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氣和官僚主義管不好國家大事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自序

? 朱永嘉 / 復旦大學歷史系

本文為朱永嘉最新著作《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中國長安出版社，2015年4月版）序言，作者授權首發。《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一書以明代政治制度為中心，上溯淵源，下析演化，從國家管理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上剖析中國政治制度演化中的核心問題。作者對縱說紛紜的分封制與郡縣制問題、軍兵問題、周期律問題、制度設計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與厘清，并對東宮制度做了開創性的梳理工作。 

這是我自2009年11月起，至2011年6月的六次關于明史的講稿。起因是上海一個企業的陳總邀請我為其屬下高管每月做一次講座，作為他們的學習討論會。他們想學歷史，所以請我去給他們的工作人員講講明史。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企業既要在市場上博弈，還要接受國家的行政管理。從市場這個視角講，中國古代的市場與現代的市場，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從行政管理講，如今與古代也有很大的變化，但畢竟是從中國傳統演化而來，所以從國家管理制度的層面講一點歷史知識，或許對聽者還會有一點啟發。

過去王亞南先生寫過一本《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可以說是研究中國官僚政治制度的經典了。他講了中國官僚制度的兩個杠桿，一個是稅制，一個是科舉制，也就是人事管理與財稅制度兩個方面。人事講官僚的來源，那個時代是科舉考試制，現在是高考制度與公務員考試制度。財政說到底是稅制，他講的是兩稅制，那也是中唐以后的事，之前是租庸調制度，它與土地制度緊密相聯。在這方面我一下子也講不出什么新意，故我只能另辟蹊徑，換一個視角，從國家管理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上剖析中國政治制度演化中的一些核心問題，以明代的政治制度為中心，上溯其淵源，下析其演化。

中國古代國家管理的中心是皇權問題，它是宗法式的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標志，包括內宮、外朝、軍兵、司法，從決策到行政，以及中央和地方等方方面面的相互關系。要說清楚這些問題，那么這次講明史便不能似過去講斷代史那樣，以人和事為線索、按時間次序講，而是應依制度層面，通過一個個剖面來解析中國古代國家制度的來龍去脈。中國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的時候，新朝總要通過修史來總結前朝所以興亡的經驗教訓，進而設計新朝的政治體制，這幾乎是每朝開國時必有的措置，明朝建國時也不例外。這就是以史為鑒，也就是李世民所說的“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中國歷朝歷代建國的皇帝中，出身于布衣的只有兩個人，即劉邦與朱元璋，都是從平民百姓出身，歷經艱險才取得天下。他們都曾議論過前朝何以亡、自己何以興的問題，同時他們也只能接受前朝，甚至是歷朝歷代留下的政治文化制度，在這些政治遺產大框架基礎上，做某些修修補補，以顯示其新的氣象。而這些在原有框架基礎上所做的某些調整，其效果究竟如何？那也只能讓歷史來檢驗了。劉邦是在漢五年打敗項羽，擁有天下，在諸侯王擁戴下即皇帝位，到十二年便去世了，只做了七年皇帝。《漢書·高祖紀》載其臨終時的情況：“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于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劉邦相似，臨終前都不相信醫生，不愿打針吃藥。劉邦最后一年還在領兵打黥布，為流矢所中，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充分討論制度變革的問題。劉邦軍隊進咸陽時，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所以只能是漢承秦制。而項羽進咸陽時，只知道放一把大火燒之，恢復分封諸侯王的地盤，實施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結果是讓自己四面樹敵。劉邦平定異姓諸侯王之后，那時“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漢書·高五王傳贊》）。這就為以后七國之亂埋下了隱患。故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便講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賴），失今不治，必為錮疾。”（《漢書·賈誼傳》）這個問題在景帝時終于爆發。賈誼在《治安策》的基礎上曾經為漢文帝設計了整體設想，然而文帝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同上）制度的變革，實際上是利益的再分配，要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相當困難。漢代諸侯王的問題，要到漢武帝時才真正解決。漢武帝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也帶有制度變革的性質，有竇太后在，他漢武帝就動不了。武帝即位的次年，即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免。”（《漢書·武帝紀》）要到竇太皇太后、王太后她們去世以后，漢武帝才能做主。漢家的制度，漢宣帝曾對其太子劉奭明確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霸道是指法家，時漢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因而喜歡淮陽王，稱：“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漢書·元帝紀》）王道是指儒家，講禮治，法家是講依法治國。漢武帝以下至宣帝，實際執行的是儒表法里，并非純任儒生。從漢代制度變革的過程可以知道，它是權力與利益關系的調整，是各種力量較量的結果，需要時間來檢驗其成敗得失，它的最終完成需要一個發展的過程，并非賈誼那樣做一次頂層設計便能實現目標。

朱元璋比劉邦幸運，他是二十五歲起兵參加紅巾軍郭子興部，那一年是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帶兵過江攻克集慶，由此開始自立門戶。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在集慶即吳王位，在群雄逐鹿中獨樹一幟。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他正式在南京即皇帝位，定國號為明，那一年朱元璋只有四十一歲，至洪武三十一年去世，足足做了三十年皇帝。與劉邦相比，他有充裕的時間為自己建國立制。從洪武元年立國起，至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亡為止，這個王朝前后有二百七十六年時間。從有明一代的歷史，回過頭來審視朱元璋在洪武那三十年時間中，為明朝政治制度設計所作的種種努力，其中之得與失，還是對后人有鑒戒的意義。

國家政治制度，本質上是國家權力組織機構及其運行的程序和方式，它規范著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所以它又是社會的一種公共權力。這一套組織結構及其運行程序，與其立國的宗旨，用現代社會通用的文字表達出來便是憲法、民法、刑法、民事和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及各自的關系法等。那么多用于規范制度的法令，無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該怎么辦事，這是從積極方面講；一是違反這些規定時，要怎么處罰，這是從消極方面講。從歷史上講，最早的成文法，如儒家經典《周禮》便是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各國職官制度匯編而成的典章。最早的刑法見于記載的是春秋時鄭國子產所鑄的《刑書》。戰國時魏國的李悝總結各國典制的《法經》，共有六篇，亦稱《六法》。從文獻記載上看，《法經》的正文稱法，補充法的條文稱律。至秦國商鞅變法，則連同正文一起改稱律，因而改《法經》六法為《六律》。從傳統文獻看，律的名稱由此開始。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第十一號秦墓發現了一千多枚竹簡，大部分內容為秦律，其中有《田律》《倉律》等十八個律名。此外還發現有《魏戶律》和《奔命律》，說明自李悝以后，魏國同樣以“律”來指稱《法經》。唐代的成文法典繼秦漢之律令演化而成，包括律、令、格、式四大類。其中令與式是從正面規定國家的制度、職官的職掌、活動的方式，律與格則是從消極方面規定違反令、式所給予的懲罰。朱元璋在明代洪武年間立國的章法，便是承漢唐的建制而來。明代國家機構的組織，《明史·職官志》稱：“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至于刑法，《明史·刑法志》稱：“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這里所說的《漢九章》，是指蕭何在李悝《法經》六篇之外，加《戶》《興》《廐》三篇，謂之《九章九律》，《廐》即《廐律》。朱元璋為明帝國建章立制，實際上做了兩件事，一是制訂《皇明祖訓》，它既是有明一代的家法，也是國法，這是屬于正面講國家的組織機構及帝王執政的基本方針。朱元璋在《皇明祖訓》的序文中說：

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

換一句話說，法制的建立是從實踐中來。朱元璋的另一段話是說明其建立法制的過程，他說：

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后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

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既是他的家法，也是國法。《禮記·大學》中說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方面環環相扣。對一般士大夫而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四者之間，修身、齊家是前提條件，然后才能談到治國、平天下。那個治國，在古代是指治理諸侯國，秦漢以后是指地方官管理一方百姓，也就是《韓非子·顯學》中講的“宰相必起于州部”。天下是指整個王朝，與今天的世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家與國及天下是完全不同的范疇，家事與國事、天下事是有區別的，而國事與天下事則是屬于同一范疇。這兩個范疇之間，有公與私的區分。從修身的角度講，要正心誠意，它的前提是格物致知，才能懂得是非與得失。然而人的知識很難僅僅從書本的間接知識上獲得，還得從社會實踐的直接知識上獲得。作為士大夫來說，他們還不是在與社會隔絕的狀態中成長，多少還有經受艱苦磨練的機會。對于王者來說，除了立國之初的一、二代君主還能從實踐斗爭中磨練自己的才干，后面的歷代君主，只能生在在深宮之中。宮廷制度，包括東宮制度，都把繼承者的生活與社會隔絕了，他們只能“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即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我們今天的機關大院，某種意義上也有宮廷生活的影子，當年柯慶施要把上海市委書記處搬到東安新村，與工人群眾共呼吸，就有其合理的一面。如此這般的宮廷生活，把王子王孫們與民間的日常生活完全隔離開來，結果是他們失去了來自社會和民間的氣息。明武宗正德皇帝在宮廷里面建豹房，在宮廷中仿照民間搞集市，他的微服出行，所謂的游龍戲鳳，從帝王的角度雖然荒唐，但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想沖破宮廷生活束縛的童稚天真。官僚的生活，也有類似的情況，前衙后院，某種意義也是前朝后宮的復制。官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脫離了民間的日常生活，就是脫離了生養他們的大地或者說脫離了地氣，帝王之氣和官僚主義是管不好國家大事的。即使在今天，這個教訓也值得我們吸取。真正的群眾路線，必須與群眾日常的生活打成一片，毛澤東在延安時住在棗園，還能與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談家常，進京以后的安全工作便限制了他。脫離了大地，力量又從何而來呢？皇子皇孫的后代，他們不可能如朱元璋那樣“幼而孤貧，長而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嘗盡人間甘苦。漢宣帝所以高于元、成、哀、平諸帝，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他早年生長于民間。他們之間成長條件不同，僅靠讀圣賢書，即使從娃娃抓起，也是很難做到正心誠意而完成修身的功夫。而宮廷內部眾多后妃之間的鉤心斗角，同樣也很難達到齊家的境界。

從客觀環境上講，依照嫡長制繼承皇位的帝王，齊家的事固然難辦，治國便更加困難了。家事和國事對于王者而言，二者又很難分得清。國事與家事攪合在一起，往往帶來很大的麻煩，家事往往變成國事，家事中的紛爭，往往影響國事。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是從家事出發，實際上變成國事了。這一份祖訓是從正面講該怎么辦，如皇位的交接班問題是國事，但也涉及到皇室家族內部復雜的相互關系。后宮制度本來是帝室的家事，但也往往成為國事，后宮的關系處理得好與不好都會影響到國事。我參觀過北京的故宮，它是明代宮廷生活的遺存，在我心目中，它那么富麗堂皇，既是人間天堂的象征，然而又是一座牢獄，在里面生活的人，實際上過不了正常人的生活。那個地方本質上是一座華麗的人間地獄，多少罪惡的淵藪從那兒萌發，在那兒有什么人性可言！當然，它如今作為博物館，無法展示真實帝王生活的另一面。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主要是從正面講，要求其子子孫孫如何辦的問題，也是國事該如何處理的問題。至于從負面講，如果違反規定，該如何處置和懲罰的問題，那就是朱元璋制訂的《大明律》和《御制大誥》。他在《大明律序》中說：

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以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特敕六部都察院官，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于律。

這里律是條文，《大誥》的前后三篇與《大誥武臣》則是屬于案例。這篇序文下發于洪武三十年五月。從這個過程可以知道朱元璋為明帝國長治久安所作的建制立法，前前后后貫穿于他在位的三十年。我們現在來讀《大誥》上的這些文字，往往只看到他的嚴刑峻法和刑罰的殘酷性，但仔細分析，他的重點還在治官，除了刑罰之外，還有他苦口婆心說教的一面。很少有人透過這些殘忍的刑罰，看到他布衣情結的那一面。他畢竟是一個出身于平民的布衣皇帝，吳晗多次修改《朱元璋傳》，但始終不能令毛澤東滿意，缺少的東西，正是在如何揭示朱元璋布衣情結的一面。朱元璋的《大誥武臣》是治軍的，如果認真去讀他寫的《大誥武臣》的序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那些帶兵的將領如何苦口婆心，同時對軍官虐害士兵又是多么痛心疾首，他說：“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干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他處理的那么多大案，從郭桓案、胡惟庸案到藍玉案，殺的是貪污腐敗的官員與將領，不是無辜的百姓和士兵。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在感情上與朱元璋是相通的。而吳晗缺乏的也是這一點，他只看到朱元璋殘酷的一面，沒有看到朱元璋因布衣情結而同情下層社會受欺凌之弱者的另一面。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朱元璋在祖訓中，有對王者的告誡，但在律文中卻沒有王者違反祖訓后如何制裁的條文，這就為不肖子孫的胡作非為留下很大空間。

那么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三十年的時間內，為建國立制所制定的那么多典章制度都有效嗎？從他身后的二百多年歷史看，效果實在很有限。為什么？因為事物發展的邏輯不等于建章立制的邏輯演繹，往往只能是“有心栽花花不發”。制度的形成和定格，不是靠頂層設計者的良好愿望就能實現的。制度的發生、形成和確立都需要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百代都行秦政法”，它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成型的。從根本上講，制度是人類長期活動過程中形成的產物，是人類社會自身演化而成的，很難靠某個圣人設計而成型并流傳不絕。明代的典章制度，盡管還是在漢唐這個傳統上作一些修修補補，但能夠留得下來的也有限。毛澤東講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實際上是為了說明典章制度的頂層設計有它的局限性。無論什么制度，總還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任何法制的建立，都只能是人們在實踐基礎上總結概括，進而成為書面的成文法。習慣先于法制，成文法只能是習慣法的抬升，其成型經常表現為“無意插柳柳成蔭”。這個成蔭之柳，往往具有兩面性，有筆直的，也有歪歪斜斜的，這個事情很難勉強。當然，我并不否認杰出人物在矛盾尖銳和條件成熟時，果斷地采取措施，能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相關法制。但這個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往往既有正面的經驗，也會有負面的教訓，這個世界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和完美無缺的事，要知道成績與不足、優點與缺點往往是共生的，否則便沒有辯證法了。因而可靠的頂層設計往往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不斷積疊經驗而逐漸形成成文的法典，說到底還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已六十多年了，這六十多年我們已積疊了不少正面和負面的經驗與教訓，無論前三十年還是后三十年，均是如此。這些經驗和教訓及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為我們逐步完善政治制度創造了客觀條件。它的定型還需要時間，有的要從習慣或慣例逐漸轉化為法典，它不可能從人們心中的愿望如公民社會或者所謂普世價值之類的概念出發，而應是從我們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當前實際情況出發來總結經驗教訓，使之定型成為法典。了解一下明代初年朱元璋建制立法的過程，及其在有明一代發展的實際影響，或許對我們今后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會有所啟發。我為這六次講座所寫的講稿，其目的即在于此。

宋人歐陽修對制度的建置和改革持慎重的態度，他一貫信奉法不能以自行的原則，如果不講人才的培養，專講制度，往往無助于實際。如果經常盲目地在制度設計上兜圈子，那就很難取得實際效果。他在《準詔言事上書》一文中說：

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

故出令要慎。他在《與田元均論財計書》中說：“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幸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朱元璋花了三十年時間進行建章立制，在其身后的效果尚且如此，在我們今天更要慎之又慎，最重要的還是一個又一個雷厲風行地去解決具體問題，集腋成裘，填平補齊，使制度化能全面而又深化成型，這樣做或許更有把握。在制度建設上，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法制觀念的確立，作風的端正，人際關系的淳樸，這些方面是法制得以定型并傳承的關鍵。制度的實施要靠人的行為去保證，人們對制度的信仰還是第一位的。缺了這一個環節，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難以保證長久。就人類社會生活而言，任何理想化的設計，只能是桃花源中的生活，僅僅是空中樓閣而已。我不是否定理想，真正可靠的理想只能是相對的，是從實踐中發展而來，再美好的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社會實踐只能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前進，理想只是為我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已。以我自己切身的經驗看，自己在青少年時代，確實對未來的生活充滿著理想與憧憬，壯年時也曾經為理想努力奮斗過。到了行將就木的晚年，我并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但更懂得一切都只能從現實出發，從腳下的實踐開始，踏踏實實、堂堂正正地做一個大寫的人。個人的經歷，畢竟是非常渺小的一個短暫的過程，對整個國家、民族和社會而言，不管有多少曲折和艱難，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總是在不斷進步，我們的前途一定是美好的，在我們的前方，還留有非常廣闊的上升空間。

由于我上課的對象都是社會成年人，不是青年學子，所以是采取課堂討論的方式，每次上課前，先發講稿，講課只是提綱式的說明，主要是討論，而討論的過程，往往從現實生活提出相關的問題。故我的講稿，也只能貫通古今，跳躍式地去講。這六次講座間隔的時間較長，前后有一年半時間，講稿為了保持前后的銜接和貫通，難免有重復的地方，同時由于是從制度剖面分別去談，某些重復更難完全避免，望讀者能夠諒解。

書名之所以取為《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因為講稿是以政治制度為中心，流是指流變，講傳統上的前后因緣沿襲關系，源是指來源，即政治制度源于當時實際生活的矛盾和斗爭。朱元璋的制度設計是在這兩個基礎上形成的。有明一代的政治，有得亦有失，得在何處，失在哪里，那就要去論了。史論亦是中國傳統的歷史題裁之一。

本文為朱永嘉新著《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中國長安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