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波瀾壯闊的探索實踐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起來，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基本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長達90多年艱苦卓絕的偉大實踐中，總結出的一條最為寶貴的經驗。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堅忍不拔地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設道路的歷史。在這場波瀾壯闊而又復雜曲折的探索實踐中，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年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無疑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進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的偉大歷史使命。然而，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通過何種途徑和步驟去實現這一歷史任務，既不可能從馬列主義中尋求現成的答案，也不可能照搬照抄別國的經驗，只能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下，從實踐的探索中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基本道路和解決方案。

　　從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再到瓦窯堡會議正確制定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再到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反思、調整和總結。正是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緊地依靠中國人民浴血奮斗，勝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斗，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但不久，蘇聯模式就暴露出許多弊端，這促使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試圖突破蘇聯模式，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間，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實踐經歷了復雜和曲折的過程。它不僅有凱歌行進的輝煌年代，而且有坎坷曲折的艱難歲月。但是，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全面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①]

　　“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這10年期間，黨和人民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一直沒有停止。盡管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占據主導地位，但在一定時期也采取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政策去糾正錯誤，如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林彪事件之后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和1975年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糾正“左”的錯誤等;雖然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出現了全局性的失誤，但在進行局部的理論探索中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如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等。

　　粉碎“四人幫”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干部群眾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通過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從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實踐。

　　這場波瀾壯闊的探索實踐證明，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堅持走自己的道路，解決好自己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精髓的根本體現和必然要求，也是貫穿于新中國建立以后不懈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既然是探索，而且是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滿目蒼夷、“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加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執政還處于初始階段，缺少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也由于國際國內環境的復雜多變，這種探索實踐必然會出現曲折發展的過程。在這期間，盡管有過不少失誤的教訓，也走過不小的彎路，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沒有改變，能夠依靠人民群眾，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糾正失誤，并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不斷開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征程。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發展歷程，盡管只是新中國建立后前30年歷史階段的一個重要分支，但由于其持續時間之長、社會影響之大，已遠超過同時期其他許多分支。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其不僅涉及黨和國家在這一時期不同階段既緊密聯系又相互區別的重要決策，而且還涉及到從上到下以至城鄉基層組織機構的貫徹實施;不僅涉及上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而且還涉及他們的家長及其廣泛的社會關系;不僅涉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本身，而且還涉及與密切關聯的城鎮就業、學校教育、農村建設、邊疆發展等諸多方面，因此，將其放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實踐中去考察，以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年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為背景去研究，這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要求，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使然。

　　鄧小平曾說過這樣一段深刻的話：“總結歷史，不要著眼于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②]這說明，只要正確地總結歷史的教訓，它同樣能成為中國歷史前進的寶貴精神財富。更何況，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實踐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只要能客觀地考察、辯證地分析、正確地總結，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誤的教訓，都是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價值的。

　　一項長遠意義的戰略部署

　　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個復雜曲折的歷史過程，它的產生、發展以至結束，與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盡管在這一特殊時期的不同階段，動員組織知青上山下鄉有不同的實際狀況和歷史背景，其指導方針、政策措施等也有所不同，但是，黨和國家從始至終都將其作為減輕城鎮就業壓力、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部署，卻是一以貫之的。

　　1955年，隨著全國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高潮，及時解決農業合作化過程面臨的不少新問題，成為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思考和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此，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為其中許多文章加了按語。當他看到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后說：“其中提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很顯然，毛澤東的這一批語，其出發點是鼓勵廣大知青到農村去工作、去奮斗、去改變落后狀況的。正是這一批語，成為此后20多年各級黨政動員組織知青下鄉上山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成為激勵一批又一批城鎮知青下鄉上山奔赴農村的精神動力。

　　為適應社會主義高潮新形勢的到來，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80%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這是黨和國家第一次把知青下鄉上山作為單獨條款列入國家的發展規劃，也是第一次正式向全國城鎮知青發出下鄉上山的號召。黨和國家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把解決城鎮青年就業與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既加快農村建設又解決城鎮就業的中國式發展道路。

　　1962年下半年，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并采取精簡職工和壓縮城鎮人口這一根本性措施取得勝利的基礎上，黨和國家決定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下鄉上山。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指出：“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進一步加強農業戰線，建設現代化的農業，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識青年開辟了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第一次發布指導知青上山下鄉的這一綱領性文件中，明確提出動員組織城鎮知青到農村去的目的和意義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為了開辟城鎮知青的就業門路，為了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發表后，中國大地迅速開展大規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當時的客觀現實是，“文革”造成的社會動蕩持續進行，大學停止招生已兩年有余，很多工礦企業不能正常生產，學校繼續停課“鬧革命”，既不能升學又不能就業的“老三屆”中學畢業生達400多萬人，他們的分配去向問題，成為黨和國家刻不容緩解決的重大問題。當時還有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盡管在“文革”初期受到沖擊，但從一開始，它就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長遠方針和戰略部署，從總體上被堅持和肯定了下來。此時，毛澤東發出這一號令，盡管其動因是多維的，但以中學畢業生分配為契機、以“到農村去”為分配指向的實際狀況，表明其解決城鎮知青就業出路問題，仍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出發點。

　　時至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先后發出(1970)26號、(1973)21號、(1973)30號文件，對城鎮知青上山下鄉政策作出新的調整和部署。根據毛澤東給知青家長李慶霖的復信精神，針對全國知青工作存在的問題，1973年7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的政策措施。會議所解決的問題、調整的政策，實際上是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出現的一些極左做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矯正。會后，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關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指出，毛主席號召知青到農村去，是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對知青上山下鄉的這一表述，與“文革”前中央多次對此的論述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有所不同的是，上山下鄉運動此時又同時被宣傳為具有“反修防修”的政治意義。這種表述上的連貫性與差別性，也正是“文革”前與“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重要表現。

　　粉碎“四人幫”以后，知青上山下鄉戰線的撥亂反正開展。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決定調整上山下鄉政策，改進上山下鄉作法，明確提出創造條件逐步“做到不搞現在這樣的知青上山下鄉”;要本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城鄉廣開門路，積極穩妥地安排好在鄉知青等。中共中央以(1978)74號文件發出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知青上山下鄉，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成績是主要的。今后繼續動員和鼓勵一部分城市知青到農村去，有利于引導知青和工農相結合，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有利于加強農業這個基礎，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利于按照國民經濟整體規劃，建設和保衛邊疆。這些提法的精神實質，與“文革”前后中共中央正式文獻對動員組織知青上山下鄉的意義目的表述，仍然是沒有根本差異的。這些基本立場和觀點，一直持續到1980年9月中央宣布終止知青上山下鄉為止，都沒有新的變化，時至當今，也未見到中共中央正式文獻對此問題的新的表述和提法。

　　縱觀歷史可以得知，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其產生、發展和結束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緣由。正是由于中國知青上山下鄉不是產生于“文革”之中，而是發端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興起于60年代初期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也正是由于“文革”中極左思潮對知青上山下鄉帶來的嚴重影響和危害，這一階段的很多方面都有別于甚至根本不同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鄉這樣一個基本狀況，才使得這一重大戰略部署從制定到實施、從調整到結束，不可避免地會經歷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會伴隨成功的經驗與失誤的教訓。但是，不管怎么說，它作為一項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部署，存在于共和國的歷史記憶中，卻是必然的。

　　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

　　中國知青上山下鄉，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結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經歷了前后27年時間，是在共和國的特殊時期和環境中產生、發展和結束的。這一歷史進程毫無疑義地表明：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開展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一項大規模的政府組織行動。這一段歷史，無論是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還是對直接參與其中的廣大下鄉知青，都是刻骨銘心的。

　　對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歷史，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作出過客觀的評價：即“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這一歷史時期，正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輝煌成就和經歷曲折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誠然，黨和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走過曲折的道路，甚至犯過“文革”這樣的錯誤，但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絲毫動搖和改變，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懈奮斗的主流和本質，也沒有絲毫動搖和改變。

　　幾乎貫穿于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無論是從發動和組織的基本動因，還是從經濟和社會的客觀現實，它都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都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兩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我們正確研究、客觀評價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最重要的歷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正是基于這樣的基本史實，我們同樣可以得知，盡管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來就存在著不少問題而且有些問題還十分突出，但這些都不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在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進程中，黨所領導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與農民大眾結合”的本質特征，其核心內容就是廣大知識青年懷著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一切為了祖國，為國分憂，無私奉獻。這一本質特征，貫穿于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始終。既或是在“文革”期間，盡管知青上山下鄉一度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更多一些的問題和矛盾，這些都仍然不會改變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關于“知識青年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思想的基本內涵，也不會超越中國共產黨延綿不斷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內容。當然，也不會絲毫動搖和改變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這種本質和主流，與黨和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的主流和本質，是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探索實踐中，我們這一代“知青”與共和國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為有親身參加改變共和國“一窮二白”面貌的偉大實踐而豪情滿懷，為有直接參與毛澤東領導的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而無怨無悔，這也正是我們這一代人在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中至今都引以為驕傲、引以為自豪的根本所在。

　　這段難以忘懷的歷史記憶是一個發展著的過程，是一個多種復雜問題交織在一起的運動著的過程。這一過程如以“文革”為界，大致可劃分為“文革”的前、中、后三個階段。這些不同階段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它們共同構成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全過程。對這些不同的階段，如果只看到其聯系而看不到其區別，或者只看到其區別而看不到其聯系;如果只看到某一個階段而看不到其它階段，或者以某一個階段的片斷來看待其整個階段，乃至來評判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全部歷史，這都有可能出現認識上的偏差，甚至結論上的誤判。就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也應當區分什么是黨和國家的正確決策，什么是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什么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現實，什么是超越當時階段的意識形態;什么是健康力量的抗爭，什么是邪惡勢力的破壞，等等。這些問題既有重大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需要客觀的辯證的分析，決不可視而不見，也不可一概而論。因此，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放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去分析,放在共和國的這一段歷史全過程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看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作用。

　　況且，知青上山下鄉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從其工作內涵來講，它既包括下鄉知青的動員、安置、教育、管理、保護等各個方面，還包括這些方面政策措施的制定、實施、調整、完善等各個環節;從其工作對象來講，它既包括下鄉知青這一主體，還包括與這一主體直接關聯的他們的家長;從其工作實施來講，它既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及其工作部門，還包括城鄉基層組織特別是農村社隊組織等。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各具要素、結構、功能等特點，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系統。這些工作的正常運轉、協調配合，共同構成一個相互連接、互為補充、結構緊密、功能齊全的知青上山下鄉的大系統。在復雜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知青上山下鄉進程中出現不少問題甚至較為嚴重的問題，一般來講，都是在各自系統中出現的某個階段的插曲，或在各自運行體系中出現的不協調、不配套等政策問題，不能以此就概括為是整個階段性或全局性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的出現，也必然會影響到某一方面甚至整個階段的工作，對全局帶來重要的影響和損害，但它畢竟在整個系統中不起主導的作用和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知青上山下鄉不僅是國家的、社會的、人民的歷史記憶，而對每一個曾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知青來講，更是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由于不同階段上山下鄉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態上有所差異，也由于他們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會影響等有所不同，還由于他們下鄉后的安置方式、勞動環境、生活基礎、經濟條件以及下鄉時間、自身狀況有所區別等，他們對各自曾有過的這一段親身經歷會有著不同的感受，也會就此產生不同的認識，這都在情理之中。這里的問題是，如以片斷的經歷來評判全部歷史，或以個人的感受來評說整個過程，或以現在的認識來評論過去的歷史，都有可能出現片面性。因此，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恩怨立場和個人得失角度，必須跳出個人局限、超越片斷經歷，站在國家全局和歷史發展的角度去觀察認識問題，方可能獲得事物的真諦與本質。

　　不論未來歷史對知青上山下鄉如何評說，但歷史不會忘記的是，知青上山下鄉是與共和國的發展歷程緊密相連的，因為它是共和國的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不會遺忘的是，知青上山下鄉是以解決城鎮知青就業安置為初衷的，因為它是中國式勞動就業之路的一次探索實踐;不會忘卻是，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不斷解決矛盾的曲折過程中逐步推進的，因為黨和國家為解決好知青問題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不會忘懷的是，知青上山下鄉是為農村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的，因為它用青春與熱血譜寫出這一代人為國分憂的重要篇章。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看待任何事情，都應當遵守歷史主義的原則。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研究歷史中國的事情，把它放在特定歷史范圍之內進行考察，這對曾經有過知青經歷并現在致力于知青問題研究的人士來說，應當是方法論方面最起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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