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有幸翻看過《延安日記》，發現其中說到延安鴉片問題的至少有三處，分別在1942年8月2日（提到鄧發），1943年1月29日（提到120師）和1943年9月22日（提到任弼時）的日記中。文中寫的似乎是親身經歷。其中最后一處用非常肯定的語氣寫道“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
對《延安日記》（以下簡稱《延安》）的這些說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說法，被很多人視為“被隱瞞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說法，說南泥灣種的就是罌粟，還說張思德就是在燒制鴉片的時候被坍塌的窯洞壓死的。但根據筆者分析，《延安》的說法至少有一大疑點和三個反證。據該疑點和反證來看，《延安》中所謂陜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說法，實在很難說是事實。
第一個疑點，就是《延安》的來歷。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記》，是在日記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蘇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整理相關資料出版的。5年后整理完畢出版。也就是說，《延安》并不是當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記>》，載《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時代背景大家應該不陌生。那正是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的時期（珍寶島之戰就發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誕生在那段時間。所以其中對中共的消極描述的真實性就難保證了。曾任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的前蘇聯學者羅維奇·杰留辛嚴肅指出書中許多地方,作者一會使用英文資料,一會使用中文資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譯,有的按中文音譯。不難看出這本書是根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拼湊而成。而日記的實際編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也承認，這部日記的編纂也是為適應當時的反華需要而作（出處同上）。<br><br>的確，如果弗氏確實有那么一部日記，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見其中字斟句酌，反復推敲過。那么，《延安》中說陜甘寧邊區大量種植鴉片的說法，會不會也是出于當時的反華需要而炮制的呢？這是一個重大疑點。
下面是三個反證。
第一個反證是從邏輯和常識上來說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記里面記載陜甘寧邊區種植鴉片的。眾所周知，這兩年是抗日戰爭中中共最困難的時間。由于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的封鎖，根據地遭遇空前的物資緊缺。糧食的不足，使得中共發起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當時，為了做表率，連朱德等高干都親自種菜，可見當時條件之艱苦。這里面就產生了疑問：試想中共非常清楚糧食都如此不足，難道還要用大片的土地來種植罌粟嗎？這實在很難說的通。
而且據《延安》所說，生產的鴉片是用來銷往內地的。這里面疑問就更大了。邊區正在被封鎖中，而且國民黨還在大肆渲染共區非法種植鴉片。這種情況下，生產那么多鴉片怎么運得出去？運都運不出去，又談何“外銷”？就算能運出去，運出去以后換成邊區需要的物資，又怎么能運的進來？在封鎖的條件下，大規模的外貿根本不可能。這種時候中共反而大規模發展鴉片這種只能通過交換來體現價值的“外向型經濟”，豈非自討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決困難還是想加重困難？所以這里面的邏輯是有點問題的。最令人驚奇的是《延安》1942年8月2日中轉引鄧發的話說，鴉片還用來向國民黨買武器，然后再用這些武器來打國民黨。這是不是把國民黨想象的也太傻了點？
可能《延安》的作者也看出這里面有點問題。為了把話說圓，他竟然公然否認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1942年9月。不知道為什么這篇日記沒有寫具體日期，只寫了是9月。其否定封鎖的原文是“含著淚水訴說特區受到嚴密封鎖，這是康生搞的一種宣傳騙局。特區的前線和邊界都很容易通過，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中共領導大談其嚴密封鎖，無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難中加進虛構的困難。”）這未免膽大妄為得太過分了。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是舉世皆知的。“1939 年，國民黨人開始對陜甘寧南部和西部邊界實行全面封鎖。一年內，封鎖部隊幾達40 萬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揮的中央軍。”（《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12章第9節）當年中外記者團為了進入陜甘寧邊區采訪，向國民政府申請，國民黨就是不答應，直到美國出面施壓才松口。此外根據英國學者林邁可當時的親身經歷說外國人路過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經歷，唯一的罪過是他們曾經經過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192頁，以下簡稱《英》）《延安》對此都能否認，實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馬克·吐溫的話來說，那就是說這種話的人，要么自己是白癡，要么把我們當白癡。這樣的謊都能說，還有什么謠不能造？<br><br>第二個反證，說來可能有些滑稽，是《延安日記》本身。
《延安》1942年9月那篇中這樣說“特區有２００多萬英畝可耕地”。在1944年4月28日這樣說“播種正在進行，怎么能掩蓋得了呢？幾百公頃的土地都已經播了種”。
注意后者使用了“都”字。也就是說，延安特區種植罌粟的面積是幾百公頃。
《延安》一會兒使用公用面積單位，一會兒使用英美面積單位，不知什么動機，大概是想給我們查證添點麻煩。不過我們不怕麻煩，來換算一下，可以發現很有趣的事情。
眾所周知，1公頃＝100公畝。而1英畝（acre）約4046.7平方米，即40.47公畝。
“特區有２００多萬英畝可耕地”，也就是說，可耕地總共為8094萬公畝以上。
而種植罌粟的總共是幾百公頃，即幾萬公畝（不足10萬）。
結論擺在這里，總共可耕地八千萬公畝以上，而用于種植罌粟的不足10萬公畝。也就是說種植罌粟的面積僅僅占總可耕地面積八百分之一弱。可見鴉片種植并不是什么規模很大的事業嘛。可能還不如今天民間盜種罌粟的面積所占比例大咧。在這種比例下，“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延安》1943年9月22日）之說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第三個反證，就是當時其他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說法。
1942年12月荷蘭人布朗基(Brondgeest)向英國外交部所作的報告，與《延安》中所說情況可以說是同時期的。在報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沒有黃包車，沒有勒索，沒有妓女，沒有鴉片和乞丐”。<br><br>還有英國學者林邁可。他在晉察冀邊區和陜甘寧邊區居住多年。在他的相關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即上文所說的記者團來到延安后，“無拘束地訪問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慶后，有些記者報道“延安邊緣地區‘種植有罌粟’。接著就有外國記者登報聲明，說這完全是胡說造謠，他們根本沒有看到一顆罌粟，連《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武韜也在這份專用聲明上簽了名。”（《英》192頁）林邁可估計說延安種鴉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專門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試想以武韜等記者當時的身份，林邁可寫回憶錄時的背景（1986年，英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專門為中共說好話。所以他們的話與《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強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可能有人會問：《延安日記》1944年4月28日記載了為了迎接記者團而派兩個旅去鏟除已經播種的幾百公頃罌粟，外國記者看不到鴉片很正常嘛。但問題是此外林邁可到達延安的時間比記者團還要早（1944年5月17日），可是他似乎既沒有看到大量種植罌粟的情景，也沒有看到大量鏟除罌粟的景象。而且，難道延安在遭到封鎖，糧食緊缺的時候大量種鴉片，等到封鎖松動了，形勢好轉了反而不種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口氣斷言“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隱瞞了前來的外國記者，瞞住了《中央日報》的外國顧問，還瞞住了在共產黨根據地工作多年的林邁可。其可怪也與？
綜上，筆者認為《延安》中所說陜甘寧邊區大量種鴉片之說，實在是想相信也難了。當然，如果說陜甘寧一棵鴉片也沒有種，筆者不敢妄下結論。我們只能認為，大規模種植的說法，實太難成立。如果說曾經有短期的小規模秘密種植，不排除這種可能。因為畢竟當時的鴉片在民國很多地方甚至允許公開銷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當貨幣使用，陜甘寧如果要有人去各地辦事，可能也是入鄉隨俗之必備。
最后，順便說說關于張思德死于鴉片燒制的說法。此說法實在漏洞太多，難以置信。張思德犧牲時間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記者團在各處走訪的時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種植鴉片的謠言，這時正該夾好尾巴。如果張的確是在燒制鴉片時喪生，那中共諱莫如深還來不及，絕不可能大肆宣揚。但是正在張思德死后3天，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對張大加贊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頂風作案”之后，武韜等記者們竟然還是沒有在陜甘寧發現一株罌粟！我們還有什么話說呢？我們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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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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