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在你的腳下

　　——講給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

　　恭喜各位，歡迎各位。我很羨慕你們，你們都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了。我是北大老師，但沒當過北大學生。我是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逃出來的難民。1985 年，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調我，我才落腳于此。我們古文獻的領導，已故的倪其心老師，他有很多經驗之談。有一回，他跟我說，在北大立足，得三條過硬：一是出身過硬，北大畢業;二是師門過硬，老師是北大名師;三是學術過硬，沒真本事也不行。魯菜有一道名菜，叫三不沾。第一條，我肯定不沾，不像你們，名正言順，有“貴族出身”。第二條，我的老師張政烺，雖然是很多北大老師的老師，在學術界很有名，但不知為什么，1960 年被北大解聘。看來我只能在第三條上下工夫，不然就是三不沾。

　　1998 年，北大百年校慶，晚上有個撞鐘儀式。北大名人季羨林、王選，還有一個女同學，仨人一起撞鐘。電視畫面，季老站在前面，王總站在中間，后面那個女生，黑咕隆咚看不清。她的名字，發音跟我有點像。第二天，有人打電話，祝賀你呀，想不到你在北大這么牛，居然跟季老一塊撞鐘。我說哪兒的事，昨天一整天，我一直在家看電視，白天看陳平原老師講校史，晚上看你說的撞鐘。他說行了，你就甭謙虛了。其實，那天是北大校友返校聚會的日子，我根本沒資格參加。

　　北大校慶，活動很隆重。咱們學校編過一部校史，很厚。我粗粗翻了一下，無意中發現一個我熟悉的名字：鄒魯風。校史館，我從來沒去過，對校史一點也不熟。可是今天我忽發奇想，很想跟同學們聊聊我掙錢吃飯的這個單位，從一個外來戶的角度講講北大校史，浮光掠影，粗枝大葉，講到哪兒算哪兒。

　　為什么我要講這個題目?原因很簡單，這些年，教育史和學術史，不知怎么弄的，全都成了大師史。大師什么勁頭，據說“特有風骨”，飄飄然，超乎社會、政治之外。現在有個說法，叫“民國范兒”。“范兒”是北京話。“民國范兒”是“民國粉兒”懷念的做派。陳丹青尊魯，有人說他就是“當代魯迅”。他把魯迅也歸入“民國范兒”。但魯迅對民國可沒什么好詞。“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贈鄔其山》)，他看見的“中華”是什么樣?是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有人說，1927―1937 年是中國的黃金十年。魯迅這詩寫于1931 年，正好趕上這一段。他眼拙，楞沒瞧出它的燦爛輝煌。

　　大師是什么人?我理解，那是大亂的產物。國家大亂，學術大亂，教育大亂，一切推倒重來，每次重建都有一批領風氣之先的人，這些人就是大師。大師不是吹出來的，而是逼出來的。但現在的理解不一樣。他們說了，大師都是1949年以前的主兒，不是死了，就是去了臺灣，或去了美國，反正跟革命無關，跟老百姓無關，跟共產黨無關，特別是跟新中國無關。比如講學術史，當然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

　　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講教育史，當然是北大校長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清華校長羅家倫、梅貽琦，燕大校長司徒雷登。這樣騰云駕霧講歷史，老實講，不僅難得其全，也難得其真。

　　清朝有一種《太獅少獅圖》，不知大家看見過沒有，大獅子旁邊有小獅子。有一回在福建開會，某人說，現在為什么沒有大師?其實不是沒有大師，比如我身邊這位，他就是大師，關鍵是咱們不團結，不像人家影視圈，互相提攜。我理解，他說的“提攜”就是炒作和吹捧。所以晚上，他們開始選大師。大師和小師有不解之緣，關鍵全在一個吹字。有人喜歡吹，有人喜歡被吹。愛吹大師的人多半是摩拳擦掌準備當大師的人。小師吹大師，才能當大師。甚至有人說，看誰活得長，誰長誰是大師。

　　現在的“大師”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裝神弄鬼的人(如氣功大師、風水大師)，一個意思是尊孔復古的人。后者一定要在“大師”前面掛上“國學”二字，“西學”好像無“大師”。比如季羨林，明明研究南亞史，他們非得叫“國學大師”。人家自己都不承認，那也不行。他們說，那是大師太謙虛，不承認怎么啦，照樣可以強制執行。

　　我是學考古的。考古，不是挖死人，就是挖死人的東西。搞考古的最清楚，歷史就在你的腳下。《蘭亭序》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活人變死鬼，那是早晚的事。歷史都是鬼影幢幢。杜甫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贈衛八處士》)。大概用不了多久，我也會變成鬼影。我在這兒講的話，自然也就成了鬼話。

　　下面分五個問題談。

　　(一)北大景觀

　　言歸正傳，現在講北大。我先講視覺中的北大，咱們拿眼睛可以看到的北大。看看它是坐落在一個什么樣的環境里。我不是風水大師，但不妨給北大望望氣。

　　北大校史，一百多年，在中國屬一屬二，但擱歐洲，嫩得很。前幾天，我剛去過海德堡大學。海德堡大學有六百多年。

　　歐美大學什么樣?一種像廟，一種什么都不像。很多沒校園。有，也沒圍墻。有些干脆就在市鎮上，這條街上有個樓，那條街上有個屋，不加指點，根本看不出來。

　　北大，現在的校園是燕大校園。老北大在城里，現在是古跡。沙灘紅樓，過去是國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我經常去，現在是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現在的北大包括燕大。比如侯仁之先生就是燕大的老師。我說的景觀是新北大，不是老北大。

　　我是在北京長大。一進城，先住先農壇，后搬拈花寺、東四六條、鐵一號，上學在白米斜街，挨著什剎海。反右運動之后，我家才搬到西郊。

　　北京，長城打北邊過，歷史上是個邊塞。它東有承德、山海關，連著東三省，西有張家口、大同，連著內蒙古。北方民族南下，把它變成首都。皇城根下，大有胡氣。小時候，城里還走駱駝，西郊還有狼。我這輩子，只有10 歲以前住城里，大部分時間都在海淀附近度過。海淀這一帶有很多湖。海淀的意思就是這些湖。當時，我們不太說“海淀”，要說“海淀”，也不是海淀區，而是海淀鎮。我們常把這一帶叫“西郊”。

　　海淀鎮，原先是區政府所在，現在區政府搬地方了。這一帶有什么文物古跡，大家可以看侯仁之先生的書，看《北京文物地圖集》，看海淀博物館。咱們這一帶，有山有水，被皇上看中，是個蓋花園的好地方。清代有所謂三山五園，三山是香山、玉泉山、萬壽山，五園是這三山下面的靜宜園、靜明園、清漪園(頤和園)，還有它東邊的暢春園、圓明園。每個園里又有很多園。燕園是北大校園，園中有園，園外有園。它東邊是清華園，西邊是暢春園(屬于北大)，北邊是圓明園，南邊是海淀鎮。燕京八景，有三個景(薊門煙樹、玉泉趵突和西山晴雪)在西郊。我記得，香山植物園(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有朱德送的一屋子蘭花，溥儀特赦后，就在那兒上班。

　　小時候，從城里去頤和園，去香山，要出西直門。一出西直門，滿目蒼涼，曠野中立著帶龜趺的大碑。沿途，窩頭狀是老百姓的墳，蒼松翠柏圍著，是太監的墳。海淀博物館里的金銀珠寶，很多都是從太監墓里挖出來的。中關村，早先叫中官墳，中官就是太監。

　　西郊這一帶，墓地文化特別發達。如梁啟超墓在臥佛寺，齊白石墓在魏公村，李大釗墓在萬安公墓。萬安公墓，名人最多。王國維自沉，雇人力車，出清華西門，奔頤和園，淹死在魚藻軒，紀念碑在清華，墓在福田公墓。李云鶴(江青)的墓也在福田。我老師的墓就在它前面。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的墓在柵欄墓地，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的墓在正福寺。

　　1949 年后，這一帶是大學區，北大、清華、人大、師大，還有八大學院，全在這一帶。科學院、軍科院，也在這一帶。1958―1963 年，我住人大林園2 號樓(后改6 號樓)，1964―1980 年，我住中關村北區10 號樓，都在北大附近。中關村北區10 號樓，樓上樓下都是著名科學家。這片灰樓，現在破破爛爛，不起眼，但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包括中研院的第一屆院士，包括兩彈一星的功臣，原來都住這個院。錢三強、何澤慧住14 號樓，兩口子一直住14 號樓，到死都沒離開。軍科院也是名將所聚。粟裕，百戰名將，遭貶黜，在軍科院當副院長。彭德懷下臺，住吳家花園，就在北大西邊。

　　“文革”，外地造反派是學北京大專院校的紅衛兵，北京大專院校的紅衛兵是學北京中學的紅衛兵。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是圓明園。清華附中的一幫孩子在那兒聚會，才有了紅衛兵運動。北大附中的老兵不叫“紅衛兵”，叫“紅旗”，資格同樣老。假如毛澤東不是把信寫給清華附中，而是寫給北大附中，那“紅衛兵運動”肯定就是“紅旗運動”。

　　我第一次進北大是1966 年。我去干什么?看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看完，從三角地轉到未名湖，眼前刷地一亮。哎呀，天下怎么還有這么漂亮的校園。我記得，“中央文革”在大操場講話，燈光慘白。江青哭訴他們家的矛盾。陳伯達說，我的中國話講不好，請王力同志翻譯。這以后，我經常來這兒看大字報。有一首詩，我還記得，題目是《過關》，“萬年太久爭朝夕，朝夕有時抵萬年。子胥過關須發白，白了須發未過關”，不知何人所作，就是抄在大字報上。當時，高校武斗，全是原始武器，北航發過槍，剛發就收回去了。我記得，北大南墻那排樓，墻被打穿。清華、北大架高音喇叭，深更半夜，突然放哀樂，瘆得慌。

　　我來北大，突出印象是改革開放，一幕一幕，歷歷在目。我還記得，知識分子哭窮，推倒南墻辦商店。哲學系有三個老師辦了風入松。后來，中關村成了電子一條街，成了“知本家”的天下。現在，風入松關張，南墻被恢復，知識分子已脫貧致富，課題制的大潮席卷一切，“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潘閬《逍遙詞》)。墻外是紅塵滾滾，墻內也是紅塵滾滾。原來的北大什么樣，大家已經忘了。難怪有人說，魂兮歸來。

　　(二)北大是個革命家的搖籃

　　北大最有名，莫過鬧學潮。

　　北大建校百年，百年主要在20 世紀的范圍里。這100 年里，地球上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引發兩次革命。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北大發生過三大運動，全跟這個主題有關。離開這個主題講歷史，你什么史也講不清。

　　第一次是新文化運動(1915―1917 年)。

　　新文化運動是文化運動，但不是一般的文化運動，而是棄舊圖新的運動。為什么要棄舊圖新?因為有世界性的大危機。它的大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7 月―1918 年11月)。這場戰爭骯臟透頂。如果不是“民主國家”窩里斗，哪有俄國革命(1917 年11 月7 日)?沒有俄國革命，哪有中國革命?

　　20 世紀的風云人物是應運而生，時機很重要。他們多是世紀之交的人，早一點兒是19 世紀的“80 后”“90 后”，晚一點是20 世紀的“00 后”或“10 后”。他們不早不晚，正好趕上這場大危機。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很多是“海龜”，出國取經，不忘父母之邦，不像現在的“海王八”，忘爹忘媽，一去不復返。他們，除蔡元培年紀大(比其他人大十來歲)，主要是19 世紀的“80 后”“90 后”。張政烺先生說，北大教授都很年輕。當時的人，跟現在不一樣，結婚早，出名早，死得早，很多人都活不過50 歲。“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到50 歲，就得考慮后事，人生有如壓縮餅干。

　　1.蔡元培(1868―1940)，前清進士，48 歲當北大校長，是北大最有名的老校長。他是老同盟會，屬于革命黨，但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四一二”政變，蔣介石殺共產黨，他跟老蔣站一邊，但“九一八”事變之后，擁護國共合作，又跟宋慶齡、魯迅是一伙，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至今為人稱道，但蔣介石最恨這四個字，恨他坐大了共產黨。他對這位老同志十分痛恨，罵他一生“但有罪過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鄉愿式之影響更為惡劣也”(蔣氏日記，1940 年3 月7 日)。其實，蔣氏所恨，正是其光榮偉大之處。

　　2.陳獨秀(1879―1942)，38 歲當北大教授。中國共產黨，他是第一任書記，但1929 年被共產黨開除。他的兩個兒子也是中共領導人，全被國民黨殺掉。

　　3.李大釗(1889―1927)，31 歲當北大教授，從照片看，好像年紀很大，其實他只活了38 歲。他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北大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就是由他發起。當年，張作霖殺李大釗，沒錢下葬，很多北大教授捐了款，就連國民黨的老左派汪精衛都捐了1000 元。

　　4.魯迅(1881―1936)，曾兼課北大，講《中國小說史略》。他嘔盡平生血，大罵中國人。中國人罵中國人，日本人愛聽，對他推崇備至，但他的話，不是罵給日本人聽，而是罵給中國人聽。他死后，沈鈞儒寫了個挽幛，反而稱他為“民族魂”。魯迅不是共產黨，但對蘇俄好奇，跟瞿秋白是莫逆之交，幫過很多共產黨人。他翻過《毀滅》。曹靖華翻《鐵流》《第四十一個》，他參與過編校。他對革命，不光同情，而且理解，對它的正反兩面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很清楚，革命不是跟“君子”鬧革命，而是跟“小人”鬧革命，不是戴著白手套，而是沾血帶污。他只活了55 歲，沒能看到抗戰和抗戰以后的事。1957 年，毛澤東在上海答羅稷南問，羅問“要是魯迅還活著會怎么樣”，毛澤東的回答有兩種版本，一種是“依我看，魯迅的性格，即使住進了班房他還是要說，要寫的”，一種是“要么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后說可能是從前說演義，有人考證，已經走樣。馮雪峰回憶，魯迅對周揚整胡風、黃源很反感，當年就敢頂撞共產黨的領導，他的骨頭確實很硬。

　　5.周作人(1885―1967)，33 歲當北大教授。抗戰期間，出任偽職。戰后，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他14 年大獄，后來特赦，人是放出來了，但沒去臺灣。1949 年后，共產黨對他很寬大，毛澤東批準，讓他在家寫作，稿費很高，相當總理、部長級的收入。

　　6.錢玄同(1887―1939)，曾兼職北大，只活了52 歲。

　　7.劉半農(1891―1934)，26 歲當北大教授，只活了43 歲。

　　8.胡適(1891―1962)，26 歲當北大教授，54 歲當北大校長，他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崇美，反共。反共與蔣介石有共同語言，崇美可不一定。他1949 年離開大陸，先去美國，待了很久，后來才被請回臺灣。1957 年，胡適當“中研院院長”，蔣介石祝賀，大罵“五四”，說“五四”導致赤化，當場遭胡適反駁，原因就在他是個自由主義者。他支持過雷震的《自由中國》。蔣敢抓雷，不敢抓胡，私下罵胡為“狐仙”“蟊賊”(蔣氏日記，1960 年10 月13 日)。胡死，蔣稱“暴卒”(蔣氏日記，1962 年2 月24 日)，說是總算“除了障礙”(蔣氏日記，1962 年3 月3 日)。

　　這八個人，全跟北大有關。他們的共同點只是“新”，后來分道揚鑣。

　　第二次是五四運動(1919 年5 月4 日)。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愛國的意思并不復雜，當時叫救亡圖存。愛國是救國，又不是打別人。自己的國家要亡了，怎么就不能救一下?現在有人說，救亡圖存擋了啟蒙的道，這叫什么話?還有人拿“愛國賊”罵人，簡直喪心病狂。美國罵人話，“民族主義”很時髦，那是罵落后國家的落后人，罵他們不該愛他們的國家。他們自己，那是家家掛星條旗，愛國愛到發狂。比如美國人連導彈都以“愛國者”命名。他們的反導系統，也叫這個名。“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借口反恐，還立了個“愛國者法案”，明可監聽，暗可虐囚。民主投票，到海外打仗，這在美國就叫愛國，誰敢說個不字。

　　五四健將多是北大在讀的學生，比上面那批人，年齡小一輪。上面那批人是老師輩，這批人是學生輩。

　　1.鄧中夏(1894―1933)，原名鄧康(見北大檔案館的檔案記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17 年入北大中國文學門(即后來的中文系)，是咱們中文系最著名的革命家。他是洪湖蘇區和紅二軍團的領導人。王明上臺后，對他無情打擊，撤消一切黨內職務。接替他的叫夏曦，幾乎把洪湖蘇區的高級將領全部殺光。1933 年，鄧中夏被捕，國民黨說，你為共產黨賣命，他們把你整得這么慘，你圖什么?他說，這是我們共產黨自己的事，患深度楊梅瘡的人不配嘲笑傷風感冒的人。他死時僅39 歲。

　　2.高君宇(1896―1925)，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16 年入北大預科，后入地質系。他寫過一首詩，“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閃電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只活了29 歲，死葬陶然亭，確實如閃電、彗星。

　　3.羅章龍(1896―1995)，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18 年入北大哲學門(即后來的哲學系)。1930 年以“另立中央罪”，被開除出黨。“文革”后是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顧問。

　　4.張國燾(1897―1979)，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16 年入北大預科，后入哲學門。他是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長征途中搞分裂。1938 年逃離延安，加入軍統，最后死在加拿大。

　　5.傅斯年(1896―1950)，1913 年入北大預科，1916 年入北大中國文學門。他是五四游行的總指揮。1928 年創中研院史語所，“史”是以考古學改造中國的經史之學，“語”是以比較語言學改造中國的小學。他是國民黨文史之學的組織者和靈魂，咱們中文系出的大學問家。他的口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那時，中國的考古資源全在國民黨手里。1949 年，傅氏隨國民黨遷臺，除任臺大校長，還兼史語所所長。杜正勝說的“新史學之路”就是“傅斯年之路”，既別于郭沫若，也別于顧頡剛，跟大陸史學唱對臺戲。但1949 年后，史語所的“史”是“無土栽培”，他們只能炒冷飯，整理大陸帶去的老資料，考古資源全在大陸。

　　6. 羅家倫(1897―1969)，1917 年入北大外國文學門(即后來的外文系)。他是《五四宣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起草人，“五四運動”這個詞就是他的發明。清華大學從教會學校改國立大學，他是第一任校長，后被清華師生趕下臺。1949 年，他也去了臺灣。

　　還有兩個人也和北大有關，毛澤東(1893―1976)和瞿秋白(1899―1935)。毛澤東在紅樓當圖書館佐理員，不是北大學生。瞿秋白交不起學費，也沒上成北大。但咱們北大有蹭課傳統。毛澤東和瞿秋白是旁聽生。毛澤東回憶說，“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曾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為有幾個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們討論關于政治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方口音的圖書佐理員所講的話”(My office was so lowly that people avoided me. One of my tasks was to register the names of people who came to read newspapers, but to most of them I didn’t exist as a human being. Among those who came to read I recognized the names offamous leaders of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whom I was intensely interested. I tried to beg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but they were very busy men. They had no time to listen to an assistant librarian speaking Southern dialect.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喪氣，我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里的課程”(But I wasn’t discouraged. I joine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he Journalism Socie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the classes in the university.)。他只是說，他無緣與他十分景仰的北大名人說話，如此而已，但有一種說法從臺灣來：毛澤東為什么愛整知識分子，全因當年在北大受氣——他是挾怨報復。這種因果論，一看就是惡意虛構，想不到在大陸，人云亦云，不脛而走。當時的北大，是他向往崇拜的地方。他到北大是經楊昌濟介紹，工作是由李大釗安排。他說，“在這里我也遇到了楊開慧而且發生戀愛，后來結了婚”(And here also I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Yang Kai-hui, whom I was later to marry.)，就連老婆都是在北大找的。咱們西校門的匾額就是毛澤東所寫，他憑什么要恨北大呢?

　　1945 年，傅斯年去延安，與毛澤東長談。毛澤東夸傅是五四名人，有大功。傅謙言，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指在北京鬧學潮)，你們才是項羽、劉邦。因此，毛澤東寫了章碣《焚書坑》相贈，曰“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五四”以來，學生分左右，就是一個家里，有時也分左右。左翼跟文學關系比較大，跟學術關系比較小，很多人都投筆從戎，參加革命，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不可能像傅斯年、羅家倫他們，依附國民黨，辦教育、做學問，這是形勢使然。左翼史學，郭沫若是代表，他是被通緝追殺，躲在日本，才有可能治甲骨金文。這樣的機會太少。瞿秋白很羨慕他(見《多余的話》)。這就是“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注腳。

　　第三次是“一二 • 九”運動(1935 年12 月9 日)。

　　日本侵華，東北被占，華北危急。這是又一次歷史性大危機。“一二 • 九”運動，參加者有北大、清華的學生，也有其他學校的學生，甚至包括中學生。他們是20 世紀的“10后”，“九一八”事變后入學，比五四時期的學生又晚了一輪。

　　1.郭明秋(1917―2001)，1935 年入北平女一中，北平學聯主席。1935 年加入共產黨。

　　2.姚依林(1917―1994)，1934 年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北平學聯秘書。1935 年加入共產黨。

　　3.鄒魯風(1908―1959)，1933 年入北平東北大學俄語系，北平學聯總糾察。1936 年加入共產黨。

　　4.黃敬(1912―1958)，1935 年入北大數學系，北平學聯負責人之一。1932 年加入共產黨。

　　5.孫敬文(1916―1998)，1934 年入私立鏡湖中學，北平學聯總交通。1935 年加入共產黨。

　　6.韓天石(1914―2010)，1933 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學生會主席。1936 年加入共產黨。

　　7.葛佩琦(1911―1993)，1933 年入北大物理系，北大學生會副主席。1938 年加入共產黨。

　　8.鄧力群(1915― )，1936 年入北大經濟系。1936 年加入共產黨。

　　9.蔣南翔(1913―1988)，1932 年入清華中文系。1933年加入共產黨。

　　10.周小舟(1912―1966)，1931 年入北師大國文系。1935 年加入共產黨。

　　這回，蔣介石說對了，上述學生領袖，運動前后，或早或晚，全都加入共產黨。他們不僅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還參加了推翻蔣家王朝的解放戰爭。蔣敗走臺灣，痛定思痛，只恨殺人太少，后悔藥一直吃到“五四”。其實，這才是挾怨報復。

　　(三)革命者的下場往往很慘

　　1949 年后，海淀有三所大學最有名：人大、北大、清華。北大偏文理，清華偏工科，是老牌大學。人大偏社科，是革命大學。我是人大院里長大。人大地位很高，正校長是吳老吳玉章。吳老參加過辛亥革命，是延安五老之一。它的副校長，胡錫奎6 級，聶真(聶元梓的哥哥)6 級，鄒魯風7 級，資格都很老。但人大建在荒地上，荒草萋萋，墳頭林立。胡錫奎是實際上的一把手。他住林園1 號樓。只有他在樓下安了個鍋爐，有熱水通家里。這是唯一的特殊化。郭影秋從南大調來，一定要住平房(當時和現在不一樣，是以樓房為貴)。他們都以艱苦樸素為榮。“文革”前，人大一直不蓋樓，跟北大校園沒法比。

　　1957 年，許孟雄罵人大，說人大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人大整過很多人，問題確實嚴重，陶鑄說是“老大難”，一點兒沒錯。現在有個說法，人大是“第二黨校”“馬列主義神學院”，語含譏諷，意思是這個學校很僵化。但人大也不是鐵板一塊，有整人的人，就有挨整的人，也有為這些人打抱不平，為他們奔走呼號的人。比如胡錫奎，就是整人的人;人大出過三大“右派”：葛佩琦、許孟雄、林希翎，還有鄒魯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就是挨整的人;我父親就是為蒙冤者打抱不平的人。人大、北大、清華都是共產黨領導，說好說壞，問題連一塊兒。更何況有些人大人本來就是北大人。

　　其實，人大也是藏龍臥虎之地。這里不是講人大校史的地方。人大的已故前輩，我只舉三位，他們都和北大有關。

　　1.尚鉞(1902―1982)，北大學生。1921 年進北大，先入預科，后入英語系。他在北大期間，聽過魯迅講《中國小說史略》。1925―1927 年，他與魯迅頻繁通信，成為魯迅的追隨者。他先入莽原社，后入狂飆社，寫過《斧背》《病》《預謀》等小說，是狂飆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 年9 月，全國到處都在捕殺共產黨，他反而加入共產黨，回家鄉組織秋收暴動，兩度被捕，受盡酷刑。1929 年，他在吉林毓文中學，以教書為掩護，作地下工作，很多后來的抗日志士都出自他的門下。金日成是他的學生。1932 年，因路線斗爭，他被開除出黨，妻子陳幼清在鄂豫皖蘇區被殺害。但他不改初衷，仍然從事革命工作，直到1945 年，才重新入黨(歷史問題并未解決，仍然留下尾巴)。1949 年后，他在人大講中國通史，在古史分期的問題上，持魏晉封建論，和我老師一樣，屬于被中央禁止的一派，歷次運動都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妻子阮季在“文革”中自殺。他女兒尚曉援跟我說，他對魯迅感情很深，當年與魯迅有沖突，晚年很后悔。1930 年，有一天，他在上海大街上偶然看見魯迅，這是最后一面。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但命運對他很不公。

　　2.鄒魯風，上面提到，是“一二 • 九”運動的核心人物。他曾名鄒素寒，東北遼陽人。“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大學遷北平，他是東北大學的流亡學生。他曾通過魯迅，找黨組織，跟魯迅借過錢。魯迅日記提到他，是叫陳蛻(地下工作的化名)。他是仰慕魯迅，才改名鄒魯風。1959 年，有個著名的“兩校調查團事件”。兩校是人大、北大。調查團是奉北京市委之命，調查“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鄒魯風是團長，張騰霄是副團長。出發前，兩校領導(胡錫奎和陸平)曾親自送行，但廬山會議，毛澤東和彭德懷吵起來，反左改反右，鄒被北京市委和人大、北大拋出，當替罪羊，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處分是調到北大當副校長。他是在北大任上自殺。他的死，說法很亂，有人說他是在未名湖自沉，不對。謝冕、孫玉石、洪子誠有個對談，孫老師說他是在燕南園66 號上吊，也不對。其實，他是在我家前面那個樓服安眠藥自殺。小時候，死人的事很少聽到，熟人死，更是幾乎沒有。他兒子是我的同學。鄒的死對我震動很大。

　　3.葛佩琦，上面提到，也是“一二 • 九”運動的領袖。人大出過三個全國有名的大右派，我都認識。葛佩琦，表面是國民黨少將，其實是共產黨臥底，熊向暉式的人物。1949年后，他在人大當物理講師，失去組織關系，找不到證明人。1957 年，他給胡錫奎提意見，要求恢復黨籍。他說，你做過地下工作，我也做過，像你這樣脫離群眾，是要掉腦袋的。此話幾經篡改，變成他要殺千千萬萬共產黨員。過去，每次辦階級斗爭展覽，都要把他搬出來，說明反右很有必要。他蹲了18 年大獄，老婆離婚，孩子改姓。出獄后，眼睛都瞎了。許孟雄跟他不一樣，他是清華大學英語系畢業，既當過國民黨外交官，也跟周恩來一起工作過。他英語極好，翻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還有《子夜》和《暴風驟雨》。1957年，他給蔣介石寫信，后悔跟了共產黨，信還未出校園，就被查扣，因此下大獄，關了14 年。林希翎是風華正茂的在讀生。她參加過解放軍，吳老非常喜歡她，只因個性強烈，說話太沖，也關了15 年。這三個人，第一個平反是誰?你猜猜看，反而是國民黨背景的許孟雄。葛佩琦，瞎著眼睛跑，跑了3 年，到處吃閉門羹，好在最后平反了。林希翎則含冤抱恨，到死都沒平反。林希翎到臺灣，照樣大罵國民黨;到歐洲，照樣反對科索沃戰爭。這是哪門子右派?

　　上面說了這么多，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革命者是殉道者，下場往往很慘。你要投身革命，就要準備殺頭，不光被敵人殺，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殺，升官發財，想都不要想，好處一點沒有。毛澤東說“五不怕”，“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罷官，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主要就是講被自己人殺，自己人整。

　　讀《動物農場》，有一點很清楚，革命和圍剿有不解之緣。窮人，本來就窮，圍剿就更窮。自己人整自己人，也和被圍有關。革命是群眾運動，得于群眾運動，失于群眾運動。和平環境下，一個單位里都婦姑勃谿，更何況戰爭環境乎!

　　整人的原因是什么，要從歷史環境探討。內因和外因都值得探討。

　　楚圍宋，華元有言：“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左傳》宣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何其殘忍，然而其過在楚不在宋。我們要知道，即使冷戰也是戰。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思想滲透，弱勢被強勢包圍，沒有安全感。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一句話，大道理管著小道理。

　　(四)也說“民國范兒”

　　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根本不像現在人吹的，簡直是黃金時代。天下大亂，最最倒霉是誰?是老百姓，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沒法比。你不能把全部歷史都寫成知識分子的受苦受難史。即使“文革”也不能這么講。當時誰都知道，首當其沖是老干部，知識分子頂多是陪綁。更何況，整知識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識分子。

　　這是一段戰爭與革命的歷史，血流成河、淚流成河，中國人受了很多苦。但這也是一個英雄輩出、大師輩出的時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強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現在讓人羨慕不已的“學術大腕”。國家多難，英雄和大師都是幸存者。在中華民族的苦難史當中，知識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們或者被政治拋棄，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夾縫之中，有如褲襠里的虱子(阮籍的經典比喻)，躲避政治還來不及。很多人的學問都是逃避政治逃出來的。

　　中國傳統，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熱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無道怎么辦?孔子說，得保全自己，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但起不來怎么辦?于是而有隱逸。隱是隱士，逸是逸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腳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國維，他對政治本來很上心，革命絕了他的望，他才借學術打發時光，像魯迅說的，“無聊才讀書”(《贈鄔其山》)。他根本看不慣這個時代，覺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有什么好。他跟羅振玉東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在他看來，都是亂黨。什么時候不亂?當然是大清朝，特別是早一點兒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輩的大清朝。陳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無黨無派，要說派，是名士派，臺灣不去，北京不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他都不買賬。現在有人說，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保存文化有功，這是對的。但說“萬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過了。

　　這兩位大師，講范兒也是“前民國范兒”。真正的“民國范兒”是國民黨的范兒。

　　現在講“新史學”，真是越講越亂。梁啟超講進化史觀，自稱“新史學”。傅斯年尊蘭克學派，臺灣叫“新史學”。現在倒好，文化保守主義可以叫“新史學”，國民黨史學可以叫“新史學”，唯獨左翼史學不許叫“新史學”。其實左翼史學才一味求新。誰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學和民族學，最強調社會史和比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歡，也無法把它歸入舊史學。

　　1949 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逃往臺灣。國民黨不得民心，連挺蔣的美國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換掉他(文換胡適，武換孫立人)。現在倒好，有人說，大陸淪陷，文化斷裂，傳統文化全都去了臺灣，不但人去臺灣，東西也去了臺灣。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濟濟;臺北故宮，好東西全在那兒。這不是胡扯?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幾個想上臺灣?實在不敢留大陸，那也是去美國。1948 年底，蔣介石有“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派人拿飛機接，誰都不去。1948 年中研院選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 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兒全是“民國范兒”。他們，只有傅斯年、李濟、王世杰、董作賓去臺灣，陳省身、李書華、汪敬熙、林可勝、李方桂、趙元任、蕭公權去美國，胡適先去美國，后去臺灣，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陸。胡適幼子胡思杜、李濟之子李光謨，還有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他們也留在了大陸。

　　文物，民國那點家底，跟大陸沒法比。故宮南遷文物，只有1/4 去了臺灣，東西在他們的故宮。殷墟的標本，山彪鎮與琉璃閣的標本，還有居延漢簡，東西在他們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館的收藏，東西在他們的歷史博物館。他們帶走的東西，就這么多。中國的文物絕大多數還在大陸。更何況故宮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國的風水寶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陸從未中斷，新文物層出不窮，即使“文革”也未中斷，真正的文化資源還是在大陸。

　　出版，大陸也未中斷，即使“文革”也未中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學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譯外文，印考古報告、文物圖錄，不知出了多少東西，臺灣沒法比。

　　當然，歷次運動，大陸學者受沖擊，不知遭過多少罪。他們，即使在監牢里也有人寫東西、譯東西。受委屈還有這等貢獻，這叫什么?這叫可歌可泣。

　　民國有什么遺產，咱們來看一看。

　　臺灣學者的傳燈錄，杜正勝來北大講過。他們的第一代學者是上述遷臺五院士，以及北大、清華和中研院的個把老人，根子在大陸。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時(1930― )、許倬云(1930― )、張光直(1931―2001)，也是從大陸走的。第三代是杜正勝(1944― )他們這一代。這一代才是在臺灣長大。我記得，1990 年“中研院”選院士，呼吁本土化。他們的院士，國籍多是美國。本土化的意思是臺灣化。

　　余英時和許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國民黨。因為人在美國，國籍是美國，他們更喜歡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時是燕大歷史系的學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陳公柔是同學。考古所的老所長徐蘋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講過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對這段歷史有他自己的描述，大家可以找來看。他去香港是跟錢穆學，去美國是跟楊聯陞學。錢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后來是蔣介石的帝師。余的歷史研究，中心是士。《士與中國文化》，強調中國文化，命運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暴民造反”等于共產黨斗地主資本家，迫害知識分子。比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經他索隱，陳詩處處暗伏玄機，全是罵共產黨。他說郭沫若剽竊他老師，也是為了打倒左翼史學。他回憶說，他在燕大那陣兒，自由主義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攏，右翼以胡適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黨的負責人，勸他參加革命，無論左派、右派，他都不參加。他說他學過馬克思主義，發覺全是騙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別人，就是1983 年當過北大代理書記的項子明(原名汪志天)。項子明病故，他只寫了幾行字，說他本想寫點什么，唯恐下筆不慎，產生副作用，現在不寫，將來總會有機會寫。他說的機會是什么，你們猜猜看。

　　許倬云是臺大歷史系畢業，遷臺五院士，胡適、傅斯年、李濟、王世杰和董作賓，還有李宗侗，他都奉為老師。他在匹茲堡大學教歷史學和社會學，性學專家李銀河留學美國就是跟他學。王小波“以性交解構文革”。許說，王的作品經他推薦，才在臺灣獲獎。許的代表作是《漢代農業》和《西周史》。前書，我在農經所時，曾從農業科學院借閱過，我意外發現，此書是送給杜潤生(中共負責農業的高官)。后書，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張光直教授的學生)寫過書評，可參看。

　　他們兩位對臺灣影響很大。臺灣的很多學者都是他們的學生。

　　張光直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考古，師從李濟，人類學，受凌純聲影響最大。李濟是中國考古第一人。離開大陸，無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遺憾。1960 年，大陸策反李濟，他沒回來(夏鼐寫過信)。他的學生圓了他的夢。

　　張光直是李濟最得意的門生。他是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介紹給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 年，“中研院”請兩個本省人出長該院，正院長是李遠哲，副院長是張光直，兩人都是有國際聲譽的學者。當時，張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癥。

　　張光直是臺灣人，但他說，他也是中國人。他在臺灣做過發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陸發掘。因為中國考古的基地畢竟在中國。李水城回憶，張先生和夏鼐聯系過，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聯系過，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圓夢之旅，可惜已經太晚。當他終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舉步維艱。他比前兩位小一歲，但早早離開了我們。

　　這里我想重點說說張先生，說說他和前兩位有什么不同。

　　(五)張光直先生

　　張光直是臺灣人，但在北平長大。當時的世界，當時的中國，和現在不同，不是全面向右轉，而是全面向左轉。世界上的大學者、大文豪和大藝術家，紛紛加入共產黨。他生活在北平，受時代風潮影響，思想左傾，同情革命，再正常不過。他大哥張光正(何標)和同學溫景昆(南開教授溫公頤之子)對他影響最大。1945 年，張光正去晉察冀參加革命，成為共產黨員。

　　張光直是1946 年12 月31 日隨父母去臺灣，當時才15歲。他到臺灣不久，1947 年2 月28 日，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讓他碰上了。臺灣人反對國民黨，殃及外省人。他在《番薯人的故事》中回憶過那一天，遠處傳來槍聲，他的外省籍同學在街上被暴打，血流如注……接著，有一天，“有一個國文老師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扮演了沒想到的角色”，這就是他的啟蒙老師，一生從事革命的白族詩人羅剛(羅鐵鷹)羅老師(1917―1985)。

　　1948 年，在羅老師鼓勵下，他寫過7 篇小文章，登在臺灣的《新生報》上，如《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一看題目，就是左傾。他把羅老師的講授，把他對勞動者的同情寫進《伐檀》。他不滿學校中的“麻木”和“暮氣沉沉”，反對“孤立臺灣，割斷與大陸的一般性和聯絡”。他懷念北平，懷念那“粗線條的北國”(“我感謝它——我的故鄉，它孕育了我北國的特性”)，不知“什么時候才能重新踏上那黃色的土”。他盼望那遠方的來信，每次讀信，都雙手顫抖，熱淚滾滾。

　　1949 年1 月31 日，解放軍進北平。當時，臺灣的民主運動與大陸的民主運動是此呼彼應，國民黨風聲鶴唳。蔣介石第一次嘗到他的對手曾經嘗到的滋味，被人圍剿的滋味。4 月6 日，國民黨到臺大抓左翼學生，把他們一網打盡，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被抓學生相信，名單是由他們的校長傅斯年提供。他是中學生，也在被抓之列。獲罪原因恰好是“北國來信”，他與溫景昆的通信。他被國民黨抓起來，蹲了一年大獄。50 年后，他把他埋藏心底的故事總算寫出來。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番薯人的故事》。此書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他不僅記載了同獄的21 個“匪嫌”，還見到過金門海戰(臺灣叫“古寧頭大捷”)的“共軍俘虜”。他提到的“劉團長”(劉天祥)，大陸一直不知下落。這個“死亦為鬼雄”的錚錚鐵漢，就是靠了他的筆，才留下最后的身影。獄中的“好人”讓他刻骨銘心。

　　出獄后，1950 年，他考入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他說他之所以考這個系，目的就是要研究“人之所以為人”。1955 年，帶著人生困惑，他去了美國。李濟盼他學成回臺灣，他卻選擇留美國。羅泰說，這一選擇不知是不是與他的牢獄之災有關。李光謨則推測，也許是為了日后與大陸合作。

　　張先生第一次回北京是1975 年5 月，離開北京已經29年。他是隨美國古人類學代表團訪華，既是為了學術交流，也是為了看望故人，更大愿望是看望故人。這以后，他多次回北京。1980 年，他終于見到他大哥。1982 和1983 年，他在《秋水》雜志(波士頓地區的華文雜志)上寫過三個短篇小說，都是寫他回大陸看故人。

　　《楊老師》是寫他在臺北建國中學上高中時的老師，原型是上面提到的羅老師。羅老師回大陸，曾在上海軍管會工作，后回云南。肅反打成胡風分子，反右打成右派，他在臺灣的革命經歷換來的是“敵特嫌疑”，“文革”遭罪，老婆離婚，跳樓自殺，摔成殘廢。

　　《孫在芳》是寫他的小學同學。這所小學是日本人辦的。“孫在芳”的原型是《番薯人的故事》提到的管彤芬，文化漢奸管翼賢的女兒。她爸爸任偽職，被同學恥笑，她說，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知道，我和我弟弟是不是跟小日本好。后來她參加了共產黨，專門負責送情報，大冬天里，天天在冰水中渡河，落下一身病。1949 年后，她爸爸被槍斃，弟弟自殺。“孫在芳”臨死前，“我”去看她。病榻上的她，骨瘦如柴，面帶微笑，一點不怕死。

　　《王恢與李繼禹》是寫他在北京師大附中上初中時的同學。書中的“我”和“老張”是臺灣人，后來去了臺灣。“王恢”和“李繼禹”是北京人，后來投身革命。“李繼禹”，“文革”被打斷雙腿，想不到獻身革命，反而成了革命對象。有一天，“我”在臺灣撞見“王恢”。原來他早就潛入臺灣，不幸于“四六”事件被捕，受盡酷刑，出獄后，靠擺攤算命過日子，下場很慘。“老張”“王恢”和“李繼禹”的原型是誰，我不清楚，反正是代表了兩種選擇，選擇革命都倒了霉。

　　他的3 篇小說，主要人物都是臺灣說的“共匪”。他本以為，這些人都是革命功臣，現在至少也是“中級以上的干部”，萬萬想不到，這些人的下場都很慘，而且讓他更為驚訝的是，他們居然無怨無悔。張先生筆下的“小人物”說明了什么?很多人都認為，他的故人，凡是參加革命，凡是留在大陸，凡是跟了共產黨，活該倒霉。相反，張先生在美國，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肯定最幸福。但張先生怎么看呢，你猜猜看。

　　在小說《楊老師》中，“楊老師”的兒子“楊強”寫信給“我”，痛說他爸爸遭受的種種苦難，說他執迷不悟，這一輩子全白活了。“楊強”的原型是羅剛之子羅鳴(已去世)。他說他是學物理的，最近有驚人發現，要“我”幫他在美國發表，沒準能得諾貝爾獎，“那時我要向美國的朋友，向全世界的朋友，控訴中國×××的×××暴行”。“我”很悲憤，不知如何作答。最后，他這樣說：

　　照來信說，楊老師自1957 年來遭受了不少磨難，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并不覺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費了。也許我這么想是因為我沒有目擊他的磨難，卻在30 多年以前與他一起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日子——我說快樂并不是因為天下太平，生活如意，而是因為我們是為了一個理想而斗爭著，并且還相信在這個斗爭上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而一旦勝利，黑暗便消滅，太陽便上升，天便亮了。楊老師比我還幸福，因為他更進一步地經歷了天亮的過程，而我卻一直停留在舊社會里面。你的父親為了理想而奮斗，而且進一步目擊了那理想的實現。你可曾想過：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有幾個人有過這種幸福的經驗呢?他這一生顯然是沒有浪費了的，我們應當替他高興才是。

　　在這封信中，他把革命者比作虔誠的基督徒。他說：

　　基督徒如果生時虔誠，死后一定能進天堂嗎，這個問題自我們無神論者看是不能回答的。其實如果能夠回答的話，問題恐怕便多了。誰能保證死后的審判一定是公正無私的呢?萬一我們竟發現人間的黑暗也被帶入天堂，而死后面臨的審判是不公平的，竟然有托人情、走后門、拉關系這種情形發生，那么虔誠的教徒會作何感想呢?

　　1948 年的革命者和教徒之不同，是他們有目擊天亮以后的福氣——也可以說是有目擊天亮以后的不幸。

　　最后，他把這樣的話留給楊強：

　　我們這幾代的人是最幸運的了，我們這幾代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了。我們的幸運是只有我們才有那走“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的千載一時的機會。可是那五千年來的黑暗有強韌的生存力量，不是一瞬間的光華便可以將它消滅的。要走那萬丈光芒的路是漫長的、崎嶇的、曲折的，我們跌倒的機會也比別人都多。這樣說來，你和你的父親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和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知下去多少代的兒女的命運，都是息息相關的。你的父親戰斗過了，下面要看你的了。

　　在《王恢與李繼禹》中，他并不認為，在北京同學的四人中，去了美國的“我”才最幸福。相反，他以自嘲的方式，借別人的口，向自己發問，在中國人受苦受難的日子里，無論為臺灣，還是為大陸，你都做了什么？“我”很慚愧，無言以對。

　　張先生去世后，三聯書店編了個紀念集，書名是我起的，叫《四海為家》，編者前言由我代筆(未署名)，我把我對他的理解寫在這篇前言中。后來，張光正先生打電話，要我把這篇前言當《考古學家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的代序，我答應了他。

　　同樣的歷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張先生不是文學家，但他的文學作品，讓我非常感動。最近，我又讀了一遍，不是當文學讀，而是當歷史讀。它讓我想起我的北京，想起我執教28年的北京大學，想起我生活其中的上一個世紀。

　　這100 年只是剛剛翻過的一頁，宛如昨日。它不僅對我們的父輩是轟轟烈烈，對張先生是魂牽夢繞，對我也是揮之不去。

　　記憶的碎片紛至沓來，有如大樹飄零。

　　歷史就在你的腳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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