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春天開始，大寨這面紅旗開始動搖了。
那時，安徽省率先搞起了包產到戶，四川省將自留地擴大到總耕地面積的15%，還開放了自由市場。
不久，鄧小平肯定了安徽、四川的一些做法，中共中央也支持這類試驗。
同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普遍鋪開。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會議上一語驚人：“什么這個學大寨學歪了，那個學大寨學錯了，大寨本身就不正！”，并表態“今后安徽不組織去大寨參觀，也不去學大寨那一套。”
鄧小平也敲打陳永貴：“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臺上的時候嗎？······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
在此背景下，陳永貴先后辭去了省、地、縣的領導職務。隨著陳永貴個人命運的起伏，已經接近結尾并且已經使大部分社隊受益的昔陽“西水東調工程”也被迫中止。
對這件事，陳永貴特別痛心。他多次說，
“這個工程已經開通了34 公里的穿山隧洞，按照原計劃，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萬立方米的攔河水庫，就能從根本上解決昔陽縣水源奇缺的問題，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 好事。我不明白，這個對人民有很大好處的工程為什么被停止？”
更讓陳永貴心寒的是，有一些人以為陳永貴要垮臺了，也來了一個“落井下石”，編造謊言，攻擊誣陷，搞了一些“揭發材料”送到中央。
嚴峻的形勢，最能考驗記者的良知。有的記者在大寨紅的時候，不惜筆下生花；當大寨失落時，不惜落井下石。
比如前些年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陳永貴一受到質疑，人民日報就發表《再也不要干“西水東調”式的蠢事了》，甚至還攻擊大寨說，它不是干出來的，是國家喂起來的，還用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修運河的例子說這項工程是勞民傷財。
人們看到這類文章后甚為吃驚，陳永貴看了這樣的文章十分生氣，好端端的昔陽和大寨，一下子就一無是處了？他想不通，吃不下飯，身體就扛不住，沒多久就病倒了。
在病床上，陳永貴唉聲嘆氣，念念叨叨地說：
“實事求是，實事求事。西水東調本來是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陽沒武斗、沒停產、經濟飛躍，咋成了十年動亂的重災區？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國家的債？”
使陳永貴苦惱的還有昔陽的干部處理問題。陳永貴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他想，昔陽縣的干部們跟著我老陳大干苦干，幾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壩，平整了6萬多畝土地，這些老哥們老姐們吃苦在前，沒有半點物質享受，卻得不到公正的評價，調出昔陽的受到排擠，留在昔陽的先后被撤職。陳永貴覺得是自己連累了大家，難免耿耿于懷。
一天陳永貴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訴說了一番。李先念見陳永貴氣得不行，就跟下邊打了個招呼，說那些內參別往陳永貴處送了，他看了很生氣，對身體不好。于是陳永貴這位政治局委員從此就看不著國內動態清樣了。
內參這頭是眼不見心不煩了，報紙上的東西卻源源不斷地灌進來?！度嗣袢請蟆穾ь^開炮之外，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報》竟然也發表社論——《繼續肅清學大寨中的極左流毒》。
這樣的社論還不止一篇。9月24日載文：《人妖為什么被顛倒？》，《山西青年》也緊跟形勢，發表了社論：《虎頭山下一惡》。
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制的人這回抬起了頭。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并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
在北京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陳永貴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之后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
1985年8月，陳永貴住進北京醫院，確診為肺癌。
一方面由于他近幾年心情極端壓抑，導致身體每況愈下；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煙癮很大，在大寨抽自種的旱煙，進了京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才改抽香煙，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質煙，得此病大約與長期抽劣質煙有關系。
陳永貴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便不再吃藥。因為他覺得，那是在給國家浪費錢，反正自己也沒救了。
醫生們一直鼓勵他說，能夠治好。陳永貴卻搖搖頭說：
“周總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還能不治？”
陳永貴開始料理自己的后事。當了二十幾年大領導的陳永貴，共有存款8023元。本來他想都交黨費，但家屬反對，因為他的小兒子還有幾個月就要上大學，家里沒有錢交學費，他才留了一部分孩子的學費。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病逝，終年72歲。
陳永貴葬禮時，八寶山殯儀館門外冷冷清清，讓人誤以為把時間、地點看錯了。
華國鋒得知消息后，專門乘車趕了過來，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接著，華流著淚慢慢地繞著陳永貴走了一圈，又一言不發地與陳永貴的親屬一一握手，然后上車離去。
華沒有說一句話，但他的眼淚是瞞不人的，也許他想到了毛主席在世時對他的囑托，也許他想到了和陳永貴一起奮斗的日日夜夜，也許他還想到了陳永貴給他的那些建議和忠告……
不同于北京的冷清，當陳永貴的骨灰盒送回大寨時，靈車開到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娘子關時，只見一些昔陽縣的領導已在此迎候。
當靈車行至平定與昔陽的交界處，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大寨的梁便良、郭鳳蓮等人在此迎靈。
下午4點，當靈車終于開到大寨時，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圍了個水泄不通，甚至有人痛哭喊著“老書記”。
陳永貴的兒子陳明珠，捧著骨灰盒從車上下來，許多人一見就放聲大哭，更多的人向陳明珠擁過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震耳欲聾的鞭炮炸響了，昔陽藝術學校的樂隊奏起了山西民間樂曲。
按照陳永貴的遺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大寨人在虎頭山頂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陳永貴同志去世了，不過，大寨的大壩還在，昔陽造出來的那六萬多畝地還在，全中國學大寨學出來的那1.8億畝水澆地也基本還在。
這些東西是會長久留下來的，就象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萬畝農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樣。
當美國人韓丁再次來到大寨，針對這種情況連聲感嘆道：
“大寨的道路是中國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對中國農業的改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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