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學者:怎一個“改”字了得
——學習17屆6中全會《決定》座談紀要
易淼 肖斌 (整理)
按: 2011年11月6日 ,為了學習和交流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成都部分學者和網友進行了座談。座談由巫峽主持,參加座談的有:趙磊、胡德全、柳成湘、巫峽、張建華、田鋒、李節、陳燦平、徐波、王曉東、程克寒、魯保林、易淼、肖斌、張朗朗、梁曉敏、鄒坤秘、劉雪松。以下是座談紀要。
● 巫峽:
各位老師、各位網友,下午好!今天我們聚在一起學習討論 10月18日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把文化問題提到如此重要的戰略高度,雖然有點遲,但無疑是很正確的。反觀改革開放以來,正是淡化了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導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社會道德水平出現倒退,黃賭毒泛濫成災,以至于廣東一小女孩被汽車碾壓二次,有10余人經過,竟無人過問的震驚中外之慘劇。這種事情已經突破人類的道德底線,是人類的恥辱!為什么會這樣?是不是說經濟搞上去就萬事大吉了?希望各位老師結合實際,各抒己見。
● 趙磊:
我談三點體會。第一點體會是,現在大家都很關注道德問題,我們說現在社會的良心壞了,這是我們大家的共識。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個判斷,說現在社會的道德水平很不錯。比如最近《光明日報》有一篇文章,意思說我們不要只盯著這些事情,我們的社會風氣還是很好的。我想,說現在的整個社會“良心大大的好”,恐怕只是少數人的觀點。總而言之,在這樣的背景下,十七屆六中全會出臺這樣的決定,是有積極意義的。這個決議看見了問題所在,至少是在破題。
第二點體會是,雖然六中全會出臺了《決定》,想推動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但是以我的陋見,這個《決定》并沒有拿出一個大家都覺得很好的解決辦法。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對于社會“良心為什么壞了”的判斷,現在分歧不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開出的藥方也就不一樣了。我歸納一下,大概有以下幾個認識:
第一種認識,說毛澤東思想把人心搞壞了。文革破四舊、49年以后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早一點的打倒孔家店。這個帳往前算,是和馬克思有關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祖師爺,所以禍根還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這些人以為,只有打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拯救人心。現在有人歪曲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說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唯物質享樂主義”,就是講吃、講喝、講享樂,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源頭,把人心搞壞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膚淺到這個地步,真是無知得可以。
第二種認識,說是因為市場經濟還不夠徹底。最近張維迎在南方周末寫了篇文章,說的是“市場制度最道德”,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道德可言。也就是說,現在中國人的良心壞了是因為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到位,所以,只有把市場化的改革進行到底才能拯救人心。
第三種認識,說是沒有搞普世價值,所以人心壞了。比如社科院的馮興元在《財經》雜志上寫文章,說是“改革要遵循天下模式”,這個天下模式就是普世價值,就是美國價值。他對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不以為然,理由是你們都沒有搞憲政。憲政什么意思?就是你沒有搞多黨制,共產黨還沒有下臺。
第四種認識,說現在人心壞了,是你搞市場經濟忘記我們的老祖宗,解決的辦法就是“孔老墨加市場化”。最近成都樹德中學,開了門新課叫做“走回2500年前”,就是老師和學生穿上古裝,穿越時空向先賢求教問道。那些扮演小悅悅事件中冷漠的路人,在墨子的教化下,你們終于明白“要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于是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了。
第五種認識,認為是丟掉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看法基本上被定位于“左”邊的認識。左邊的認識雖然遭到主流刊物和媒體的封殺,但在非主流的學術網站卻有很大影響——比如《烏有之鄉》,而且得到了民間人士和廣大百姓的普遍認同。
第三點體會是,認識不同,開出的藥方也就不同。哪種藥方有效,我這里就不詳細展開。我這里提四個問題,與大家一起思考:第一個問題,是不是打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能拯救人心?問題是,現在的人心壞了恰恰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邊緣化的背景下發生的。第二個問題,是不是貫徹普世價值就能拯救人心?問題是,普世價值在西方發達國家都是一個笑話,比如,99%的人為什么要占領華爾街?不就是1%的精英的“良心太壞了”,太貪婪了,弄出了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的嗎?普世價值連自己的祖國都沒hold住,還來拯救別人?第三個問題,是不是退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社會就能拯救人心?問題是你能退回去么?第四個問題,是不是“孔老墨加市場化”就能搞定人心?我看主流就有點這個意思,雖然這個《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但語焉不詳。問題是,你把拯救人心的寄希望在開幾個孔子學院、整幾個老子學習班上,那么請問,在一個“雇傭勞動萬歲”的社會,在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在一個“資本是老大,勞動是孫子”的社會,“孔老墨”連一個范跑跑都對付不了,還拿什么去拯救人心?
● 胡德全:
我看了十七大六中全會的報告,首先有一個擔心,是不是要對文化領域大搞市場化了?我們經歷了一次次的市場化,每次都給我們帶來的是些什么后果?對這份《決定》如何理解,我是有些擔心的。毛主席那時候也搞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在解放之后隨著經濟的走向正軌,文化需要跟進。但是弄了一段時間,主席不滿意,因為推出的都是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們的舞臺沒有了工農兵,這是要有階級立場在里面的。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什么普世價值之類的,可是宣傳的東西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但是歷史誰創造的呢?我們社會主義的文藝不去表現勞動者不去表現無產階級,這就是有問題的。
趙老師提得幾個問題,是很尖銳的。關于文化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如何解題?是不是有人覺得市場化終于到來了,輪到這些人開始賺錢了?說到良心,說到全社會的思想認識,我覺得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是沒法弄好的。在全社會思想道德方面,歷史上有哪個時代能比得上毛主席時代?那時候我們都是相親相愛,同志之間相互幫助。大家勁往一處使,全社會的人都凝聚成一個人,力量就大了。大家非常團結,干群是團結的,知識分子和勞動者是團結的。現在社會上稀奇古怪的事情,是不可能在那個時代發生的。所以,我們就應該盡快回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路線上去,這就是我們文化的出路。
● 蔣安雄:
剛才聽到趙老師提到張維迎的話,說“市場經濟的道德才是真的”。我說這是恰恰相反。我說一點實際的例子,現在走進書畫市場,什么都是假的,沒有什么是真的。
前段時間央視報告過的,一副徐悲鴻的畫,畫的是徐悲鴻的妻子的裸體畫,7000多萬,假的!這個畫的成本也就是千把元。而且,最后打官司沒打贏。還有一張吳冠中的畫,金色的池塘,是假的!是澳門的一個畫家制的假,價值也就萬把塊,賣了255萬,打官司還是敗訴。拍賣法本身就在維護制假,買家買了假畫沒有人勝訴過。
張維迎說“市場經濟是講道德的”,你走進市場看看,是不是很道德的呢?只有經歷了才知道丑陋的一面。市場經濟就是掙錢,只要掙得到錢,只要錢能進包包里,不管黑的白的,都行。所以,我就納悶,這個張維迎怎么倒著說話,拐棍倒著拄呢?
再如書畫電子商務交易,如果不講良心道德,個個都要被騙。比如一張畫在網上掛著,到底是現貨還是現款都沒法解決。在錢面前,朋友都能騙。我的一個朋友就騙另一個朋友,其中的一個有一副已故名家畫作,但是作畫時沒有印章,只是用筆畫了一個章上去。怎么辦呢?我這個朋友就把這個章摳下來,然后拿一萬塊人民幣去找那個名家的兒子蓋一個章,因為那位名家死后,章留在名家兒子那里。然后在重新裱上去,賣了高價。所以,人在市場上,已經不講什么道德了。
● 老蝸牛:
剛才趙老師題的四個問題,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中央提出文化體制發展和繁榮,說明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道德滑坡的問題。但是正如趙老師說的,這個六中全會只是破了題,而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有點猶抱琵琶半遮面,但這何嘗不是中央的一次投石問路呢?因為左派右派都會來解讀它。
另外,市場經濟只會加快兩極分化,加深社會矛盾,從而使得人際關系更為冷漠。金錢是良心最大的腐蝕劑。人只要鉆進了金錢里,他的良心就要變壞,這是幾十年的實踐證明的。而回到孔老墨時代的說法,我想提個問題,既然那個時代這么好,為什么還在那時候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不斷地改朝換代呢?而且還把中國帶到了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喪權辱國的階段呢?所以說,靠孔老二,靠市場經濟,救不到中國的良心。
中國最有良心的時代恰恰就是毛澤東時代,我們都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正是那個時候生產資料是大家的,大家都能拋去私心雜念來投身社會主義事業。記得那時候我們學過一篇課文,叫做“為了61個階級弟兄”,中央盡全力來救他們的生命。而也是那個時代才出現了雷鋒、歐陽海、劉英俊這些英雄人物,改革30年出現沒有?我們出現的都是令人寒心的事情。這說明,只有毛主席時代人民才能無私忘我,心靈得到凈化。而右派的說法是非常幼稚的。
30年來,我們的年輕人受到了什么文化的影響?馬克思已經被邊緣化,年輕人在市場經濟引導下,鉆進了錢眼,不顧社會公德。條件好的就享受,瘋狂娛樂;條件差的拼命的加班為了較好地生存。美國的普世價值就是最好的嗎?可是自己都后院起火了。正如趙老師所說,1%的精英良心太壞了,太貪婪,使得99%的人陷入了困境。所以美國的普世價值是具有欺騙性的,是右派來忽悠老百姓的。我們應該抓住機會,要點醒年輕人,并且不遺余力地揭露資本主義文化的虛偽性。
● 柳成湘:
文化體現的是思想,要建設思想強國,只有靠毛澤東思想。五十年代我們剛剛建國,就敢于和西方列強和所謂的聯合國軍對抗,這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做到的。反過來講,小時候我們就聽長輩說,金錢是萬惡之源。通過這30年的經歷,我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大家都朝錢看,所以很多沒有道德的事情就出來了,什么三鹿奶粉之類。
前段時間一個老師跟我爭論,說現在還是有良心的。我說有什么良心呢?這個社會連嬰兒都敢整,還有什么良心呢?為了錢什么都不管了。有個律師網友跟我說,小悅悅之類的事件已經不是良心的問題,她說她是一個很優秀的律師,但是遇到小悅悅的事情,她都不可能去救,因為法律會讓你負責。她說她只能退回去,在車里面打電話來請求救援,所以這還是一個法制問題了。所以,孔老墨請來也沒有用,這個社會和法律都逼得人不得做不道德的事情。
● 張建華:
關于文化這個東西,比如現在提倡的普世價值,包括中國的孔孟思想,都是一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儒佛道文化中,儒家講“仁”,佛教講“神”,道家講“自然”。說穿了,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忽悠。為什么說他們是忽悠呢?由儒佛道的核心價值觀形成的文化意識形態,它們本身就存在于階級或者說士大夫里面,這是肯定了的東西。這三個價值觀的決定跟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是同一個腔調。跟老倪說的一樣,如果真的像中國五千年那么優秀的文化,比如道家講的回不回歸自然,戰國那么多戰爭都是道家思想指導的,它不是為了老百姓而去推翻某一個政權,而是為諸侯分封制服務的,真正的普世觀應該是普遍階級適用的。
另外一點,文化本身屬于精神層面的東西,精神層面的東西要搞成市場化,讓它涉及到經濟價值和競爭,這就會有問題。像蔣老師說的一樣,一幅假畫被賣到很高的價格,是因為在市場化運作下有人操縱,本身市場化就由經濟獲利來決定,對藝術價值的提升不起作用,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對其價格炒作空間的提升。我覺得文化體制建設不能簡單采用市場化,這樣會搞得道德更沒底線。
文化本身就帶有階級性,是為特定階級服務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其核心宗旨就是文藝必須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文藝代表時代前沿,代表精神風貌。所以抗戰時期出現很多人民英雄,實際上這種人民英雄代表著民族的凝聚力,要光靠幾千年的文化來統一老百姓的思想,只是某一方面,而不能全面地很客觀地代表人民的精神風貌。一個人的思想和精神風貌有個正確的導向,人才能遏制自己的私心雜念,才能做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事情。文化建設,不敢提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本質上是想遮遮掩掩。
● 李節:
文化屬于精神上層建筑,所以文化的發展和生成受制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水平。我感覺到,這個《決定》實際上是對社會多元經濟基礎和目前生產力水平的反映,所以內容顯得非常龐雜,表面看來是什么都說了,其實等于什么都沒說。這讓我引起了一個聯想,就是我們現代歷史上有兩次比較大的文化繁榮。
一個是里面提到的一句話“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還加了幾個字“社會主義文化”。“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的,非常簡明扼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就有趙樹理等一批文藝家,文化作品包括繪畫、音樂等出現了一片繁榮。
另一個是,在這之前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大家都比較了解了。所以,《決定》是不是能起到類似歷史上這么大的作用,消極也好積極也好,我個人不是很看好,這還需要觀察。在這個前提下,文化產業化市場化會不會導致新一輪的拜金主義。其實在《決定》出來之前,就有過很叫好的作品,比如《潛伏》、《讓子彈飛》。
從歷史經驗來看,很多偉大的音樂、文學等文化作品,并不是一個文件決定的,比如黑格爾、貝多芬等,是一個圣旨下去就能產生嗎?像《紅樓夢》這種也不是一個命令下去就能出現的,它們都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矛盾聚集在某一位偉人身上然后體現出來。所以對文件本身是否能有非常大的積極或者消極作用,本人并不看好。
● 田鋒:
六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給我的感覺是,這些文化缺少一些核心的東西。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東西是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個人主義是其核心價值觀。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現在有沒有核心的東西?說起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一個概念的東西。老百姓包括80后、90后搞不清楚社會主義文化是個啥東西,核心價值觀也搞不清楚。這個文化的復興和繁榮必定跟核心價值觀有關聯,連核心價值觀都不知道是什么東西就談文化發展,這是令人困惑的。
我覺得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最核心的東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不解決的話,文化想要繁榮和發展,基本上是走形式。這次的《決定》好像是中央在給人民出填空題,文化前面有個空,你是什么人就填什么進去,比如資產階級就填“資產階級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無產階級就填“無產階級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所以說,是給我們出了填空題。
現在中共中央提出的很多的東西都是填空題,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包括以前講的“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也是個填空題,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填。我們要從我們的角度和立場來闡釋文化和發展文化,那么從另外一個角度(資產階級角度)也需要闡釋和大力發展他們的文化,這只能說走著瞧,就看誰能做得好,能爭取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理解,能在人民中間取得市場,那么未來中國的文化就是它。
● 倪劍鋒:
20多年以前,我偶爾在路邊跟一個擺地攤的小販聊天。這個小販,就是每個月要自己去廣州進貨的那種人,女的,當時30多歲。她跟我談到去廣州進貨時的一段經歷。在火車上,她對面坐一個香港商人,兩人聊得不錯。但下火車的時候,這個商人帶的一個皮包丟失了。這個女的就被乘警帶去問話,折騰了一陣也沒怎么樣,把這個女的放了。這個女的辯白說,我咋曉得他包里有20萬現金呢!就這么個事情。但她在跟我聊到這兒的時候,感嘆了一句:“要我真的曉得那包有20萬,可能我都給他提了!”
這個事情我一直記得,就是因為當時我心里就產生了這樣的感嘆:人真的越來越壞了!可現在回頭想想原因呢,實際上還是跟我們的政策有關系的。這個小販所以產生偷的念頭,一是社會當時就提倡犧牲公平——說的“兼顧公平”,實際上就是不管公正不公正,“發展才是硬道理”。其次是社會底層的人生活壓力增大,勞動者被暴露在無助當中,自然要產生這種應激心理,還有就是對社會上的人——尤其是富人——不信任和反感。我們想想,中國有幾個富人是合法富起來的?
老百姓大多數不是理想主義者,通常都非常務實,都相信自己實際的生活感受和經驗,老百姓的道德觀念也是最容易受到生活影響的。當全社會的主流傾向于善的時候,老百姓里面就會出現熱心學雷鋒的人。盡管我們實際看到的不多,但過去絕對比現在多——現在是幾乎沒有,是負數,是壞人越來越多。為什么呢?就是搞市場經濟把人引誘、逼迫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道上去了。現在的小商小販里面,確實流氓習氣泛濫,老百姓不會象張維迎、茅于軾那么會說話,把鼓動人人變壞說得文縐縐的,他們就直接做事,就坑蒙拐騙,因為不這樣做,等著他們的后果就是自己被別人吃掉。這是私有制對道德最本質的影響!
清朝的時候,中國有一個海關關長,是德國人。據說他就沒象中國官員那樣搞腐敗。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接觸到的大量西方官僚個案,似乎都比較廉潔,但現在怎么樣?西方官員腐敗不一樣隨時見諸報端嗎?為什么?因為“短板效應”,因為市場經濟就是要人人為己,要人人自私自利。這就不可避免要導致道德下降。
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始終關注的是絕大多數勞動者,他的學說都是建立在那些頭腦現實、注重實際的多數人基礎上的,是為他們服務的。因此,我們要理解中國的道德和文化,就應該從身邊的實際看起,看看我們身邊的普通人是怎樣的,過去怎樣、現在怎樣,這樣才能夠從具體復雜的生活事實來理解我們的道德為什么滑坡。
有人喜歡鼓吹中國過去的傳統,好象傳統的儒釋道才能代表中國,是這樣嗎?我們傳統的儒、釋、道都講要人善,但事實上它能在私有制和小農民經濟的基礎上做到嗎?沒有,它不可能作到。如果它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那中國是很可悲的。在務實的老百姓看來,弱肉強食、無奸不商才是自己面對的社會真實。因此,中國的文化核心,絕對不是儒、釋、道,在這些東西盛行或作為主流的時候,老百姓根本沒有什么公正待遇,他們甚至連字都不認識,談什么文化!49年以前,中國能認字的人有多少?建國初,很多單位的領導都還是文盲。
有幾年,學術界很熱中辯論東西方文化孰優孰劣,我就覺得有點可笑。他們注重的文化,實際上僅僅是精英文化,少數人的文化,它不可能反映廣大底層勞動者的經驗和信念,更不可能表達勞動者的理想,因此它僅僅是維持那種不正常的社會制度的文化,是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文化,是私有制的上層建筑。
我們信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化才剛剛開始建設,這個工程是巨大的,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但在此前,我們要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文化核心是什么。它不是私有制下面的精英主義文化和落后的傳統文化。現在一講本土文化,有人就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有些媒體也在熱炒這個,概括起來說,就是中國文化就是中國的舊文化,就是儒家、就是佛教和道教的文化,這些封建落后時代的文化真的能代表中國嗎?能代表什么樣的中國人?它只能代表中國的少數人,少數剝削者階級和精英階層,不代表勞動人民。人類的最大差別不來自國家、民族,而來自階級,在階級社會里面,只有我們勞動者自己在不斷創造的、為人民服務的文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化才代表我們自己。它不講無原則的順從,不要虛偽無用的高雅,它要的是人的可感知的合理的生活,它提倡的是對剝削壓迫的反抗,對勞動創造的熱愛和為未來的崇高奉獻精神,它是勞動人民的文化。
這個文化曾經在毛澤東時代出現過,是很多普通老百姓信奉和追求過的理想,是無數人身體力行過的事實。它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才可能建立起來的新文化。只是后來它很快被舊文化的信奉者淹沒了。現在有很多人喜歡談民族主義,這個是應該一分為二來看的。全世界一切勞動者的文化都是相通的,而當前各國的文化都有精英文化的痕跡,它的本質就是利于通過強調自己的民族獨特性,來維護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本質是維護私有制。對這個,我們要善于辨別,理性對待。
另外,我想說一下關于文化體制改革。正是因為我們當前崇奉的精英主義文化帶有很強的欺騙性,所以很多人才不相信,眼下這個文化體制改革除了給有錢人繼續發財提供出版廣播業投資市場、欺騙老百姓之外,還有什么別的意義。
我是這樣看的,幾年以前,我們左派網站不是也被屏蔽過嗎?所以這個文件出來以后,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個機會,就是我們得到了一個更寬松的空間,可以發展壯大左派的輿論陣地。這個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左派有最廣大的群眾基礎,不愁沒有人支持。第一視頻發展就很好嘛。
我近來看到,還有不少視頻電視臺出現,市場競爭的態勢很快形成。有的電視臺竟相找人做時評談話節目,對發揮底層監督作用,肯定是好事。當然,我也看到一些低級的罵人節目,例如罵CCTV的某些主持人。我感覺這些罵也沒什么道理,或許僅僅是投資領域一個必然的早期效應,甚至是娛樂界往視頻延伸的前期一個過激反應,“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是規律嘛,要發展,亂一段時間是必然的。但這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就是我們可以公開合法地宣傳正確的主張了。這個絕對是積極的,關鍵要看我們自己有沒有這個意識。
● 徐波:
09年的時候我在“強國社區”,看到一個網友還是80后的女子,寫了一篇對毛澤東的評論,那篇文章寫的很好,當時就把我吸引了。我看了之后跟帖才發現有個“烏有之鄉網站”,點開就進去了,看了一些文章找到了共鳴,才發現原來自己并不孤獨,就把它作為一個精神家園在里面學習,受益很大。
前天我在烏有之鄉上看了孫錫良的文章,寫得很好,標題是《文化建設必須抓住“五個緊密的聯系”》,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五個緊密聯系:第一個是文化建設必須與教育改革緊密聯系,就是要增加中青年和青少年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第二個是文化建設必須與語言自信聯系起來;第三個是文化建設必須與勞動群眾聯系起來,文化是勞動人民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精神產品,是社會實踐的總結和升華,離開了群眾的社會勞動,僅憑空想臆造出來的作品絕對是無源之水,時間久了就會發臭;第四個是文化建設必須與科技發展聯系起來,必須利用國家的政策力量將中國文化經過現代化改造的新文化深入發展,使其成為人民群眾生活的組成部分;第五個是文化建設必須與階級感情聯系起來,不充分考慮文化的階級感情,不要說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在國內都走不下去。
但是從現實來說,我覺得中國文化的問題出在官場文化的潛規則。干部管理條例訂在墻上,從來沒得到落實,什么買官賣官、欺上瞞下、弄虛作假等,我們已經見的很多了。在治理這種官場文化的潛規則方面,“重慶模式”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榜樣,薄熙來主政后重慶干部實行“三進三同”,這密切了干群關系,“唱紅打黑”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社會風氣得到了很大的改觀。
說到“重慶模式”我想講個身邊的故事,我一個表弟他是重慶修路橋的包工頭,這些年來已經發了不少財。他在喝酒的時候跟我爭論,說薄熙來不該“打黑除惡”,他認為城市經濟建設離不開黑社會,當時我就很驚訝,怎么會有這種邏輯呢?后來他卷入經濟糾紛,被黑社會打死了。現在想想,他那個邏輯是很可悲的。現在的社會風氣沒有一點是非觀,讓我覺得很揪心。中央發出的這個《決定》,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我們要用好這個文件,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比如宣傳輿論工作。如果中央和地方齊心合力去落實,我想幾年內社會風氣將會改變很多。
● 王曉東:
《決定》的內容很長,由于這幾年社會道德敗壞的現象層出不窮,中央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其實這個《決定》面向咱們13億人,用大白話說出來就這么一段意思:思想文化問題很嚴重很重要。全國老百姓必須一起來改,怎么改呢?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改。怎么來深入呢?用市場的力量,文化產業化來把這個事做下去。在這個做的過程中得注意,公益為主兼顧經濟效益。其實就這么個意思。
所以趙老師說得對,《決定》是破題了的,已經提出了問題,至于對不對,全國老百姓自己看著辦。這讓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那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共同富裕”, 三十年前大家只看到上半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今天的意思是“公益為主兼顧經濟效益”,我估計實際上實施起來,大家只會看到后半句的“經濟效益”。按照這個思路,執行效果我是很懷疑。
另外一個大家說的文化建設,市場經濟是逐利的東西,而馬克思的東西是公字打頭的,咱們中國傳統的文化比如“儒佛道”,不能說完全不好,我還是非常認同里面的某些東西。比如我們傳統的“忠孝仁義善”,無論在任何時候我覺得都是對的。但是為什么它們打不過市場經濟模式?因為市場經濟它是以短期利益為主,比如我掙錢了我第二天就能變成富豪,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文化的東西是長期才能見收益。要想跟市場經濟模式對抗就要用政府的力量去做,像毛主席那個年代打擊右傾等。所以要建立起公字頭的文化,必須依靠政府才能實現。
有些人說,政府不能干預市場,要建立小政府,我覺得比較扯淡,不要聽他們那一套忽悠。我們有歷史為鑒,首先就要打擊像張維迎那一類的,我在北大住過兩年,張維迎他講的東西我聽過不少。有些人就在質疑右派的精英分子,他們怎么會出現支持不講良心不講道德之類的現象,他們是不是純學究派?其實那是對他們的誤解,那些人活了大半輩子,他們什么事都見過,他們之所以那么認為,是那些東西本來就對他們有好處。他們之所如此主張,不是因為他們幼稚不懂,而是因為他們利益的關系。
剛才那位老師說我們年輕人,總想著大學畢業以后怎么去多賺錢、買房子、娶個好媳婦、怎么發家致富,我覺得不能都怪我們年輕人,你們上一代已經搞了市場經濟三十年了,我們畢業后不跟著走,那不餓死嗎?我們只能跟著你們制定的規則走,不然要被社會淘汰!俗話說的好,我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為我們80后正一下名哈,如果這個責任三七開的話,你們是七我們只占三。作為前輩的你們已經這么干了,我們不跟著干真的就要餓死。所以你們不能怨我們,因為我們只占三分。
●易淼:
明年是《延安文藝座談會》70周年,毛主席在座談會的講話很經典,雖然那時候主要針對的是文學、戲劇等創作,而現在文化的具體形式豐富些了。但是毛主席的講話,我個人覺得,對當前文化體制改革的進程依然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毛主席首先談的就是立場問題。文化工作者就應該在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很多文化工作者,或者所謂的“文化人”,屁股坐在資本家那里,甚至可能還坐到別國去了。
毛主席談的第二個問題,是態度問題。是歌頌還是暴露?這就涉及到是歌頌什么以及暴露什么了。幾十年里,勞動者的勞動光榮,少了歌頌;資本家的致富史,就牛逼哄哄。去趟書店,你現在很難找到一本歌頌勞模,歌頌英烈的書,而充斥書架的都是“某某說致富”,“某某總裁CEO的傳紀”,報紙上也是。所以,現在大多數年輕一代都向往當老總,而不是當工人,都認為世界是福特、洛克菲勒、喬布斯這些資本家精英推動的,而不是勞動人民的貢獻。
毛主席談的第三個問題,是工作對象的問題。毛主席問,文藝創作是為了誰?換到現在,就是文化事業為誰服務?現在中國的文化,就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文化,到底是為了誰?我們現在接觸的文化,和當年舊上海的美女畫報、十里洋場,王孫公子的言情故事,新鴛鴦蝴蝶派,還有媚洋文化、漢奸文學之類,相差不遠。而我們曾經服務最廣大老百姓的文藝立場,似乎在市場經濟的調控和選擇下,早已變了味。下基層找素材的文化工作者少了,在酒桌飯局上穿梭的文化工作者多了。而且,在經濟效益的指引下,“陽春白雪”的文藝作品多,“小資情調”的作品多,但是能被底層老百姓化作精神糧食的少。所以,結合實際,老百姓聚在一起想找點精神生活,除了過去創作的大量優秀紅歌能唱,又能唱什么呢?
毛主席談的第四個問題,是學習問題。毛主席要求文藝工作者學習馬列,學習社會。他要求文藝工作者要懂得,“愛”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這樣他們才能宣揚正確的愛。而當前我們的文化作品,看待人性以及愛都是抽象的,超階級的。比如,宣揚儒家的仁愛,宣揚普世的愛等等。大家看當年國民黨就喜歡宣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說哪有什么階級斗爭啊,我們都是博愛的。結果呢?在重慶白公館,一方面墻上印著“禮義廉恥”,一方面就是機槍鍘刀老虎凳來對付革命者。所以,文化工作者不要把愛當作一個抽象的理念,這樣只會使文化作品脫離現實,甚至與時代發展相背離。而只有學習社會,了解社會的結構和各階層之間的關系,才能深刻體會愛的內容,也就是現實社會中具體的愛,才能拿出好作品。
● 肖斌:
我認為文化體制建設還得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化屬于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文化的形成由一定的社會存在決定。當今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制泛濫,這種私有制經濟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體制形成。
在全球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沖擊下,我們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遭到了腐蝕,在這個物欲橫行的年代資本主義的拜金觀念又抬頭了,很多人把這些歸結為市場經濟改革的代價。相比我們以前的道德文化,如今確實出現了滑坡現象,說是代價也沒錯,但是這更是一個必然性的東西,因為不管是道德也好文化體制也好,這是與現實經濟基礎相適應了的,是隨著經濟基礎在變化的,而不是一個偶然性的東西。
我覺得當前文化體制要改,必須改,但是怎么改?要朝著社會主義文化方向改,那就得改變決定其存在的必要的經濟基礎。否則,任市場化來推行文化體制改革,恐怕其最終走向資本主義文化體制方向是在所難免的了。
● 程克寒:
對于這個《決定》,我的態度是在正面、反面來回反復輾轉了多次,現在基本上是正面的,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又會是一個反面的態度,還會輾轉反復下去。可以說很糾結,但沒有辦法。
將這個《決定》拿來一看,看到《決定》中不斷跳出的“體制改革”字樣,又讓人一憂。中國改革以來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出現的問題也不少,特別是損害老百姓利益都與“體制改革”有關。一提“體制改革”必然是市場化、私有化這一招。市場化、私有化也許能達到產業化的目的,但對于文化建設能起促進作用還是破壞作用就不能確定了。一般而言,市場化與私有化必然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追求利潤就可能讓文化走向庸俗。這讓人憂心啊!
結合李長春對《決定》說明,我們還是應該相信,中央確實是認識到了文化的重要,是真的已經接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發展最終應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這個概念,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以后要干什么”的問題,是真為了要進行文化建設,開始了推動新的一輪國家行動。現在的共產黨還是一個很有力量的組織,當它認真做一件事時,它是一定會有所成就的。從這點來說,是讓人高興的。
文化確實是源于思,存于史的東西。用官僚科層行政體系來進行建設會是一個什么結果?會不會最終只是將文化建設成為沙石磚頭的堆積?成為新的一輪房地產項目,是以文化冠名的新一輪經濟建設而已?中央一開會,地方立馬行動。現在全國各省市均在一心一意打造各自的“文化航母”,已經表現出官僚體系的工作特征,以政績為導向的建設,最后背離文化建設的規律和目標。這又讓人擔憂。
自己致細一想又覺得不對。《決定》是中共的一個政治方案,不可能對文化建設太具體。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全民參與的事情,《決定》只能起一個指導綱領作用。我們不應該看不到解除我們顧慮的內容就對它持負面態度。再者,為什么一定要求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團體要對文化建設一步到位計劃就作得盡善盡美?它有文化意識建設就很好。憑什么要共產黨作事,我們只是評頭論足的?我們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者。我們批評中國士大夫口吐蓮花,不能作實事,我們不要步其后塵。《決定》提出了文化發展道路要遵循“五個堅持”的方針,這還是為整個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提供了保障。
好在形勢比人強,美國的“占領華爾街”,歐共體的債務危機都顯示著“普世價值”繁榮強大背后的危機,這個危機越來越清晰地在器物層展現出來,讓人們真切的感受到,不得不反思,不得不重新面對中國的發展現實,使人們重新審視中國文化。這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展示機會和發展機會。《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認為是有內容的,但表達上有點問題的,如果與“普世價值”比較,不夠鮮明、簡潔、凝練,不能讓人們易懂、易記、易表達。
這個核心價值體系表現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需要“悟”。我認為核心的精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色社會主義現在非常莫衷一是,我用一個狀態來描述,就是高舉五星紅旗。高舉表達了對中國國家現狀的認定及信心與決心;紅色是社會主義的堅持;大星代表以共產黨為領導的政體;小星代表四大群體都有自己的地位。
如果從這樣一個判斷出發,我們就能把握中央對“重慶模式”的真正態度是什么?對“廣東模式”的真正態度是什么?中央左轉會轉到哪里去?中央就是要成為全民黨,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全民利益的協調者,全民利益的仲裁者。在中央看來,四顆星是協調共生的關系,是在大星協調下搏弈競爭的關系。所以,那種想回到純粹的公有制社會主義意見是不現實的。“重慶模式”實質上也是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的探索。
● 高俊: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對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了部署,強調要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與此同時,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里,韓毓海提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肇始于中國革命以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極大提高了社會組織能力和國家效率。我的理解,革命文化宣傳起到的就是一個粘結劑的作用,如同混凝土在各種房屋建筑材料中所起的作用。沒有群眾立場,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文化方針,沒有面向大眾的文化,人民是組織不起來的,這個過程是無法完成的。你的真實文化讓受眾在其中感覺不到自己的影子,看不到自己的倒影,找尋不到自己生活中的所憂所思,受眾也根本不會接受你的說教,結果必然是無法獲得認同及支持的。如果你把別人當成他者,只沉迷自得于自己的小眾文化,又要他者們為你們小眾的利益吶喊歡呼,實南轅北轍,緣木求魚而已。
所以,什么樣的文化決定了其文化追隨者的廣度,也間接決定其文化生命力及潛在力量。如果借用電視連續劇《士兵突擊》里一句臺詞“不拋棄,不放棄”來簡單說明的話,社會主義文化是一種不拋棄,不放棄的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是一種隨時拋棄,隨時放棄,犧牲他人,保存自己,壟斷吃大,大吃小,人與人是狼,他人即地獄的文化。據報道,2009年美國共有140家銀行破產,2010年銀行破產數目增至157家,今年已經有80家銀行破產,網上還有美國銀行家上吊自殺的照片。故事不斷改換新的包裝,在新的歷史舞臺上不斷重演。
文化如同計算機軟件,表面看似乎可有可無,虛得很,但沒有它,再好的硬件也無法發揮作用,如同魯迅先生筆下再強壯再健康的肉體也只能充當看客,甚至充當“紅眼阿義”。現在社會上一些社會行為社會思潮其實是以一個個單個的文化載體——個人,在接受了一定的文化及價值觀后,在社會行為上的體現。至于目前所說的要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把文化產業發展成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前景如何,拭目以待。
● 趙永健:
聽到了文化大發展仿佛就看到了一朵花,是國家希望有這么一朵花,但是我們還不知道是什么顏色的花。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果實,果實分配不均。但是國家各個階層希望看到這樣一朵花開。我覺得今天爭論的焦點不是花,而是花所需的必要的土壤。三十年前的土壤,我們已經澆了化肥,到如今土壤結構已經形成。如今有人給我們說要開一朵花出來,而且可能不是一朵,因為假如是屬于勞動人民的花,我相信是很多朵。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我們今天關注的應該是土壤的結構問題,是土壤改造問題,在中華民族的優秀文明下我相信種子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土壤的問題。
● 何冰川:
中國道德到底怎么了,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出了問題,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形態深刻的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我認為文化有兩種功能:一種是娛樂功能,一種是教化功能。而我們國家現在到處都充斥著“三俗文化”,影響很大。如果我們的文化,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那么社會道德肯定不能得到提高,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更是空中樓閣。
● 梁偉:
我認為國家出臺的這個文化政策是好的,因為現在社會的文化比較雜亂,國家提出這個指導方針是好的。但是要看文化建設的目的和性質是什么,要為誰服務。另一方面,上面有政策,下面的執行力度也是有問題的。我認為重慶先打黑、整頓官員,再進行文化建設,這個模式是比較好的。
● 周坤密:
我們的社會現實比較殘酷,也有比較陰暗的一面,人為了自保,只好收起自己的良心使自己變得冷漠,這樣社會就會造成惡性循環,關于這個我就在想,人性到底是性本惡還是性本善?我個人比較偏向于人性本善,主要是由于外部現實的殘酷,使我們變的冷漠和麻木不仁。只有有了好的法律和環境去激勵“見義勇為”,才能激發更多的人性善良。
● 梁曉敏:
從我炒股的同學那里知道,國家出臺了《決定》之后,文化版塊的股票這幾天猛漲。雖然我還不知道這對文化道德建設有什么實際效果,但我知道,市場中會有一些投機者抓住這個機會去獲利。
● 劉雪松:
我是學經濟學的,從經濟上來談一點看法,我們常提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不是可以從文化產業角度來切入?因為文化產業相對是比較新型的環保產業。我覺得文化產業的建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一定的作用。
● 巫峽:
下面請趙老做個總結。
● 趙磊:
聽了大家的發言,收獲很大,有很多的啟發。每個人的發言都有內容,都很精彩,我只能談談印象比較深的。胡老的發言講到,現在文化的衰敗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被拋棄是有內在關聯的,甚至是個根。我覺得胡老的看法點到了我們現在道德淪喪、“良心大大地壞了”的本質原因。
蔣老師的發言很生動,他往往能夠把很復雜的東西用一種很通俗的語言和真實的事例表達出來。他講到關于書畫界市場,我前幾天也看了電視講這個書畫界是怎么作假的,當時我就覺得觸目驚心。從書畫市場可以看出,市場經濟與假冒偽劣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我們在這就不再談這個必然性的問題了)。蔣老師深入淺出的把這些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
李老師講的有兩點我很贊同,他說的六中全會的決議是投石問路,田豐也說是填空題,我覺得這個說法,看的比較深入。實際上,我覺得,真的有這個含義在里面。李老師還講到,如果我們開出的方子是“孔老墨”,如果“孔老墨”能夠拯救我們的文化,那么幾千年來農民起義連綿不絕又做何解釋呢?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倪建雄的發言我引起了我的思考,他實際上是在用歷史唯物主義看問題,也就是“存在決定意識”。他還講到了一點,我們對《決定》要抱著一種積極的解讀態度,這一點我比較認可。不管《決定》怎么怎么地不如人意,但是它畢竟是個機會。實際上,這么多年來左派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現在多少開始給你平臺了。雖然可能很多左派還覺得不夠,還遠遠不夠,這也確實是事實,但這是個機會。左派發出的聲音基本上都在底層,我們要利用各種機會,比如說文藝,可以做很多有益的東西出來,比如最近在烏有上看見一個相聲段子:《下大棋》,我覺得就很有水平。
徐老師談到了孫錫良的一些觀點,“五個聯系”等,以及自己的親身體會,有很多好的想法。不過我覺得,這“五個聯系”還不如“一個聯系”來的更準確或者說更好,那就是胡老講的:我們的文化問題必須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相聯系。“教育聯系”之類的主張,當然也有它的積極作用,但這些還只是技術聯系,現在更急切要解決的恰恰不是這些技術問題,而是立場問題。
王曉東,咱們的研究生,我覺得他的發言里面有很多鮮活的東西。講到文化建設方面破了題還沒解題,而且講到政府力量,這些都是很好的。尤其是講到80后的責任問題,這些責任不能都怪到他們80后頭上,而是上一輩留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制定了游戲規則。說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要補充一句: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所以希望和責任最終也還是在你們那里的。
易淼把毛主席的延安座談會的講話拿來重溫了一遍,現在重溫它有很好的指導意義。其是那四點:立場、態度、對象、學習,很有針對性,揭的也很透。特別是他講到“三綱五常”“禮義廉恥”在現實中的窘境,對比得很有說服力,對“三綱五常”的虛偽性揭露很深。當然我們不否認咱們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好的東西,但在階級社會,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確實有它的虛偽性和腐朽性。像蔣委員長,口口聲聲“三綱五常”、“禮義廉恥”,結果又如何呢?
肖斌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記得倪建雄和李節都講到了,存在決定意識,到底怎么看這個文化,它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要從這個根上說明它,我覺得這就是在用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問題。這讓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在年輕人當中,在我們這些人當中是很有希望的。趙永健講的花和土壤的關系,其實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小周提出了人性問題,這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有人認為,人性被搞壞了要怪到馬克思主義頭上,馬克思主義講唯物論,就是講吃講喝講穿講享受。這種認識太搞笑了。我們可以看一看,那些吃喝嫖賭的人,坑蒙拐騙的人,其哲學基礎或世界觀恰恰是唯心主義的,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
其他的同志的發言我記得不全,就不多說了。下面還有個自由討論、碰撞思想火花的階段。
● 巫峽:
下面就自由討論一下吧。
● 陳燦平:
為什么要提文化體制改革?這和現在“西風壓倒東風”的社會形式分不開。現在社會中的半殖民化的情形已經形成,加上網絡的傳播作用,很多人打著“多元化”的旗幟來施行文化的霸權主義。現在很多人雖然是中國人,已經沒有了中國心。所以,我個人認為文化體制改革的提出,提得晚了點,但是晚總比沒有好。不管是從文化安全、文化戰略以及作為一個民族的尊嚴來說,我們應該發出聲音來,在這個方面有所作為,不能局限于象牙塔書齋里面,而應該投身到實際的文化事業中去。剛才有個同學說人性是善的,這個已經討論了很多,其實我覺得人性無善無惡,是與身俱來的東西,人性可善可惡,所以需要文化的教化以及制度的約束,因此我們過份討論人性的善和惡,都會給制度設計帶來不可避免的弊端。
● 趙磊:
你已經很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性論”了,人性需要環境的塑造,是他自身的存在來決定他的意識。馬克思的人性觀不去討論善和惡,所以你可以更深一步去理解人性。
我前段時間做文化項目評審,我覺得文化專家開出來的辦法基本上就是市場化。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說是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其實并不是這么回事。只要有經濟效益,這個項目就比較容易拿下。你們看湖南衛視不就是這樣嗎?現在他們也是沒頭的蒼蠅,什么相親、選秀都整完了,以后不知道該整些什么,你總不能把衣服褲子都脫完了讓大家秀吧?他們認為,文化大繁榮的標準就是看的人多不多,那么黃色圖片點擊率多高啊,多吸引眼球啊,你能說這是文化大繁榮嗎?這就是一個誤區。
● 倪建雄:
社會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是應該有區別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主題應該是基層老百姓。西方文化很多基層民眾看不懂,因為它們不重視這些主體。只要有幾個老板能夠長期投資,有利潤,這些文化就會長期搞下去,但是這些文化就是“去真正的主體”,最終會走向衰亡。而老百姓找不到自己文化的內容,而且要考慮到自己的生存。
今天來的時候遇到一個司機,他給我講他的事情,說他以前什么事情都做了,偷竊和搶劫。所以,這些人的生活,你不去深入就不會知曉。為什么他們要表現出這種流氓無產者的行為呢,因為他們是被這個社會拋棄的人,現在的文化就根本不能接觸到他們。文化可以讓人做好事學雷鋒,我曾經也這樣做過好事,覺得自己就應該和工農站在一起,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
很多基層老百姓,被生活所迫,不會去考慮理想主義以及信念問題,因為生活逼得他們去成為流氓無產者。而這些又跟所有制的變化是緊密聯系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搞文化體制改革,對于文化是為誰服務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重視。如果真的是要為老百姓服務,那就要像薄熙來說的那樣,要去深入老百姓家庭,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工農的思想和精神狀態。
● 張建華:
毛主席在延安會議說得很清楚了,文化就是要為大眾服務。我們現在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文化觀,正確的文化方向,像毛主席說的,為大眾服務。現在文化基本上搞成產業化,就會導致很多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會使發展方向出現問題。
● 趙磊:
建華說的對,這是方向問題。我這里有專家解讀文化改革的關鍵詞,大家可以看看。第一個是“文化強國”,第二個是“文化體制改革”,第三個是“文化產業發展”,第四個是“文化軟實力”,第五個是“文化自覺自信自強”。大家看到沒有,他們都沒有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什么的問題,他們都將其淡化了,連專家都是這樣子。所以為誰服務的問題,老百姓就更搞不清楚了。
● 巫峽:
各位老師,各位網友,因為時間關系,我們今天的討論到此為止,謝謝各位的積極參與!
( 2011-11-30 日整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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