它的價值?前些年中國人吃過“點石成金”的“點子公司”的虧,至今還記憶猶新。就說“優勢教育資源”吧,紐約大學有哪些呢?我對紐約大學沒有研究,但是記者向人們介紹了:“該校哲學專業連續10年被評為全美第一,金融、數學、經濟學等學科也在全美前列。”這似乎告訴我們,紐約大學的“優勢教育資源”主要是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中只有數學學科比較突出,技術工程科學在美國的大學里可能還靠不了前。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哲學社會科學有強烈的階級傾向性。毛澤東在他的經典理論著作《實踐論》里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66年橫排本,第261頁)美國的國家哲學(是不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呢?)對建設中國的國家哲學究竟有多大的借鑒作用,現在還沒有定論(“白貓黑貓理論”有實用主義形象表述的嫌疑)。至于美國的金融學和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效果,我們已經看到了:光是美國的“兩房”公司債券就有可能從中國人身上吸走5000億美元;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已經把中國的經濟結構改造成了以私有制為主體。上海紐約大學將來把紐約大學有“優勢”的金融學、經濟學教育資源(教材、教師、學生、教學方法等等)直接用來在中國本土培養中國的學生,其無形資產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100年前,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在北京辦了個清華學堂(清華大學的前身),那個錢是因為清朝政府無能,被包括美國軍隊在內的八國聯軍打敗了不得已賠去的;100年后,美國軍隊沒有打到上海來,上海市浦東新區卻主動地出地、出錢,幫美國人在中國辦了個“私立”的上海紐約大學,中國的教育部居然
還批準了!這真是歷史的諷刺,確實“完全是一種全新的模式,前人沒有走過的一條路。”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代表中國共產黨評論美國國務院發表的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中說:“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友誼”,還是侵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66年橫排本,第1443頁)又說:“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66年橫排本,第1422-1423頁)62年后重讀這些文章,怎能不讓人“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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