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法國正史中記述的共濟會與大革命
（1）法國共濟會俱樂部進行了大革命的輿論準備
以下摘自《世界文明史·拿破侖時代》（美國威爾·杜蘭特著）：①
（大革命前）中上階層掌握并支配正在增大并擴張中的勢力：可流動貨幣與其他資本的力量，與靜態的地產或衰微的宗教信條展開積極的競爭。
依照內克（Jacgues Necker）的估計，中上階層已經控制了歐洲一半的貨幣。他們以貸款來資助法國政府，如果貸款與費用不能償付，則以推翻政府作為威脅之手段。在《什么是第三階級》（一本小冊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abbě Emmanuel-Joseph Sieyéx）提出并解答了三個問題：什么是第三階級——最主要者。它是什么情形——無足輕重。最主要者包括：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以及它的10萬戶家庭與它的許多階層——銀行家、代理商、企業家、商人、經理、醫生、科學家、教師、藝術家、作家、新聞記者、新聞界（第四“階級”，或力量）和小民（有時稱 “人民”）——包括城鎮的貧民與商人，在陸上或海上的運輸工人和農人。羅蘭夫人（Maron Roland）——高尚而有教養但屬于中產階級——應邀造訪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卻被要求在那里與仆人共餐而不得與貴族賓客同座時，她發出抗議的呼喊，得到中產階級發自內心的共鳴。當他們結合“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箴言時，憤慨與熱望已經固植于他們的思想中了。于是，（富裕的）中產階級成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們塞滿戲院，為博馬舍（Beaumarchais）諷刺貴族社會而喝彩。他們加入共濟會（Freemason）分會，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而工作，他們閱讀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的作品，并且領略到他的腐蝕性才智。他們贊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關于“所有宗教對于哲學家同樣虛假”，而對于政府為同樣有用的看法。他們秘密地崇拜霍爾巴赫（d’Holbach）與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法國哲學家，1715—1771）的唯物主義，認為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與思想中的指導原則，但要對抗控制大多數人心與一半法國財富的教會，它的確是個便于使用的武器。他們同意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關于現存政體的所有一切幾乎都是荒謬的看法。
大革命的雅各賓派（Jacobins）接受《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的主張：人類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敗制度與不公平法律之支配而變壞了；人類是天生自由的，卻變成了人為的文明之奴隸。
在法國，1741年至1789年間，物價上升了65%，而工資僅上升了22%。在里昂有3萬人于1787年接受救濟，在巴黎有10萬戶家庭于1791年被列為貧窮戶。勞工聯盟支持的經濟行為受到禁止，罷工雖被禁止，但仍不斷發生。當大革命快到來時，勞動者處在不斷遞增的沮喪與反叛的情況中。只要給他們槍支與一位領袖，他們就會攻下巴士底獄（Bastille），侵入土伊勒里宮（Tuileries Ralace），并且廢除國王。
在那些狂熱的日子中，有更多演講充斥于雜志，小冊子，以及共濟會的俱樂部之中，更多從事政治運動的人超過了巴黎小旅館（Des Menus）的容納能力。一些來自布列塔尼（Brittany）的代表組成布列塔尼俱樂部（Club Breton），不久布列塔尼俱樂部開放會中同資格給其他代表，以及口才好、有文筆的那些人。西哀士、羅伯斯比爾與米拉波使俱樂部成為他們理想與計劃的探測板與試驗田。此處是那強有力組織的第一種形態，其后被稱為雅各賓派。
也許就是在（共濟會）布列塔尼俱樂部里，西哀士與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項策略——使貴族與教士參與第三階級的聯合行動。西哀士提醒民眾，他們擁有法國2500萬人口中的2400萬人，為何必須長久地遲疑才為法國說話？
6月16日他建議在歡樂菜單公館的代表應該真誠地邀請其他階級參加，如果他們拒絕，第三階級的代表應宣布自己為法國的代表，并且著手制定法律。米拉波反對三級會議受國王召喚，反對三級會議在法律上受制于國王乃至被他隨意而合法地解散。第一次他被大聲喝倒彩。經過一晚的辯論與爭斗，這論題被提出表決：“會議將宣布自己為國民會議嗎？”結果是490票贊民，90票反對。代表們自己宣誓完成立憲政體。
政治上，大革命開始于1789年6月17日。
（2）拿破侖帝國多數官員都是共濟會員
以下摘錄喬·勒費弗爾的名著《拿破侖時代》：①
大革命發生后，貴族與神甫流亡到日內瓦。光明會與共濟會宣揚的自由派思想風靡革命中的法國。而流亡在這里的巴呂厄爾方丈（神甫）一直很成功地恢復了霍夫曼對“光明會”和共濟會的攻擊。
在1798年他（反駁共濟會的進步理論）堅持認為，人類無限進步的概念只不過是一種妄想；因為盡管有科學技術的努力，人口增長的趨向仍然比生活資料的增長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會改革只會產生加重禍害的惡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饑荒和戰爭才能調整人口和生活資料之間的平衡（按：即馬爾薩斯主義）。
……
在參政院會上，波拿巴批判了從法國革命中產生的個人主義社會。他把這個社會描述為“一盤散沙”，并且強調了必須在“法國的土地上投上一些大塊花崗石”，以便“給法國人民指明方向。”明白地說，波拿巴想要用利祿與榮譽組成一些依附于這個政權的利益集團，并期望這些集團對工資勞動者施加影響，以便贏得平民各階級的忠順。這就等于是復活舊制度下官民之間的中間組織或行業集團，但必須警惕，不能使這些組織再能夠對抗國家或蛻變為寡頭統治。波拿巴機敏地指出，資產階級將從中得到好處。
社會的階梯等級制度建立在財富的基礎之上。因為他是在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奪取政權的，所以不可能出現別的局面。
皇帝也插手到共濟會，這是在督政府時期，尤其是執政府時期就已恢復的組織。1805年他派（兄長）約瑟夫為共濟會總會的會長。而當已于1804年成立的蘇格蘭典儀派完全退出之后，克勒曼和康巴塞雷斯便掌握了領導權。皇帝的保護有助于共濟會的統一和等級制度的發展，并促進了共濟會支會的增加；共濟會總會在羅蒂埃·德·蒙塔勞的效率卓著的管理下，1804年支配、管理著三百個分會，1814年發展到一千個。共濟會會員在高級文武官員中為數眾多，而且這個團體對帝國是十分忠誠的。但是它仍然忠實于十八世紀的思想，以致某些郡守最后認為共濟會的一些支會影響不好。在勒芒郡，卡佩爾寫道，“總是平等，總是‘博愛’，總是哲學，總是些共和思想”。拿破侖卻從來不曾為此而生氣。
（3）茨威格名著《富歇傳》中提到共濟會
奧地利著名作家、猶太人斯·茨威格的名著《富歇傳》中也講述了大革命前的法國共濟會活動：
“在1778年，法國已經開始卷起了那陣社會風暴。這陣風暴甚至襲處修道院的院墻之內。在奧拉托利會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濟會的俱樂部里，都在討論人權。一種新型的好奇心驅使年輕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驅使教物理和數學的教師去接觸當時令人驚異的發明，世界上最早的飛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氣球①，以及電氣學、醫學方面的偉大發明。宗教界人士試圖和知識界有所聯系。阿拉斯城一個非常奇怪的社交團體提供了這種聯系的機會。這個團體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種“施拉拉菲亞”（光明會）團體。
城里的知識分子在這里聚集一堂，談笑風生。會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沒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誦一些詩歌，或者發表一些文學講演。軍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學院教師約瑟夫·富歇也是備受歡迎的座上客，因為他講起物理學的新成就來滔滔不絕。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聽工程兵團的上尉拉扎爾·卡諾吟誦自己寫的諷刺詩，或者諦聽臉色蒼白、嘴唇極薄的律師馬克西米利安·德·羅伯斯庇爾（他當時還很看重他的貴族出身）發表一篇辭藻華麗的即席演說，以頌揚“洛撒蒂”。
外省地方還欣賞玄想空談的十八世紀的最后的氣息。德·羅伯斯庇爾先生還沒有撰寫血淋淋的死刑判決書，而是寫作小巧玲瓏的詩歌。瑞士醫生馬拉①還沒有寫出惡狠狠的共產主義宣言，而是寫出了一部感傷纏綿的長篇小說。小小的波拿巴中尉還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創作一篇模仿維特的中篇小說。暴風雨還遠在天邊，隱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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