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自由派譴責1917年的俄國革命，列寧和斯大林。譴責1949年以來的中國革命，譴責肅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但有趣的是，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對制訂了人權宣言的法國大革命卻充滿無窮的贊美。他們似乎不知道1789 年的法國革命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前導和被學習效法的原型。

1789年爆發的法蘭西大革命完全是符合所謂普世價值的真正的革命。革命爆發不久，法國人就頒布了世界上第一個《人權宣言》。此后，按照普世價值的民主與分權原則，頒布了《憲法》。新的國家的立法理念，秉承著共濟會員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而殊不知這種“契約”觀念卻是來自古老的猶太放貸人的商業原則。在革命前，猶太人、共濟會員孟德斯鳩寫作了《法意》（論法的精神）提出了三權分立原則，為法國的新政體提供了思想基礎。通過大革命，法蘭西由專制王政走向共和——在處決國王之后，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1789年的法國革命與1776年的美國革命具有共同的精神基礎，就是啟蒙運動所傳播的“自由”理想、契約論、民主、民選、民治，人權與自由的普世價值。實際上，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憲法》基本上都來自法國的思想。來自北美殖民地的富蘭克林（美國革命的精神領袖）與羅伯斯比爾、富歇等后來的法國革命領袖屬于法蘭西共濟會的同一個俱樂部——“七女神”俱樂部。而啟蒙運動（又稱光明運動）卻是共濟會的猶太銀行家所資助的。作為大革命輿論先導的著名的反天主教《百科全書》是由羅斯切爾德等猶太銀行家資助編撰和出版的。

不僅啟蒙運動的主要代表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都是共濟會員，革命的主要領袖富歇、羅伯斯比爾、拿破侖也都是共濟會員。羅斯切爾德銀行（即洛希爾銀行）為這些共濟會俱樂部以及會員提供了金融支持。而在拿破侖成立的法國中央銀行中，拿破侖家族和羅斯切爾德銀行占有最大的股份。

法國大革命的1793——1794年被公認為是一個恐怖時期，西語中政治恐怖主義這個詞實際是針對這個時期的血腥屠殺而發明的。

法國大革命是共濟會及其意識形態所領導的

摘錄 《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  ”（江蘇出版集團出版，1999），作者：[英] 艾瑞克-霍布斯邦   

“法國大革命并非由有組織的政黨或運動發動領導的，也不是由企圖執行某個計劃綱領的人發動領導的。然而，在一個相當有內聚力的社會集團中，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共同意愿驚人一致，遂使該革命運動有力地團結起來。這個集團便是“共濟會”。其思想觀念是由“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系統闡述、由共濟會綱領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哲學家”發動了這一場革命。或許沒有他們，革命也會發生，但可能是由于他們，才造成了僅只是破壞一個舊制度與迅速有效地以一個新制度取而代之，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觀念可說來自共濟會，這種觀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1791年）中得到純潔莊嚴的展現，它是那個時代最早的宣傳藝術，那個時代最高的藝術成就經常都是宣傳性的。

1789年資產階級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中提出來的。宣言中的第一條說，“在法律上，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許存在社會差別，“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礎之上”，私有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是神圣、不可剝奪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職務對有才能的人同等開放。但如果賽跑在同等條件下開始，那么同樣可以假定，賽跑者不會同時跑到終點。該宣言主張（如同反對貴族階級或專制主義一樣），“所有公民都有權在制定法律方面進行合作”；“個人親自參與，或通過自己的代表參與”。

法國大革命·烏托邦·上帝之國——奴役與自由的思考之一 
作者： 思路   

　　
　　暗黑的歷史中，自由和奴役，象是兩條首尾相嚙的蛇，追逐著，撕咬著。一個命定的圓，固執而封閉地在原地打轉。 ——題記

　　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是從一句名言開始，又以另一句名言結束的。

前一句是盧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中的一句話：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另一句是羅蘭夫人在法國大革命的血腥中發出的感嘆：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這一前一后兩句話，便是以集體自由名義發動的法國大革命的最好注腳。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之后，隨著啟蒙思想的推進，民主自由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歐陸及英倫三島掀起了一場又一場宗教或世俗革命，以爭取天賦的自由。法國大革命，便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對奴役的抗爭運動和自由實踐。
　　十八世紀中葉后的法國，啟蒙思想在沙龍和市井迅速傳播，啟蒙思想家主宰了當時的話語中心。即便是法國貴族的書櫥里也擺滿了宣揚自由、平等、博愛的著作，你也不必為在貴婦人的床頭發現一本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而驚訝。相反，這幾乎是潮流了，甚至連安東奈特王后也參加了極具煽動性的《費加羅的婚禮》的排練，在其中扮演羅西尼。而盧梭更是其中的寵兒，雖然屢被驅逐，也曾被啟蒙運動的主流所拋棄所辱罵，但那句自由吶喊，曾經震撼了多少渴望自由的心，羅伯斯比爾便是其中之一。與此同時，政治經濟面臨全面的困境，下層人民的生活異常艱難，上層則是一片混亂，財政更是一團糟，朝野上下紛紛要求改革。
　　在這一背景下，法國三級會議開幕。隨后，第三等級單獨組成國民議會，準備制定憲法。1789年7月14日，革命者和群眾佩帶著紅白藍三色徽，揮舞著武器，沖進了巴士底獄，這標志著法國大革命的正式爆發。
　　次日早晨，國王路易十六聽到這一消息后，焦急地問：“是一場叛亂嗎？”利昂古爾公爵無情地糾正道：“不，陛下，是革命。”是的，是一場革命。叛亂只是為了顛覆并取得權力，而革命則是為了自由。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一個革命的時代，一個“自由”的時代。演講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連空氣似乎也是自由的，雖然空氣里時常彌漫著槍彈的煙霧。這樣的自由振奮了歐洲，甚至遠在美國的托馬斯·潘恩也著文謳歌自由的誕生。熱情的革命者在國民議會和俱樂部里更是通宵達旦的辯論著，1791年，共和國憲法制訂完畢并由路易十六批準。1792年，國民公會成立，宣布廢除王政實行共和。
　　然而，歷史竟被在革命爆發后不久的一句話所不幸言中，“我們已經迅速地從奴役走向自由，我們正在更迅速地從自由走向奴役”。悲劇果然誕生了。悲劇是以最極端的形式出現的，那就是恐怖，用恐怖來造就美德。1792年9月2日數千犯人的集體屠殺，掀開了革命血腥的帷幕。就在兩年前還專文著述來反對死刑的“不可腐蝕者”羅伯斯比爾，現在卻公開地宣稱：“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這是一個怎樣的悖異？但歷史就是這樣吊詭。幾年前還在吶喊著自由、抨擊著暴政的革命者們，現在，為了建造一個所謂的自由王國，卻在理直氣壯地屠殺自由。他們以自由和平等的名義，處死保王黨與貴族；以共和國的名義，控告吉倫特黨人；以救國的名義，處死進攻巴士底獄的發動者德穆蘭；以道德的名義，處死丹東等曾經的戰友。就這樣，自由的狂歡成為一場血腥的狂歡，每天有近五十人作為對革命的獻祭死于斷頭臺，即便是小紅帽的海洋也掩蓋不了滿街流淌的鮮血。這正印證了盧梭的名言：“在廣場的中央，樹立起一個鮮花環繞的長矛，把人們集合在那里，你們就擁有了一個節日，至善不過如此。”不過長矛被替換成斷頭臺，被屠殺的從特權階級轉化為人民。自由，成為一場殺戮的自由。在雅各賓派眼中，只有戰友和敵人，而戰友越來越少，敵人卻越來越多。血在巴黎流淌著，塞納河都染紅了，寬容已不必再提，自由更是遙不可及。到1794年熱月革命前，自由已被徹底異化成一場奴役，一場比先前慘烈千百倍的災難。在羅伯斯比爾最后一次演講中，他似乎也有所感悟：“美德！沒有美德，一場偉大的革命只不過是一種亂哄，是一種罪惡摧毀另一種罪惡。”
　　“日光之下無新事”。這樣的歷史，并不是偶然。這樣的悲劇，一次次地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重演著。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是自由夢想勃興的三個時代，也是革命勃興的三個時代，革命者幾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出現過，各種顏色的旗幟依次飄揚，旗幟下同樣是激情的人們、口號和槍聲。但歷史總是嘲弄著人類，人們一次次所嘗試建立地上的上帝之國，竟無一例外地墮落成人間的地獄。這正被詩人荷爾德林所言中：“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夢想?！碧K俄的社會主義實踐，便是本世紀最大最美麗奪目的一個肥皂泡。自由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曾經被多少歐洲左派知識分子所心馳神往，但其實在那里，自由和貨柜上的日用品一樣稀少，所有的真相都被掩蓋在宣傳的下面，所有的臉孔和微笑都只是機械的重復，每一個人，都被強力的意識形態和契卡所控制著，只能“奴性地忍耐”（索爾仁尼琴語）。這個歷史的騙局，直至俄羅斯偉大的非官方作家們的地下作品被流傳到西方時，才為人所知曉。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以細致得令人顫栗的描寫揭露了在自由名義下的深重奴役。自由，只是一個政治幻象，只是報章社論中一種修辭，而苦難和奴役卻是如此的真實，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又在呻吟。八十年后，刷滿歌頌自由標語的鐵幕，終于無奈而黯然地降下。
　　人，通過集體自由來抗爭奴役的努力一次次地失敗了。
　　人，作為一個個體被孤零零拋到這個世界，無助和孤獨便籠罩著他的生活，客體世界的強大和堅硬也使單個的生存變得無比困難，于是，對奴役的恐懼和生存的渴望使他走向“他們”。在世界上，“他們”或者“我們”也便成為最直接的庇護所，集體、社會作為廣義的“我們”也自然而然成為個體所向往的一個庇蔭之處。在那里，人可以用集體來擔當部分的孤單與恐懼，用對觀來消解痛苦。但同時，當詞匯“我”漸漸地延伸出“我們”，一個個體將“我”的言說權向“我們”交出，并且由另一個個體以“我們”的姿態來代替所有涵蓋下的個體來發言、思考、決定時，潛在的奴役就產生了，一種“我們”對“我”的奴役。這就是社會的奴役、政治的奴役。于是，個體的奴役也便潛在地轉化為一種群體的奴役，而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糾纏延展了群體奴役的普遍性。政治奴役在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在發生著，或許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罷了。喪失生存權、經濟權、行動權、言說權、思想權等都可以看作是對自由的剝奪和奴役。對這一點的感悟，也便成了古往今來所有政治哲學家所思考的命題。對自由的向往，對奴役的抗爭，也就成了不同思想陣營的思想家們的共同理想。其實，從人類社會開始之日起，這樣的抗爭便沒有間斷過，起義和叛亂此起彼伏，年號和權位不斷更迭，但奴役依然如故，最多形式有所改變罷了。
　　然而，社會奴役下的個體依然渴望著自由，渴望著通過群體的自由來解脫奴役，實現自由。理想的自由王國也便成為地上的一個恒久夢想，如《詩經》中所寫的，“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這是他們地上所尋求的王國，然后終其一生建造這個王國，人們企望在其中實現完全的自由。
　　誠然，這樣的理想是美好而誘人的。但是，人終究無法靠己之力建造這樣的國，腐爛和崩潰潛伏在墻根底下，在還沒有完工前便將其夷為平地，倒塌聲嘲笑著所有曾經的努力。這樣的國，終究只是“理想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烏托邦”。它只存留在臆想之中，正如托馬斯·莫爾當初用古希臘語虛造該詞的用意，這是一個“烏有之鄉”。
　　在《圣經啟示錄》中許諾著這樣的一個上帝之國，那里“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而且“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里原沒有黑夜?！痹诤诎?、苦難、奴役中的人們，無不渴望著光明、喜樂和自由，于是他們渴望著這樣的上帝之國能在塵世降臨。但是，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烏托邦是上帝之國在人的意識中的一種扭曲。實際上，所有世俗理想社會的理念都是“上帝之國”的現世扭曲投影。這樣的國在人的意識中被扭曲成各種各樣的形式，在盧梭眼里或許是一個完美、自然、理性的秩序，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或許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工業化奴役的樂園。羅伯斯比爾的法國大革命便是盧梭理念的一次實踐，而列寧和斯大林則在俄羅斯大地上實踐著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國。但是在他們的國中，上帝都被逐出，只有驕傲的人居住在上帝的寶座上，實踐著他們的“自由”。上帝的缺席和此時此世的現世期盼是烏托邦的兩個主要特征。
　　但是，真正的上帝之城，不在此時的此岸，乃在末世的彼岸。將近兩千年前，當猶太人擁著耶穌讓他作王時，他卻離開那地方；當撒旦將耶穌領到山頂，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在我面前下拜，這都要歸你?！币d卻用上帝的話加以抵擋；耶穌在最后更是坦言：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是的，上帝之國并不屬這個敗壞的世界。任何在這個世界建造上帝之國的嘗試，都是在建造巴別塔，倒塌是最后的必然，所有對此世上帝之國的期盼和對上帝的放逐，更是對上帝之國的莫大背謬。烏托邦，無論其如何美好，但依然只是世俗之城，與上帝之城有著天壤之別。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論及世俗之城與上帝之城時有這么一段話：“這兩座城由兩種愛形成：世俗之城基于自愛，甚而蔑視上帝，天上之城則基于對上帝之愛，甚而謙卑自我。簡言之，前者以自我為榮耀，后者則以上帝為榮耀。一個在人當中尋求光榮，而另一個最大的光榮就是上帝，是良心的見證?！憋@然，兩者更有著絕然相異的思想來源和認知，前者來自于過于樂觀的人文主義，后者則來自于基于圣經的基督教信仰。
　　首先，對人自身的判斷不同。前者對人有著盲目的樂觀，認為人是可以經過自身改造和社會進步達到完善，并且將人躍居于上帝之上，并取代了上帝。但圣經上卻說：“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比嗽诔秸呙媲?，永遠是一種有限的生存，與上帝之間有著無限的深淵，自身無法跨越，只有上帝的親自臨在才能抵達。因此，無論他是誰，盡管人們也把他當作上帝來敬拜，但他永遠也無法成為上帝，所有歷史中對個人的超拔和崇拜，最后都成為破產的笑柄。羅伯斯比爾，雖然被稱為不可腐蝕者，但他手上的血卻腐蝕了所有的正義；斯大林，雖然被親切地尊稱為“父親”、“領袖”和“導師”，但卻是一個“冷酷而殘暴的人”（科爾扎文語），將多少優秀的靈魂放逐在寒冷的古拉格群島。有罪性的人類靠自己無法勝過罪孽，又如何能抵達完全的善？有限的人，無法超越自身，又如何去建造無限的巴別塔？世俗之城，終究只是世俗之城，當人在其中離棄上帝，并自居為上帝時，并未止住他墮落的步伐，相反因著神性的隱退，越發地墜入深淵。
　　其次，各自的關注不同。前者關注于物質世界和忽視個體的虛幻價值（如公共意志等），往往“與個體人格的最高價值、良心、尊嚴以及精神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相抵牾”（別爾嘉耶夫語）。因此，往往發生以“普遍意志”的名義屠殺人民，以物質的必然性強殲“精神的自由”，法國大革命實則上正是這樣一場自由的悲劇。而后者直指靈魂和心靈的生存，關注上帝，也關注每一個個體。人過于驕傲，以至于忘了自己的渺小，但人又過于的敗壞，以至于忘了自身本有的榮耀，圣經上說，“人算什么，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并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痹谏系壑畤?，即使在這個世界上，上帝看人只是看“being”，而不是象世人那樣看“doing”和“having”，每一個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而尊貴的，每一個個體的靈魂都是寶貴的，因此尊重每一個生命的存在。而且，上帝在其中并非缺席，乃是“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其三，對世界與上帝的關系認識不同。前者混淆了“凱撒”與上帝，一方面，由于上帝在世界的被棄，上帝的在此世的超越被漠視，神性之維被抽取，終極價值被弱化，導致世界的平面化、相對化、灰色化、游戲化，從而，現實政治由于缺乏最終道德基底必然會淪落為最壞的政治；另一方面，在世俗之城中，由于神性的隱沒，人的自我凸現，將此岸之物提高到彼岸的崇拜，于是，一切相對的轉換成絕對的，一切有限的轉換成無限的，一切邪惡的轉換成神圣的。人替代了上帝的位置，自我神圣，成為世人崇拜的偶像，但往往雖越上帝之權但無上帝之能，成為馬克思·韋伯所言及的奇理斯瑪，造成一人對眾人的奴役，如羅伯斯比爾、斯大林、波爾布特等偉大領袖的光環下面本是獨裁者的猙獰面貌。然而，從基督教信仰來看，“凱撒的物歸給凱撒，上帝的歸給上帝?！?耶穌這句樸素的話，便是一個最好的回答。世俗之城與上帝之城是完全相異的，世界因著罪入了世界，已經全然墮落，且無力自救。在這一有限的世界中，每一個人同樣是有限的，在上帝面前同樣是虧欠的，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越過上帝。自我超越，在這個有限的世界上只是一個妄想，只有迎向并接受彼岸之光，才能溝通這兩個世界。
　　最后，對時間的看法不同。烏托邦建造在現世的此岸，但又是為可能的未來存留，在那里沒有當下的關懷。這一個內在的矛盾消解了其本身的合理性。把現在當作手段，把將來當作目的，這也便成為最常見的情形，這就是烏托邦的“功利主義”。于是，可以以理想的名義屠殺異己者，可以以未來的名義將當下的世界埋葬在黑夜。歷史中所有烏托邦的現實奴役，都是以這種借口出現的。但是，上帝之國指向的是永恒，但也關注當下。永恒不是未來，永恒是一個從現在開始的永遠延伸，而未來只是一個時間點，與現在無關。耶穌所說的，上帝之國就在你們中間，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的。上帝之城，并不能用我們的驕傲去締造，也不能用人的手段去建立，在時間中，我們只有張開雙臂，在榮光中迎接上帝的永恒。
　　從以上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到烏托邦與上帝之國的巨大落差，人無法建造自己的上帝之國，無法去通過群體自由去獲得真正的自由。烏托邦的失敗，也表明了集體自由的困境。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說的：經過了無數革命的洗禮，人的奴役狀態仍亙古不變，能變的僅僅是人的奴役形式。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的奴役似乎在不斷地減弱，但它總是存在著，永遠也無法靠自身通過集體自由的烏托邦來抵達。
　　自由，與烏托邦一同被埋葬。

法國大革命是法蘭西的歷史恥辱和文明的倒退

[美] Steven Kaplan著  黃艷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