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要交朋友，怎樣交友，交什么樣的朋友，如何待友，一代偉人毛澤東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他的一生，交友是多方面的，豐富的，健康向上的；他的待友，既有原則，又有人情味，展現了大國領袖寬廣的胸襟以及高超的統戰藝術。毛澤東的交友待友觀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研究。

　　青年時期與志同道合者交朋友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胸懷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在恩師楊昌濟的教導下，他深知要徹底改造舊中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時間能夠完成的，而且必須依靠群體的力量，于是他開始注意與志同道合的青年交朋友。毛澤東化名“二十八畫生”，向長沙各校發出征友啟事，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一個是羅章龍，另外還有兩個青年。為什么會有半個呢？因為有一個雖然響應但沒有明確表態，此人叫李隆郅（即李立三）。

　　后來，毛澤東逐漸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主要有蔡和森、陳書農、何叔衡、蕭子升、陳昌、陶毅、向警予、楊開慧等十來個人。他們有的是來自長沙市中小學的青年教師，也有的來自長沙市中學的學生，但多數是第一師范的學生。毛澤東和這些有志青年成立了新民學會，隨即加入的會員有何叔衡、熊瑾玎、李維漢、陳昌等9人。

　　◆1918年4月，毛澤東同蔡和森等在長沙發起成立新民學會，聚集了一批具有愛國革新思想的進步青年。圖為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左七）與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

　　新民學會的發起、成立和發展，毛澤東得到朋友們的大力支持，滲透著他為改造中國社會而尋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奮斗的思想，也使他看到群體的力量。新民學會從一個追求向上的青年進步團體逐步發展成為革命團體，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做出了應有的貢獻。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后來有不少人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羅章龍、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

　　上山創建根據地與綠林好漢交朋友

　　“八七”會議后，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到大上海時，瞿秋白力邀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就在那時，毛澤東很干脆地說：“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綠林好漢交朋友。”

　　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在文家市的前委會議上又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議，經過著名的三灣改編和艱苦轉戰后，經與地方黨組織同井岡山的袁文才取得聯系，毛澤東和前委們經過反復比較，改變原計劃“退往湘南”的打算，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落腳點和開展游擊戰爭，于10月27日上了井岡山，開始與井岡山的綠林首領袁文才、王佐交朋友。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岡山人，袁文才上過中學，有一定文化，曾加入過共產黨；王佐出身裁縫，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毛澤東到達茨坪，就高度重視對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的團結工作，他對袁、王有一個熟悉教育的過程，袁、王對毛澤東也有一個認識、信服的過程，這一過程就是在朋友式的談話、了解和熟悉中逐步完成的。

　　起初，袁文才派人送信給毛澤東說：“毛委員，敝地民貧山瘠，猶汪地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這封信雖然字斟句酌，實際上是婉言拒絕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

　　毛澤東與袁文才、王佐進行朋友式的交流，實際上是對袁、王部隊進行團結、教育和改造，這為其后來成為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袁、王對毛澤東由朋友到相知，由相知到極為敬佩毛澤東，心悅誠服。毛澤東當即送給袁文才100支槍，袁文才也很豪爽，送給毛澤東銀元1000塊，并騰出茨坪最好的房子給紅軍住宿和做臨時醫院。隨后，袁文才又說服王佐聽從毛澤東，毛澤東送給王佐70支槍，王佐回贈毛澤東稻谷500擔。從此，毛澤東和他帶領的起義軍站住了腳跟，有了自己的根據地。王佐曾說：“毛澤東是最有學問的人，跟他談上一次，真是勝讀十年書！”

　　1928年初，中共前敵委決定，將袁文才、王佐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1師第2團，袁文才為團長兼第1營營長，王佐為副團長兼第2營營長，何長工為第2團黨代表，并派出一批干部任團參謀長和營、連黨代表。不久，王佐加入了共產黨。1928年4月，紅四軍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別任紅四軍第11師第32團團長和副團長。同時，他們還兼任遂川縣第一屆工農代表大會執行委員、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主任和副主任。其間，他們率領部隊先后參加了寧岡新城戰斗、龍源口戰斗和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等戰斗，屢立戰功。袁、王參加了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建立紅軍隊伍的艱苦斗爭，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9年初，毛澤東主持召開柏露會議，傳達六大會議決議。會議期間，一向與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縣委王懷和寧岡縣委龍超清等人，以決議精神為由，主張殺掉袁、王，毛澤東不同意，他說，袁文才本來就是共產黨員，雖然他有些錯誤，但不能殺，王佐雖然原來不是黨員，但過去是和地主土豪作對的，現在他經過改造，入了黨，性質起了變化，他們歡迎我們，擁護我們，幫助我們在井岡山安了家，使部隊休養生息，他們是有功的。根據這些情況，王佐不能殺，我們沒有理由殺他。經過毛澤東反復做工作，會議最后決定，不殺袁文才和王佐。決定將他們分開，袁文才調任紅四軍參謀長，王佐仍留在井岡山。然而源于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志，卻堅持認為袁、王是“土匪首領”，并認為加速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終于在1930年2月，叱咤風云的井岡雙雄袁、王蒙冤被害。

　　當袁文才、王佐被殺的消息傳到贛南時，轉戰途中的毛澤東惋惜不已，頓足長嘆：“這兩個人殺錯了。”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保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及袁文才、王佐時又說：“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革命，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195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1965年5月22日，毛澤東重訪38年的戰地井岡山。在井岡山賓館，毛澤東會見當年結識的綠林朋友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和王佐的發妻藍喜蓮。一見面，毛澤東就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親切地稱呼她們“袁嫂子”“藍嫂子”，并深情地對她倆說：“你們的親人，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是有功的，他們對中國革命是做了貢獻的。”飯后，毛澤東又同袁、王的遺孀合影，深表對先烈的追思與懷念。

　　以詩詞唱和同著名文人交朋友

　　毛澤東是詩詞大家，他的詩詞思想和藝術價值及其在中國詩歌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詩詞唱和，他結交了不少著名文人為朋友，柳亞子便是其中一位。柳亞子是江蘇吳江人，清末文學團體“南社”發起人和主要詩人之一，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民主革命的參加者，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曾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柳亞子性格率真自然，喜怒哀樂從不加以掩飾，政治上又頗為自負，甚至狂傲到目中無人的地步，所到之處往往引人側目，周邊人際關系緊張。但毛澤東與柳亞子是文人相親，意氣相投。早在1926年5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二屆二中全會上，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毛澤東反對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堅持反蔣的革命立場，得到何香凝和柳亞子的支持，毛、柳便成了朋友。

　　◆1949年，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會見柳亞子。

　　1936年2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初到陜北，組織東征部隊，準備東渡黃河與日軍作戰，部隊在清澗縣休整16天。毛澤東居住期間，下了一場大雪，可看到長城內外，白雪皚皚，不禁豪情滿懷，思情奔涌，寫了觀察雪景的吟唱之作《沁園春·雪》。重慶談判時，柳亞子見到老友毛澤東，便向其索詩。毛澤東將這首詞給了他，柳亞子對《沁園春·雪》稱贊不已，推崇備至，說是千古絕唱，在重慶《新民報》晚刊上發表，并滿懷激情作了一首和詞。

　　建國前夕，柳亞子等大批民主人士紛紛赴聚北京。1949年春天，到北京不過10天的柳亞子抑郁不平，突發牢騷，寫下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開天辟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借歷史上孟嘗君“食無魚”“出無車”的典故表示了自己來京后政治及生活安排上的不滿，并流露出了歸隱故鄉的消極思想。毛澤東接到詩后，給柳亞子寫了一首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毛澤東在詩中以朋友的真摯之情，回憶了他們的交往，委婉含蓄地批評了柳亞子的錯誤思想，開導他抑郁不平太盛會影響自己的健康，“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啟發他從大局出發，不要計較個人得失，對于一切事物都要放開眼量去觀察。毛澤東的誠懇態度和寬闊胸懷使柳亞子深為感動，他又寫了一首詩，表示對毛澤東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毛澤東也檢查了自己的工作，從生活上關心柳亞子，把他從六國飯店移居頤和園新居，還為他配了專車。

　　1950年10月1日，是建國后的第一個國慶，毛澤東邀柳亞子在天安門觀禮和13日晚的國慶觀劇，柳亞子情難自抑，即席賦詞《浣溪沙》呈給毛澤東，第二天，毛澤東步其韻奉和。此后，柳亞子熱情地寫了許多詩歌，歌頌共產黨，歌頌新中國，并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郭沫若是毛澤東與著名文人交朋友中相交時間最長和詩詞唱和最多的一位，他們成為朋友的契機是早在1945年的重慶談判前夕。郭沫若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澤東，這不僅因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更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才華、文學修養以及人格力量的崇拜。

　　◆毛澤東與郭沫若。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郭沫若見他使用的懷表很老舊，想到他既要與國民黨談判，又要參加許多社會活動，應該有一塊好表，便立即脫下手腕上的瑞士表，作為朋友相贈。毛澤東十分重視自己同郭沫若之間的感情，這塊表他幾經修理，就是不換新的。別人送給他的禮品中有幾塊好表，他不戴只是拿了一塊在辦公桌上擺了一陣子，然后送回禮品室，而郭沫若送給他的瑞士表一直戴到臨終。

　　建國以后，毛澤東和郭沫若的友情日深，他們常有詩詞唱和。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觀看浙江省紹劇團演出《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作了用以反對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現代修正主義的《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贈給紹劇團。毛澤東在廣州看了郭詩后，不同意把被白骨精欺騙的唐僧作為敵視對象的偏激看法，于同年11月以確切的寓意寫了和詩《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的詩后，當天立即步和詩原韻和成另一首七律《再贊三打白骨精》呈送毛澤東。毛澤東看過這首和詩后，回信說：“和詩好，不要千刀萬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采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

　　毛澤東與郭沫若以詩唱和，當時影響很大，在全國詩壇傳為佳話。

　　從統戰出發與黨外民主人士交朋友

　　毛澤東與宋慶齡相識，是在1926年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擊國民黨右派進攻之時。隨著革命勝利的即將到來，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發電報邀請宋慶齡參加新政協會議。上海剛解放，毛澤東特派鄧穎超懷揣他的親筆信赴上海迎接宋慶齡來北京參加新政協。毛澤東在信中提出“建設大計，亟待商籌”。友情之真摯，態度之誠懇，行文之謙恭，躍然紙上，宋慶齡閱后深為感動。

　　8月26日，毛澤東得知宋慶齡抵京，親往火車站步上列車歡迎宋慶齡。建國以后，毛澤東對宋慶齡關心備至，他謙恭地尊稱比自己大幾個月的宋慶齡為“親愛的大姐”，經常派身邊的工作人員給她送去禮物，宋慶齡也總少不了給毛澤東帶去禮物和問候。

　　◆宋慶齡和毛澤東。

　　毛澤東一直把宋慶齡看作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把她當成黨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膽相照，風雨同舟。宋慶齡本來性格坦誠，作為朋友，在交往中更是率真直言。1955年1月，宋慶齡給毛澤東寫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1957年反右運動時，宋慶齡很不理解，在給毛澤東的信中秉筆直書：“共產黨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的人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做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知識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盡管意見不同，但胸懷坦蕩的毛澤東并不為意，1957年11月，還是把宋慶齡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仍隨毛澤東出席莫斯科會議。

　　◆1954年毛澤東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陳叔通在一起。

　　毛澤東曾說：“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于法于情，毛澤東涇渭分明，對朋友講義氣，對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建國初期，毛澤東集黨務政務于一身，日理萬機，盡管工作很忙，他還是抽出時間，在周總理的陪同下，登門拜訪張瀾、李濟深 、沈鈞儒、陳叔通等年長朋友。對他們的來訪，毛澤東深諳中國傳統禮儀，來迎去送，執禮甚恭，親自攙扶他們上下車，上下臺階，與他們攜手搭肩漫步。

　　陳叔通和黃炎培是兩位著名的愛國人士。新中國成立后，陳叔通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第一、二、三屆委員；黃炎培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主委。毛澤東給他們兩人寫信，抬頭一行恭稱寫“叔老” “黃任老”（黃炎培字任之），對此，陳叔通很受感動。毛澤東不僅在工作上聽取陳叔通的意見，而且對其身體、生活、家庭等方面也很關心。

　　◆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機場。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交往早在1945年，他們關于“歷史周期率”的對話，被后人稱頌不已，引為政權建設的經典之談。新中國成立后，兩位老友交往密切，通信達100多封。黃炎培晚年仍與毛澤東書信頻傳，相互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一片真情，朋友之間不說假。他們之間的這種友誼，既是朋友之間的友誼，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真誠合作的結果。

　　與政見不同的“右派”交朋友

　　在毛澤東的朋友圈中也有不少持不同政見的人士，雖然彼此某些方面政見不一，但并不影響私交，既有原則性，又有人情味。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過：“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么樣呢？哪有那么干凈的！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么！”

　　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他與毛澤東從相識、相知，有著長達30多年的友情，是毛澤東典型的“右派”朋友。然而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最終導致了兩人的決裂，毛、梁之間的那段公案，也一度成為史學界引人注目的研究課題。

　　◆毛澤東與梁漱溟。

　　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最初相識是1918年在北京楊昌濟的家里，雖然他倆幾次見面，但都沒有互報姓名，后來楊昌濟告訴梁漱溟，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名叫毛澤東，但梁漱溟并沒有記住。毛澤東卻記住了梁漱溟的名字，將近20年后，當梁漱溟第一次赴延安會見毛澤東時，毛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胡同楊懷中（楊昌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梁漱溟第一次來延安，與毛澤東開始了真正的交往，兩人作了8次談話，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重要分歧，但毛澤東的政治家風度和氣質，給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毛、梁成為朋友，尤其是建國后至1953年9月前，梁漱溟和毛澤東有頻繁的交往，大體每一兩個月即有一次，談話內容十分豐富。

　　毛澤東與梁漱溟的朋友關系發生轉折是在1953年9月間，9月11日全國政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12日開始又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會議，政協常委到席，梁漱溟參加了兩次會議，并在會上發言，著重談到了農民問題，同毛澤東有觀點分歧。梁漱溟的觀點和態度遭到毛澤東及大會的嚴厲批判，由此兩人的朋友關系也就結束了。梁漱溟并沒有劃為右派，待遇如故，可見毛澤東念舊之情。梁漱溟后來回憶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那件事后，我的政協委員照當，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意思。”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在一系列民主人士及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先后共有180余人發言，對中共或多或少提出意見的民主人士有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王昆侖、馮友蘭等人，他們大概難逃右派的“法網”，但他們在這場運動中平安無事，客觀地說，這些“右派朋友”其中一些人因為毛澤東的緣故而免于被打成右派。

　　其實，毛澤東對黨外人士的批評和建議，有兩次鮮明的態度，體現了他與黨外人士朋友的真誠和領袖的寬容大度。一次是在《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有“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另一次是毛澤東在此前一天所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文中說：“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

　　后來，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又說：“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這是黃克誠說的，周圍要多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

　　放眼世界與外國人交朋友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也有一些外國朋友，比如馬海德、愛潑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萊等等。尤其與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關系更為密切，友誼長達幾十年。

　　埃德加·斯諾是一位頗具盛名的美國記者，與毛澤東從20世紀30年代相識于延安窯洞，他是第一個到延安采訪的西方記者。那時西方許多國家的領導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中國工農紅軍并不了解，對共產黨的救國主張和中國工農紅軍的艱苦奮斗甚至懷有偏見。毛澤東放眼世界，與外國記者交朋友，就是讓他們把中國的真實情況和紅軍一心救國的精神讓西方國家以及全世界有一個公正、客觀的認識和了解。斯諾以一名記者的責任感，看到了延安這個嶄新的世界，采訪了許多紅軍領袖、紅軍將領的情況，毛澤東則是斯諾筆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的一部《紅星照耀中國》風靡全球，讓西方世界對延安刮目相看。

　　◆毛澤東與斯諾。

　　1965年1月，斯諾應邀出席毛澤東舉行的宴會，他是這次宴會唯一被邀請的外國人。其間，毛澤東與斯諾侃侃而談4個小時，宴會結束后，時年已是72歲的毛澤東親自把朋友送到新華門前。在新中國成立21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再次會見了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及他的夫人，還讓斯諾夫婦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站在身邊一起檢閱了游行隊伍。

　　1972年初春，毛澤東得知斯諾沉疴不起，生命垂危時，又親自派中國醫護人員前往瑞士斯諾家中，給予他無微不至的治療和關懷。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國的進步作家，1946年，已經61歲的斯特朗第五次來華，并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來到延安。8月6日，她在楊家嶺毛澤東的住所進行了訪問。在這次訪問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談論結束時已是子夜，毛澤東親自打燈籠照明，把這位外國朋友送下山坡。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8個月，其間她多次面見毛澤東，或一道聚餐、看京戲或跳舞。1958年，斯特朗來到中國定居，此后又多次會見毛澤東。

　　◆1964年，毛澤東與李敦白(左一)、愛潑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交談。

　　毛澤東從來沒有忘記那些關心、支援過中國革命的外國朋友，他不僅對一切向中國表示友好的外國人士坦率、真誠、念念不忘，而且對有著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黨的領導人更是熱情親切和不拘形式。

　　建國之初的一個夏天，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遠道來到中南海，在毛澤東家里做客，他坐在書房里，那時沒有冷氣設備，胡志明汗流滿面，毛澤東立即遞給他一條毛巾擦汗。接著毛澤東笑著對在座的人說：“他是應我私人邀請來走親戚的，不發消息，也不照相。”毛澤東一邊給胡志明搖著扇子，一邊談話。胡志明有些不好意思。毛澤東說：“別客氣了，在這里就像在家里一樣嘛！”胡志明見毛澤東如此親切隨和，干脆脫去了汗衫，坦露著上身，與毛澤東開懷暢談起來。

　　像這樣同毛澤東一見如故的外國領導人、將領還有很多。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英國前首相希恩、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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