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這篇文字萬一某處不當，整篇都無法面見讀者，我就把它做了兩部分來寫，兩個部分各自可單獨成篇。還好，前半部分還在博客里掛著，但愿這個部分也能被包容。

我說了我其實并不怕打破壇壇罐罐。問題在于：

1，什么樣的壇壇罐罐該打破？

2，誰來打破？怎樣打破？？

3，打破后立什么？

馬克思最為人們熟悉的一句話是：“哲學家們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句話常常被認為“解釋世界”不重要，“改變世界”才重要。這是大錯特錯的, 解釋和改變同等重要。 “解釋”要回答的問題是“世界從哪里來？”“改變”要回答的問題是“世界要往何處去？”不知道世界從哪里來，又怎么知道世界往哪里去呢？馬克思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學家的，就在于他在合理解釋世界——這有他的前人的貢獻——的基礎上，找到了改變世界的方法，即通過改變生產關系，消除階級壓迫，實現人人平等，結成個體自由的聯合體。毛澤東把馬克思這一理論成功用在了中國民主革命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說：“我們不但要善于打破一個舊世界，還要善于創造一個新世界”。他合理解釋了舊世界（舊中國），并帶領人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新中國）。

未有合理的解釋之前，任何改變都是盲目的。摸著石頭過河，是這種盲目改變的活生生的例子。盲目改變的后果，今天呈現在了我們面前，這就是社會撕裂，階級分化，壓迫和被壓迫正在由隱性變為顯性，由異態成為常態。我們必須在對這個將要固化的顯性和常態的來龍去脈作出合理解釋的同時，確立好改變的方向和目標，就是立什么之后，才能去打破。第一次摸錯石頭是悲劇，第二次摸錯石頭就是鬧劇了。

我以往的文字基本表達出了這樣的思想：毛澤東和毛澤東的思想遺產——體現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能放棄。如果說，壇壇罐罐指的是這些，我是堅決不同意打破的。理由前文說到了：“打破了，就意味著對毛澤東革命的徹底否定，對革命過程中3000萬死難者的靈魂的不敬和革命者理想的背叛，等于說毛澤東革命是非法的，是瞎折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表現為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私有所有制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形式，以前兩種所有制為主體。它在1970年代發展的相當完備和成熟。我所要堅守的是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形式及其進一步的探索，進一步的完善。所以，我一直堅決反對將國有企業都私有化，而且認為現在的國企改革走過了頭；堅持認為，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在本質上是小生產者意識的倒行逆施，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若打破壇壇罐罐是指全民和集體經濟，打破的還不夠，還要更徹底的砸爛，那我是堅決不贊成的。中華民族自1840年以來，在西方的槍炮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壓迫下，失掉了民族的自信心，變成了自卑的民族。是毛澤東，醫治了我們民族的自卑，重樹了民族的自信。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今天，由于毛澤東的國防戰略的成功，西方的槍炮對我們的民族所具有的直接威懾，不似1840年那么嚴重了（這一點我和許多左派具有不同的看法），但白人至上主義的威脅不但沒有解除，還更加強化了。它以人權，自由，民主的美麗詞語表現出來，俘虜了眾多對西方沒有直接感受，錯把西方當西施的社會各個層面的老中青，其中有許多廟堂的官員，甚至最重要的官員。所以，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依然是我們保持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的手段。它不是壇壇罐罐，它是毛澤東建造的房子，庇護著我們的民族。我不同意打破。

那么什么可以打破？可打破和必須打破的東西很多，新老官僚主義，新貴族，假貴族，城鄉之間的壕溝，工農之間的高墻，特權階級的野心，訟棍們的法治說教，等等。無一不可以打破和必須打破。尤其是，鵲巢鳩占的事情常常發生。趕走鳩，鵲巢還鵲，越來越刻不容緩。

打破不是某個人一廂情愿的事，它是歷史自己的發言。歷史上的打破，基本都是權力的異化，預先給打破準備好群眾基礎，領袖則在思想的沙龍里爭吵，或在火熱的現實生產勞動中揮汗，而群眾和領袖之間的牽線人，則可能在廟堂里干著修補國家機器的辛勞差事。任何一種歷史上的打破都不具有重復性，但對于后來的打破總是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法國大革命對于封建專制的打破，在右派人物的眼里是十惡不赦，但對于左翼來說，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依然光亮如新。

法國君主政體，早期的王位是選舉出來的，民眾享有主權，中期王權為貴族所實際把持，平民的權利被貴族假借王權所剝奪，同時王位成為世襲，以利于貴族操作權力，晚期幾代君主尤其是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君主和貴族展開激烈權力爭奪，最終權力幾乎集中在君主一人之手。但是，權力的法條，被擰的過緊，尤其太陽王路易十四，他在貴族，僧侶，平民以及獨立的高等法院之間玩弄權術，馭駕四方；當貴族僧侶平民組成的三級會議，不能為其所順利操縱的時候，他強制關閉了三級會議，徹底壟斷了權力，使權力最終失去了人民性，其極度的揮霍，鼓舞了貴族、僧侶階級仿效性的驕奢淫逸，國家財政于是出現危機。到了路易十六，國家財政幾乎枯竭，即使發行公債，也未能拯救危機，反使危機加劇，以至于國家機關首先起來反抗。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只好動用最后的手段，就是重開（貴族、僧侶和平民）三級會議,求助于納稅人第三等級。

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路易十六和三個等級之間進行了連番互動。但是，無論是國王，高等法院，還是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僧侶，都沒有把第三等級的利益放在心上。他們同意召開三級會議，是各懷鬼胎。高等法院希望像1614年三級會議被關閉前那樣控制三級會議，而貴族是想借此恢復失去的權力，堅決反對第三等級的雙倍代表名額的要求。僧侶階級一部分具有了平民意識，更多的依然是趨向于維護本階級的利益。

高貴者最愚蠢。三級會議最完美的印證了這句格言的哲理性。高貴的貴族以為借助王權和以往的階級強勢，就可以挫敗第三等級提出的雙倍代表名額的正當要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時候的第三等級不再是1614年之前那個在會上發言免冠下跪的第三等級，此時的第三等級擁有了為人民說話的《第三等級》的作者西哀耶斯（西哀士）和當時的名著《三級會議》的作者當特萊格這樣杰出的思想家，成為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階級，他們沒有屈服貴族的壓力，在雙倍名額問題上寸步不讓。

這時候一個關鍵的人物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就是財政大臣內克爾。這是一位平民出身的財政大臣，拯救過一次財政危機，因為其平民傾向，危機后一度被貴族趕下臺，這次危機再度惡化，就再被國王啟用。是他促成了三級會議的提前召開，是他在和貴族之間就第三等級的代表名額談判未果的情形下，在各部會議上宣布通過第三等級雙倍代表名額的決議，還是他，在按等級投票還是按名額投票的問題上，挫敗了貴族的陰謀，滿足了第三等級的愿望。如果說內克爾從正面促成了三級會議，那么貴族，高等法院和其他的各懷鬼胎的陰謀家們是從反面促成了三級會議。這些家伙試圖從第三等級的腰包里掏錢，卻不愿意放棄絲毫的政治權力。然而，民智已開的第三等級，不再是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的政治玩偶，在他們名額占雙倍的優勢之下，若本階級的利益依然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那么，除了革命，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所以，受到恩格斯高度贊揚的經典歷史巨著《法國大革命》的作者米涅說“三級會議只不過是將業已成熟的革命公布于世而已”

這里，我借著米涅的著作，幫助左翼朋友扼要回顧了一下法國大革命發生前各階級圍繞三級會議展開的合法較量。法國大革命沒有人刻意策劃，但它發生了。它由各階級的合法斗爭演變而來。強勢階級想借助強勢壓制對手，而弱勢階級挺身奉陪，反抗強權壓制。剛才說過，打破不是某個人的一廂情愿，而是歷史自己的發言。這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內克爾是一個關鍵人物，革命正式爆發前，他是革命的領袖，革命正式爆發后，他無意間退居為群眾和領袖之間的牽線人，這不是他的本意。他有自己的局限：當1789年7月14日強權階級用暴力和陰謀，試圖壓服第三等級的時候，巴士底監獄被憤怒的人民攻破，他對暴力表示了嚴重的憂慮，然后就漸漸從革命中消失了。他不是自愿走的，而是因為沒有順應歷史洪流，順應人民的自決要求，逐漸被第三等級拋棄的。但他，在我看來，是改變現代人類歷史的最關鍵人物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比拿破侖更應該被人們記住。第三等級在政治上的成熟，是因為西哀耶斯（西哀士）這樣的政治代言人的思想、智慧和勇敢。沒有他們的引領，第三等級必然還是那個免冠下跪的第三等級。這也是一點重要啟示。

弱勢階級合法的階級訴求，往往達不到目標，這是眾多歷史悲劇所揭示出的普遍性。這反映出壓迫階級的貪婪和腐朽的階級本性，但這不能成為弱勢階級放棄優先使用合法斗爭的理由。合法斗爭目標能不能達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樣做可以爭取到下一步斗爭的權利。這是合法斗爭的真正意義所在。回顧中國革命的過程，沿著毛澤東思想的軌跡，我們也是可以找到這一線索的。作為從事過爭取合法斗爭而無果，不得不訴諸暴力革命，最終帶領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的毛澤東，在自己成為最高權力掌握者之后，為人類做了一次偉大的示范，這就是，革命的政黨應該如何不違背革命的初衷，將人民用鮮血和頭顱投票，授予革命者的權力，用于人民的利益；當這種權力被革命者濫用的時候，人民該怎樣收回權利，直接參與國家管理,實現國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這個示范就是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認真的演練”。今天的左派，應該深度研究這個演練的啟示。我本人，最根本的主張是，如果什么東西需要打破，第一選是合法的爭取各階級之間的讓步；第二選是“演練”式；第三選才是“打破”式。就像法國大革命，這是一個階進式打破過程，前一個選擇達不到目標，后一個選擇會順應需要而接替，直至訴諸最后的選擇。

打破的主要的群眾基礎在哪里？這是一個需要倡導打破者認真回答的問題，我還沒有成熟的答案，我似乎也沒有看到這個堅實的群眾基礎的出現。蘇拉密的“無產階級”大眾或許是這個群眾基礎的一部分，而蘇拉密的“小資階級”中的一部分也可構成這個群眾基礎的一隅（小資階級的另一部分將是打破者的最頑固的敵人）。這些群眾，如何能被喚醒，而能超越自己的局限，成為一個成熟的“第三等級”，擔當起歷史使命。這是左翼思想家們的職責所在。歷史一旦準備好群眾基礎，必然也會為群眾準備好領袖。這是一個自然而且必然的過程。

經過30來年的摸石頭——也是一種打破，毛澤東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遭到全面的破壞，思想基礎也從根本上動搖。歷史走到了新的一頁，最近幾個月，各種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紛紛粉墨登上這個慘遭破壞的舞臺，什么《決議》紀念會，什么辛亥革命紀念會，什么XX模式，什么XX座談會，各色人等，都在加速結成政治同盟，尋求特別途徑，等待著在明年的“三級會議”上，主張各自所在集團的權利。尤其張木生，如本文開頭所描述的，炙手可熱，左右逢源，大有左右通吃的架勢。他是前臺人物，他身份特殊，他背后的人物才是決定性的。如果“三級會議”上，真有槍桿子武力推行其所謂的新民主主義2.0版，那么任何政治取向的在野人士的打破的企圖，將遇到最關鍵的挑戰。廟堂里的治國者，他們本應該有所為，有所立，卻不為不立，似乎也不知道為什么立什么，得過且過。這才有張木生等人高調亮出各自的立，先聲奪人。“特色”絕不具有可持續性，凡是主張打破的人，必須如同張木生等人那樣，鮮明的亮出自己的“立”來，讓群眾去討論和選擇！

非常現實的是，明年的“三級會議”，誰是第三等級的代言人？這些代言人數量多少？他們是否可以向內克爾那樣，堅決主張第三等級的權利？那些被左派奉為希望的政治明星，到底是第三等級的代言人？還是貴族的陰謀家？此外，如果張木生代表的利益集團，不能成功融合左右，炎黃春秋派鼓動一干人等，鋌而走險上街打出“越過太平洋”（美式資本主義）的旗號，左派該怎么辦？你們是憂廟堂之憂而憂，待在家里一動不動，還是也上街針鋒相對，打出“回到井岡山”（要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旗號呢？這是“借力而破”，而收“借破而立”之功效。歷史列車，很可能就在這一個被左派忽視的動作中，被扳上正確的方向！

打破壇壇罐罐？朋友們，你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右而左更多文章請見：右而左的天空：http://blog.sina.com.cn/thoughtcafe）

20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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