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當局一直在按照他們的普世價值、利益和愿望，規范和誘導中國改革。沒事要制造點事。有點事就向他們想要的方向鼓噪得好像要天下大亂。所謂“重返亞洲”，已經荷槍實彈逼到中國門邊，把日本趕到一線當打手，沿著東、南、西密布軍事基地、兵艦、戰機和導彈，南海一觸即發，東北方日本上竄下跳。作為一種“軟實力”的配合和呼應，要中國改什么革什么，不改革什么，怎樣納入他們的路徑，葫蘆里裝著他們自己的藥。那份顛三倒四、陳詞濫調的囑咐，那份溫文爾雅、笑里藏刀的教誨，那份過度的熱心，那份似乎無無緣無故的惦記，著實讓人納悶和生疑。
因為中國經濟增速的放慢，2015年開春，西方教師爺找到了新題目。這算一張三四月間緊鑼密鼓的課程表：
——3月17日，紐約大學兼職教授丹尼爾·奧爾特曼《讓中國經濟永遠增長的秘訣》，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
——3月30日，悉尼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訪問學者、東亞金融問題顧問斯蒂芬·格倫維爾《中國經濟注定失敗嗎?》，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
——4月13日，《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是生產力而不是生育力》，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
——4月14日，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研究所所長亨利·保爾森《中國最好的選擇：加強改革而不是大搞刺激》，美國《華爾街日報》。
——4曰18日，《靜悄悄的革命》，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網站。
其實沒有多少新話，不過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炒來炒去的老調重彈。
據說“現在需要的是經濟自由”，“這個黨”“必須做最難的事情”即“必須致力于讓經濟自由”，“更自由的改革會從根本上賦予其經濟活力”。
給誰“自由”，換句話說怎么就不“自由”了呢?原來罪魁禍首在“國有經濟”——“越來越無效”。因此“中國改革能否成功取決于這個國家減少給國有企業補貼和監管優越性”，“精簡國有企業”，“向私有市場開放更多行業”，“讓私營企業的日子好過些”，鼓勵私有企業這種“經濟中有活力的部分”“與國家壟斷企業進行競爭”，特別是“減少對外國投資的限制”，“促進來自外國公司競爭的速度和程度”。他們賜予的“自由”，還包括制造農民和土地分離，重演一回英國原始積累時期“圈地運動”中的“羊吃人”，讓農民徹底變為徹底的無產者，“否則他們將無法分享中國的轉型帶來的紅利”。
“市場能夠產生神奇的力量”，“加強市場機制對促進生產率和增長以及金融體系改革是至關重要的”。
需要減少“政府的控制”，這種控制“使得銀行的利率無法吸引儲戶”。
然后就是，“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且需要做出真正的犧牲”。
這種改革教科書里，除了一兩句偽善的謊言，完全沒有中國人民的地位。
“自由”，是資本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自由，外國資本掠奪中國資源和勞動者的自由。
看看資本主義體系下日益加劇、不可逆轉的貧富兩極分化就知道，所謂“壯士斷腕”，斷的是老百姓的腕，“真正的犧牲”是犧牲老百姓的尊嚴和基本生存條件。4月間韓國發生26萬人參加的針對勞工改革的大罷工，反對的就是資本發動的“壯士斷腕”導致的犧牲勞工利益：“這些改革將令公司更容易解雇工人、削減工資并雇用更多的臨時工”。
“市場”再神奇，也沒有神奇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共同富裕。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新近紅遍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也寫道，中國為首的一些昔日貧困國家的發展，“從根本上說，它是一個知識傳播和共享到公眾受益的過程，而不是市場機制”。
一味減少政府控制嗎?倒是美國一個新美國基金會聯合創始人邁克爾·林德，在他們的《國家利益》2014年1/2月號發表對暢銷書《美國衰落的迷思》的評論說：“美國培養的信息技術革命取決于大政府和大公司的采購和研究”。對于美國這樣的國家，政府本來就是大公司的政治載體。它向第三世界推銷“小政府”，它自己卻為大公司的利益不斷擴大政府權利。
在俄羅斯，2014年的民意調查已經顯示，70%以上的民眾不喜歡西方主導的所謂改革。普京曾經公開說出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怎樣受到西方的欺騙和訛詐，他本人后來又怎樣覺悟到必須尋找俄羅斯自己的發展道路。他和他的國家在西方制造的烏克蘭危機中，硬漢一般屹立在那里巋然不動。這使西方發出對普京“失望”和“不抱幻想”的哀嘆。原來西方所希望的，是普京只作為一個“技術官僚”，一頭扎進“GDP”里，專心于國內生產總值。但是普京居然不聽話，開始倡導俄羅斯的民族自豪感、鼓勵愛國主義和走自己的道路。
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們，從一開始就確定，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其成敗取決于人民歡迎不歡迎。中國改革吸取世界各國的經驗，首先是繼承和豐富自己的經驗，首先成為中國人民自己進行探索和創造的過程。外國人包括西方人說三道四，我們可以聽一聽，進行分析，擇善而從。但是中國改革不是西方利益的實現，中國也不是西方宣揚自己價值觀的布道場。
201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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