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因刊登其執行主編洪振快抹黑狼牙山五壯士一文，被梅新育罵作狗娘養的。洪振快起訴梅新育，豐臺區法院已經立案。

　　洪振快，《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目前在《新京報》、《南方都市報》、《上海證券報》等報設有專欄。出版的著作有《講武論劍》、《紅樓夢古畫錄》、《亞財政》等，其中2008年出版的《亞財政》引起廣泛關注。目前主要研究經濟史，特別關注財政、稅收與歷史變遷、社會發展的關系。代表作品有《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沒有制度現代化，中國難以真正實現現代…》、《權利的貧困是當代中國最大的貧困》、《“官二代”，何時會退出歷史舞臺?》、《統計數字不精確原因何在》、《國家財政不能變成私家財政》等。

　　通過對其文章的分析發現，洪振快善于對史料進行斷章取義，選擇性使用，對民族英雄、中共歷史充滿了痛恨與反感，極盡所能地進行造謠、抹黑、歪曲與否定，大搞歷史虛無主義，而對英國殖民者、美帝國主義、晚清賣國賊主導的洋務運動、蔣介石政權治下的民國十年，卻出奇地抱有極大的好感，對這些團伙犯下的滔天罪惡一概不見，相反，卻常常是無中生有地美化這些中國歷史上最邪惡的集團、無盡地贊美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那幾頁。

　　《炎黃春秋》讓如此反共親蔣、反中親帝的人充當執行主編的角色，充分暴露出這本雜志同樣的反共親蔣、反中親帝立場，而《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副社長楊繼繩等人，也都是一路貨色。這群人以《炎黃春秋》為陣地，多年來已經熟練掌握了歪曲史實、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等歷史虛無主義手法，大肆宣傳其反共親蔣、反中親帝的文章，借以達成顛覆中共政權、推行資產階級憲政的目的。

　　目錄：

　　選擇性使用史料抹黑民族英雄

　　為殖民者辯護：英國鴉片戰爭帶來文明

　　假如沒有美國，中國抗日戰爭結局是個未知數

　　洋務運動 民國十年 好時代

　　選擇性使用史料污蔑中共大搞鴉片貿易

　　接過楊繼繩造謠接力棒：餓死三千萬再出發

　　愛國不等于愛朝廷 用投票選舉的方式更換朝廷

　　小結

　　一、選擇性使用史料抹黑民族英雄

　　洪振快《“狼牙山五壯士”的細節分歧》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3/118/13118161626b7h749310h7f149gkb1k6hfj.html一文，引用了不少史料，也下了一番功夫，但因為帶有對民族英雄的強烈反感、抱有抹黑狼牙山五壯士的目的，所以在資料的選擇上只取對抹黑有利的而不取對抹黑不利的，試舉幾例：

　　1、對于華北治安戰的取舍和誤用。

　　洪振快質疑狼牙山五壯士斃敵50余這個數字，引用了《華北治安戰》中敵110師團的記錄：“敵方損失，遺尸5616具。俘虜3769人。……我方損失戰死84名、負傷224名。”與《聶榮臻年譜》中：“北岳、平西的秋季反‘掃蕩’作戰結束，歷時66天，作戰800多次，共殲滅日偽軍5500多人，我抗日軍民傷亡1900多人”相對照，一句潛臺詞是“八路軍吹牛”。戰爭中的數字本來只能是參考， 《華北治安戰》中的數據連同在 《華北治安戰》中的敵人折田貞重都不相信，這里不多說，需要指出的是 敵110師團只占敵人掃蕩中使用的進攻兵力的三分之一，21、33兩個師團的損失在 《華北治安戰》中沒有記錄，而且一定不要忘記八路軍的殲敵數中有大量的偽軍。

　　同在《華北治安戰》中，還可以找到狼牙山五壯士的線索， 而不是象洪振快所說：“敵方的人員，他們也是目擊者，但目前缺乏他們關于此事的陳述”。在日軍總結的這次作戰的教訓中提到以下兩條與狼牙山五壯士的作為極相似："其負責掩護主力退卻的部隊，即使兵力薄弱，也必進行頑強抵抗。”“共軍哨兵在退卻之際，有故意向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傾向”。(444頁)這就說明，象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戰斗不但存在，而且絕不僅僅只有一次。

　　2、是跳崖還是溜崖。

　　這個就不費口舌了，請質疑的人到狼牙山溜一個試試。還非得瞄準崖底再起跳，你真比日本鬼子都狠。

　　3、有沒有地雷。

　　洪振快認定“當天夜里，根本沒有布置地雷”，但就在他引用最多的葛振林的《狼牙山跳崖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突然從石縫里鉆出一個人來，穿便衣，看樣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連聲喊：‘別走，那邊有地雷!’話還沒了，地雷響了。我把宋學義一拉，就地一滾，又滾了一次山坡，幸而沒有傷著。”為了吃蘿卜，為了跳崖，洪振快把這文章都翻爛了，竟然沒有發現地雷，怪嗎?不怪，因為他犯了選擇性失明的病。其實，所有的報道中也沒有提狼牙山五壯士布雷，地雷應該是早就布置好的。

　　其他的不再說了，因為相信大家已經看透了洪振快寫這文章的目的，以及這文章本身是什么貨色，依我看，罵它還是輕的![1]

　　二、為殖民者辯護：英國鴉片戰爭帶來文明

　　洪振快《被忽視的<南京條約>第一條》http://www.yhcqw.com/html/gujt/2011/310/1131019134CJJF3828532CB1GGDHC33CGA.html一文中，提到：

　　“這一條的要義是，英國公民在中國，其人身權和財產權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樣，中國公民在英國，英國政府也承諾保障人身權和財產權。應該說，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

　　“英國人將這樣的內容列入《南京條約》第一條，是因為他們極其看重這一點。”

　　“英國人將對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寫入《南京條約》第一條，典型地反映了英國人的思維，這個思維源自悠久的歷史傳統——一個英國人極其引以為豪的歷史傳統。”

　　“中英雙方對這一條文的不同態度，剛好折射了兩國的歷史命運。英國人如此重視的內容，在中國人卻幾乎視而不見，這種視而不見甚至一直持續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沒有真正理解這一條對于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重大意義。”

　　該文認為，鴉片戰爭中最為重要的，是英國人為中國人帶來了現代文明(人權、財產權)，乃至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是因為林則徐違背了現代文明的做法(程序正義、財產權)而導致的。且不提“文明”英國在美洲對土著民族的屠殺、且不提“文明”英國在非洲進行慘無人道的黑奴貿易，單就“文明”英國進行毒害億萬中國人身心健康的鴉片貿易、“文明英國”發動屠殺中國人的數次戰爭、“文明英國”燒殺搶掠中國的天量財富，也難以讓人相信這就是“現代文明”者、極其重視“人權”、“財產權”者的作為。不得不說洪振快所向往的現代文明真是中國人的災難，在洪振快的夢里，只有殖民者的人權、財產權，沒有中國人的人權、財產權。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洪振快如此反感中國的民族英雄，要盡一切手段抹黑抗日英雄了。為帝國主義洗地辯白，可見過比這更無恥的嗎？

　　三、假如沒有美國，中國抗日戰爭結局是個未知數

　　洪振快在其《歷史如何讓親美變成仇美》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2779977.html一文中稱：

　　“1943年，抗戰艱難時期。7月4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中共黨報《新華日報》發表社評，題名為《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洪文引用這篇社評試圖證明：當時的知識階層中“應該”普遍地“感激美國，器重美國，甚至崇拜美國!這種廣泛普遍的友情，在國際歷史中亦不多見。”

　　很可惜，這篇所謂的《新華日報》社評又是赤裸裸的造謠。這篇文章根本不是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的社評，而只是普通的讀者來信或投稿。當天的社評文章是《鞏固工作競賽成績》。

　　看下面的圖片，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1-4版全文照片;

　　新華日報頭版：

　　接下來是新華日報第二版：(基本是國內或者亞洲新聞，真正的社論就在這一版上)

　　這才是當天的社論!題目是《鞏固工作競賽成績》!

　　接下來看第三版，新華日報國際新聞：

　　所謂的《民主頌》這篇文章，在第四版的新華副刊上。新華副刊是干什么的?刊登讀者來信和投稿文章，詩歌，音樂，雜文以及第四版廣告的。

　　該文引用完所謂的“社評”文章后，進一步推斷：“客觀地說，假如沒有美國，中國的抗日戰爭能否勝利，恐怕是個未知數，至少，抗戰不會八年就能勝利。”

　　對于接觸大量史料的作者而言，說出這樣的話，絕非是無知所致，而是故意屏蔽真實的歷史信息，再一次祭出對歷史斷章取義、曲意解讀的手段，為帝國主義洗地辯白。

　　什么是真實的歷史？

　　抗戰爆發，美國一直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但卻源源不斷的向日本輸出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對日本的支持，中國對日本的戰爭早就打贏了。中國戰場，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繳獲的日軍武器顯示有多個零部件為美國制造。

　　美國對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是持縱容態度。美國有時在口頭指責下日本，以欺騙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但卻通過供應日本的戰略物資來提供實際支持。

　　美國政府和美國資產階級(尤其是美國軍火公司的資本家)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縱容，表現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的東北。美國不但不譴責這一侵略行動，反而與日本密商諒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錦州，進逼中國關內。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政府，對日本強占中國東北的局面和足以損害美在華權益，違反‘門戶開放’及中日間的任何協定、條約，美國均不予承認。但在次日，美國國務院又表示美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的合法條約權利’。此即史汀生主義，其實質是企圖以犧牲中國東北來維護美在華的權益。它是此后一個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史汀生主義_百度百科)

　　1938年7日1日，美國國務院通知美國飛機公司說，美國政府不同意把飛機和飛機零件出售給正在進行狂轟濫炸的國家。這就是有名的“道義禁運”。哈美派也常以“道義禁運”來證明美國反對日本侵華。但“在‘道義禁運’之后，美國壟斷資本家反而增加了對日本的輸出，如1937年，美國出售給日本的飛機價值為248.4萬美元，而在實行所謂‘道義禁運’以后的1938年，美國售給日本的飛機價值卻增加到1745.4萬美元，這個實例足以說明羅斯福政府的所謂‘道義禁運’的虛偽性。”(《美國通史簡編》 615)

　　美英以這種方式間接參與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但美國卻不對日本實施經濟封鎖。而美國在蘇芬戰爭期間對蘇聯實施貿易禁運。這兒關鍵的是,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問題。美國人也知道，“維持日本戰爭機器運轉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別是鐵、鋼和石油，都是從美國獲得的”(〔美〕林克、卡頓《美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冊172)，

　　“直到1940年7月……羅斯福才對供應日本的石油和廢鐵實行許可證制度……事實證明,許可證制并沒有起重大的影響。1940年8月間發給的對日出口的石油產品許可證要比1940年的前6個月所發的總和還要多。在生鐵和鋼的供應方面情況也與此相似。1940年8月間,有30多萬噸的生鐵、廢鐵等物輸往日本,這個數目約與1940年前半年所供應的數目相等。1941年頭3個月,美國賣給日本的飛機汽油比1940年同一時期要多131%。”(《現代國際關系史》661、662)

　　1939年“美國輸至日本軍用物資達1.869億美圓，約占該年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的86%。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的軍用物資達1.9億美圓，約占美國對日本全部輸出額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物資總額共9.867億美圓，其中軍用物資總值占7.039億美圓。美國資本家唯利是圖，供給日本大批軍火物資，用來屠殺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欠下一筆血債。……美國力圖借此誘使日本進攻蘇聯，并保全美國在華南的經濟利益，利用日本抑制中國的革命力量，以達到美日妥協，共同榨取中國人民和反共反蘇的目的”(《美國通史簡編》614)

　　四、洋務運動 民國十年 好時代

　　洪振快在《沒有制度現代化，中國難以真正實現現代化》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89-4066.shtml一文中稱：

　　“真正用于建設的時間，主要是晚清洋務運動、抗日戰爭之前10年和改革開放30年。”

　　我們會發現，洪振快對晚清賣國賊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民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蔣介石主導的“黃金十年”有著強烈的好感，稱之謂“真正建設的時間”，而完全抹煞了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這是搞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案例。我們要問，為何洪振快不單對殖民者、帝國主義有強烈好感，而且對賣國賊、大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同樣有著如此強烈的好感呢？

　　洋務運動：唯一成功的是摧殘民族工業

　　所謂“中興”和洋務運動，由曾國藩的外購，到李鴻章的建廠，“第一要務”均為用外洋船炮鎮壓國內人民反抗。李鴻章1865年9月20日有“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說到他1862年在上海設制炮局、后來創江南制造總局，宗旨皆為平定太平天國，對洋技術之被百姓掌握，用于發展國內生產和資本主義的民族工業，則須“向例設禁”、“隨時設法羈縻”。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31，收有一篇署名俞贊的《卹商論》，如此評論洋務運動：“開礦、商務、機器織布等局，事事步其后塵，事事為所愚弄”，結果不過“化子虛為烏有”，“到處創辦，到處無成”。唯一成功的，是摧殘稚嫩的中國民族工業。這也正是西方列強的本意。《時務報》第8冊，刊有原載1896年9月29日上海《字西林報》，署“英人某”的匿名文章《論機器不宜進中國》。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國經濟通史(下)»中，對官僚資產階級掌控的企業，充滿了這樣的記載：

　　“瘋狂地購買洋設備，引用洋員。”

　　“隔省官員掛名應差，支領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員任意開銷，浪費侵蝕，私囊日充，公款日虧。經人告發時，李鴻章又袒護親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個高級官員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員均領高薪，工人工資極低，工作時間長，礦工得病不加醫治，生活疾苦。”

　　“官場舞弊，層層盤剝，費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費大，管理無能，資金短缺。”

　　“因內部腐敗，運輸又不便，開支浩繁，虧損甚大，經費發生困難。”

　　“因用人不當，大肆揮霍，尚未竣工，費用即耗去4萬余兩，有買空賣空舞弊行為。”

　　史實證明：洋務運動不是遏止而是推動了精英集團的聚斂狂潮。這一則導致大眾民不聊生，二則導致地方實力派崛起。結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門”。而一個孱弱的國度是無法“敵外國”的。甲午戰敗證實了“敵外國”之落空，“平中國”之夢則被滿清覆滅及隨后的軍閥混戰粉碎。“平中國”、“敵外國”之夢導致了“亂中國”、“附外國”的現實。

　　民國十年：工業的自宮效應

　　這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并不可觀，特別是在整體經濟規模較少的情況下，雖然個別產業的增長率達到了接近兩位數的水平，但對于經濟的整體促進作用并不是很明顯的。

　　特別鋼鐵產業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點經濟學的網友都知道，鋼鐵是現代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大躍進”中才熱衷于鋼鐵(還有糧食)產量的增長。然而，據說擁有大量西方留學歸國經濟人才的蔣氏南京政權，卻似乎根本沒有鋼鐵生產的意識，不僅自己不建設鋼鐵產業，而且把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拱手送給外國，結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宮效應”。

　　中國建設近代鋼鐵工業，是從1890年創辦漢陽鋼鐵廠開始。這個設有兩座小高爐、兩個小平爐和兩個小轉爐的工廠，建設了4年才投入生產。從那時起，到1948年，50多年時間，中國生產了760多萬噸鋼。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產了1433萬噸鋼。更值得注意的是，舊中國生產的760多萬噸鋼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業生產的，因為其中的600多萬噸鋼是日本侵占中國期間，在鞍山、本溪、唐山、大連和上海設立工廠生產的。國民黨登臺的1927年，全國鋼產量是3萬噸，到1935年才達到5萬噸，也就是國民黨所吹噓的黃金十年中的黃金八年，民族鋼產業的產量只增加了2萬噸。與后來我們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們的人均生鐵僅為是印度的0.8，人均鋼材是印度的1/27。

　　在這所謂的“黃金十年”，由中國民族資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鋼鐵企業，還是山西軍閥建立的西北實業公司。而在抗戰發揮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廠(兵工署重慶煉鋼廠)，則是四川軍閥劉湘親手建立(事后國民黨中央歸還劉湘挪借墊付建廠款75萬元)，于抗戰后交給國民黨中央的。這家煉鋼廠于1937年1月1日劃歸軍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慶煉鋼廠3噸電爐冶煉出炭素工具鋼4噸。

　　下表為1927年到1937年中國鋼產量(含日本產量)：

　　年份 鋼產量 鐵產量(萬噸)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謂的“黃金十年”，國民政府只知道從外國買鋼鐵，因為經手人可以從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親國戚當然皆大歡喜，也就沒有動力去發展自己的鋼鐵工業。結果導致中國的鋼鐵工業發展緩慢，甚至出現了工業倒退的情況。例如北洋軍閥時期能造炮鋼、槍管鋼，經過民國“黃金十年”的“大發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

　　補充一點：三十年代蘇南富裕農村的死亡率

　　表一1931—1934年江蘇省江陰縣農村人口貧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貧窮者 總 計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平均　30.9 　39.9 　47.4 　——

　　2.嬰兒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貧窮者 　總計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第三編(1936年)。

　　野草注：之所以選擇1931—1934年的該地資料，原因在于手頭沒有全國性的資料(恐怕以當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進行這樣的調查)，而該地在全國屬于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并未受到戰亂影響。

　　1933年富裕的蘇南農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難的1960年的全國農村(包括廣大內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稱為“大饑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蘇南農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國農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

　　這樣的“洋務運動”和“民國十年”，到洪振快嘴里就成了“真正建設的時間”，真不知這些人的底線在哪里。

　　被洪振快忽略的毛澤東三十年

　　反毛者從來不提毛時代的建設成就。這里僅摘錄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文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1952年(當時工業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18%，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對于真正對中華民族有建設意義的毛時代三十年，洪振快視而不見，完全徹底地否定前三十年，即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

　　五、選擇性使用史料污蔑中共大搞鴉片貿易

　　洪振快《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3/88/138810331784K0H9232K9F0AHGCGADG2DE_2.html一文，引用大量史料，力圖證明中共在延安大搞鴉片貿易，而且中共高層對搞鴉片貿易具有統一意志。

　　該文開頭即稱：“謝覺哉在日記中多處提到中共在延安時期經營‘特貨’、‘種某物’等。‘特貨’就是鴉片。”

　　這種栽贓令人叫絕。

　　1.謝覺哉在1943年6月6日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邊區政府關于禁絕鴉片的指示，不僅包括禁止種植，禁止運輸，還制定措施嚴禁食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謝覺哉日記"(上)第485頁)。但是造謠者從來視而不見，斷章取義，手法卑劣。

　　2.謝覺哉日記中所說的“特貨”根本就不是鴉片，而是陜西定邊縣出產的花馬池鹽。謝覺哉在1943年6月26日日記中記載“花馬池鹽是邊區特產”(“謝覺哉日記”(上)第496頁)。日記中說因為東南鹽區被日本占領，青海鹽區路途遙遠，所以邊區的食鹽在周邊地區很暢銷。國民黨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邊區經濟困難，食鹽出口成為邊區經濟的主要支柱。

　　該文拼接各種片段性史料，充滿了各式花樣的猜測。行文至結尾，該文仍舊無法證明中共高層支持鴉片貿易、更遑論支持種植鴉片了。作者理屈辭窮，不得不搬出《延安日記》來為自己的文章做結。

　　但是《延安日記》的來歷是很成問題的。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記》，是在日記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蘇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整理相關資料出版的。5年后整理完畢出版。也就是說，《延安》并不是當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記>》，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時代背景大家應該不陌生。那正是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的時期(珍寶島之戰就發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誕生在那段時間。所以其中對中共的消極描述的真實性就難保證了。曾任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的前蘇聯學者羅維奇·杰留辛嚴肅指出書中許多地方,作者一會使用英文資料,一會使用中文資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譯,有的按中文音譯。不難看出這本書是根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拼湊而成。而日記的實際編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也承認，這部日記的編纂也是為適應當時的反華需要而作(出處同上)。

的確，如果弗氏確實有那么一部日記，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見其中字斟句酌，反復推敲過。那么，《延安》中說陜甘寧邊區大量種植鴉片的說法，會不會也是出于當時的反華需要而炮制的呢?這是一個重大疑點。

　　我們聽聽當時其他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說法。

　　1942年12月荷蘭人布朗基(Brondgeest)向英國外交部所作的報告，與《延安》中所說情況可以說是同時期的。在報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沒有黃包車，沒有勒索，沒有妓女，沒有鴉片和乞丐”。

　　還有英國學者林邁可。他在晉察冀邊區和陜甘寧邊區居住多年。在他的相關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即上文所說的記者團來到延安后，“無拘束地訪問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慶后，有些記者報道“延安邊緣地區‘種植有罌粟’。接著就有外國記者登報聲明，說這完全是胡說造謠，他們根本沒有看到一顆罌粟，連《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武韜也在這份專用聲明上簽了名。”(《英》192頁)林邁可估計說延安種鴉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專門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試想以武韜等記者當時的身份，林邁可寫回憶錄時的背景(1986年，英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專門為中共說好話。所以他們的話與《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強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可能有人會問：《延安日記》1944年4月28日記載了為了迎接記者團而派兩個旅去鏟除已經播種的幾百公頃罌粟，外國記者看不到鴉片很正常嘛。但問題是此外林邁可到達延安的時間比記者團還要早(1944年5月17日)，可是他似乎既沒有看到大量種植罌粟的情景，也沒有看到大量鏟除罌粟的景象。而且，難道延安在遭到封鎖，糧食緊缺的時候大量種鴉片，等到封鎖松動了，形勢好轉了反而不種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口氣斷言“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隱瞞了前來的外國記者，瞞住了《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還瞞住了在共產黨根據地工作多年的林邁可。其可怪也與?[2]

　　其實，洪振快也意識到《延安日記》只是一個孤證，容易遭到質疑，于是在文章最后做了一個補充：“(《延安日記》中的記載)還有待檔案或其他材料證實。”但他并不提及《延安日記》這本書本身是出于反對中共的政治目的出版的，涉及大量造假，嚴肅的歷史學家是絕對不會引用這種材料。引用即顯示了洪振快的偏好。由于洪偏愛這種反共材料，便堅持予以引用，進一步坐實共產黨支持大肆販賣鴉片的猜想。

　　相反，在洪振快十分熱愛的民國“黃金十年”，西北地區鴉片極度泛濫。但這并不影響洪振快做出“抗日戰爭之前10年”是中國“真正用于建設的時間。”

　　在紅軍主力到達陜北以前，西北地區一直是僅次于中國西南地區的第二大罌粟種植與鴉片生產基地，也是煙毒泛濫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據記載，20 世紀20年代末期，陜西、甘肅兩省的嬰粟種植面積曾分別達到農田總面積的90%和75%。陜西每縣幾乎都具有生產3 萬兩鴉片的能力，甘肅積存的鴉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1930 年，陜西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災荒。1931 年1月的《陜災月刊》發表文章指出：“在關中西部的眉縣，水田肥地皆種煙苗，農民大多吸食鴉片，致使糧食異常缺乏，而農民體力又弱，一遇旱災，即束手待斃。村落為墟，田地荒蕪……”

　　1937 年，陜北登記的煙民仍然很多。邑、榆林等縣都在3000 人以上，米脂、綏德、神木、淳化也都超過了1000人。邑一縣的煙民每月吸食量高達3000 兩。瓦窯堡所在的安定縣，煙民占總人口比例約為60%，其中不但有年富力強的少壯青年，也有老年人，甚至還有未成年的兒童。這些地區本來就缺乏糧食，然而在1921 年后，改植嬰粟的耕地竟然占三分之一。1936 年12 月紅軍解放延安時，延安計有居民1096 戶、4841 人，就有煙民1500 人以上。當時有民謠曰“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個洋煙鬼”。煙民之多可見一斑。

　　與洪振快挖空心思要證明的相反，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大力禁止鴉片種植與鴉片貿易。自1941 年至1945 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禁煙毒條例(草案)》、《陜甘寧邊區查獲鴉片毒品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法規法令，這些法規法令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嚴禁種植罌粟。故意違犯者，嚴懲不貸，一般規定要處1 年以下徒刑或勞役,并200 元以下罰金;

　　嚴禁買賣或販運煙毒。煙毒價值在3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者，處3 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1000 元以下之罰金。煙毒價值在500 元以上者，處死刑，并沒收其家產;

　　禁止吸食或注射煙毒，違犯者要受到嚴厲處罰。凡隱匿不肯登記或登記后逾期未戒絕的，或戒后又復吸食的，或經過勸導鼓勵而仍不愿戒煙的，查出后由區鄉政府或司法機關法辦。一般要處半年以下徒刑或苦役，并科百元以下罰金，仍要再限期戒絕;

　　嚴禁幫助或庇護他人吸食注射及買賣販運煙毒，嚴禁抗拒禁煙禁毒職務的執行，違者視情節輕重處1 年以上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2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罰金;

　　嚴禁設立傳布煙毒的商店機關，違者視情節輕重處1 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沒收其全部財產;

　　獎勵查獲煙毒者和舉報人：有人報告因而查獲私販私賣鴉片的，報告的人給予所獲鴉片價值十分之二的獎金。如直接查獲煙土送政府的，賞金加重;

　　嚴禁在禁煙禁毒中徇私舞弊、栽贓陷害;

　　政府公務員、軍人從事毒品犯罪活動要從重處罰;

　　嚴禁與日寇勾結,以煙毒危害民族抗戰：凡直接或間接受日寇之主使，以煙毒危害民族生機者，按懲治漢奸論罪，視情節之輕重判其有期徒刑或死刑，并沒收本犯之全部財產，或處以罰金。

　　1942 年3 月4 日，邊區政府召開第13 次政務會議，討論根絕煙毒問題。會議制定了禁種、禁販、禁運、禁吸條例和具體辦法，其中特別規定：“對制造、販賣毒品者給予較重處分，普通公務人員和在職軍人犯同類罪者，加重三分之一處罰，禁煙人員加重二分之一處罰。”邊區政府十分重視禁毒法制建設，先后制定和頒布了數十個關于禁毒的專門性法規法令，內容較為系統和完備，涉及禁種、禁販、禁售、禁吸等查禁工作的主要方面，為邊區的禁毒斗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

　　1942 年2 月11 日，《解放日報》公布了邊區建設廳宋桂年違犯政府法令私售鴉片、貪污公款案。1942 年1 月15 日，林伯渠親自處理了邊區稅務總局科員馮維賢與現役軍人郭樹華販藏煙土175 兩的案件，將他們撤職法辦。林伯渠同時指出，“如政府機關藏此敗類，貽害匪淺”，并希望通過這一案件，“以期懲一警百，并應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潔奉公之美德”。

　　鏟除煙苗和幫助戒煙在每年的春播季節，邊區政府都要強調鏟除煙苗。盡管如此，在邊區偏僻之地仍有不法之民偷種鴉片，但一經發現，嚴令地方政府立即鏟除。如1943 年春季，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接連發出兩件事關鏟除煙苗的快郵代電。一件是“近據綏德報告，人民偷種者甚多，安定更多，希立即徹查，速令鏟除，并嚴飭安定縣府詳細報告為要。”一件是“據查各縣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種鴉片煙苗者，希立即深入檢查，嚴令徹底鏟除，改種糧田，并查辦結果報告本府為要。”延屬分區專員曹力如在接到快電后，立即做了查處，第三天就做了匯報：“關于禁煙及鏟除煙苗事，職于此次到子長縣時已嚴令該縣鏟除，目前未見出土，鏟后復活，并已決定出土即鏟，更責成縣區鄉長絕對負責，不得玩忽。”5 月31 日，曹力如又致函邊府秘書長李維漢，詳細匯報了子長縣鏟除煙苗的經過。1939 年春，在國民黨靖邊寧條梁保安大隊副張廷祥的縱容下，當地蒙人在巴兔彎種鴉片700 余畝。當地縣政府根據禁煙條例將種煙的漢人逮捕，并命令群眾鏟除煙苗，重種田苗。這些事例足以說明，陜甘寧邊區不是強迫老百姓“廣種鴉片”，而是強迫種植鴉片者鏟除鴉片。

　　六、接過楊繼繩造謠接力棒：餓死三千萬再出發

　　洪振快在《炎黃春秋》2014年第五期上發表了《地方志中的大饑荒死亡數字》一文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4/55/JI5D.html。

　　孫經先批駁該文：“在我們批駁楊繼繩、曹樹基的文章(發言)分別在《紅旗文稿》、《開放時代》發表以后，眼看‘餓死三千萬’這一謠言就要破產了，洪振快就跑了出來。

　　一方面洪振快在《炎黃春秋》(今年第5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地方志中的大饑荒死亡數字》的文章，漏洞百出地繼續為所謂‘餓死三千萬’的謊言辯護。我正在寫文章對洪振快的文章進行批駁。在這里我要首先指出的是，這篇文章沒有任何新的內容，它唯一的就是利用一個極為荒謬的所謂‘數學公式’，繼續編造三年困難時期許多地區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謠言。我們已經多次指出了這個所謂‘數學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極端荒謬的、完全錯誤的。洪振快要想讓人們相信他編造的謊言，那么他就必須回答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從學術上論證這一‘數學公式’的正確性。如果他回答不了這個問題，那么他的這篇文章就從根本上都是錯誤的。我們等待著洪振快回答這個關鍵問題。如果他不回答，那就表明他已經承認了他的這篇文章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洪振快采取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的手法編造謠言、公然撒謊，對我本人、相關領導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進行誣陷和誹謗。即使使用這種卑下手段，也同樣挽救不了“餓死三千萬”這一重大謠言必定破產的命運。”

　　七、愛國不等于愛朝廷 用投票選舉的方式更換朝廷

　　廣東《南方都市報》2010年4月11日刊發洪振快文章：《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http://www.douban.com/note/67289027/借古喻今，劍指新中國和黨的執政地位。

　　文章稱：“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時代的中國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國家’，但他顯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國特色’的‘智慧’——經常作些仁君秀，既行專制之實，又享仁君之名。”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長期陷入一個難解的困境：即人們需要政府，但政府卻不能履行人們期待的外而抵抗異族壓迫、內而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功能，在很多情況下還常常演化成一個與民爭利、侵害民權的組織。”

　　根據洪振快對洋務運動、民國十年、英國殖民者的肉麻鼓吹，我們知道其所謂的“民”根本就是政府對立面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絕非廣大老百姓。政府是需要真正的人民監督，而不需要資本的操控，成為資本的代言人。最終，洪振快露出了狐貍尾巴，提出了用選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政府監督問題：

　　“要使政府盡職盡責，人民必須有監督政府的權力，而最有效的監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選擇政府的權力。人們有必要了解一個常識———即梁啟超所說的國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換而國家永存，人們應該愛的是國家而不是朝廷。”

　　這無非是資本永遠坐莊，而多個利益集團政黨輪流走馬的英美模式，并不新鮮。從西方幾百年的實踐看，這種模式根本無法為真正的人民服務，倒是很好地切合了資本的利益。

 　　八、小結：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號稱歷史學者、《南方都市報》專欄作者、《炎黃春秋》執行主編的洪振快，竟把人均鋼鐵產量不如印度、富裕農村死亡率超出60年大饑荒平均死亡率一倍的民國十年稱作中國歷史上“真正用于建設的時間”，而完全否定毛時代三十年，無視毛時代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洪振快也不管延安時期大量國內、國外的嚴肅記載證明中共禁煙的偉大成績，竭盡心力尋找孤證（反中共的孤證《延安日記》）、乃至斷章取義、妄下猜測，試圖證明中共在延安大搞鴉片貿易與種植。相反，洪對于民國十年，盡管“陜西、甘肅兩省的嬰粟種植面積曾分別達到農田總面積的90%和75%”、盡管“陜西每縣幾乎都具有生產3 萬兩鴉片的能力，甘肅積存的鴉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盡管那是個大多數人過著悲涼凄慘生活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年代，也不妨礙洪振快根據自己的反共親蔣立場做出判斷，認為那是“真正用于建設的時間”。

　　洪振快不單反共親蔣，還反中親帝。他故意刪改史料抹黑抗日民族英雄，而稱英國殖民者發動對華鴉片戰爭是帶來“現代文明”，稱英國殖民者發動鴉片戰爭最重要的（體現在《南京條約》第一條）是為了“人權”、“財產權”。我們發現，洪振快的“文明”殖民者們，大搞鴉片貿易殘害中國人的身心健康、發動數次戰爭屠殺中國人、天量掠奪中國財富、火燒圓明園，但依舊是“人權”、“財產權”的堅定信仰者、捍衛者的形象，而林則徐保衛中國人身心健康、財產安全，則成了反“人權”、反“財產權”的反“現代文明”代表人物。此外，洪振快還認為沒有美帝國主義，中國的抗日戰爭結局難講。他做出這個大膽判斷，完全無視他最親愛的美國的國會議員司克脫在1938年洛杉磯發表演講：“請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資本作為幫兇而殺死的。”，也無視大量的《美國史》、《美國通史簡編》中記載的二戰期間、美國源源不斷的向日本輸出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對于以查閱大量史料寫文章討飯吃的知識分子，做出如此選擇性的歷史解讀，決不是無知的問題，而是立場的問題了。

　　反共親蔣，反中親帝，立場先行，史料拼接篡改后跟上，大搞歷史虛無主義，這就是《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及其《炎黃春秋》雜志的一貫作風。更可怕的是，本文所列舉的洪振快寫的文章，對于《炎黃春秋》雜志制造的數不盡的黨史謠言來說，僅僅是九牛一毛。
 

　　注：

　　[1]三斗文章《<炎黃春秋>選擇性使用史料抹黑狼牙山五壯士》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4/05/320686.html

　　[2]《延安的鴉片問題分析》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1/12/274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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