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四川知青史》課題研究中，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相關問題作了一些思考，這里就幾個問題談一點認識。

　　一、關于研究視角問題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結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經歷了前后27年時間，是在共和國的特殊時期和環境中產生、發展和結束的。

　　這一歷史進程毫無疑義地表明：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開展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

　　從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并貫穿于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多年歷史這一基本史實出發，我們又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以下結論：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多年黨和國家推進實施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兩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我們正確研究、客觀評價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最重要的歷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對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多年歷史的評價問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早有定論，即“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

　　這一歷史時期，正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輝煌成就和經歷曲折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

　　我們承認，黨和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走過曲折的道路，甚至犯過“文革”這樣的全局性錯誤，但是，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絲毫動搖和改變，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懈奮斗的主流和本質，也沒有絲毫動搖和改變。

　　我們同時也承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來就存在著不少問題而且有些還十分突出，但是這些都不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在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進程中，黨所領導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與農民大眾結合”的本質特征，其核心內容就是廣大知識青年懷著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直接參加改天換地、建設新農村的偉大實踐，經受了鍛煉，發揮了作用，并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農村建設道路中作出了無私奉獻。就是在“文革”期間，盡管知青上山下鄉一度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也出現了更多一些的問題和矛盾，這些都仍然不會改變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關于“知識青年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思想的基本內涵，也不會超越中國共產黨延綿不斷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內容。當然，也不會絲毫動搖和改變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知青上山下鄉，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與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歷史同樣會證明，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與黨和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的主流和本質，緊密聯系在一起。

　　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問題，把它放在特定歷史范圍之內進行考察，這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最起碼的要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去考察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就會從史實出發，尊重歷史真實，就會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會實事求是地恢復和展示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本來面貌。

　　二、關于歷史分期問題

　　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分期，學術理論界早有研究。無論是“三段論”還是“兩段論”，以至大階段中又有小階段等劃分，這些都有一定的客觀依據及主觀判斷。這里，我不去評價這些分期的優劣利弊，只想就上山下鄉歷史分期的內在關系談點認識。

　　我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是劃分為三個階段的，即“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這三個階段的劃分，主要是依托了這幾個階段的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與中共黨史、國史的相關劃分是基本吻合的。

　　我認為，“文革”前、中、后三個階段的知青上山下鄉是緊密相連而又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它們共同構成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全過程。同時認為，這三個階段的知青上山下鄉在一些方面有著重大區別甚至是根本的區別，特別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一度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進，有些地方實行“一刀切”、“一鍋端”等作法，這是區別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鄉的重要表現。

　　但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只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一個重要階段，并不是它的全部。很顯然，那種認為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文革”產物的結論，是錯誤的;那種認為“文革”已被全盤否定，知青上山下鄉也要全盤否定的認識，也是錯誤的。這種認識和結論的根源，說得輕一點主要是有的人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全過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說得重一點就是有意無意地將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全過程從整體上割裂開來，用割裂歷史的方法，或以歷史上出現某些曲折的狀況，來達到全面否定整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目的。

　　何況，“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也應當區分什么是黨和國家的正確決策，什么是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什么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現實，什么是超越當時階段的意識形態;什么是健康力量的抗爭，什么是邪惡勢力的破壞，等等。這些問題既有重大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需要客觀的辯證的分析，決不可視而不見，也不可一概而論。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不同階段都是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一個整體，而都不會孤立地存在某一個階段。在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分期上，如果只強調不同階段的聯系而否認其區別，或者只強調不同階段的區別而否認其聯系;如果只看到某一個階段而看不到其它階段，或者以某一個階段的片斷來看待其整個階段，乃至來評判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全部歷史，這都有可能出現認識上的偏差，甚至結論上的誤判。

　　三、關于歷史評價問題

　　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出現的特殊歷史現象，在對其評價的問題上，見解不同，觀點各異，是正常的，這也正是知青問題成為當今研究中的一個難點、熱點問題的重要原因和魅力所在。但問題是，在當今社會對知青歷史的評價中，卻存在著一些片面的或者模糊的認識，以至還泛起一些值得警惕的錯誤觀點。

　　(一)近些年來，在對知青歷史的評價研究中，存在三種較為普遍的片面認識：一是以片斷的經歷來評判全部歷史;二是以個人的感受來評說整個過程;三是以現在的認識來評論過去的歷史。這些思想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過上山下鄉經歷且現在仍對知青問題表示關切的人之口。

　　由于不同階段上山下鄉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態上有所差異，也由于他們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會影響等有所不同，還由于他們下鄉后的安置方式、勞動環境、生活基礎、經濟條件以及下鄉時間、自身狀況有所區別等，他們對各自曾有過的這一段親身經歷會有著不同的感受，也會就此產生不同的認識，這都在情理之中。但是，一談及到農村就是“訴苦”、就是“聲討”，甚至帶著極端的情緒或異常的憤怒，對持不同意見者視為“異己”，加以“排斥”，這就有點出格了。

　　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恩怨立場和個人得失角度，必須跳出個人局限、超越片斷經歷，站在國家全局和歷史發展的角度去觀察認識問題，方可能獲得事物的真諦與本質。如果自己曾經受過幾天苦，甚至在某個時段、某個問題上受過一些委屈，就以個人的某種好惡感受去斷言和評價整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優劣，就顯得過于淺薄了。

　　不能以個人片斷的經歷和感受去評判全部上山下鄉歷史的優與劣，也不能以現在的某些觀點來評斷歷史事實和進程的對與錯。如現在有的人用“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會發展進步和現代化趨勢”的觀點，去評斷持續20多年的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到農村，說“這是歷史的倒退”、是對歷史的“反動”。要知道，在整個國民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農村貧窮落后面貌需要改變的狀況下，又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社會動亂、就業狹窄、升學受阻的特殊狀況下，黨和國家決策動員組織大規模城鎮知青到農村去，對于緩解就業壓力、培養鍛煉青年、加快農村建設等，無疑是無可厚非和指責的。作出這樣的決策，是與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相適應的。歷史已經證明，它不僅緩解了當時政治經濟社會諸多方面的壓力和矛盾，而且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積累了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借鑒。如果不顧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社會狀況，而用現在的觀點去套用這段歷史進程、去評價這段歷史是非，就會走向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

　　(二)近些年來，在對知青上山下鄉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需要作一些澄清。

　　1.有的用割裂歷史的方法來否定整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進程。如前所述，有的將“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全過程，以此把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從整體上割裂開來，達到全面否定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目的。

　　2.有的抓住知青上山下鄉的某些突出問題而以偏概全、一概否定，有的把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的某些失誤無限夸大、隨意拔高，混淆這段歷史的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前面已經提到，知青上山下鄉歷來就存在著不少問題而且有些還十分突出，特別是“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更是如此，這是決不能回避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自1973年毛澤東給李慶霖復信以后，黨和國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極左思潮的影響，糾正上山下鄉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錯誤，作出了極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這也是決不能回避的。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當今社會出現嚴重的貪污、腐敗以及黃、賭、毒等問題就否定改革開放一樣，也不應該以上山下鄉中出現的某些問題就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鄉歷史。在這里，我講的不能“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鄉”，也并非是要“全面肯定知青上山下鄉”，而是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肯定這段歷史的本質特征和主流方向，正確總結其經驗和教訓，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更好的歷史借鑒。

　　3.有的牽強附會或者張冠李戴。如有的把“在青春年華耽誤學業”歸罪于知青上山下鄉，認為是上山下鄉才使得這批正處于青春年華的青年失去了繼續在校受教育的機會。要知道，“文革”開始后當時的客觀實際是：大學已宣布停招兩年多時間、中學也早已“停課鬧革命”，大批中學畢業生處于無書可讀、無學可上的狀況。從這一史實出發，可得知，“文革”運動是造成這一問題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后才掀起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造成的。對這一個史實，就連有的權威著作也將“造成人才生成的斷層”，歸結為上山下鄉帶來的結果，這就有點偏頗了。

　　4.有的不顧史實，顛倒主次甚至是非。如粉碎“四人幫”后，在知青上山下鄉戰線撥亂反正進程中，黨和國家決策“不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對在鄉知青進行統籌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人把這些說成是后來才愈益蔓延的云南農場知青“靜坐”、“絕食”換來的。事實上，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結束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調整政策，改進傳統作法，把動員安置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逐步轉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業的重點上來;決定在兩年內優先解決1972年底以前下鄉插隊的知青，并創造條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正是主要依靠黨的自身力量，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才作出了這一解決知青上山下鄉根本性問題的正確決策，開拓出“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新征程。當時，一些地方發生的知青上訪請愿活動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決策層的更加重視、推進了解決農場知青問題的進程，但這些并不是根本解決整個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基本原由和推動力。這里說到的“整個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不單包括農場知青的問題，而更大量的還包括插隊知青的問題，因為解決插隊知青的問題中央已有了明確的方略和步驟。

　　5.有的引伸話語、借題發揮。最典型的是有人愛引述“四不滿意”(即城市、農村、家長和知青本人)來論及對知青問題的總體評價。其實，這一說法是有前提的，當時中央領導人都強調要安定團結，強調繼續搞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做法要改變，不然，就會“四不滿意”。在這里，有領導人說“四不滿意”，是針對上山下鄉的老辦法和具體作法而言的，是針對“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極左作法而言的，而不是針對持續20多年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整個工作而言的，何況在當時的語境中，也絕無全面評價整個知青上山下鄉的議題與話題。更為重要的是，緊接其后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也就是中共中央(1978)74號文件對知青上山下鄉作出了全面評價。這個文件明確指出，知青上山下鄉，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成績是主要的。“成績是主要的”，很顯然，這是對持續20多年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總體評價。這一結論及其闡述，是迄今為止，見到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獻對此問題作出的最后一份全面評價。在此前或此后的諸多個人發言和評價，如沒有轉化為決策，就只能是個人的見解和看法而已。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中，沒有對知青上山下鄉作出任何評價，而只是在闡釋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6大獨創性理論貢獻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等著作，認為“至今仍有重要意義”。這是我們當今研究和評價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應當理解和把握的。

　　(三)近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較為突出地在知青上山下鄉歷史評價中泛起，值得警惕和重視。

　　如有的以全盤否定“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來達到全盤否定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中共青運歷史，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

　　又如有的以批判“知青上山下鄉”為名，來批判黨和國家這一段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進程，進而抹黑和批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和國家第一代中央領導人。

　　再如有的從清算“知青上山下鄉”存在的突出問題出發，走到“清算”社會主義道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軌跡，等等。

　　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復雜而多元的。自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結束以來，特別是在“傷痕”文學的影響下，對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持全面否定的文學影視作品、研究文章等比比皆是。此后，知青上山下鄉歷史與文化研究進一步深化。在這期間，各種觀點、見解的碰撞以至沖突，與思想文化領域里問題的復雜性、利益的多元性、矛盾的尖銳性等緊密相連。我們承認有些作品和成果，對于研究歷史、反思“文革”、解放思想，有一定促進作用。但是，只要冷靜地思考、辯證地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確實不乏為數不少的片面的以至錯誤的結論。現在有的人把知青上山下鄉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暗無天日”，把這些都歸罪于毛澤東的錯誤，如果這不是糊涂，就是別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圖。

　　面對形形色色宣揚歷史虛無主義，否定黨和國家的歷史的思潮和作法，我們必須旗幟鮮明，澄清模糊認識，抵制錯誤作法，敢于正本清源，真正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審視、觀察、思考和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這應當成為我們這些知青經歷者、見證人的歷史責任和自覺意識，這也是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委副書記，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曾于1969年至1978年期間上山下鄉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插隊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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