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天前霧霾籠罩的假日里，我宅在家里執行陳志昂老同志交給的任務 —— 編輯排版他兩三個月前就已經完成的馬恩全集第31卷至第40卷的《經典要錄》，同時享受他提供的這一份精神大餐。當然，我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編輯排版方面，爭取盡快出手，發給各位同志和朋友。可是，我在編排過程中，時不時被其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吸引住，忍不住停下來閱讀和思考。下面是我閱讀思考后的一些認識。

　　1. 這部分“經典要錄”主要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以及他們寫給其他人的書信中摘錄下來的，涵蓋時間的長度從1864年10月至1895年7月；還附錄了同時期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書信摘錄。第40卷的“經典要錄”是從馬克思青年時期（17歲至25歲）的著作中摘錄的。要錄里涉及的馬克思的最后一封信是1882年6月4日寫給長女燕妮·龍格的信，這時離他逝世只有9個多月；涉及的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是他１８９５年６月２８日寫給菲力浦·屠拉梯的信，這時離他逝世只有1個多月。可以說，這兩位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思想巨人把他們手中的筆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2.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是馬恩著作、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說它們重要，是因為在這些通信中（1）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重要思想、理論、原理、原則、策略和方法得到了充分的醞釀、討論、闡述和發揮；（2）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和當時現實的許多事件、人物的精辟分析和評論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方法和豐富的材料；（3）記錄了他們領導的國際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發展和壯大、與各國資產階級的斗爭、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等大量細節，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對一些國際的著名領導人——如李卜克內西、倍倍爾、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評價，這些都是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手寶貴的資料；（4）譜寫了這兩位出生于德國和英國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為了共同的事業而結下的終生友誼。馬克思和恩格斯志同道合、肝膽相照、親密無間、情同手足，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人類最美好的高尚道德情操的集中體現，是一切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戰士的學習楷模。

　　3. 我記得在80、90年代的時候，就有黨的高級領導人、理論家和曾經專門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專家學者迫不及待地跳出來“解放思想”，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他們的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過去一百多年了，世界變化了，馬恩根據當時條件得出的個別結論已不適用于當今的形勢了，所以要“破除”毛澤東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理解。這聽起來冠冕堂皇，別人也不好反駁。可是這些人物就是不肯做進一步的澄清：馬恩的哪些“個別結論”過時了，應該放棄？哪些理論依舊正確，需要堅持？剩余價值理論過時了嗎？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理論過時了嗎？他們竭力回避也不敢回答這些問題，只是打著反對“教條主義”的旗號，風風火火地搞起了他們設計的“改革開放”。如果說，當時許多人們（包括我在內）出于善良的愿望和由于毫無經驗，高高興興或者半信半疑地跟著他們走的話，那么，走到今天，面對中國和世界嚴酷的現實，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走到什么地方來了？中國要向何處去？學習《經典要錄》使我更加確信，私有化的經濟“改革開放”不是馬克思主義，“多元化”（實際上是不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元爭鳴）的政治改革（如共產黨員可以當資本家，資本家也可以是共產黨員）和思想文化改革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向資本主義方向的倒退和復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結果，得大利的只占人口的少數，是走資派官僚階層、資本家階級、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和依附于他們的上層知識分子，而廣大的勞動工人、農民、中下層的知識分子和干部，卻在資本、權力和競爭的多重壓迫下喘不過氣來。

　　真正的共產黨人不但不害怕進步的改革，不害怕開放的思想碰撞，而且一貫主張并且大力推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改革和文化藝術科學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如恩格斯所寫的：“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恩格斯致奧托·伯尼克，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92）。“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指“稱為國家的政治組織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日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頓，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2）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國從1956年到1976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就是一個不斷實行進步的改革、不斷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工商業的公私合營，著力發展國有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從初級到高級的合作化直至人民公社化，制定并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創造并貫徹“鞍鋼憲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開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實行干部全員定期參加勞動和領導干部下基層蹲點、防止官僚主義的制度，全國大三線和地方小三線的建設，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和“五反”），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以縮短學制、改革教材和教學考試方法、理論聯系實際為中心的教育改革，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三個世界理論為依據的全方位外交，以斗爭和挽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重點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建設四個現代化國家的宏偉戰略，把工人罷工的權利、公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寫進憲法，等等，都是這個改革過程和鏈條上的一個個具體環節。盡管在這個過程中黨和人民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難，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遭受了種種挫折，但是依靠毛主席的堅強領導，依靠黨和人民的團結奮斗，這些改革給中國人民和整個中國社會帶來的歷史性進步和飛躍是舉世公認的。在短短的20年內，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從一個極其落后的農業國轉變成為一個具有比較完整和獨立的工業體系、比較穩定的農業體系、堅強的國防體系、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體育醫療衛生體系的工業-農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奮發向上，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這個鐵的事實，難道不是對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最好反駁嗎？

　　4. 最近幾年，又有居心叵測的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幌子，以斷章取義、制造謠言的卑鄙手段反對和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他們拼命鼓吹和推行的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復辟辯護。他們“引經據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并不贊成他們青年時期的思想（比如《共產黨宣言》里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思想），說什么馬克思本人也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張建立個人所有制，還說伯恩施坦、考茨基這些第二國際的叛徒正確地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列寧、毛澤東才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像我這樣只讀過幾本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但是沒有啃過《資本論》，沒有廣泛涉獵馬恩全集的人，盡管不相信他們的胡言亂語，但是也不好反駁啊，人家在那里“引用原著”，很唬人呢。可以想象，比我年輕得多、從來沒有讀過馬恩著作的70后、80后、90后們，聽了或讀了這些“有影響”的“權威”的話，該怎樣想呢？

　　謝天謝地，陳志昂同志給我們打造了《經典要錄》這樣的銳利武器，一下子就把他們的畫皮戳破了。的確，馬克思是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是，馬克思為什么要這樣說？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那時離馬克思去世已經7年多了）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解釋得再明白不過了：

　　“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文學家和其他沒落的年青資產者紛紛涌入黨內。....他們照例把資產階級大學當做社會主義的圣西爾軍校，以為從那里出來就有權帶著軍官官銜甚至將軍官銜加入黨的行列。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于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 p.93）

　　在恩格斯寫這封信的10年前，法國的那些年輕資產者跳蚤們紛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還在世的馬克思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那些假馬克思主義者是多大的諷刺啊！就像今天，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滿天飛的時候，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也會發出類似的慨嘆嗎？

　　對馬克思說的“個人所有制”，也是類似的情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里寫過下面一段話：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在接下來的一段里還進一步說明，這種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p.267-268）。在這里，馬克思非常明確地肯定，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而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協作和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一種完全新型的“個體所有制”，即公有制！在這種公有制中，在某種組織形式下，人人進行合作的勞動，人人享有共同勞動的成果；在社會主義階段，勞動者——社會的主人，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到了共產主義，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私有化的所謂“改革”，就是顛覆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重新建立私有制！是少數掠奪者重新剝奪人民群眾！對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進行斷章取義引用的人搬起石頭狠狠地砸在自己的腳上了！

　　在馬恩全集31-35卷經典要錄里，有一段阿爾諾德·盧格于１８６９年１月２５日致施泰因塔耳的信的摘錄，其中完整地引用了馬克思上面的一段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這個否定的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過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馬恩全集31-35卷經典要錄 p.87-88）

　　《資本論》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實際上，馬克思后來對“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又有所修改，他認為大工業經濟的發展必然排斥手工業生產方式，所以工人階級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后，只能采取共同占有的方式。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恩格斯在致愛德華·伯恩施坦的信中重述了馬克思的這個思想：

　　“導言（注：指馬克思1880年口授的《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就是在這里，在我的房間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場，由馬克思向蓋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勞動資料的占有者時才能自由；這可以采取個體占有方式或集體占有方式；個體占有方式正在被經濟的發展所戰勝，而且將日益被戰勝；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 （馬恩全集31-35卷經典要錄 p.175）

　　可見《經典要錄》是一件多么值得重視，多么重要的理論武器。

　　至于有人造謠說晚年的馬克思、恩格斯自己否定了寫《共產黨宣言》時（1847年12月-1848年1月，時馬克思29歲，恩格斯27歲）的馬克思、恩格斯，僅舉一例，便知是無稽之談。１８９４年１月９日，恩格斯在回復朱澤培·卡內帕要求他題詞的信中，找的一句話恰恰就是《共產黨宣言》里的一句話：

　　“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馬克思是當代唯一能夠和偉大的佛羅倫薩人[但丁]相提并論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除了從《共產黨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話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 p.140）類似的例子在《經典要錄》里比比皆是，就無需贅述了。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企圖靠斷章取義和造謠來反對馬克思主義，說明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令敵人害怕和膽寒、而又無法公開徹底否定的有力思想武器。這是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勞動群眾的幸運，更是他們的優勢——真理在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群眾一邊。

　　5.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44年在巴黎相識起到他們逝世，凡39年（馬克思于1883年去世）和51年（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令人無比驚奇的是，他們心之相通，從理論到實踐的相互一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對彼此工作、生活、健康、家庭的關心，簡直就像一個人的左腦和右腦，左手和右手一樣默契，一樣協調。他們之間為了同一個偉大事業而建立的始終如一的偉大友誼令人無比神往，教人感慨萬千。大概由于我的知識貧乏，我覺得古往今來再也找不出第二朵如此美麗的同志情誼之花了。《資本論》是馬克思最重要的曠世理論杰作。它的完稿和出版，固然是馬克思的智慧和“象匹馬一樣”工作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恩格斯從精神到物質的鼎力支持，沒有恩格斯的自我犧牲，幾乎不可能有《資本論》的問世。《經典要錄》里摘錄了多封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馬克思無一例外真誠地提到了這一點。

　　特別要提到的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幾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傾注到《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手稿的整理、編輯、出版上了，作為對他的亡友的懷念，對馬克思未竟事業的承續。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即使在他獨自一人處于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時，他也總是心誠悅服地把馬克思及其英名推在前面。這是恩格斯超越自我的寬闊胸懷的展示。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致愛德華·瑪麗·瓦揚的信中寫道：“由于我比別人活得長，命運要我享受我已故的同輩人，主要是馬克思的工作所應得的榮譽。請您相信，對于這一點以及這一榮譽中屬于我個人的微小的一部分，我不抱非分的想法。”（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99）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是這樣的：工作的重任永遠擔在肩上，但對榮譽永遠謙讓。

　　6. 我在讀這部分經典要錄一些段落的時候，忽然發現毛澤東同志的一些論述的內容，甚至所用的語言與恩格斯的論述幾乎是一樣的。這里有兩個例子。（一）毛澤東在1936年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有一句著名的話：“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而恩格斯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０—２３日在寫給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有一句話：“人們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學會戰爭。”（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46）我想，恩格斯的這句話只會收集在馬恩全集或特別出版的書信集中，而中文版的馬恩全集第1卷1956年才出版，所以毛澤東寫的前面那句話絕無可能是參考恩格斯的論述的結果，只可能是自己獨立的創作。（二）毛澤東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對“民主”的實質和“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做過詳細的論述，其中有這樣一段：“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p.368）毛澤東的這段話，非毛化以來受到過無數指責，說他反對民主，破壞民主，主張獨裁。對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來說，說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不可思議的。可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３月２４日寫給愛德華·伯恩施坦的信中也說民主只是一種手段：“民主....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它沒有幫助我們前進一步。照我的意見，應當這樣說：無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對于無產階級來說，這種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樣，只是一種手段。”（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14）我不能判斷毛澤東在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前，有沒有讀過恩格斯的論述。然而既然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認為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的范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就能根據歷史的和現實的政治實踐，推論出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可見，只要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運用唯物辯證法，理論聯系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能對復雜的事物得出正確的結論，找到正確的答案。

　　中國共產黨人的驕傲和自豪在于：毛澤東同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方向和道路的問題；在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后，他又繼續領導黨和人民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終于在他晚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且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防修反修大演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世界無產階級的意義，堪比1871年的法國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他總結了現代國際共運和蘇共赫魯曉夫集團背叛馬列主義的經驗教訓，分析了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后黨內外的矛盾和斗爭，提出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執政黨內，由于國內外階級斗爭的條件，必然會產生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這個當權派的一批代表人物有可能成為顛覆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黨內走資派這個科學概念和發動群眾重點整黨內走資派的正確方針，是國際共運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發展道路上一座巍峨的里程碑。

　　盡管由于各種原因，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那場億萬人民參加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失敗了，但是它的革命種子已經深深撒在中國大地上，也傳播到世界的許多地方，它的歷史影響和教化作用是任何力量也磨滅不了的。我深信，歷史的運動必將使文化大革命的光芒再次照耀中國的天空。

　　7. 最近從網絡和報紙上看到幾條不新不舊的消息。

　　第一條是，網絡名人、中央黨校的著名教授周天勇公開主張大中專學校取消馬列主義的課程，說什么“如果學生學的（馬列）太多，他們失業了，拿著資本論去農民工的工棚，宣傳受剝削壓迫理論，將是極大的社會動亂的不穩定因素”。別看這位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教授品德低下，對馬列主義的力量還是心中有數的。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衛道士，他對資產階級的忠誠和直言，也是值得稱道的。

　　第二條是，得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支持的國內一家知名智庫——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請求英國工黨的彼得·曼德爾森撰文介紹當年挽救工黨的經驗。曼德爾森何許人也？“上世紀90年代，曼德爾森對工黨進行了改革，包括不再將心愛的紅旗作為工黨的標志。”當年工黨進行的“改革和重建”“最終幫助托尼·布萊爾入主唐寧街10號”，“挽救了工黨，使其避免了走上急劇衰落之路的命運”。對“智庫”的這一舉措，北京理工大學的深受西方媒體青睞、反毛反共的教授胡星斗評論說：“中國將目光投向工黨及其當年應對最嚴重危機的方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眾所周知，英國工黨的成員雖然包括了不少勞工群眾，但它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而是英國兩黨政治體制中的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它前身的工聯曾多次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1997年以后，托尼·布萊爾是個風云人物，他當了首相后，對外是只要美國發動侵略戰爭，英國必然緊隨其后。我往好里想，我們的智庫是為了知己知彼，才要工黨來傳授經驗的。但是事情也許沒有這么簡單。危機，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能感到；自己屬于什么性質，只有當事人心里最明白；病入膏肓的人首先當然是想找到一位好醫生對癥下藥，實在找不到，只好病急亂投醫了；他們早就把馬恩列斯毛和人民群眾看作最壞的醫生了，找他們何用？

　　第三條是，最近，中央國家機關工委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了下半年推薦書目；該活動已向官員推薦了一百多本書，其中《曾國藩》等最受歡迎。這也是一條好消息，讓我們知道中共這個“學習型”政黨都在學些什么。坦白地說，我這個共產黨員落后了，沒有讀過《曾國藩》。但是我學過中學歷史課本，知道曾國藩建立和訓練了湘軍，治軍有方，對鎮壓太平天國，挽救腐敗賣國的清政權崩潰于一時，居功至上，受到加官晉爵。他的頂戴花翎是用太平軍的鮮血染紅的。曾國藩對清廷忠心耿耿，夙興夜寐都為著它的中道復興，與李鴻章同為洋務運動的創辦者。這樣一個沒落封建王朝的“忠臣良將”成為了共產黨官員（不乏高官吧？）的最愛，倒也是一大奇觀。

　　還有其他的消息，比如教育部舉力組織編寫了116冊“國學教材實驗課本”，《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道德經》等盡在其列，其中用于高等教育的課本是由臺灣“國學專家”負責編寫的。小學“國學課本”已經在北京試用，全國共有16個省市100萬學生在試用這套教材。

　　真是好戲連臺啊！

　　這再一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原理是多么正確，多么“普世”！

　　8. 我們能指望現在的和將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人能由現存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嗎？真要感謝陳志昂這一代和比他們還年輕一些的至死不變的共產黨人，在生命的暮年仍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屈而艱難地舉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我愿意向他們學習，為在民間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盡一點微薄之力。未來的希望在群眾之中。我們要動員起來，團結起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辛勤播種，讓種子生根、發芽、開花，迎接收獲。

　　恩格斯指出：“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78）怎樣才能得到清晰的理論呢？恩格斯又指出：“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p.59）這也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思想。讓我們從各自的和共同的“本身的錯誤”和“痛苦的經驗”中，帶著問題，一邊學習《經典要錄》，一邊思考吧。

　　“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只有活動方式在改變。”（恩格斯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的信，馬恩全集36-40卷經典要錄，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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