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沁園春·雪》請教謝泳教授
馬也
一
美國折騰蘇聯,永恒的主題,是摧毀蘇聯人的“列寧情結”。為此專有“哈佛計劃”。不知道屬于這計劃的一個部分,或者姊妹篇呢,還是另起爐灶,中國出來一派人,挖空心思的事業,是摁倒毛澤東。
這事業近些年的承續,是說好端端一個中國,讓毛澤東鬧得死人幾千萬,遍地簡陋的地震棚,窮到沒有美元去支付副總理往聯合國開會時候吃飯住店的經費,“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因此,立志“刪除1949”。
人們便茫然,待到想要信以為真,忽然發現,自己生活的起點,其實處處刻著“毛澤東”。——一個抹不黑、壓不垮、砸不扁、拆不散的黨,一支1840年以來唯一地擊敗所有帝國主義侵略者卻孝敬百姓如父母的軍隊,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種正義、真誠、平等、團結、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社會道德和民族精神,一種世界各國敬重的國際地位,一種一切為了人民大眾的制度建設。凡此種種,沒有一項,可以離開毛澤東。
以權謀私、涂脂抹粉、胡扯海吹的時候,也就罷了;天災人禍一到,山崩地裂,國家和民族即便為著生存,還是想起毛澤東、搬出毛澤東。那真有一想就靈、一搬就靈的神力。連說句有點份量的話,也還要背誦毛澤東。
在百姓的心里,毛澤東從來就是不落的太陽。
沒有大事,就找點小事。小事也找不到,就編造點什么事。摁倒家的文章,漸漸做到毛澤東“身邊的女人”,和他侵吞自己的稿費。先生之志可謂大矣,卻實在已經江郎才盡、黔驢技窮。捏造得不著邊際、無影無蹤,終于求榮取辱,徒然展出的,只剩了自己的下作和無能。
二
這一回,掛了“五四”傳統的好招牌,算得上雅,算得上理性,何況有曲曲折折、閃爍其詞編織的麒麟皮。
文出于還有點名氣的謝泳。題目是《關于〈沁園春·雪〉的兩則史料》。首發于2008年5月7日《南方周末》。一周以后,5月14日,上海《解放日報》的《報刊文摘》頭版頭條轉載,題目變為《知識分子與帝王思想》。
兩則史料,一則摘自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說王蕓生把《沁園春·雪》抄給傅斯年,寫了這樣一封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雪》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么思想也”。
另一則,摘自《新文學史料》新刊經人整理的吳組緗日記:“昨日《大公報》轉載毛澤東填詞《沁園春•雪》一首……毛主一切為大眾,于文藝尤主‘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卻作這樣的詞。毛反對個人英雄主義,而詞中充滿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看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霸主比高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與蔣先生爭勝,流露躊躇滿志之意。說山河壯麗,所以古今英雄都要爭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類英雄之一。這些氣味,使我極感不快。”
謝泳的評論是:
吳組緗早歲出身清華,受過自由民主的教育。作為“五四”后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對于帝王思想極其敏感,“五四”的影響在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顯。當年聞一多、金岳霖等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就是看到《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精神挑戰,在思想上產生了對蔣介石的反感。聞一多曾說過,他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公開向“五四”挑戰。“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許可以作為學術對象爭論下去,但科學與民主精神確實對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那種影響不是表面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感受,有時候是類似于宗教的一種情感。一切反科學和不民主的東西,在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很難引起共鳴。有時候對一首詞的傳播經歷和評價中,可以看出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可惜這個感受到了后來無法表達了。
因特網傳有謝泳署名之《重談沈崇案》,不知道可是眼前這位謝泳。治學為文,遣詞造句,如出一轍,演示的是揭開“沈崇案之謎”的新的“歷史視角”——美國兵強奸沈崇,是共產黨策劃的“政治陰謀”,那女學生是奉命色誘美軍的中共地下黨員;“中共有意識地參與和利用了沈崇案”。這又是來自哪個地溝里的史料,或者是謝某形象思維的產品,且存以備考。
辨析關于《沁園春·雪》的兩則史料和謝某擺弄這史料的用心,要費些筆墨。
三
毛澤東《沁園春·雪》“傳播經歷和評價”的史料,堆積如山。謝某一律視若罔聞,偏偏勞神費力,獨獨從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記里,選出這里的兩則。
比如與毛澤東和詩的柳亞子,稱“余索潤之寫長征詩見惠,乃得其初到陜北看大雪《沁園春•雪》一闋。展讀之余,嘆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余子乎?效顰技癢,輒復成此。”“毛潤之《沁園春•雪》一闋,余推為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瞠乎其后,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
又比如時在重慶《新民報晚刊》副刊編發《沁園春·雪》的吳祖光,認為“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并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
還比如袁水拍,在重慶得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寫了歌頌毛澤東的詩《口渴的要喝到泉水》,作曲家馬思聰譜曲,得以廣泛傳唱。——這史料也見于《新文學史料》。
再比如毛澤東本人,1958年12月21日,曾經為《沁園春•雪》批注并點明主題:“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文采、風騷、大雕,只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
這相關的幾位,都是《沁園春·雪》最初發表的當事人。他們中的哪一位,不屬于謝教授所說“‘五四’后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帝王思想極其敏感,‘五四’的影響在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顯”,“一切反科學和不民主的東西”“很難引起共鳴”呢?謝某為什么不一并引出,再來發議論,以示他的全面、客觀、公正呢?
傅斯年擁蔣反共。《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自稱“徹頭徹尾新聞人”,因為被蔣介石請去廬山講課,對蔣曾有“虛懷、熱誠、苦干”的評價。他的私人信件,把《沁園春·雪》列入“笑話”,對毛語帶譏誚。謝泳文章援引的吳組緗日記,指毛“意與蔣先生爭勝,流露躊躇滿志之意”,為此而“極感不快”;他的不快,仿佛尤在毛之自不量力,竟然與“蔣先生”爭雄,當時在毛、蔣之間的褒貶取舍,也是清楚的。
知識分子,有自己的世界觀、政治選擇、情趣愛好,而且一生中會發生變化,實不足怪。傅斯年終老于臺北。毛澤東在重慶期間,曾兩次和王蕓生單獨交談,后《大公報》回請,還題詞“為人民服務”相贈。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日本首相田中訪華,毛澤東曾點名,請王參加這種重要的外事活動。吳組緗建國以后則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于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
王蕓生、吳組緗兩位,都有大量公開發表的文字留存。他們各有自己的成就,屬于為中國文化進步做出貢獻的人物。離開他們對近代中國歷史和國共兩黨斗爭的總體認識,離開他們對毛澤東、共產黨事業的總體評價,從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記里摘出的只言片語,既不能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對《沁園春·雪》的基本看法,也不能反映王蕓生、吳組緗兩位對這首詞的看法的全部。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如赴鴻門宴。當時重慶屬于國民黨統治區,國共兩黨逐鹿中國,天下未定。王蕓生本來有多次機會,向毛面陳對《沁園春·雪》的意見。吳組緗也完全可以寫文章批評毛。他們都有公開發出聲音的舞臺。然而前者回請毛澤東,接受“為人民服務”的贈詞,卻在私人信件里指毛“滿腦子什么思想也”,后者則在自己日記里“極感不快”。其間或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隱衷,未可盡述。半個世紀之后,謝泳挖出他們各自一則只言片語,意在貶毛而無損毛之分毫,似為抬王、吳卻分明在涂黑這兩位的人格。對毛的仇恨溢于言表,又苛求于兩位已故的文化人,使出告密、上綱、離間的手段,真不知道懷著怎樣的心肝。
然而謝泳又有伏筆:“可惜這個感受到了后來無法表達了”。從四十年代以來,王、吳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仍然繼續生活、工作幾十年。前者以全國政協常委、后者以《紅樓夢》研究會會長的身份,終老于共產黨治下的大陸。謝某連只言片語也舉不出,無一字史料依據,從哪里知道王、吳二位,“后來”有符合他的心愿的什么“感受”,而且“無法表達”呢?
謝泳論沈崇,新的“歷史視角”,就是捏造,而后小題大做、指桑罵槐、夾槍帶棒。這次有了史料,視角卻沒有超出老套路。
他由吳組緗指毛詞中“充滿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引申,說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帝王思想極其敏感”,又舉出當時西南聯大聞一多、金岳霖,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精神挑戰,在思想上產生對蔣介石的反感”。于是毛澤東、蔣介石、帝王思想、向“五四”精神挑戰,就被糊里糊涂地連成一氣。
四
關于“五四”精神,存在兩種解釋。
“五四”首先是一場反帝、愛國、民主的運動。主旨在擺脫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運動不朽的主題。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對于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這永遠是不朽的主題。
前赴后繼,屢敗屢起,不屈不撓,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得到戰敗國待遇,而有“五四”運動。青年學生首當其沖,得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啟示,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和工人運動相結合,隨后就是共產黨的出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局面,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和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反帝、愛國、民主的傳統,集中于共產黨,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奮斗而存在、延續和豐富。
文不過千字,先贊賞吳組緗對毛的“極感不快”,又推崇聞一多、金岳霖“對蔣介石的反感”。前言不搭后語,不顧字面的銜接也就罷了,可怎么向新上臺的臺灣總統交待呢?不要忘記,從蔣介石開始,國民黨的后面,從來就是資本主義的美國。
如今是美國霸權天下的全球化時代,是美國當局出錢、出計謀,豢養中國精英,對中國來一番“顏色革命”,以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終結中國人民“毛澤東情結”的時代。
美國的對外政策,是支持腐朽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勢力。新近的例子,一個是在尼泊爾,國務卿和司令們輪番親臨指導,給錢、給槍炮、派出軍事顧問,支持君主制,參與剿滅共產黨(毛);這個黨被它列為“恐怖組織”,罪在把國家從封建王國改革為共和國。直到人家在全國大選中取得絕對多數,美國照舊指其為“恐怖主義”。另一個是在中國的西藏,長期支持、豢養、訓練代表和復辟奴隸制的分裂勢力,今年3月間,則煽風點火,策劃和縱容這幫人打砸搶燒,為中國舉辦奧運會設置阻力。
美國沒有經歷完整的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然而不僅它的種族歧視,就是奴隸制殘余,而且封建起來,也著實令世界瞠目。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美國主流媒體一再把危機的原因,歸之于亞洲的“裙帶資本主義”。其實它自己,就生活在涂滿壟斷資本色彩的裙帶之中。國家最高權力,始終在幾個家族內部進行分配和傳承。東拉西扯的裙帶,遍及政界、商界和主流媒體。即以最近的總統大選論,三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希拉里、麥凱恩,就“存在非同尋常的親戚關系”。[1]
要做文章,這可是現成的好材料。然而據說對科學與民主精神有宗教般感情的謝泳們,何曾對美國支持腐朽落后勢力的行徑,對美國的種族歧視和封建性的裙帶風,以一詞一矢相譴責,來一點“反感”和“極感不快”呢?
這個幫派對“五四”運動的解釋,是說運動的主旨是“啟蒙”,萬萬動不得那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只消鸚鵡學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就凱旋大吉、天下太平。
然而共產黨用“救亡”壓倒了他們的“啟蒙”,鬧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鬧出一個獨立、主權的新中國,“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概被劃入“愚昧”和“人間悲劇”。歷史已經只剩一片垃圾、廢墟和共產黨的罪惡。因此今天還要繼續“啟蒙”。和謝泳文章相呼應,也已經“啟蒙”到發出“把毛澤東架上歷史的審判臺”和“處理中共歷史的罪債問題”的磨刀霍霍的叫囂。
毛澤東自有他的局限和錯誤。但是他的局限和錯誤,卻偏偏扯不上封建主義和帝王思想。毛澤東是最少封建主義和帝王思想的國家領導人,是最徹底地鏟除封建主義和帝王思想包括其經濟、政治、思想影響的領導人,是掃蕩與消滅封建主義和帝王思想的第一功臣,是“五四”精神最杰出的繼承者和捍衛者。毛澤東思想,就包含著和升華著“五四”精神。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貫穿毛澤東作為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詩人的一生的紅線,就是一句話: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正如一家新加坡報紙文章所說:
毛澤東的氣質、精神和哲學,在冥冥之中,似乎仍在為追求發展復興的當代中國指點迷津。因為毛澤東的精神,就是獨立自主、不畏挑戰、敢于競爭、敢于勝利的精神;毛澤東的氣質,就是大國之魂,是壓倒一切對手,號召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氣質。毛澤東哲學的精髓,就是其源于人民的智慧和實事求是,整合古老文化深刻思想,推出充滿活力的思辨與創造。
也就是說,透過歷史功過局限和政治是非的迷霧,人們豁然發現,毛澤東作為過去一個世紀中國人震撼世界的英雄代表,其實仍然聳立在時代的制高點上,為正在努力奮斗的新一代中華兒女提供者巨大的激勵、啟迪和力量。[2]
五
毛澤東有《選集》5卷、《文集》8卷、《建國以來文稿》13卷,還有關于經濟、軍事、外交的專門文集多卷。謝某為什么不從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找一找,有多少則關于作者帝王思想的史料,又有多少則反對帝王思想的史料呢?
毛澤東的詩詞中,除了謝某的想象力,沒有誰會把“六億神州盡舜堯”,解釋為“六億神州盡澤東”,把“遍地英雄下夕煙”解釋為“遍地澤東下夕煙”。就《沁園春·雪》而言,誰能想象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就等同于宣布“數風流人物,唯我澤東”或“還看澤東”呢?毛澤東是人民領袖,詩中流露出毛澤東的英雄之志、個人豪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用了放大鏡,這也實在與什么“帝王思想”風馬牛不相及。
謝泳所引史料中,無論傅斯年,或是王蕓生和吳組緗、聞一多和金岳霖,都沒有“帝王思想”一詞。謝文“帝王思想”赫然在目,是他自己的發明。這自然用了一番心計。到轉載謝文的《報刊文摘》,索性就把標題改為《知識分子與帝王思想》。這畫龍點睛,又用了一番心計。
按照謝泳的思維水平,毛澤東有微詞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與蔣介石逐鹿,叫做“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乃至“帝王思想”。那么,有微辭于毛澤東的王蕓生、吳組緗和謝某人,是不是志在出任中共最高領導人,而對蔣介石反感的聞一多和金岳霖,是不是想當國民黨總裁,在下不敢恭維謝某與上海《報刊文摘》對《沁園春·雪》和毛澤東的議論,是不是存了加入他們摁倒一派和編編《報刊文摘》的野心呢?
文化人從故紙堆里討生活,抄幾則史料,湊篇把文章,出一點小名,撈幾文稿費,本屬正常。便是見仁見智到不問姓社姓資,或者一門心思去社而就資,只要言而有據,都不必苛求。然而無論做什么,總要講點職業道德。“盜亦有道”,何況做文章、當教授、編報紙。這就一要誠實,不可憑想象力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二要善良,不可用自己好惡污人清白、存用刀殺人的惡意。
從謝泳到上海的《報刊文摘》,如此行文,如此為人,實足讓人為中國的教育、文化研究和新聞,大大捏一把汗。(2008年6月10日)
注釋:
[1]美聯社波士頓2008年3月25日電。
[2]《毛澤東是終點還是起點》,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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