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中國教科書滿是謳歌之詞，贊揚它是一場徹底的、不帶殘余的偉大革命。狄更斯卻完全不給中國教育部面子，將法國大革命貶低為暴民運動，從根本上予以了否定。當然，文學作品不等同于史料，文學家對歷史的評判也不一定準確。歷史研究通過事實和依據力求準確評判歷史事件，文學創作往往通過虛構的情節和夸張的手法反映文學家自己的觀點和態度，直接影響讀者進而產生巨大的煽動性和號召力。所以我們并不能將《雙城記》當作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文獻依據，我在這里想做的是要談談狄更斯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本身。

　　首先應該指出，狄更斯對大革命爆發原因的分析是錯誤的。《雙城記》第一章旨在烘托一種壓抑的氣氛，試圖讓讀者感受到法國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統治。第二章具體通過對貴族老爺厄弗里蒙底惡劣行為的描寫，試圖表現貴族階級對下層人民的殘酷剝削。總而言之，狄更斯將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歸罪于封建統治階級的荒淫無度和對底層人民的殘酷剝削。事實上，大革命爆發時的法國傳統貴族已經喪失了實權。新貴族大多是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本身就是迫切要求改革的群體。路易十六統治時期并不是法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它不如路易十四時期嚴酷，不如路易十五時期荒淫。相反，路易十六其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甚至重新召開了停開許久的三級會議。然而問題恰恰在此。革命并不在統治最殘酷的時期爆發，往往是在改革開始卻中途停滯的時候爆發。路易十六的改革舉措，就是不全面的改革，不能完全迎合人民的需要。人民想要得更多，他只能給一部分。于是“得寸進尺”的人民通過路易十六重新召開的三級會議，審判他，把他送上斷頭臺。

　　革命者和革命精神

　　文學作品中的角色多是一些臉譜化、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它們可能存在原型，但主要是一種思想符號或者代表。我在這里想談談《雙城記》中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它關乎狄更斯眼中的大革命精神。

　　在另外一些反思革命的作品中有這么一種革命者，他們革命的動機不是純粹的、高尚的，比如魯迅筆下的阿Q。他們參加革命，是為了瓜分地主家的財產，搶地主家的女兒給自己當小老婆。這樣的革命者未能跳出自身利益的局限，其道德情操跟土匪無異。這類革命者成為了一些人對革命心懷顧慮的理由。但退一步講，就算革命者跳出了自身利益局限、抱著無私的目的參與革命，革命就一定是正義的嗎?在這個問題上狄更斯要思考得更深一層。狄更斯筆下有另外一種革命者，雖然跳出了自身利益的局限，卻未能跳出所在階級的局限，以德法日夫婦為典型。

　　在德法日夫人年幼時，她的一家曾遭到地主厄弗里蒙底兄弟殘酷迫害。她的姐姐被強占侮辱后不幸去世，前去尋仇的兄弟也被厄弗里蒙底兄弟殺害。最后厄弗里蒙底家族仍然趕盡殺絕，致德法日夫人家破人亡，她則成為唯一的幸存者。于是仇恨成為德法日夫人革命的動機。在大革命期間，她和她的丈夫對地主階級采用了十分殘忍血腥的手段，以致于敵我不分、以殺人為樂。只要是貴族出身的人，都一律不放過。即便是代爾那那樣真正同情下層人民、自愿同自己家族割裂的人，他們也要將他送上斷頭臺。不但如此，連同代爾那的妻兒，所有與厄弗里蒙底家族有關系的人他們都要殺掉。“厄弗里蒙底家的人要殺絕，那個妻子和那個孩子必須跟那個丈夫和父親去”“我有理由非得把這家殺絕絕不罷手”。

　　德法日夫婦所代表的革命者，有充足的革命理由。他們的革命動機也十分純粹，不是為了搶地主的財產。應該說他們比阿Q式的革命者要高尚。但他們僅僅將復仇當作革命的目的，并且在復仇中享受殺戮。在其內心深處，是根深蒂固的階級仇恨。他們的所作所為越發讓人感到恐懼，他們的殘酷和毫無慈悲最終也耗盡了人們對他們所受殘酷壓迫的最后一絲同情。

　　歸納起來，《雙城記》一書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狄更斯先是描寫了貴族階級的殘暴荒淫，以此來解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和革命者的殘暴;然后通過對以德法日夫婦為代表的革命者們殘暴野蠻的一面的描寫，表達自己對法國大革命的不贊同。有的國內學者贊同狄更斯寫貴族階級的殘暴，不贊同他寫革命者的殘暴，認為這丑化了下層階級。事實上，大革命中革命者的殘忍是符合史實的，貴族階級的殘暴荒淫并不符合史實(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也并非如狄更斯所寫僅為復仇而殺人，革命者也會為信仰而殺人。

　　與德法日夫婦的階級仇恨相對比，狄更斯塑造的另外兩個人物形象——代爾那和馬內特醫生，無疑是代表階級和解的思想符號。代爾那，厄弗里蒙底的侄子，爵位繼承人，受到新思潮的影響，自愿同自己的家族和原有階級決裂，移民英國，像普通人一樣自食其力。馬內特醫生當年揭露代爾那的叔叔——厄弗里蒙底爵爺的罪惡不成，反被其構陷入獄，受盡折磨。可以說馬內特醫生與厄弗里蒙底家族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卻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女兒和代爾那的婚事，表現出一種寬博大愛。當巴黎陷入“非我即敵”的革命風暴，他是兩種完全對立的階級之外的“另一種人”，一般無二地治愈所有有傷痛的人。“醫生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為奴的自由的，富的窮的，好的壞的，無論高低貴賤都一視同仁”。

　　代爾那與馬內特醫生。前者代表的是一種與被壓迫人民同仇敵愾的貴族精神，后者代表一種放下階級仇恨的人道主義，都是一種超越自身階級局限的胸懷。這里的“貴族”強調一種高貴品格，并不是指階級所屬。現實中的貴族革命家，比如白求恩、格瓦拉和俄國十二月黨人等等，我特別想說說托克維爾的外公。一個法國老貴族，“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法國大革命前出資贊助啟蒙運動和百科全書出版，革命爆發后自愿充當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盡管最后被革命群眾作為路易十六的幫兇送上斷頭臺。狄更斯通過代爾那與馬內特醫生表現了一種階級調和、階級諒解的精神，他極力塑造兩人的偉大形象是想表明自己的觀點：兩人所具有的革命精神，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應該具有的。

　　狄更斯認為，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是具有貴族精神的革命者，具有可怕復仇情緒的下層階級帶有不可避免的階級局限性。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毫不占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無私的，才能真正地領導革命走向成功，領導人類步入共產主義社會，狄更斯與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截然相反。那么到底哪種革命者更具崇高精神呢?我認為馬克思從唯物史觀推導出的一般規律是嚴謹的，狄更斯的看法也并非全無道理。中國和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領導革命的恰是狄更斯所說的具有貴族精神的知識分子，而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確定的無產工人。當然，有人會說他們本身就是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但也不能否認他們確實和一般的無產階級存在很大區別。

　　狄更斯提到的人道主義，涉及到革命的根本目的的問題，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狄更斯認為革命者需要具有人道主義，否則天使的革命行為也會異化為野獸的暴行。另一個寫法國大革命的文學家雨果在他的《九三年》里也有類似的思索和情感表達。通過對符號化的革命者郭文的贊美，通過他最后喊出的那句“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同樣點出了人道主義在革命中的必要性。不過，狄更斯的人道主義是基于英國社會的妥協精神;雨果的人道主義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帶有些許空想性質。

　　其實，關于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經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不管革命的根本目的應該是什么，肯定不應該是暴力和復仇，否則就錯把革命手段當目的了。前面提到現實中的法國大革命，革命者并不僅僅像狄更斯描寫的那樣為復仇殺人，還可能像雨果描寫的那樣為信仰殺人。他們想要建立一種美好的制度，就把舊階級視作魔鬼、撒旦，把消滅他們視為完全正義的事業，哪怕革命手段是暴力形式也沒有絲毫不安。“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般殘酷無情”，“最好的思想改造是肉體消滅”。為復仇殺人的革命一定是不可取的，不必多言。那為信仰殺人的革命可取嗎?回到革命目的性的問題上，我們不得不問一句：革命究竟是為了什么?

　　大革命建立起的制度，是人人自危的恐怖制度。羅伯斯庇爾每天召開會議，每天都會從會場上抓出幾個“陰謀家”“野心家”立即送上斷頭臺。然而這殺人的制度卻并非由嗜血屠夫建立，恰恰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所建立。他們堅決地捍衛這條道路，并因此而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一番折騰后，云定風清，原來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積極分子也就被人們視作嗜血的兇手。于是人們又將這些積極分子釘在歷史的審判臺上批判、鞭撻。不革命不能通向天堂，但革命了也沒有通向天堂。既然都不能通向天堂，那我們為什么要革命?并且革命就要死人，死一大堆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河。至少從結果上看，革命是個次優選擇。

　　在這些革命的批判者和鞭撻者中，一個叫狄更斯，一個叫雨果。同為批判者，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根本態度卻不一樣：狄更斯根本上反對法國大革命，他批判它是為了葬送它;雨果根本上則支持法國大革命，他批判它是為了挽救它。雨果批判大革命，是懷著一種很鐵不成鋼的態度。你們怎么能這樣干呢?你們應該這樣，這樣才對。他對革命目的的思考應該是很深入的。《九三年》里，郭文放走了朗德納克。《悲慘世界》里，冉阿讓放走了沙威。雨果筆下的革命者針對的都是制度而非個人。在雨果看來，革命是為了恢復人性。如果革命對象恢復了人性，自然就不必再革他的性命。

　　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狄更斯和雨果都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不過他們至少談了革命目的不該是什么。狄更斯說為復仇殺人一定不是。雨果更進一步，說為信仰殺人也不應該是。

　　現實世界的“雙城記”

　　也許是因為法國大革命太過復雜，要對它進行評判已經遠超文學作品所能駕馭的范疇，所以描寫法國大革命的文學家并不多，狄更斯和雨果則是文學家中的勇敢者。但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在根本上對立，是什么原因呢?他們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法國人。在我看來，在不同國籍文學家分歧的背后，是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體現的不同革命理念的交鋒。在這種交鋒背后更深層次的，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法國理性主義哲學觀與英國經驗主義哲學觀的對立。

　　人類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是一個多元發展的過程。其中兩元——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以及分別從這兩元中發展出的兩條路線——英美革命傳統和法俄革命傳統是很值得比較的。對比英法革命精神和這兩條革命的傳統，來一出現實世界中的“雙城”對比，也許能讓我們進一步靠近革命目的性這一問題的答案。

　　我首先想提醒大家，不要帶著思維定式看待英法兩場革命。中國教科書贊揚法國大革命是徹底、不帶殘余的，而批判英國革命是不徹底、帶有舊社會殘余的;還有人說狄更斯只看到大革命的殘暴面，沒有看到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這一進步面;或是認為狄更斯成長在君主立憲體制下，思想傾向于保守，等等這些都是我不贊同的定式思維。

　　定式思維的觀點可以這樣歸結：之所以說法國大革命是徹底的、不帶殘余的，在于它推翻了舊制度，建立了新制度，所以它是好的、值得稱贊的，而英國革命與之相反。這樣的看法我是不贊同的。首先，如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對法國大革命的揭示，一些所謂法國大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新”制度其實是舊時代的殘余，法國大革命并不如傳統認為的是徹底的、不帶殘余的，并且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暴力革命造成了災難后果，所以與其說法國大革命是徹底的，不如說它是偏激的、極端的。另一方面，英國革命也并不見得就是不徹底、帶有大量殘余的，英國的封建制度確實已經被推翻了，保留下來的只是君主的符號而已。我們很難說現在法國的制度就比英國要進步。并且英國革命之所以被稱為“光榮革命”，光榮就光榮在它是不徹底的，進而是不流血的、沒有死一個人的，革命中對立的雙方難得地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革命的不擴大。中國人習慣于認為保守是壞的，而往往選擇激進。這其實是忘了孔子說的“過猶不及”。保守不見得就是落后，激進也未必就是進步。偏激、極端地朝著錯誤方向猛進，比原地不動更可怕。

　　在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一種大革命、不斷革命、繼續革命，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傳統;英國光榮革命是一種漸進革命、不擴大革命，僅限于政治革命范圍內的革命傳統。法國式革命傳統依靠的是暴力斗爭，英國式革命依靠的則是談判。對于法國人，政治是斗爭的藝術;但對于英國人，政治則是妥協的藝術。英美革命傳統與法國革命傳統的區別一目了然。

　　大革命后逃離法國的托克維爾在其享譽世界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里表達了自己對美國革命會步法國革命的后塵的擔憂。但與英國人擁有類似思維方式的美國人并沒有讓托克維爾的擔憂變為現實，十三州代表堅持著復雜艱難的談判，也沒有訴諸簡單粗暴的革命來解決問題。最終，美利堅作為一個聯邦國以建構性協商的方式成立了。

　　“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你最最輕易能夠賜給人的是死亡”——狄更斯在文中如此調侃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說它就是個笑話。人們有自由，但在無法無天的革命下又沒有人有真正的自由;人們有平等，但是被平等的置于一種威脅中，剝奪了基本人權的平等;人們擁有博愛，恐怖的死亡女神無差別地將恩惠撒向法蘭西大地的每一個角落。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里有這樣一段：“若法國大革命永遠地重演，法國的史書就不會那么以羅伯斯庇爾為榮了。正因為史書上談及的是一樁不會重現的往事，血腥歲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變得比一片鴻毛還輕，不再讓人懼怕”(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的教科書會將這一場血腥的暴民運動當作偉大革命加以謳歌)。要思考的是，法國大革命真的如昆德拉所言“是一樁不會重現的往事”嗎?或者它其實借尸還魂，曾多次重現人間?我傾向于后一種觀點。歷史不重復它自己，卻往往重復它自己的規律。

　　大革命后的法國依舊折騰不斷，歷經了法蘭西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第一共和國、第二共和國······直到今天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而英國的政治制度則在光榮革命后一錘定音直至今天。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巴黎幾經動蕩，倫敦城卻巋然不動，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靜靜地矗立著。

　　另外，法國大革命這樣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卻和社會主義革命有著相似性，即同樣具有徹底性(或者說偏激性)。資產階級革命極受詬病的一條是：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其革命是極不徹底的、帶有舊社會殘余的。法國大革命不同于其他資產階級革命，它的徹底程度不亞于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馬克思如此評價法國大革命：“在第一次法國革命中，立憲派統治之后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之后是雅各賓派。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都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又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并且送上斷頭臺”。此外，法國大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還不僅僅是在革命徹底性這一點上相似而已，它們之前確實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系。

　　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是經拿破侖戰爭傳播到俄國的。那些在封建落后的沙皇俄國成長起來的年輕沙俄軍官跟著亞歷山大將軍攻入法國后，立即被法國大革命關于自由、平等、博愛的迷人口號所吸引，其中一些人便成為了日后的十二月黨人。自由、平等思想在俄國的傳播也促成了布爾什維克運動和十月革命的爆發。十月革命成功，中國五四文人奔走相告，額手相慶。毛澤東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再加上北洋政府派數批留學生赴法學習，使得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法俄革命傳統的繼承人。

　　《舊唐書》中這樣說到：“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后嗣何觀”。可惜五四運動來勢兇猛，當時的時代領袖們心潮澎湃、血氣方剛，未能如英人美人那樣冷靜講妥協，也未能聽進中國先人的訓言(相反，這些正是五四運動要打倒的對象)。倘若當時能多幾個冷靜的國人，少些激進的革命黨，也許王國維也不會感嘆一聲“中國革命將以共和始，以共產終”后自沉昆明湖，留下岸上一雙布鞋。王國維為何絕望?可能是他看到中國革命之走向，即中國革命將如法國革命一樣血流成河，會大革命、不斷革命、繼續革命，從政治革命擴大為社會革命再擴大為文化革命。值得一提的是，這“文化革命”一詞本就是羅伯斯庇爾發明的，中國人把它拿過來，再在中間加上“大”字，可謂法國大革命傳統的完美繼承和發展。

　　由此看來，法國大革命并非昆德拉所言“是一樁不會重復的往事”，而是將它“大革命、不斷革命、繼續革命、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再到文化革命”的精神和傳統影響到后世。法國大革命曾一次次重演，仿佛命中注定：人類歷史不過是尼采的永劫回歸。

　　時代

　　革命的世紀已成過去，反思的時代來臨。《雙城記》末章，荒唐的人民法庭的宣判詞中這樣寫到：“捍衛中央集權的統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共和國先于一切，人民是至高無上的。”狄更斯將這一段寫得這樣滑稽可笑，借黑色幽默達挖苦諷刺之目的。我想，如果讓他歸結法國大革命的失誤，他可能會和普京說一樣的話：究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愚蠢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步入天堂，我們正直下地獄”······《雙城記》的開篇如此華麗，一整段對仗排比，蕩氣回腸;將時代背景和盤托出，又似乎昭示著人類幾千年來也擺脫不了的宿命。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會是這樣嗎?我希望它不是，但也有可能是。

　　該如何對待法國大革命?說到底狄更斯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他只表明了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暴民政治的立場。狄更斯畢竟是那個年代的文學家，要求其思想跳出他所處時代的局限是不現實的。雖然狄更斯沒有給出答案，但我們卻必須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

　　1981年，法國廢除了死刑。斷頭臺這一可以說最有資格代表法國大革命的機械裝置永遠退出了歷史舞臺。法國人終于學會了冷靜和妥協。雖然斗爭的精神并沒有完全在法國人身上消失，大規模罷工依舊是法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但和平的游行也已經比血腥的暴力革命好多了。至于俄國，同樣歷經了十月革命、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殘酷，和血腥的大清洗。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也步入正常的國家發展軌道。普京說：“誰不為蘇聯惋惜，誰就沒有良心。但誰想回到曾經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俄羅斯也同大革命的傳統決裂了。在中國，類似歷史事件的評價問題就復雜多了。如何評定?清算還是大赦?敏感一點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即便這個問題已算蓋棺定論，但要求反思文革的聲音依舊越來越多。但有些聲音要求的反思，實際上就是清算。而這種清算，恰恰是繼承了文革的傳統，恰恰是文革基因依舊存在的表現，是法國大革命“大革命、不斷革命、繼續革命”的繼續，是有步入“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的萬劫不復的危險的。

　　就像每個人體內都有癌細胞一樣，很多民族也存在暴力基因。只不過，在一些民族里，癌細胞無限繁殖，最終爆發為可怕災難，而在另一些民族里，癌細胞得到抑制，始終處于沉睡狀態。我們民族里好不容易抑制住的癌細胞，可別再讓它復發。

　　未來

　　美國人沒有像托克維爾擔心的那樣走上法國式革命，但卻步入了另外一種困境：在一種三權制衡的體制下，動彈不得，失去自我進化的原動力。即便羅斯福違背憲法，采用集權手段推行的新政，也不過是新自由主義最后的抗爭，沒能真正解決美國政治體制面臨的困境。法國大革命曾對中國革命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但這條路法國人自己沒有走通，跟著法國人上路的俄國人也沒有走通。那作為法俄革命接班人的我們今后又要怎樣走呢?

　　有個正統說法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新路”。既然是新路，怎樣才能算得上新?我認為，一方面，不能走法俄革命“大革命、不斷革命、繼續革命”的道路，這條路從五四開始，到文革為止，我們算走到頭了。另一方面，還要避免英美傳統一味妥協所造成的困境，要良好地發展就不能在一種相互制衡的體制下動彈不得，好的妥協精神應該是一種漸進的、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中解決的精神，而非一種為妥協而妥協、在三權之間和政黨之間尋求消極平衡的妥協。

　　誠然，英法革命精神中都有可取之處，但各自的局限都是明顯的。法俄傳統和英美傳統這兩條路，一條已經被歷史證明走不通，另一條則不適合現在的中國國情。如果可以，我們倒也希望能有這么一條新路，真正落實“民主之上的集中，和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既能充分發揚民主精神，征求各方意見，又能促成共識、凝聚力量。對于走什么樣的道路，今天的國人就這個問題可以說吵得一塌糊涂，而且并非全是理性客觀的探討和辯論，這恰恰說明大革命基因依然在遺傳。我只想提醒大家，莫讓狄更斯在天之靈嘲諷過法國大革命之后，繼續笑話今天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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