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發表時，正值大革命二百周年到來之際。此前的二十多年中，大革命的史學研究經歷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法國革命史的研究無論在方法上、題材上還是在觀點上都呈現日益多樣化的局面，而且這個勢頭還在繼續。
美國歷史學家尤金·韋伯（Eugen Weber）在《拷問》一書的英譯版導言中介紹說，索雷不愿意討論理論，因為理論都有自我論證的傾向。運用理論的人總是想去證明，事情的發展應該就是這樣，因為它必須這樣。這樣才能證明理論家的理論是有效的。這種方法不考慮偶然性、選擇性、男女個人的影響，因為它們被看做歷史必然性大潮中的殘骸斷片。索雷則青睞一種更為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的方式，這也是為什么他經常援引法國人所稱的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學家的原因，這些人喜歡把大革命分解成一群缺少規律性的個人、場所、派別沖突、競爭、行動和想望。后一種方法使我們脫離了旨在解釋一切的理論，但它使我們一點點地接近紛繁復雜的日常實際。
大革命是啟蒙運動的勝利么？索雷看來贊同丹頓（Robert Darnton）等人的意見、特別是莫爾內（Daniel Mornet）那部里程碑式著作的觀點，認為啟蒙思想的影響十分有限，天主教信仰仍然在法國具有難以撼動的影響力。他說，如果把革命歸因于哲學家們的思想，看來大多數思想史和社會史學者都不會接受。關于大革命的思想起因，他似乎更愿意接受道伊爾的論斷——只有當革命成為可能時，革命才可以想象。關于舊制度末年的危機，索雷說，直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絕對主義模式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首選，雙方都試圖通過這一模式來解決舊制度內部的各種矛盾。
在革命開始之時，開明的法國公民曾認為，現在是以啟蒙思想所孕育的憲政體制取代王權專制的時候了。但是他們的理想受到部分貴族保守派的抵制。革命從一開始就不是在人們所期望的和諧一致的氛圍中進行的，它首先涉及的是城市的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即便是在這個階層，參與革命運動的也只是極少數積極分子。而大革命所帶有的暴力特征正與這一事實有關。
最初在農村，革命得到的支持就更少了，總的來說，只有那些沒有土地的法國人才對革命抱有十分冷淡的歡迎態度。大部分農民并沒有參加革命運動，或對革命漠不關心——直到他們在教士公民組織法帶來的混亂中成為革命堅定的反對者。他們的抵制以及對他們的鎮壓嚴重破壞了這個國家的經濟。法國有三分之一的省出現了工業化倒退，城市化進程陷入停頓。總的來說，大革命后的法國比革命前更加貧困，它與英國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對外戰爭的環境中出現的革命恐怖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政府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國內敵人，由此便造成一個惡性循環：群眾拒絕革命就增強了反革命的力量，進而使得反革命難以被鎮壓下去。雅各賓的恐怖專政也沒有貫徹到底。國民公會內部存在各種互相猜疑的派系，各派始終受恐懼和仇恨情緒的左右。熱月政變后，革命派的分裂、他們同國民的分離更為嚴重了。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的很多地區實際上處于無政府狀態。
督政府后期，代議制度無法繼續下去，法國回到了威權主義體制。大革命中走上權力舞臺的法國統治集團所關心的是，如何讓公眾輿論不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這是他們支持拿破侖的基本原因。拿破侖的新國家通過教務專約克服了宗教問題造成的難題，而過去十年法國一直受宗教紛爭的困擾。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傳統主義的農民的壓力迫使法國走向了拿破侖體制。在這十年痛苦的歷程中，一七八九年的理想逐漸被放棄或削弱了。所以，法國革命的這一失敗，究其根源是因為它所喚起的人民運動十分有限，而它所招致的民眾的怨恨情緒卻難以克服。
我們不難發現，索雷十分強調革命進程中的反革命因素。學者們（如Steven Kaplan）指出，我們所說的大革命，實際上是革命及對革命的反叛的綜合體，這兩種要素同樣重要。薩瑟蘭也說，大革命的十年中，法國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革命的國家（state）與民族（nation）之間的不協調，而民族之中仍含有大量的保守因素，例如，農村群眾仍然信賴自己的堂區神父，他們對城市資產階級抱有一如既往的不信任。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即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連續性。民眾對革命的反叛，其原因很多時候就是長期困擾舊制度的糧食問題。革命政府并沒有解決好群眾的生計問題，相反，革命對教會的打擊摧毀了過去的救濟體制，從而加劇了貧困和饑餓現象，把大量群眾推向了反革命一邊：農村的生存騷亂很容易發展成反對革命的宗教政策和軍事招募的運動。另一方面，大革命還加劇了舊制度時代固有的城鄉矛盾。城市資產階級在出售國有土地中獲益最大，而鄉村貧民幾乎一無所獲，恐怖時期城市組織的征糧部隊也引發農村的不滿情緒。就旺代叛亂而言，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傳統主義的鄉村對革命的城市的反叛。城市對農村的支配、農村對城市的反叛，這是索雷著力強調的一點。
革命的激進化和恐怖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在當時的史學界，孚雷（Franois Furet）無疑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人物。但索雷對他的解釋不以為然，他認為孚雷的解釋過于側重思想動因，忽視了階級和政治派系等因素，在歷史解釋上陷入“話語專制主義”，就像馬克思主義者過分看重經濟因素一樣。但這樣的指責對孚雷或許并不公正。因為孚雷曾公開表示，他不認為他的研究是為大革命提供全面的或“標準”的解釋，只是他關注的重點與從奧拉爾（Alphonse Aulard）到索布爾（Albert Soboul）之間的學院派學者有所不同，因為在孚雷看來，這些學者忽視了一些十九世紀學者們曾關注過的中心問題。正是基于這些原因，他才從思想的角度剖析一七九三年恐怖體制的某種必然性。實際上，索雷自己也沒有忽視革命進程中思想因素的作用。他曾引述伊格內（Patrice Higonnet）的卓越見解：法國資產階級一方面懷有受啟蒙思想渲染的古典自由精神和普世主義理想，另一方面又必須根據現代個人主義原則進行現代政治建設，他們的思想處于不斷的搖擺之中，恐怖實際上是把群眾和資產階級團結到革命的旗幟下的一種嘗試，而恐怖最后的結局表明，古代的自由觀念在現代世界是毫無意義的。
索雷十分注重薩瑟蘭、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和瓊斯（Peter M. Jones）等英美學者對革命激進化、恐怖和非基督教化等問題的經驗式描述，在他看來，這些問題與具體的歷史情境（如地區差異、社會心態、革命議會的內部矛盾演變等）密不可分。例如，當很多農民支持那些拒絕宣誓的教士時，城市中的革命者便責怪農民愚昧無知，對外戰爭開始后，在“貴族陰謀論”的作用下，革命者又把宗教看做貴族用以操縱人民的工具，因此非基督化運動緣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反革命的恐懼，這場運動成為實施革命恐懼的一個工具。但是，鎮壓教士的動因又不完全是出于現實政治上的考慮，例如，很多男子長期以來就對教士給與婦女的巨大影響力深感不滿；同樣，在各地的革命恐怖和白色恐怖行動中，往往摻雜著大量舊時的宗教（新舊教）、家族、利益等方面的宿怨。在很多情況下，恐怖并不是階級戰爭，而是針對個人的行為。
自米什萊（Jules Michelet）以后，很多學者對大革命的敘述截止到熱月政變。但熱月政變后的督政府仍是一個革命的共和國，這一點無可置疑：新選出的五名督政全是弒君者。在索雷看來，共和三年的自由主義在法國政治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共和國宣稱不平等也是必要的，從而為資本主義敞開了大門。新領導人放棄了雅各賓主義和“所有人的幸?！钡睦硐耄噲D將“全民社會”改造成亞當·斯密倡導的商業社會。前幾年，政治斗爭處于國家生活的核心地位，現在經濟取而代之，塑造新人成了烏托邦中的幻想。
但是，督政府的社會心理基礎十分薄弱。它的領導人認為，社會精英的優越地位應表現在政治領域，因此這個政權應該得到有產者的支持。但實際上，社會上層支持它的人很少，而底層群眾中卻有很多反對者。督政府的有效運作需要選舉人的政治參與和支持達到一定的程度，但這個條件并不存在。于是政變就成了督政府維持統治的武器，它只能靠不斷破壞自己創立的憲政來維系自身。于是拿破侖成了最終的選擇，從一七八九年開始的十年的動蕩終于靜止下來，“革命結束了”。
對法國革命的后果的評價，索雷也像對前面的很多問題一樣，基本持英美修正派和法國新右派的意見。他說，大多數的分析都同意科班（Alfred Cobban）的結論：大革命造成了法國經濟的衰落；當然，各家對大革命在經濟上的消極影響的評價不盡一致?？唆敐桑‵ranois Crouzet）認為，大革命對法國經濟而言是場民族災難，革命過后，英法兩國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逾越了。拉杜里（Le Roy Ladurie）則分析了大革命的農業政策的消極后果。也許更為重要的是，有的學者指出，大革命根本沒有改造法國人的保守的傳統的價值觀念，革命后的法國人依然長期因循著過去農業社會的心態，而且由于戰爭期間外貿的隔絕，法國經濟由外向轉為內向，這在工業革命的時代十分不利。在社會層面上，所謂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論調完全是個神話，革命期間，大量貴族通過各種途徑進入軍事和民事領導階層，而獲得實際利益的資產階級仍在追求貴族的身份認同。因此，十九世紀初法國的社會結構與一七八九年前沒有太大的不同，革命只是使得新興的資產階級能夠融入精英世界，在這個精英世界中，能帶來財產性收入的產業和政府職位遠比商業資本比重大。大革命不是起源于階級斗爭，它最終也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而是在精英階層內部達成某種妥協。而且，大革命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過去的家庭制度，而且還從法律上確定了婦女的屈從地位。窮人和孩子的命運也沒有因為大革命而得到改善。對于普通法國人來說，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九年是物質匱乏、社會動蕩的十年，但一切過去后，他們的生活幾乎一仍其舊。
因此就大革命的直接的、特別是物質性的后果來說，它在很多方面的影響都是微弱甚或是消極的。但是，就它的思想遺產而言，大革命真正稱得上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事件。通過第三共和國的宣傳，大革命成為法國政治生活中真正的參照系。不過“二戰”以后，隨著左派在法國思想界的影響力相對衰落以及法國社會自身的變化，法國人對大革命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九九三年的一項調查表明，法國人最喜愛的革命人物是拉法葉特，其次是拿破侖，而被許多左派推崇的羅伯斯庇爾的得票只有前兩人的五分之一。這或許說明，大革命兩百周年之際的法國人更傾向于溫和的、秩序化的變革方式，而不是疾風暴雨的激進革命。
當然，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遠不僅限于法國，對很多人而言，它開啟了一種新的世界歷史觀念。大革命的遺產不只是具有革命性的破壞性的一面，它同樣有建設性的東西。我們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原則，如公民平等、人民主權、公共自由、世俗國家等，同樣應追溯到那場革命。當然，這些源自法國大革命或經其傳播發揚的觀念，或曰“現代政治文化”，是通過一場規?？涨暗母锩顺倍鴤鞑サ饺澜绲?，這就是所謂的“大西洋革命”或“西方世界的革命”。
在索雷的《十八世紀末美洲和歐洲的革命》之前，已有不少學者試圖從歐洲的甚至更為廣闊的視角來觀照那段歷史。最初學者們多是從國際關系史的角度去闡述法國革命與歐洲及其他地區關系的。一八五三至一八七九年，德國歷史學家聚貝爾（Heinrich von Sybel）出版了五卷本的《一七八九—— 一八○○年革命時代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von 1789 bis 1800），他是第一個借助大量檔案史料來書寫法國革命與歐洲之關系的學者，當然，由于當時學術氣候的影響，他關注的主要是軍事和外交方面。作為一個民族主義時代的學者，聚貝爾當然不能忘記大革命和帝國期間法國對德國二十年占領的屈辱史，他試圖證明，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后的所有行動都是為了確立對整個歐洲的霸權。
一八八五年，法國人索列爾（Albert Sorel）開始出版八卷本的《歐洲和法國革命》（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這部著作一度被視為“學院派史學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和“外交史的典范之作”。索列爾的知識十分豐富，他查閱了大量法國的檔案材料，但沒有利用國外的文獻。另外，像聚貝爾一樣，他的著作也是為了論證自己的個人看法：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的歷屆法國政府所追求的目標與絕對君主制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確立法國的自然疆界，兼并拱衛這一疆界所“必須的土地”，這個政策是法國對外政策中的“持久因素”。但索列爾的作品也受到猛烈的批判，人們首先指責他的文獻不夠充分，后來又批評他的整體性看法存在問題。不過，很長時間內，他處理國際關系史的方式沒有受到置疑：戰爭和外交是這種史學的基本要素。當然，有些學者沒有忽視國際關系中的其他方面，但他們多是研究專門問題的學者，對政治問題幾乎完全不感興趣，一九一○年阿扎爾（Paul Hazard）出版的《法國革命和意大利文學》（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s lettres italiennes）就是這種情況。
“二戰”前后，關于十八世紀末的諸次革命，國際史學界開始有人談論更為廣闊的歷史概念。英國的科班和湯姆森（David Thomson）認為十八世紀末存在某種形式的“民主派國際”，美國的哥特沙克（Louis Gottschalk）則提出，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是范圍更為廣大的“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學者在考察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國際關系史時，視野也更為寬闊。例如，法國學者雷努萬（Pierre Renouvin）主編的《國際關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中，執筆大革命和帝國時代的作者弗杰（André Fugier）在敘述時用了較大篇幅考察了集體心態、媒體的作用和經濟問題。這一切似乎預示著提出新觀念的條件已經成熟。
一九五五年，在羅馬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法國學者戈德肖和美國學者帕爾默聯合提交了一份題為“十八至二十世紀的大西洋問題”的報告（《Le problème de l’Atlantique du XVIIIème au Xxème siècle》）。當時有人認為這種題目是將當代政治投射到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典型。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憲章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在一九五○年的巴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就產生了回響，當時瑞士人Max Silberschmidt做了題為“近代史的經濟史視角：大西洋共同體”（《Wirtschaftshistorische Aspekte der neueren Geschichte: die atlantische Gemeinschaft》）的報告。不過，羅馬會議上的這份報告之所以被當做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提了出來，是因為它還有學術上的背景：它宣稱以布羅代爾關于地中海的杰作為方法論上的楷模。兩位作者說：“布羅代爾試圖證明歷史和空間的持久聯系。他認為，地中海的歷史與它四周的大陸的歷史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難道我們不能這樣來考察大西洋么？至少在交通十分迅捷的現代，我們可以這樣看待大西洋。我們難道不能像布羅代爾寫作地中海歷史那樣，嘗試寫一部‘大西洋歷史’嗎？”當然，這兩位學者認為，他們遠非是出于現時的政治愿望來處理這一課題，他們的報告提出的也只是些初步的設想。但報告還是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大西洋是我們時代的地中海么？我們可以談論某種“大西洋文明”嗎？戈德肖和帕爾默的報告受到來自蘇聯和東歐學者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批駁——也許他們認為西方學者提出這個論點是為“冷戰”尋找歷史依據。波蘭學者認為，報告中關于東西歐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英國學者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則主張把這個問題永遠逐出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但他的意見遭到蘭德斯（D.S. Landes）的激烈反對：“這種危險昏亂的窒息性論調會招致各種惡劣的后果，它預先就判定歷史問題中有對錯之分……我主張，在問題還沒有經過認真研究和公開討論之時，任何人都不能評判對錯。”
戈德肖和帕爾默在提出他們的大西洋論點時，還沒有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來，雖然他們此前發表過一些相關論文。但幾年后，兩位研究法國革命史的專家先后出版了至今仍不乏參考意義的史學著作：《偉大民族：法國在世界的革命擴張，一七八九—— 一七九九》以及更為重要的《民主革命的時代：一七六○—— 一八○○年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史》，索雷在這本中也經常引用這兩部著作。
戈德肖認為，十八世紀末眾多的革命運動，如果把波蘭排除在外的話，它們全部發生在美國和西歐，即發生在大西洋沿岸。他分析道，在當時，海洋比陸地更易于跨越，海上交通比陸路運輸更為便捷，這在大西洋世界表現得更為明顯：兩岸的經濟條件十分相似，新舊大陸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迅速頻繁，美國獨立宣言在抵達佐治亞之前就已經傳到了巴黎。因此大西洋兩岸存在觸發“鏈式革命”的條件。而且兩岸的革命運動確實存在相同或類似之處。例如，書報出版物開始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都出現過眾多的俱樂部和政治協會，甚至一些重要的革命文獻也是傳播和模仿的結果：一七八九年比利時弗蘭德爾省的《獨立宣言》在措辭上與美國《獨立宣言》幾乎完全相同。
不過，戈德肖并不打算全面考察十八世紀末波及大西洋兩岸的所有革命運動，他關注的主要是法國軍隊在革命期間實際占領的地區，這樣做主要是考慮到搜集史料的困難，因為戈德肖希望借助更多的一手材料。但帕爾默則不同，他宣稱，他本人除了對法國革命史有專門的研究外，對其他革命運動的敘述主要借助于別人的成果，他希望能對前人的數百篇優秀作品來一個總結。不過這也使得他的著作視野更為宏闊，立論也較為鮮明和高遠。無論從歷史學還是政治學的角度來說，《民主革命的時代》都堪稱一部經典之作。
帕爾默稱，他試圖在這部著作中論述整個西方文明在一個關鍵時刻的歷史，這個文明也可以稱為大西洋文明，這一說法在十八世紀甚至比二十世紀更接近于事實。在十八世紀的最后四十年中，整個西方文明都經歷了同一場革命運動，雖然這場運動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取得的成果也不盡相同，但它們都有同樣的原則和目標。這場為時四十年的運動的基本特征可以理解為“民主”，所以這個時代也可以稱為“民主革命的時代”——這讓我們想起了托克維爾的說法——帕爾默還對“民主”一詞的含義做了辨析，它與當代人理解的民主有所不同。當代人，特別是西方人，習慣于以普選作為民主的準繩。但在帕爾默看來，選舉權只涉及政治參與問題。他書中的民主含義更為廣泛，但其意義還是足夠清晰的：民主意味著對某種對平等的新情感，至少意味著對舊的社會分層和等級制度的憎惡。從政治方面來說，十八世紀的民主革命反對任何既定的、享有特權的、封閉的、自我指定的集團壟斷政府或任何公共權力；它否認任何人可以憑自己的個人權利、他的社會地位、他的“歷史”權利行使強制性權威。當然，我們必須深入了解革命前的舊制度（特別是舊大陸那種存在鮮明的貴族特征、以不平等為社會組織原則的舊制度）和革命者的訴求，我們才能理解帕爾默的這些說法，理解那場革命在世界歷史、首先是西方歷史上的重大意義。特別有意義的是，帕爾默通過對民主、貴族等基本概念的歷史考察，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現代世界的一些重大社會政治理念和原則，正是通過那場革命最終確立下來的。
《民主革命的時代》問世于冷戰時期，當時西方保守派人士對革命談虎色變。帕爾默說，反對某場革命不是否認一切革命的理由，保守主義的價值在于它所保守的事物的價值，對革命的評價必須依據其倫理內涵及其目標的可行性、依據當時可能的選擇和最終的決策之間的比照；就道義判斷或政治決策而言，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新和舊、保守或革命，而在于特定情境下根據各種可能性對人類福利進行合理的估算。
關于戈德肖和帕爾默上述兩部著作在學術上的具體得失，這里不便妄加評論。不過就索雷的《十八世紀末美洲和歐洲的革命》而言，他顯然愿意更強調當時各個革命的特性，而不愿提出某種統領性論點。這樣當然有助于我們認識那個時代各種革命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比如海地革命，它發生在一個奴隸制的殖民地社會，其革命歷程和具體訴求當然會與宗主國的革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會有沖突。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戈德肖和帕爾默的“大西洋革命”論點也照應到了這些差異。例如，戈德肖指出，十八世紀意大利的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并不完全是法國大革命的后果，它的起因更為久遠；帕爾默在《民主革命的時代》一開頭就講了一個美國青年在凡爾賽的見聞，讓我們看到了新舊大陸在社會心理上的顯著差異。而另一方面，索雷在敘述西歐其他地區的革命運動時，也沒有忽視法國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力。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對于這段歷史的看法，各家的分歧也許并沒有他們試圖表現出來的那樣大。
二○○八年四月底于北京通縣
?。ā妒耸兰o末美洲和歐洲的革命》，[法]雅克·索雷著，黃艷紅譯，將由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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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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