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解凍痕生綠霧，倒涵高樹作金光。人間夜色尚蒼蒼。　　

——王國維《浣溪沙》

看著《孽債》長大的一代　　

1978年大規模的知青返城多年以來被當成是大赦天下一樣的恩典去宣傳，對當事人來說也許算是恩典吧，其實呢，不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一個政策副產品。一個原因是國家恢復了高考，從舉孝廉到實行科舉，雖然錄取率不高，但高等教育總算在入學上解除了身份和品德的限制，基本上恢復了學而優則仕的唐宋明清傳統，在國計民生和文藝復興的掩映之下，群體的夢幻狂歡和個體的功名利祿心照不宣互行方便各取所得，知識重新資本化。為了尋找市場，他們希望回城。另一個原因是農村幾乎全部分田單干了，家庭重新成為基本生產單位，而不再僅僅作為單純的社會組織，宗族觀念開始復興。作為外人的知青無以立足，只能讓他們離開農村。此外當然還有觀念上的變化，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以積極的理想主義而上山下鄉的，目的是消除“三大差別”、接受思想教育。中央政策大變，這個計劃在國家意志的高度上被取消了。在一個美好的理想破滅的同時，只能制造回城這另一個希望來轉移他們的注意力，盡管城市并不缺少勞動力。　　

知青返城盡管只是配合國家意志轉軌的一個小步驟，盡管看似僅僅是返城知青個人生活的轉變，但知青的返城和導致知青返城的因素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卻是排山倒海。在就業機會上，回城的知識青年排擠了城市里的文盲。與知識青年返城幾乎同時，合作化生產的群體性生活結束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這“三大差別”也重新凸顯，出身差異從單純的政治標簽變成了與經濟利益直接掛鉤的戶口差別。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釋出了原先分工協作中的隱性剩余勞動力，“農轉非”的簡單理想貫穿于農村的八十年代，“賣戶口”的政策則于九十年代的城鄉結合部盛行，“跳出農門”的腦力外流趨勢從未扭轉。比如就說83年嚴打前那一陣子吧，農村恢復了自然經濟，耕者有其田之后就飽暖思淫欲了，小農意識跟理想主義是不沾邊的。城市里呢，理想的破滅導致了理想主義的不張，新的舊的意識形態都還在起作用，封建的西洋的各式各樣的一些想法也都有，找不到什么主流思想。大家的情趣都跟王朔差不多，介于文人和流氓之間，是典型的小資文化生態。到21世紀初，“三農問題”成了痼疾，進城謀生的“農民工”已經近百倍于當年下鄉的知青群體，農村文化則逐漸荒漠化了。　　

顛來倒去的批判與反思　　

理想主義在任何時代都有，跟具體的某一種意識形態沒什么關系。如果非得找出兩者之間的關系，無非就是理想主義者在社會當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受到當時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所謂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是相對的兩個概念。前者就是持樂觀的態度，具有性善的思想；后者呢，則主張人類的天性是丑惡且貪心的，具有性惡的思想。前者引以為榮的是自己的精神品格，后者津津樂道的則是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說吧，改革前的意識形態是個造就理想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社會當中理想主義者的比例就比改革后的比例要高。為什么呢？因為隨著舊的意識形態被宣布為謬誤，又經過類似從“張華救人事件”到“南京彭宇事件”的“真理大討論”，配合以宣傳家們常常拿來教育大家的那個引進狼群來促進羊群健康的寓言，新的意識形態建立起來了。前一種意識形態就是鼓勵甚至強迫大家自覺做好人，在這種社會規則當中，理想主義者是沒有被強迫的感覺的，在這種社會當中，如果不犯罪，是很難有危及生存的生活上的失敗的。新的意識形態則強迫大家被狼追著跑，這個理論前提就規定了一部分人在生存上的必然失敗，新的意識形態提倡明哲自保，不講合作講競爭了，為了躲避競爭的風險，之前的理想主義者當中就有很多人發覺自己如果像以前那樣會活不下去的，為了生存，也就變成現實主義者了。到處是對宏大敘事的摒棄、對理想主義的拒絕、對時髦話語的執迷、對現實存在的誤解。于是解放思想成了放棄理想的掩護，實事求是成為接受現實的教誨。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這是錢鐘書在《談藝錄》的序言里作出的有名論斷。誠哉斯言，人類活動空間的廣袤和世代繁衍接續的綿長，并沒有使有限的個體生命擺脫那些亙古難題的糾纏，人們遭遇問題的歷史與試圖給問題一個解釋的歷史同樣漫長。在西方，神的除魅和人的發現互為表里，理的發掘與力的表述異曲同工。現代性在回歸古典的表象里明修棧道，現代性的危機卻也在人們“劇場假象”的迷醉下暗渡陳倉。在中國，思想解放的歷史背景之下，曾經乍現論傷痕排座次的文化江湖，控訴革命成為知識圈里的政治正確。他們以聽人懺悔來重塑自我的尊嚴，以自我否定的程度去判斷他人是否真誠抑或內心勇敢。于是在自我否定翻然悔悟以自命有良知的主流語境之下，“霹靂一聲暴動”的過往經歷便也正如尼采所說：“閃電肯定不是下雨的整個過程，可惜現在多數人都只記得那刺眼的閃電和震耳的雷聲，而忘記了滋潤大地的春雨了”。　　

不知不覺中，我們經驗歷史　　

被掌控的輿論在人們的思維上打了個節。其實精英們當年的那點兒傷痕，跟今天普通勞苦大眾們兩地夫妻、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大頭娃娃、結石寶寶的苦難比一比能算得了什么呢？真理之所以惱人，主要是由于絕大多數人的記憶于有意無意之間，自愿抑或被迫地發生著斷裂，在遭遇到環境的解構和自身的重構的同時，也深處于價值轉換的迷局。在“知識即權力”的知識考古學譜系定位之中，人們對前者的不解，可以歸咎于一貫討巧的道學家們“真話說一部分”的處事法則，而對后者的側目，則只能體現出那些每日胡吃海塞弄得油腔滑調腦滿腸肥以機會平等和程序正義文明地茹毛飲血食肉寢皮敲骨吸髓的諸君及其追捧者們那種“君子遠庖廚”的亞里士多德式中道。　　

并不通情達理的無聊幫閑們借由一張泛人性的畫皮試圖編制一套無根的歷史敘事，由此編織了一堆靈與肉的故事，指認為生存的本質、普世的價值，以便放肆地口誅筆伐落到他們不成器的秉筆之手上的戒尺。并不悲天憫人的應景幫兇們經由一套潛規則的體系力圖澄清一套無語的邏輯樣式，由此梳理出一脈鐵與血的歷史，宣布為革命的緣起、維穩的妙計，從此真誠地言傳身教那些他們不入流的論世之筆下的說辭。兩種以啟蒙者自居的改革吹鼓手因為在遮蔽宏大敘事以告別革命的路上殊途同歸從而不但被邀上了后革命時代的人肉宴席，而且還尊享著并且笑納了各自言之有理的來自餐盤里乃至砧板上的魚肉們的辭之不恭受之不愧的殊榮。被盤剝壓迫馴化宰割的人們一邊贊頌無聊者們的高尚，一邊敬佩應景者們的深刻。　　

在不爭論的幽靜氛圍中，人道主義策略式的道德言說和競爭主義工具性的日常操作巧妙配合，不停演繹著觸及靈魂的啟蒙二重唱。于是人們一邊被教訓著放棄審視身邊的階級仇敵從而倍加欣賞與天下人為善的美妙愿景，一邊被誘導著開始防備四下的全體同仁以便牢牢維系與一切人為敵的生態關系。因理想樂而忘返的人們對人道主義的柔情心生悸動，奉之為神啟。為生存疲于奔命的人們對競爭邏輯的展開言聽計從，祭之若祖宗。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社會性交互審美之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群體性無意識激發出空前綻放的個人體驗，人們開始承認生活的意義和生存的悖論皆是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并安之若素。汲汲于現實私利的事務主義于是變成為仁由己促進和諧的不二法門。　　

在迷茫中往返，探尋來路與出路　　

美國建國元老約翰-亞當斯曾說，每當選舉結束，奴隸制就開始了，意在提醒選民們要慎重選擇執政者。執政者每過一段時間就會輪換的游戲規則，可以保證政府是為絕大多數選民服務的。然而自從利益集團控制了媒體，說客集團把持了言路，政治獻金左右了競選結果，真正能上臺執政的就只會是財團代理人了。而且，更為重要也是最為根本的一點是，政權是更迭的，但財富是世襲的，執政者可以被選下臺，但利益集團會持續存在。這就是美國政治變質的實質，如今的美國早已不是建立之初啟蒙思想家托馬斯-杰弗遜的美國了。　　

從社會發展評價的角度說，勞動者積極性提高不見得是好事，這很可能意味著貧困化和生存困難。從微觀經濟學角度說，勞動積極性問題是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問題。試想，面對著上不起學、生不起病、住不起房的實在問題，當“連家里當包身工的兒子都下了崗，當小姐的女兒都失了業”時，勞動積極性肯定是高的。人才市場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不能說明人們比以往更愛勞動了，只能說明似乎越來越民不聊生了。懶惰既是科技發展的動力，也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怕養懶漢的思想誤區，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越是聰明人，越是懶惰，越是懶惰，人就越是聰明。資本主義制度讓很多有潛力成為科學家的人成了吃苦耐勞任勞任怨謀生的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有的懶漢閑著沒事，就會成為科學家、作家、思想家、藝術家，發展人類智力——文化是無聊的副產品。硬讓人們僅僅為賺錢糊口動腦子、賣力氣，這就把人們的精力都內耗了，浪費掉了。積極性不是來源于競爭，而是興趣和智力本能。相反，競爭會泯滅積極性。因為競爭是以結果為標準的，而積極性則是動機問題。競爭只會導致人們試圖不擇手段地按既定規則取勝，這損害了人們的創造力。比如不能短時間轉化成利潤的科學發明，就沒有人愿意從事。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非洲南美中亞都是資本主義，一直有饑荒，死人無數。美國實際失業率業已攀至20%，市場是萬惡之源。歐美明星們搞義演，就是讓資本主義制度下那些窮孩子們少餓死幾個，或者晚餓死幾天。被剝奪了獲取糧食的機會的人，也便喪失了生存權。資本主義是把糧食當成資本用的。市場的邏輯，是資本的吸星大法，用以人為本的標準去衡量，該邏輯天然具有非法性。哲學是研究人類如何生活的學問，哲學家一直在批評資本主義，包括以哲學家自居的金融大鱷索羅斯。他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們看的跟某型號考試專用鉛筆一般，客觀上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很沒道理。資本規則之下，執法集團是吃犯罪這碗飯的，執法集團是違法集團的利益相關者。同樣，資本家是吃窮人吃不起飯這碗飯的，這便是資本主義生態。　　

分裂與對立的現實，是結構主義的天下，公意的喪失和重建，是歷史的辯證法。哲學的傳統領域業已為以物理學、心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和以法學、經濟學為代表的社會科學所侵蝕殆盡，在康德哲學的意義上，這不妨看作是科學活動對哲學活動的有益批判，所謂純粹哲學便是這種批判的剩余物。這種剩余物，除卻人們對價值和意義的追尋、對科學未解事物的對待，對語言的重新定位和對科學沙文主義與知識作為權力的反思也正當其時。大抵有志于從事哲學事業者都服膺蘇格拉底的那句老話：未經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活法”是多樣的：邏各斯意義上的事物的邏輯，不過是每一個視角所運用的話語系統，選取可行而可愛的話語去理解和解說所談論的對象就是在對知識的求索上所付出的努力。一套話語不可愛，甚或可憎，那就試著換一套，立場或者偏好允許我們持有不同的邏輯。哲學的任務就是要闡明我們精神的啟蒙過程，在實踐過程中去尋求契合理性與經驗的方式。　　

太陽底下、地球村里，并沒有多少新鮮事　　

從天下一家四方皆服皇恩浩蕩的中央之國，到夷夏大妨割地賠款亡國滅種的東亞病夫，中華民族這頭東方睡獅曾因對世界格局的重大誤解備受磨難從而在幾十年前倍加覺醒。從重整河山富國強兵領袖弱小的東方巨人，到豪強覬覦、友邦疏離的肥大羔羊，中華大地這座世界工廠也因對進步模式的過度想象飽受贊揚從而在十幾年來尤其沉醉。　　

臺灣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故紙堆，也是中華大地的政治試驗田。然而一個社會群體在何種意義上具備行使民族自決的資格，這是由該群體的歷史成因、現實處境和行為意圖所決定的。一種政治集團在何種條件下具有執掌獨立政權的能力，這是為該集團的群體基礎、現實條件和執政理念所體現的。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南北朝鮮劍拔弩張，大陸臺灣交相威懾，印巴兩國長期對峙，這無一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強力瓦解分而治之的顯例。　　

就民族國家而言，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政治分裂催生出英、加、美、澳等獨立政權的繁盛，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分裂并不深刻，因為在歷經獨立與反獨立的軍事陣痛和霸權與反霸權的文化申明之后，諸國不但在利益上并無實質性對立，而且兄弟同心，在政治上從而也并不包含相互對抗的意思。他們是這個時代的霸主，也是這個世界格局的主導者和維護者，他們不僅制服了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掙扎，而且平息了日耳曼人和日本人的挑戰。而大陸與臺灣之間的關系，也正體現著與之緊密相關的、由世界近現代史書寫至今的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　　

北大中文系教授，新書《五百年來誰著史》的作者韓毓海在一次講座上說，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雖勵精圖治而終究無力回天，是因為他父祖們改革開放過頭了。這是驚人之語，卻也是不刊之論。與“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判斷一樣，這不是發明，而是發現。如果說后者是基于眼前血的教訓，前者則飽含著穿透夢一般的史料回溯鐵一樣的事實的邏輯支撐和歷史底蘊。反觀近代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脈絡，諸列強多發端于從教會體制下掙脫出來的或貪婪或豪邁或開明或保守的封建君主，他們以聚斂財富為旨歸，用堅船利炮開辟了各自的海上王國，以殖民的方式攫取原材料和市場甚至勞動力，把本民族國家的利益置于價值體系的頂端，從而在相互博弈中形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利益體系和人類文明體系。隨著民族內部勢力格局的嬗變，作為沒落利益集團的封建君主被時代精神送進深宮內院抑或被送上了斷頭臺，其社會主導地位為新型有產者所取代。而隨著市場邏輯的展開，最終跨國資本在利益的驅動之下打破了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文化藩籬，直指人心地掀起全球化浪潮，這便是當下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產業體系。如果說清末由祖宗家法派生出的體用之別是上一次改革開放留給后世的永恒心結，參照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開門揖盜的中國現實去回溯那段既往，結論也許只能是對那段往事的后怕和慶幸，以及對時下國家經濟自主權喪失殆盡的隱憂。政治上的接軌終究只不過是與人方便罷了，民族解放的任務勢必將如血吸蟲病一般回潮。畢竟，請神容易送神難，而那種“同住地球村、永遠一家人”的曖昧情緒，仍舊只不過是資本增值鐵律之下不合時宜的世界公民的大同幻象。　　

在當今中國時代背景當中所特有的人權與主權有無高下、民族與階級誰更根本的雙重歷史辨正當中，漫畫式地充斥著“美國大兵，我的兄弟”的無聊訴求，以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淺薄聲張，這些毫無建樹的文化迷障與“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的討巧廢話一道綁架了政治論戰的主題，誘拐了經濟解放的真義。　　

其實稍加體認就不難發現，作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生存于歷史夾縫中的民族，那些身居美國的猶太人，也并不因為其公民身份而放棄左右本國的外交政策以為自己民族的獨立政權以色列謀求福祉。這不是人權高于主權的有效說明，正相反，這是主權對于人權之具有重大意義的極佳例證。反觀中國，當弱肉強食的外部叢林規則內化成為虎作倀的內部生存秩序，為大漢奸翻案、為賣國賊辯誣的腦殘行徑，實際是富有內涵大有深意的思想鋪墊。　　

民族主義是有界限的，其合理限度就是與反抗階級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相重合，一旦超出這個界限就會出問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對階級壓迫的強調一樣，本質上都是準確把握到了群體間的利益關系。資本家沒有祖國，甚至有人斷言，所謂民族資本，不過是個文化幻象，在這個意義上，人類苦難的根本解決需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然而退一步我們可以推知，作為美元債券的空頭債主和打工過活的世界無產者，民族解放運動是反抗階級壓迫的必經步驟，民族團結意識是改善人權狀況的必要前提，這是個體對抗盤剝和群體抵御侵略的雙重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