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延安時期的文化運動

　　王二路

　　為紀念、重溫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011年5月下旬，專程赴延安進行了一次實地考察學習。

　　通過實地參觀，在直感上形成了個人的一種認識或曰結論，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創造、孕育出的最為具體、最為感動、最為寶貴，也最為值得大力繼承弘揚的是三大運動：大生產運動、整風運動、文化運動。

　　一個時期以來，在一些人的嘴里是很避諱談“運動”二字的。其實，每開展一項工作或進行一種事業，小范圍開展稱活動，大面積地進行即屬運動。運動，在字面上可簡單理解為運作、行動。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如果不搞大生產運動，黨和軍隊及根據地的廣大人民群眾就難以生存;如果沒有整風運動，黨內軍內就會出現更多的黃克功，乃至后來的劉青山、張子善，我們的黨和軍隊也就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又歡迎”;如果不開展文化運動，馬列主義中國化就無從實現。可以說，三大運動是延安精神的生動體現。這一點回避不的，更抹殺不掉。

　　在延安參觀期間，我特別留意于抗戰時期我黨、我軍在延安開展文化運動時留下的諸多珍貴的圖文史料和實物展覽。通過實地參觀，心靈受到了觸動并獲得了感性認識。返回后，通過搜閱大量的資料，又有了一定的理性認識。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史稱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在這13年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和中國革命斗爭的激流中，中國共產黨和各根據地人民，開展了一場既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的文化運動，從而，鑄就出一部不朽的文化史詩——“延安文化”。

　　延安時期的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誕生90年來開展的最為有聲有色的時段，也是最為自覺、自信、自強的時期。無論對黨、對軍隊、對民眾的感染和鼓動，還是對抗戰勝利、社會發展的推進等均起到了重大的積極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說，延安時期的文化運動是超過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的。

　　延安時期文化運動的偉大意義、深遠影響、重大作用等，一言難盡，在此不作詳述。僅就當年我黨在延安開展文化運動的一些表象、特征，依據前輩賢人的文字記載和本人實地考察得來的一些感受，簡要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勤學苦讀的良好風氣

　　所謂文化自覺，我以為最基礎、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對先進文化要有一種如饑似渴、廢寢忘食的學習態度。

　　在延安抗大舊址參觀時，更直觀、更具體地了解到當年干部戰士刻苦學文化，認真鉆研馬列理論的動人事跡、感人精神。目睹抗大學員自制的學習用具，如：抄寫的課本、自制的作業本以及用山上采摘的野果制成的算盤等;默誦著當年戰士們編的順口溜：識字在背包上，寫字在大地上，課堂在大道上，課桌在膝蓋上……延安時期干部戰士勤奮刻苦的學風，由此，便可窺一斑而知全豹。

　　當年，延安的干部戰士不僅在識字學文化上勤奮刻苦，就是對馬列的經典著作、高深的思想理論，也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釘子”、“螞蟻啃骨頭”等精神，攻下一道道難關，取得了驚人、喜人的成果，培養出一大批人才，為馬列主義中國化奠定下雄厚堅實的基礎。

　　據資料記載，當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著抗日戰爭和黨的建設這兩大主題，在思想理論戰線，發動了五次攻勢，實現了五次理論創新。

　　第一次是哲學領域的攻勢。時間是1936年到1939年，結果是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哲學理論。

　　第二次是戰爭學領域的攻勢。時間是1938年，代表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各根據地廣為翻印發行，出現了十多種版本。《論持久戰》僅從1938年到1939年春，就在中國印行了19 版。兩部著作論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具體發展道路和戰略戰術，起到了社會轟動效應，有些國民黨部隊當時都把《論持久戰》奉為“經典”，作為戰地的最佳讀本。

　　1939年到1940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基本理論領域發起了第三次理論攻勢，代表作是《青年運動的方向》、《<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和文章，結果是形成了比較系統完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第四次是從1942 年春到1943 年10 月，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創了黨風建設的新模式。

　　第五次是從1940年12月到1945年6月，黨的高級干部集中四年半的時間深入研究黨的歷史，開創了用《歷史決議》統一全黨思想的新舉措。通觀這一時期的理論創新(《毛澤東選集》共收錄159 篇文章，其中在延安撰寫的有112 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延安文化，都出現了歷史性的飛躍。

　　另據資料顯示，延安時期出版了許多馬列主義的哲學著作和教科書，這些書都被搶購一空。這些書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的書信》、《列寧關于辯證法的筆記》、《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反杜林論》、《斯大林的早年哲學思想》以及艾思奇的《哲學講座》、《哲學選輯》，柯柏年、王石巍的《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周揚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吳黎平和艾思奇的《唯物史觀》、博古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等等。

　　當時，毛澤東主席還專門寫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章來指導讀書學習運動。

　　陳云同志后來曾多次講道：延安那段學習對自己幫助很大，可以說是終身受用。

　　第二、喜聞樂見的大眾化

　　所謂文化自信，我以為最根本的標志即是要大眾化，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延安時期，文化大眾化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就是扎扎實實深入農民生活、從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創作材料而形成的一大批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譬如，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便是當時創作完成的。

　　本人喜歡戲劇，新鳳霞的代表劇目：評劇《劉巧兒》我是百看、百聽不厭的。但多年來一直不曉的此劇的來龍去脈。今年到延安參觀才了解到，這個《劉巧兒》竟是延安時期的產物!是根據1943年袁靜劇本《劉巧告狀》和當年說書演員韓起祥的說唱《劉巧團圓》改編而來的。在展覽櫥窗里我看到了劉巧兒的原型封芝琴一家的“全家福”照片以及相關的圖文史料……

　　參觀中，我覺的延安時期文化大眾化最為耀眼的一個亮點，當屬民歌了。民歌這種民間文藝體裁在封建社會只是流傳于下層百姓中間,而不曾登大雅之堂,不為圣賢文化所承認。然而“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發現了這個鄉土氣十足而又靈性回轉的民歌,與當年那個暮氣沉沉、垂死掙扎的封建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于是歡動跳躍并高揚起一向被貴族文化所鄙夷的平民口頭文學的旗幟,眼光移向下層,開始大規模地收集歌謠。但是“五四”時期的民謠收集缺少的是對其音樂部分的記錄和研究,而真正把民歌作為一種音樂文化進行收集則是1939年延安成立的“民歌研究會”。三十年代的延安,在當時文化人心目中這塊熱土上充滿著激情、充滿著戰斗、充滿著革命的正義,他們懷著對這塊土地的向往來到了這個中國的莫斯科。然而,音樂家們來到延安首先不是為了音樂,而是為了革命——是革命的目的引導著他們走向延安,實踐著藝術行為與政治行為的高度統一。1941年冼星海發表的《民歌與中國新興音樂》對這一時期民歌收集的目的給予了明確的闡述:“……在抗戰中談民歌研究,并不是無意義的。音樂的作用能配合現階段戰爭的需要,會具有徹底的斗爭性、政治性、教育性、現實性……

　　延安文化大眾化，表現的最為熱烈火爆的是延安秧歌。1942年，在新文藝思想的指導下，陜甘寧邊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秧歌運動。魯藝秧歌隊開風氣之先河，采用新道具、新內容，有力地推動了新秧歌的發展。1942年2月9月，魯藝秧歌百余人到楊家嶺、中央黨校等地拜年，傘頭舊貌換新顏，改為手持斧頭鐮刀的工農形象。內容均以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生產運動為主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觀看了表演。毛澤東說：“這還象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你們覺得怎么樣?”朱德贊道：“不錯，今年的節目與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啊?”;艾青、肖三、周揚、賀敬之、張魯、安波、王大化、李波等藝術家們都為新秧歌運動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1944年5月24日，馬可在《解放日報》撰文介紹陜北佳縣農民李有源、李增正來延安途中用“騎白馬掛洋槍調”編寫秧歌曲“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就是后來著名的《東方紅》。1944年3月21日，周揚發表長篇文章《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從理論上總結了文藝座談會的延安秧歌運動。他說，就形式而言，它加進了五四以來新文藝形式的要求，溶戲劇、音樂、舞蹈于一爐，是一種新型的、小型的廣場劇。延安時期涌現出一大批群眾喜聞樂見的秧歌劇，著名的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等。郭沫若曾回憶說：“秧歌舞之到重慶，就是隨著周恩來飛來的”。周恩來組織延安青年文藝工作者給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人員舉行秧歌演出，周恩來等領導同志親自扭秧歌，把這一文藝活動帶到了邊區以外的廣大地區，被重慶界稱為“使今日的演劇運動踏上了一個新的旅程”。延安秧歌，開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群眾文化的新天地。不但是“秧歌鬧得歡”，在秧歌劇《兄妹開荒》之后，又有大量以吸收民間藝術形式作為基本語言模式，以塑造工農群眾作為新文藝的主人翁的藝術作品產生。最為突出的為歌劇《白毛女》、詩歌《王貴與李香香》，小說《李有才板話》等。

　　2011年5月22日傍晚時分，我在延安火車站附近的廣場上，見到一大群粉墨濃妝、舉傘舞扇的秧歌隊。擠進人群，觀賞了多時，并拍下了一些照片。更重要的是讓我回憶并見證了昔日延安“秧歌鬧得歡，百姓樂翻天”的盛事。

　　第三、激越昂揚的主旋律

　　所謂文化自強，我以為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具有奮發向上、激人奮進的主旋律。

　　在延安參觀，使我切身感受到延安時期那激情燃燒的歲月。當年，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是中國革命的主題。因此，對愛國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事跡的謳歌，必然是延安文化的重頭戲。抗戰開始后，中國共產黨立足延安，在國家半壁江山淪陷的情況下，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廣泛、深入、持久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成為中國抗日民族解放斗爭的中流砥柱。是時，陜北的山城，“夕陽照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進河邊的流瀠，春風吹變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啊，延安，你這座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跨過萬水千山，從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從大后方，從南洋、歐美等地奔向延安。“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市。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走散到各個方向去”。從此，從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到反對妥協投降，再到抗戰后反對蔣介石獨裁、內戰、賣國的革命斗爭，始終是延安時期愛國主義戰歌的主旋律。

　　第四、百花齊放的生動局面

　　要真正實現文化自覺、自信、自強，我以為最關鍵的是要在文化層面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在文化的各個領域實現百花齊放、勃勃生機的良好局面。有言曰：“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盛開春滿園”。

　　延安時期的文化運動，開創出的生動局面，結出的累累碩果，許多史料、文章(包括親歷者的回憶錄)都有詳盡、生動的描述。但通過認真閱讀，我覺的由西安政治學院編寫的《延安文化——先進文化第一樂章》一文，既簡潔又相對較全面，現摘抄如下：

　　哲學領域，其學科“領軍”人物是毛澤東、艾思奇、李達等理論家、哲學家。他們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工作，通過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深入研究中國的傳統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對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廣泛深入持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三者的有機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以“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為基礎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歷史學領域，通過毛澤東、范文瀾、郭沫若、伊達、楊松等理論家、史學家的不懈努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能動性地應用于史學研究，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和中國歷史文獻編纂等多個領域，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靈魂的歷史學科體系。中國的史學，實現了從傳統史學向馬克思主義現代史學的歷史性轉變，奠定了中國現代史學新體系發展的基礎。

　　在中國的傳統史學領域，自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奠定《史記》治史的基礎以后，基本上是以“二十四史”為基本骨架結構，儒家思想是史學的靈魂。在延安文化中的中國現代史學領域，史學家、理論家把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創造性地融入《中國通史簡編》、《中國代近史》等史學作品中，從而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新史學的靈魂。同時，史學的分期與分類——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中共黨史——也實現了歷史性的變革。

　　文學藝術領域，通過毛澤東、周揚、丁玲、冼星海、艾青等理論家、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的創造性努力，確立了無產階級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形成了革命文學藝術的源泉、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文藝的評判標準、革命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與世界觀問題等一系列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學藝術的基本原則，規定了中國新文學藝術的發展方向。在文學藝術作品方面，創造了不朽的《黃河大合唱》、《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產大合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屈原》等名篇佳作。從延安文學藝術的基本方向、基本方針、基本原則，到碩果累累的延安文藝，使得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發展起來的中國新文藝，在延安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

　　新聞傳播學領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建黨與大革命時期、江西蘇區四個歷史時期的新聞報刊發展的基礎上，以毛澤東、博古、艾思奇、舒群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開拓延安時期的新聞宣傳工作，艱苦奮斗13年，確立了“新聞宣傳的黨性原則”和“全黨辦報”的方針，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了“新聞宣傳的真實性、戰斗性”，卓有成效地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勝利地粉碎了來自各方面的宣傳戰，培養教育了人民，動員了千百萬民眾投入到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戰爭。新聞宣傳事業不斷開拓了人民大眾新聞宣傳的新領域。

　　所有這些，都使中國近代發展起來的新聞學實現了革命性的歷史變革，形成了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新聞學。

　　延安的軍事科學，是延安文化最燦爛的一個領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和深入扎實的理論研究，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系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系統地論述了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和黨指揮槍的“軍魂”及人民戰爭的思想，提出和總結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以及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

　　中國共產黨建設學領域，通過全體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艱苦卓絕的奮斗，成功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確立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思想，系統闡述了思想上建黨的原則;圍繞黨的政治路線抓黨的建設;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等基本理論，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建設學的基本科學體系，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學作出了偉大貢獻。

　　此外，延安時期的內政、外交、教育、經濟、民族關系等各個領域，也都伴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迸發出了燦爛的“火花”，從而完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先進文化“第一樂章”的創作。

　　概而言之，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開展的文化運動，其歷史地位和不朽意義，她的核心內容和歷史價值，是任何人、任何時候也否定不了的!延安文化運動中打造出的延安文化即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文化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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