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兩個傳統 鍛造核心價值

　　——關于中國社會主流文化的思考(一)

　　■ 《環球財經》編委 摩羅

　　崛起的中國正在遭遇文化瓶頸。什么是文化瓶頸?就外部而言我們缺乏話語權，就內在而言我們缺乏文化自信，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財富在哪里、自己的精神支撐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我們的主流文化，什么是我們的道統所在。國人在鍛造精神文化及其核心價值方面，需要大智慧、大眼光、大戰略，堪稱任重道遠。

　　云杉先生《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一文(發表于《紅旗文稿》2010年第15期)，充滿了高瞻遠矚的正見，對于我們樹立文化自信、發展民族文化、鍛造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價值，具有重要啟示。本文是對其中許多閃光點的進一步闡述。首先解釋中國的兩個文化傳統：五千年中國民族文化傳統和百年中國革命文化傳統；之后說明孔子代表的儒家“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想、馬克思代表的西方經典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代表的中國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三者將如何進行深度融合，鍛造出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沒有自己的話語，就只能人云亦云，從而淪落為屬國番邦。一個國家在外交談判中如果沒有自己的話語，就沒有自己的立場，從而也就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能屈從于他者的利益。

　　自己的話語來自哪里?只能是自己的民族文化。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國，這是一個國家政治上的命根子，也是利益上的命根子。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這個民族的根本利益的體現，一個民族沒有文化就沒有利益，就永遠只能屈從于別人的利益。

　　《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一文強調了在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確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重要性。什么是我們的主流文化?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就是我們主流文化的主要內容。二者的融會貫通，就是我們的主流文化。

　　然而，在過去百年的歷史中，在發展道路遭遇挫折的歷史關口，一些人懷疑甚至放棄我們民族自己的寶貴財富。造成了今天我們在文化上的被動局面，這種局面不僅影響到我們的文化權力和文化安全問題，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中國公民的政治認同問題。如果我們再不站在戰略高度進行文化建設，確立我們自己的核心價值和道統，我們的民族復興、國家崛起就會受到制約，甚至可能威脅到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

　　否定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思潮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這個問題，《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一文指出：“對于當今的我們來說，深厚的民族傳統文化、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豐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們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這里強調了我們擁有三種深厚的文化資源。

　　由于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始終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革命文化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的精粹，都包含在共產黨創造的革命文化之中。所以，以上三種文化資源，也可以理解為“深厚的民族傳統文化”、“豐富的革命文化”這兩種資源。

　　我們雖然擁有如此寶貴的兩種文化資源，可是我們在珍惜這兩種資源方面是走過彎路的。在滿清王朝解體以后，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錯誤地判定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是導致我們落后挨打的罪魁禍首，甚至認為我們五千年歷史沒有正當性，只有罪孽和血腥。他們較為徹底地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義無反顧地號召國人走“全盤西化”的發展道路。他們的錯誤認識為國人迷信“西方中心主義”騰出了思想空間。

　　文化思潮的偏頗帶來了相應教育政策的失誤。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期間，通過頒布法律廢除了基礎教育中儒家經典的課程設置，將中國傳統文化剔除在教育資源之外。課堂之上，僅有少數古代詩文作為點綴，那些集中體現國人世界觀、價值觀的經典，竟然無法與學生見面。莘莘學子日夜所習，盡是西學內容。

　　自那以后，在某種意義上，偉大的中華民族已經在別人的文化中迷失了將近百年。這一百年是我們在國際上缺乏話語權的百年，是我們在談判桌上雖然有理卻“理屈詞窮”的百年。筆者以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錯誤地放棄了自己的文化，錯誤地放棄了自己的話語。連自己的話語都沒有，何談話語權?連話語權都沒有，怎么可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呢?

　　質疑百年革命文化的思潮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某些人認為，辛亥以來中國的革命歷程不過是瞎折騰，尤其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個“歷史的錯誤”。他們不承認近百年來前人艱苦奮斗、積極探索民族發展之路的莊嚴性神圣性，一味否定前人浴血奮戰的正當性。甚至認為拋棄這個革命傳統，從經濟到文化都投入西方體系，才是我們民族的惟一出路。即使這種選擇危及中國的尊嚴和主權，也義無反顧。

　　這種危險的社會思想傾向并非中國獨有，在全世界相當一部分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西方社會在五百年殖民擴張中，不但實現了對于全世界資源、市場、物流、生產、分配的控制，也完成了對于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的文化灌輸。借以維護西方種族利益的西方中心主義文化體系，已經統治了大多數國家的頭腦，成為舉世公認的權威文化。

　　在中國，這種旨在維護西方國家利益、建構西方種族和制度優越性的西方文化，已然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當我們過度認可西方文化權威的時候，我們對外失去了話語權，對內造成文化認同危機和政治認同危機。

　　無論是上世紀初一些人否定五千年文化傳統，還是今天某些讀書人質疑一百年來尋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革命傳統，都是極為淺薄和偏執的。

　　兩代淺薄和偏執給當今中國的文化選擇和文化發展造成了混亂和困惑，在一些事關國家利益、發展道路和核心價值的關鍵問題上，常常出現一些錯誤學說和主張，以至于影響正確思想的傳播，無法在輿論界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樣的文化氛圍和文化格局，不利于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利益博弈和話語權競爭，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弘揚，不利于國家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

　　“兩個回歸”糾正偏頗思想我們今天必須盡早著手，致力于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提煉和建設，進行社會主義新道統的確立和鍛造，以期對外維護文化權力和話語權，對內恢復并維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認同。今天的中國，只有清算這兩代知識分子的傲慢與狂妄，并糾正他們的錯誤認識，才可能實現文化方面的自覺、自信、自強，否則我們將會長久淪為他者的文化附庸。

　　如何清算和糾正?我認為方法很簡單，那就是堅持兩個回歸：第一是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傳統;第二是回歸中華民族百年革命傳統，尤其是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為什么五千年傳統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可以共同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核心資源?因為二者在精神內核上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反對慘無人道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革命實踐中誕生的，它的價值目標是全人類共同擁有天下的資源，共同創造并享用社會財富，實現最大的平等和公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在這里，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是天下為公，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夏商周三代以及更遠的原始社會的狀態，描述出一個大同社會，用這個理念來指導中國社會的運行，同時也用這個理念來影響中國社會控制集團的行為選擇，要求他們遵守禮制，克制貪欲，不要過分剝削與掠奪。這與馬克思主義的主旨天然相通。

　　如果我們對歷史上這兩種否定中國主流文化的思潮缺乏認識，就會卡在“文化瓶頸”中無法脫穎而出，在文化交流上就會一直處于被動地位，文化認同上就會遭遇混亂和危機。只有伴隨著這些命題的研究和澄清，以“兩個回歸”糾正歷史原因造成的偏頗思想，我們的民族復興與和平崛起才是有保障的。

　　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大同社會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夢想。戰國時代往后，私有制度日益發展，社會控制集團高高在上，嚴重偏離了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理想。中國士紳階級的邊緣群體——知識人，不能容忍社會長期偏離原始社會的平等和公平理想，所以他們用“大同”理念描述了一個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關于大同理想，《禮記》里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表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才符合大道呢?只有天下為公才符合大道，而天下為公就是一個大同世界。

　　究竟怎樣才叫“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呢?歷史典籍對此既有靜態表述，也有動態表述。我們先看靜態表述。首先統治者的身份不是固定的，所以選賢與能。其次人際關系是和諧的，所以講信修睦。再次不能漠視任何一個人的人文價值，所以必須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那就是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從理論意義上來講，原始社會最好地解決了社會保障問題，而中國古人在夏商周建立以后，一直試圖借助原始社會的文化理念，重新實現足夠的社會保障，讓每一個人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間。

　　再其次，得給每個人提供平等的、適當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所以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最后的效果是，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就是對于大同社會的靜態描述。

　　關于靜態描述，《禮記》中原文是這樣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也成為描述大同世界的非常有名的一段話。

　　大同理想的運作程序：問政百姓，協和萬邦除此之外，中國古人還對大同社會的運作程序進行過描述，這可以說是一種動態描述。《尚書·洪范》中就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周武王打敗商紂王之后，向商紂王的叔叔箕子請教治國之道。箕子因為給商紂王進諫而被打入監獄，所以對于君王獨斷專行、誤國誤民深惡痛絕。他告誡周武王，在國家大計的決策程序上，應該怎樣問政于民，才能實現民主政治，才能達到天下大治。這段告誡值得我們關注。

　　箕子說，如果你有重大的決策，應該怎樣做呢?首先是你自己必須認真思考，這是首要的起點。然后呢，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找決策的依據。

　　第一，謀及卿士，你要跟你的卿大夫商量，跟你的王公貴族商量，要征詢王公貴族的意見。

　　第二，謀及庶人，要跟普通的老百姓商量，要問政于老百姓。箕子這種政治思想在古代西方是不可思議的。

　　除此之外，還要謀及卜筮，也就是占卜，讓他們請教鬼神。

　　如果你所問及的所有方面意見一致，這就是天下大同。

　　《尚書·洪范》中這段話的原文是：“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也就是說，君王認為應該這樣，占卜的也認為應該這樣，卿士也認為應該這樣，庶民也認為應該這樣，國家上上下下全體國民都認為應該這樣，這就是大同世界，這就是中國古人對于大同價值觀的動態描述。

　　為什么需要各方面都同意這樣，才是大同?因為某個大政方針得到全體國民的一致認可，意味著這個大政方針符合全社會每一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剝奪一部分利益集團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利益集團的利益。

　　中國的大同理想，既有一個社會格局的靜態描述，又有一個運作程序的動態描述，靜態局面的描述就是天下為公，構成一個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社會環境;決策方面的動態描述，就是強調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必須符合天下所有民人的利益，這就是問政百姓、協和萬邦。

　　大同理想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國的大同理想跟西方所建立起來的掠奪他者財富、來增長圈子之內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我覺得可以把這個按照平等、公平和正義的價值觀建構起來的大同理想，看作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它與后來引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在精神內核上頗為一致。

　　也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誕生兩千多年之前，中國古人就在以社會主義理想的精髓(公平、正義、和諧等)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志向，指導自己的社會生活和民族發展。早在共產黨人引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之前，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特征的大同理想，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

　　今天的不少中國人，認為只有在古希臘掠奪與分贓背景下建立的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認為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這樣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而陷入深重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自卑之中，進而出現越來越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和政治認同危機。

　　實際上，希臘民主制度完全否定國民主體——奴隸群體的利益，僅僅保障占人口十分之一(有的城邦可能接近一半)的貴族和公民的權利和利益。這種民主制度實際上就是分贓制度，大多數國民則不但無參與分贓的權利，而且一直是被掠奪、被分贓的對象。

　　這種民主精神就是今天西方國家的正統，所有被殖民、被“全球化”的國家的國民，當然無權參與分贓。在美歐霸權勢力所建構的帝國體系之中，享有分贓權的人口，正好也是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的樣子，占人口十分之九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則一直淪入被掠奪、被分贓的境地。這與中國人信奉了幾千年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想背道而馳。

　　只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國先民的大同思想，才將民主權利理解為全體民人的權利(而不是少數人分贓的權利)，惟此才能真正體現公平、正義、和諧的價值追求。

　　中華民族創造了如此燦爛的歷史和精神文化，這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仰仗、依賴的寶貴財富。我們遭遇新時代的挑戰時，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找到應對困難的資源，我們遭遇外族入侵時，可以借助老祖宗的文化和產業作為保護自身尊嚴與利益的武器。

　　無論是百年前刀光劍影的殖民掠奪時代，還是今天所謂“全球化”時代，我們在民族競爭、國家博弈的每一個環節，都要堅定維護自己的文化尊嚴，尤其要維護主流文化的尊嚴，因為只有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鍛造出來的話語權，才能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否則沒有話語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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