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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清華大學某教授推出了一項養老體制改革方案，主張退休年齡不變的情況下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至65歲，引起了廣泛爭議。當采訪的記者問退休職工的生活來源如何解決時，她回答說：“我覺得我們現在正在寫這個政策建議，經過培訓居家就近參加社會服務，50到65歲的男性去做一些養老院的園丁、園林義工，50-65歲的女的給老人做做飯，洗洗衣服，做點編織，多好!”
從清華教授的采訪回應中，可看出她提出的養老金改革方案尚未考慮到如何妥善解決退休職工的生活來源，因此她在答復追問時談到的解決思路顯得隨意而缺乏認真思考。人們都知道養老院、園丁、家政服務也有激烈崗位競爭，60歲左右的退休職工根本不可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園林義工就意味著根本不可能解決生活來源問題，她作為研究社會保障問題的專家對此是非常清楚的。這樣的養老金方案，沒有從國情出發而盲目迎合西方削減社會保障的錯誤潮流，拋棄了中國不斷提高、完善社會保障的正確做法和成功經驗，違背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建立“老有所養”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自然民心所背。據了解，人民網在“延遲領養老金年齡”的調查中，45萬網友參與投票，93.3%的人反對。
削減社會保障是大勢所趨?
全球危機以來美歐各國出現了削減社會保障浪潮，西方媒體受大財團控制并渲染社會保障支出造成了債務負擔，回避債務危機實際上來自挽救天文數字的金融賭債。中國某些學者將偏袒資本的西方媒體當作客觀消息來源，誤認為削減社會保障是大勢所趨、遲早要實行的改革，主張中國也應該與國際接軌實行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中國也像美國一樣出現了養老金的資金缺口。
實際上，盡管美國許多私人企業養老基金投資股市虧損巨大，但是，根據2010年美國官方的正式社會保障基金財政狀況報告，三十多年來養老、醫療等聯邦社會保障稅收始終高于支出，從1984年到2009年的社會保障納稅超過支出盈余累計兩萬億美元。聯邦社會保障基金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擁有者，2013年5月美國政府超過債務上限后仍然維持運轉，也是得益于聯邦社會保障納稅的盈余資金。
近年來中國與美歐的經濟情況完全不同，美歐國債所占經濟比重高達100%左右，而中國國債所占經濟比重僅為美歐的五分之一;近年來美歐經濟增長乏力或陷入停滯，而中國三十多年來始終保持強勁增長;中國社會保障部門多次表態養老金支付沒問題，到2012年底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達2.3萬億元，18個省份的養老金結余，遠遠超過了14個省份的養老金缺口，即使有缺口國家也會用財政補貼彌補，廣大民眾除了社保繳款還為國家發展貢獻稅收，他們年老體衰之時理應作為有功之臣得到回報;中國尚未像美歐國家那樣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也無須像美歐政府那樣耗費巨資挽救金融衍生品賭債。
改善社會保障有利經濟增長
盡管各國面對的具體國情千差萬別、各不相同，但是，美國希望到處削減社會保障以幫助資本謀利，企圖當作“普世價值”推廣以讓人誤以為別無選擇。20世紀80年代拉美陷入外債危機之時，美國逼迫拉美削減社會保障來償還外債，借口是減少政府干預并讓市場機制更好的運行，被拉美國家譴責為“逼人割自己的肉來償債”。美國明知不少拉美因此陷入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卻將同樣的改革方案換個國名推薦給其他國家，甚至曾因文件上忘記修改國名而鬧出了笑話。
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數年來，美歐斥巨資挽救華爾街而削減社會保障支出，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市場需求萎縮和經濟低迷。中國卻采取了正確的改善社會保障和擴大內需政策，退休職工的養老金覆蓋面和數額均有較大幅度提高，扶植弱勢群體、縮小收入差距并擴大了市場需求，在世界經濟低迷中因增長良好備受國際輿論贊揚。但是，中國經濟仍面臨著消費比重過低和貧富差距過大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改善而不是效仿西方削減養老等社會保障。只有這樣，才能消化美歐經濟低迷造成的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落實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目標。
隨著中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受到削弱和所占比重出現下滑，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比重過低并呈現出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53%下降到2007 年的39.74%，限制中國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并導致了消費率的下降，消費率從1993年的59.5%下降到2005年的50%以下，甚至低于大躍進時期嚴重失衡的56.2%。中國的退休職工屬于中低收入群體并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保持正常年齡退休并提高養老金待遇能有效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反之效仿西方削減養老等社會保障將會降低消費和經濟增長。
當前中國社會保障部門雖然反復強調養老基金有大量盈余，但是，許多學者仍然提出種種效仿西方的削減社會保障改革方案，包括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減少退休職工養老金發放數額等，還以勞動人口數量減少、老齡化趨勢等為依據。實際上，中國大多數家庭都希望生育兩個或更多的子女，適當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就能有效改善勞動力供給狀況，隨著科技進步未來勞動人口能創造出更多財富，不難滿足老齡化帶來的技術相對簡單的消費需求增長。
世界各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損失了數千萬人口，戰后普遍面臨著青壯年男性勞動人口不足的難題，人口結構中需要贍養的老年、婦女、兒童比例失衡。當年西方國家普遍面臨遠遠超過今天主權債務危機的戰爭債務，重建任務艱巨、物資短缺、財政困難并缺少社會保障資金積累。但是，西方在冷戰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大幅度提高了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水平，私人企業的非工資性社會保障支出也比較1929年提高了十多倍，同時實行嚴格的資本賬戶和利率、匯率管制限制金融投機，確保匱乏的經濟資源流向實體經濟部門而不被金融投機所浪費，結果非但沒有加重財政負擔反而刺激增長并改善了財政狀況。實踐證明，改善社會保障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和緩和社會矛盾，取得了擴大社會需求、穩定市場和經濟周期波動的顯著效果，政府主權債務比重隨著經濟穩定增長而逐步明顯下降。
由此可見，當前美國正竭力向全球推廣的削減社會保障改革，真正原因不是客觀的財政困難而是主觀的根本方向問題。美國不希望世界各國繼續推行戰后社會改良的成功經驗，企圖通過私有化、放縱金融投機和削減社會保障等政策，恢復自由放任時代頻繁發生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利益并遏制世界各國經濟崛起。
警惕美國誤導改革輸出顏色革命
美國在全球竭力推廣的削減社會保障潮流，與其戰略精英在20世紀70年代制定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全球已有大量真實例子表明削減社會保障不能解決財政困難，相反會頻繁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并促使實體經濟解體。近年來世界銀行逼迫希臘緊縮財政，大力削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結果希臘長期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政府債務所占經濟比重反而大幅度上升，頻繁爆發示威游行動蕩和全國性總罷工，華爾街卻從做空歐洲股市、債市中大發橫財。
2013年巴西某著名教授訪華時，談到削減社會保障的錯誤改革，導致巴西陷入了二十年長期停滯，沒有任何經濟增長，唯一增長的就是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動蕩和財政債務危機。盧拉總統執政后拋棄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力提高社會保障并縮小貧富差距，巴西出現了歷史上最強勁的經濟增長。
西方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所謂改革，在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引起了強烈民憤和社會動蕩。2011年11月，英國爆發了200多萬名公務員參加的全國大罷工，抗議英國政府推行的推遲領取退休金年齡改革，造成了很大社會混亂和嚴重經濟損失，大多數中小學停課，垃圾無人清理，醫院僅有少量醫護人員值班。英國主流媒體攻擊罷工是“民粹主義”惡果，但實際上罷工職工并非是愛鬧事或無事生非。這是他們近百年來首次舉行這樣大規模的罷工，他們自己和家屬也身受罷工帶來的種種困難。他們認為，英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挽救金融資本，卻剝奪普通民眾長期繳納社保繳款后的正當權益，是掠奪工薪階層財富救濟少數富豪的劫貧濟富。2013年美國操縱世界銀行誤導波蘭削減社會保障支出，也爆發了十多萬人參加的反對削減養老保障的示威游行。
中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受到舉世贊揚，某些學者卻貶低中國道路而主張改革效仿“美歐模式”，完全忽視金融危機已暴露的“美歐模式”的嚴重弊端，也不區分二戰后西方推行社會改良的成功經驗，同否定社會改良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存在天壤之別，這樣盲目追隨美歐可能像前蘇聯一樣落入預設的陷阱。當前中國經濟崛起令覬覦全球霸權的美國憂心忡忡，美國“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已將矛頭主要對準中國。美國向中國推薦已在許多國家引發動蕩的改革，一旦類似情況在中國發生肯定會趁機輸出顏色革命。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經濟動蕩與政治動蕩共振帶來的國家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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