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反彈琵琶”和事業單位“養老門事件”
——企業人均基本養老金不是公理標準
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會議研究委員會專家 夏小林
提要:羅斯福新政濟貧抑強,奧巴馬面對危機,依靠工會和承諾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均是“反彈琵琶”。現行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方案,與金融海嘯、擴大內需、維護穩定、政治民主化、公平正義撞頭,其標準違反常識和邏輯,不得天時地利,反對者眾,其行難遠。天下為公,發展經濟,眾志成城,萬難無礙。
一、羅斯福新政和“里根經濟學”的歷史宿命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海嘯迎面撲來,中國經濟下行,體制內有人說要全面實行“里根經濟學”,以便和近30年制造“小政府”和金融混亂的新自由主義“美國模式”接軌;有人說要參考羅斯福新政。
前者,在美國已經被尖銳批評了30多年,甚至被里根的副總統老布什稱為“巫術經濟學”,不僅成了美國《經濟學》中的反面素材,還應了《華爾街日報》一資深記者的話:“只有經濟學家創造出了自上帝創造世界以來的種種混亂”,并“很快變成了惡意玩笑的靶子”。
后者,從調整勞資關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內需,穩定社會,擴展經濟增長基礎的角度看,有一定參考價值。畢竟,當時的美國如《光榮與夢想》所描述,到處是血汗工廠,窮人的生活畜牲不如,農村醞釀著暴力抗政,中產階級處在奄奄一息的狀況,反政府力量活躍異常。新政之后,窮人的收入和國家的內需才獲得了可能持續改善的機制(如鼓勵組織工會、談判、罷工和建設社會保障體制等)。雖然,20世紀70年代中期,特別是美國實行“里根經濟學”以后,新自由主義一時風靡共和黨和民主黨,羅斯福新政的遺產遭到逐步解構,美國普通人的工資水平開始了迄今已經長達30多年的逆轉,兩極分化水平超越了20世紀上半期,0.47的基尼系數與中國并駕齊驅。
民主黨人羅斯福的新政是著力治理經濟大危機。按照今天某類經濟學人和官員的思路,此時此刻,保護企業家第一,不惜賦予這些人法律特權,致使強者愈強,根本不顧強權現象本身就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但是,這種單邊思維+對窮人強力壓制,卻是那位早已下臺的共和黨總統卡爾文·柯立芝的老觀點。在《光榮與夢想》中有這樣的現場記錄:在幫助共和黨人與羅斯福競選時,柯立芝說:"共和黨認為,應該促進工商業。工商業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著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沒有反應。他接著說,"我以前當總統的時候……"人們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腦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說的時候,可從來沒有人這樣嘲笑過他啊。他結結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說自己已經"油盡燈滅"了。而公安部那個部長助理,也是在要求各地要賦予企業主等法律特權后不久,政治生命因腐敗而"油盡燈滅"了。對此,斯蒂格利茨在《喧囂的九十年代》等書中說了大白話,“滲透理論”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相反的是﹐“增長可能會導致貧困的增加”。
當然,羅斯福新政的思路不同,特點是直面經濟和社會危機,通過修改法律,加強民主黨和政府的干預,強化工會談判和罷工的權利等,建設社會保障體制,體恤社會中下層,平抑資本強權,避免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時,利用這些制度手段和其他措施擴大內需,力求恢復經濟增長。真要參考羅斯福新政,這種“反彈琵琶”的招術,值得關注一下。而今天美國的新總統也是這個思路。他聲明反對共產主義不動搖,卻也和激進的工會結成聯盟,奪取了選票,反過來解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增強工會力量,提高社會福利的水平和覆蓋面,試圖挽救美國。全球拭目以待,褒貶不一。
不過,真正讓羅斯福新政在增長和改善民生兩方面生彩的因素,還是“二戰”帶來的巨大戰爭需求、戰時法定工資制度和由此引起的企業福利增加,以及到60年代美國才興起的“偉大社會建設”。這一時起時伏的歷史過程,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充滿警世之聲的《美國怎么了?》一書中,作了較全面的分析。在此意義上說,今天美國和世界爭取復蘇的道路可能不是短而平坦的。
二、“養老門事件”和擴大內需、維護穩定撞頭
也在此意義上講,目前有關部門下發的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試點文件,是與羅斯福新政和美國的“偉大社會建設”、中央擴大內需的宏觀政策和維護穩定有矛盾的。因為,事業單位養老金水平將明顯降低的預期一旦形成,按其中一人影響相關的三個人計算,這可能導致1.2億人的收入預期和 實際支出下降,更加 “捂緊”錢袋子,成為降低內需的一種難以忽視的力量;也可能扭曲和弱化政府的公共服務,增加社會矛盾,激發群體性事件,這實為2009年的境內外敵對勢力望眼欲穿,翹首以待。在網上就可以查到,不久前總工會發布的全國問卷調查顯示,由于勞動待遇方面的矛盾突出,包括事業單位在內的“61%的職工可能參加群體性事件”。2009年,影響事業單位職工隊伍穩定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也非常吸引眼球:1、經濟形勢對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日益突出;2、勞動關系矛盾呈上升趨勢;3、事業單位各項改革不斷深化,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等給維護穩定帶來新問題;4、防范抵御境內外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形勢仍然復雜。由此可見,現行養老金改革方案生不逢時,不得天時地利。
據報道,實施這個改革的一大理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提供的3年前資料顯示,“到2006年底,全國平均水平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高出企業2倍多”,隨著改革的到位,待遇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按官方確認的10%年增長率計算,2006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才約860元(2007年為970元,2008年為1080元)。
其實,姑且不說網上很多人已經提到的公務員養老金最高的問題,全國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應該是與大量私營單位工人工資低,缺乏繳納動機和繳納能力弱,以及多數企業主對此態度消極等現象密切相關的。所以,沒有充足理由以它為標準來說事業單位養老金標準高。同時,還要注意到,“高2倍多”是包括了機關公務員高水平養老金因素在內的。從這個角度說,現在是要想辦法逐步提高由不合理因素決定的企業人均低標準,以及調整機關和有的事業單位中存在的過高標準現象。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幾年,政府一直在做些前一方面的事情,已經連續第四年提高企業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增長10%,每人110元;并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給低保和撫恤人員增加補貼,等等。但是,工人工資上升情況最不理想,這方面既有人和社會的原因,如資本利潤和工資的矛盾、勞資談判少、勞動監管和執法力量不足,也有市場供求關系和產業結構偏差等經濟方面的原因。
例如,目前工資水平和參保率較高的國有企業職工數量僅相當于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約17.8%。按總工會2008年9月發布的全國調查報告,2007年以私營單位雇員為主計算的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資收入僅僅為1155.88元﹐為全部職工月平均工資收入的84.6%。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7年全國城鎮職工的月均工資2077.7元比較(不包括個體私營企業職工)﹐這次調查的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資僅為其55.6%。另外﹐72.4%的普通工人月工資收入低于全國平均工資收入。55.5%的普通工人月工資收入低于一千元。26.7%的普通工人過去五年來未增加過工資。
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也表明,如果城鎮職工工資數包括私營企業員工的工資數據﹐預計人均城鎮職工工資將有大幅下降。例如﹐常州市曾對3039家私營企業﹐34.3萬從業人員進行了調查﹐2006年人均勞動報酬只相當城鎮單位平均水平的55.3%﹐兩者相差11807元﹐其中私營企業在崗職工人均工資只有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54.9%﹐兩者相差11963元。
問題來了,中國的大多數普通雇員就這么一點工資,加上目前為止社會保險不能跨地區等制度的限制,全國多數工人有能力或愿意繳納多少養老保險金呢?何況,“土地是農民最大的社會保障”,這種特殊因素也弱化了眾多農民工繳納養老金的動機。
另外,總工會的調查還顯示,私營﹑個體單位職工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項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36.9%﹑31.3%﹑22.1%﹑34.8%﹑12.5%﹐均明顯低于國有單位和全部被調查職工平均水平。
顯然,如果以大多數企業勞動者如此低下的收入、參保支付能力和水平來計算全國企業人均養老金,并且,以此反映著異常不公平的勞資關系的數據為依據,進而推論說事業單位養老金太高,客觀上是以相當一部分工人的不人道狀況為依據,去實施另外一個損減人道精神的“改革”,這是非常片面的(具體分析和數據參見作者《為誰作嫁?——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四、五部分等和網上《“職工主體意識趨于鮮明”釋放的積極信號》文章)。這種采用標準不得當,貌似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偽政策需要討論。
正常的思維應該是,首先分析這種不正常的低水平養老金的成因,有針對性地提出改善勞資之間的分配關系,及進一步完善政府養老保險和勞動執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高企業職工工資和退休養老金的日程表,作為執政目標,公而告之,與有關各方一起努力爭取,真正做到改革和發展成果全民共享。而不是相反,把它作為一個公理標準,去衡量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標準,并進而單獨對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悄悄放過了拉大差距的“機關”公務員因素,客觀上有瞞天過海的效應。實際上,2月5日“央視解讀養老保險改革”節目也透露,“2007年的平均退休工資機關事業單位平均是兩千。其中機關要比企業高出1.1倍,事業單位要高出0.8倍,”公務員最高。改革將使事業單位養老工資“面臨一半這樣的折損”。如果日后公務員能夠真正公平地參加改革,也是這個結果。“大家都要面對養老、醫療、教育、買房,這樣我們消費就難以啟動了。我們必須得靠外需,我們的外貿,外需型的經濟增長是非常脆弱的,這次金融危機面前我們已經看出來了。”
三、福利制度改革和政治民主并駕齊驅
另外,從發展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公立單位養老金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全國人大應該參與。代表事業單位國家雇員的全國性工會更應該全過程深度參與,共同決策和負責實施。否則,這3000萬國家雇員在利益攸關的政府決策中沒有代言人按照《工會法》等維權,他們就缺乏利益保障機制,政策制定者則缺乏充分的權衡和制衡,容易發生偏差,形成起點、過程、結果三個階段上的不公平現象。這次春節期間,sohu網站公布1月31日《重慶晚報》的有關報道后,當天各種各樣的批評和幸災樂禍的留言直線飛升到1.9萬條以上,并在節后持續升溫、擴散的現象,就說明這種改革設計及其實施方式不周全,形成了節日期間獨特的“養老門事件”。這種“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強度,大概是出乎政策制定者意外的。另外,養老金改革方案至今沒有“信息公開”,這無疑也強化了大眾負面的想象力。
這方面,羅斯福新政利用全國三方協商機制平衡利益關系,也是具有啟示性的。中國的國家三方機制也應該在涉及人數眾多的養老金制度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消極無為。
最新的信息是,中國的工會已經依法行動。
四、天下為公、節流開源、發展經濟
實施這個改革的另外一大理由是,事業單位1000億養老金使財政不堪重負。但是,2008年第36期香港《鳳凰周刊》卷首語說,當年11月28日央視《新聞1+1》節目上,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的特約研究員提到,政府一年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開支總計9000億元。這個數據有爭議。一官員說,高估了,但他也指出,現在掌握全面的數據難。但這個數據如有50%左右的正確性,這第二大改革理由就涉嫌糾纏“偽問題”了。真問題是,進一步完善政府體制,節流開源,發展經濟,增加民生供給。
末了,這次事業單位“養老門事件”中,來自企業工人的批評也提醒了事業單位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你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大家骨肉相連、利益攸關,要保持階級的團結精神和互助傳統。
公務員們更應該有這種覺悟。以勇于犧牲的精神來領導中國的改革大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最終實現包括農民在內的大家好,才是真正好。開國領袖毛澤東曾經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真正洋溢著公平、正義和理性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改革,是億萬群眾自己創造的生機勃勃的偉大事業,是不會郁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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