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979年陳永貴為何罵胡耀邦是“胡亂邦”?

　　原載于：《1978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風和日麗，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氣。此刻陳永貴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來踱步。像往常一樣，他早早地起床。這一天本是毛澤東的誕辰，在他陳永貴也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日子。他還記得十一年前那個12月26日帶給他的輝煌。那一天，大寨淹沒在一片紅旗彩燈和標語的海洋里。為了使毛澤東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選擇了毛的生日來慶祝大寨的豐收。數千人從東西南北涌來，如朝圣者的隊伍進入六億中國農民的麥加，列隊四行接受他的檢閱。他還在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個縣、二十個公社和三百四十個大隊的賀禮，收到四百張喜報、一百份“決心書”和至少四個歌舞團的男男女女們獻來的舞蹈。這時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當一顆原子彈的威力。于是他讓全體大寨人豪邁地致電毛澤東主席，其電文至今讀來仍讓人激動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輝思想，就變成了強大的精神原子彈!這顆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歡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膽戰心驚……”陳永貴那個時候肯定認定自己手里的旗幟永遠不會墜落，所以他對偉大領袖保證：“十年以后，我們還要召開比這次更大的慶豐收大會!再向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報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卻是一片落寞蕭瑟。沒有了紅旗，沒有了語錄，沒有了賀禮和喜報，沒有了決心書和歌舞團，沒有了毛主席，也沒有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只有一種特別難以平復的感覺如鯁在喉。他明白這種感覺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國農業的權力實際上已被剝奪。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王任重由陜西省委書記一躍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其角色剛好取陳永貴而代之。陳永貴長期觀察政海風云，知道自己雖然還在副總理位上，卻已是昨日黃花，所以他才能夠用一種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訴兒子，他無法繼續忠于職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別等人家免，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然而還有更加令他感到憂傷的事情。老實說，陳永貴原本不過是太行山里的一個農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走進帝王將相出入的紅墻深宮，現在就算奪去頂戴“烏紗”，他仍舊可以扎上他的白色頭巾務農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靜氣的也正是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親自樹立的紅旗么?怎么這些人連大寨也要反對哩!他恨恨地告訴李韓鎖：“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罵的這個人，就是當時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說大寨的農田建設是“勞民傷財”。陳永貴一氣之下，就覺得罵其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頭之恨，于是又說胡耀邦是“胡亂邦”!

　　胡耀邦從來沒有去過大寨，也不懂農業，所以陳永貴不會相信他對大寨的攻擊是出于自己的主張，進而懷疑所謂“勞民傷財”一說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對大寨的人有極大的可能集合在這個新的權力周圍。一個最明顯的跡象就發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報》將一封來信摘編出來，寫信人自稱“陳靈風”，來自山西，其述評的矛頭全部指向大寨。他說報紙上宣傳的學大寨是“胡亂吹”，昔陽學校的升學率倒數第一，還說大寨和昔陽的人紛紛升官，卻丟掉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傳統，是“國家出錢，農民種田”。尤其令人難堪的是，這個人居然列舉了若干事實來證明其所言不是偽證：比如六十九軍把郭莊水庫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總統送給大寨噴灌設備、政府出錢安裝了高壓電線、省軍區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這個姓“陳”的還質問那個姓“陳”的，說“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點地嗎？這樣的干法合算嗎？”最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認定大寨沒有和“四人幫”頂著干，甚至還罵過鄧小平是“鄧納吉”，這有白紙黑字記錄在案。中共中央機關報把所有這一切無遮無攔地印行成冊，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擺在所有政治局委員的辦公桌上了。

　　陳永貴并不知道陳靈風為何許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經驗，他完全可以斷定，若無更高權力機構的支持，陳靈風斷不敢寫出這樣一封信來，即使寫了，《人民日報》也不會采取行動來響應。從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來都像是安排好的，時代終于逆轉，中國農業的旗幟由此也就在昔陽墜落而在鳳陽升起。

　　陳靈風的告狀輾轉上達中南海，這是抨擊大寨的一系列活動中的一個環節。在1978年開始的幾個月里，這種活動還只能在暗中進行。大寨在公開的場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輝煌。中央政府仍將大寨作為農業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堅定似乎還要超過以往。比如2月份有兩個規模盛大的會議，科學大會與文化大會，看上去均與大寨極少關聯，但是卻都在大寨召開。

　　依照華國鋒的意見，大寨作為一種象征，其光輝將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數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陽的盛況。一個月后，昔陽終于略顯平靜，可是它的四位最顯赫人物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又一個月后，國務院副總理耿飚夫婦領來了一位外國總統。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頭山。大寨全體貧下中農還共撰祭文，悼念這位史學、科學和文學的泰斗，說“他老人家”活著的時候，賦詩說大寨是“共產仙鄉”，所以死了以后要來到大寨“和我們朝夕相處”。在當代中國，學問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這件事在全體人民的心中當然會留下感情的色彩。不過，大人物死后的魂歸大寨仍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陳永貴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這一年里，畢竟還是活著的人紛紛進入這個小小的山村，總計有182954個中國人和5405個外國人。

　　不過，到大寨來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輿論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轉而討論真理的標準。反對大寨的人們日益活躍起來，只是他們還不敢太逾越分寸。

　　這時候，大寨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影響輿論，日后這種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陳永貴被奪權留職的時候，輿論對這位昔日的農民英雄已經失去了同情，只不過還沒有發展到公開貶損的程度。攻擊者首先質問，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辭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離開領袖的重病之軀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與江青有著某種特殊關系?這一質問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所以他們又問道：學大寨究竟學什么?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這矛頭顯然是針對華國鋒頒布的學大寨之“六條標準”，以及陳永貴數年苦心經營起來的“根本經驗”。這些攻擊仍然沒有能夠動搖大寨的地位，但是，他們所說“學大寨”乃是在走一條“左”的道路，卻取得了極大的進展。這一攻擊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紅旗幾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懸崖邊上。

　　局面之所以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兩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幫”的前兩天，陳永貴已經在感情上站在華國鋒的一邊，不然，他就不可能在華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這是十八年后《農民日報》記者吳思的描述。陳永貴與“四人幫”的不能合拍，在當時即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來到大寨的時候可以做到畢恭畢敬，等到江青一走就會擅自決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養豬。

　　姚文元始終不肯屈尊到大寨來，令他極為不滿。而張春橋對他這個鄉巴佬的不加掩飾的輕蔑，就更加令他義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與張春橋大吵一架。當時這幾個文人權傾天下，敢于直接與之對抗者絕無僅有，所以就連最無所顧忌的將軍許世友也對陳永貴的勇氣自嘆弗如。不過，這一切多是一個鄉下農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別所致，很難說有什么政治上的動機。

　　“四人幫”頃刻瓦解，陳毫無疑問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氣，但是老實地說，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與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這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鳳蓮為事態的突變所震驚，一時不知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讓大寨的社員批判，于是求教于陳永貴，陳指點說：“你上去罵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淺薄粗俗之至，但是，當時某些評論說他與“四人幫”早有勾結，也實在是一個冤枉。

　　至于說他沒有與“四人幫”對著干，即便屬實，也無可厚非。以當時之情景，又有誰能“對著干”?自然不能以此對陳永貴大加指責。這一點，已由鄧小平本人加以認定，他安慰陳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這當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幫”的大寨，它與小靳莊完全不一樣，后者是江青一手導演出來的一個專門作詩唱戲的村莊。

　　話雖如此，大寨旗幟的黯然失色，卻是由“四人幫”的垮臺開始的。陳永貴不是“四人幫”的人，但這并不表明他可以為鄧小平的改革陣營所接受。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政壇激烈角逐的幾種力量中，陳永貴更有可能屬于華國鋒的陣營。華的誕生地交城縣，與陳的大寨相隔數百里，為同一省份。華國鋒奠定自己最初基業的呂梁山，與陳的太行山也是遙遙相望，更何況這兩個人又同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傾向，乃至種種利益攸關的細節，均有更多的相通之處。可謂同仇敵愾，同病相憐。

　　這在二人先后去職賦閑家居的時候，發展為一種至為真切的關懷。這種真情本來極為少有，而在這兩個人中間卻能至死不渝。大約八年以后，陳永貴終于病逝，華國鋒聞訊甚是傷感。就在遺體將要在烈火中化為灰燼的時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們誰都不肯來表示一下悲哀，對于這些人來說，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時，唯華國鋒一人蹣跚而入。他在離職之后幾乎不再于公眾中露面，現在卻置身在一個死者身旁。青燈花影，絮語孤魂，昔日中國政壇上兩個風云人物，生死兩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陳永貴之忌辰為1986年3月26日。當他終于告別人世間種種是非恩怨之后，人們曾經嘗試為他蓋棺論定。卓儒說他擁護三中全會，還說他自己本來就不想當副總理。吳思說他正相反，開三中全會的時候，“一臉氣哼哼的神色，見了人連招呼都不打”。孫啟泰和熊志勇則將陳永貴連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馬全都說成是“大寨式的干部”，這些人“以各種方式抵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方針政策”。其實，事情絕非如此簡單明了。陳永貴在政治局的會議上的確投出贊成票，但他的內心卻并不是真正的贊成;他不能接受對“極左”的批判和對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卻也沒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罵起來。過去他強迫所有人對大寨頂禮，全不問人家是否愿意，現在這局面終于輪到他自己來承受，其間滋味或許直到今天才能體會。

　　陳永貴本人一向熱衷于在政治運動中居有領先位置，在真理標準的爭論之中卻一反常態，不置可否，對批判“極左”也只是冷眼旁觀，并且暗中囑咐大寨不要趕這趟浪潮。看來他做得足夠周到，所以到了十幾年后，很多人想要從公開的報章上發現他此時的立場，都沒有成功。陳永貴的豪放久有名聲。現在，他卻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罵槐，在公開場合則韜光養晦。這局面雖勉為其難，但他終于做到。不過，他還是忘記了官場行事的一個基本要則：沉默本身也是一種態度，而他私下表達出來的任何情緒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陳在家中逢人就罵的情形不久就傳播開來，這引起華國鋒的憂慮。他不希望這位農民政治家再給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煩。的確，任何人都可以借題發揮，說陳永貴的不滿是受了華國鋒的影響。后來陳對三中全會的決議投了贊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華的勸慰。

　　其實，華國鋒無力阻攔的事，陳永貴更加無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擔憂的事情終于發生。新華社派駐大寨的記者馮東書在這一月回到北京，就聽見有人說新華社如此鼓吹大寨將成為“歷史的罪人”。當他和他的上級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都感到新華社有改弦更張的必要。幾天以后，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將派駐在大寨的記者悉數撤出。差不多與此同時，在距離大寨不遠的忻州，也有兩個人在寫信揭露大寨和昔陽的問題。《人民日報》則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評道，取消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搞大隊核算等等行為，并不符合黨的政策。這顯然是在影射大寨。

　　這些事暫時還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經使陳永貴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報，假如不對這種挑戰公開還手，事態必將更加嚴重。但是這個時候大寨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指揮輿論，陳永貴只好另辟蹊徑。這一年陽歷10月，昔陽縣委副書記李喜慎想要召開大會總結十一年間學習大寨的工作，遂將總結報告呈請陳永貴過目。陳指示說與其消極沉默不如主動迎接新的局面，以此來維護大寨的威信。后來李喜慎就宣布說，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懷疑，也是不應該懷疑的。學大寨的真理已經有十一年的實踐來證明。這種精心設計的邏輯雖然悄悄地利用了“實踐檢驗真理”的潮流，卻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氣短心虛，以及論爭雙方攻守之勢的逆轉。

　　盡管李喜慎還在威脅人們：“牢記歷史教訓，防止在學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彎路。”可是人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經開始一個接一個地致信北京，攻擊大寨和陳永貴，這些信件多數都是來自大寨左鄰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實情的人。人民日報社所刊登的陳靈風來信，只不過是所有這些申訴者中的一個。在陳永貴的眼里，這件事情的真正威脅還不是一個小小的陳靈風，而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公然介入。這中間的象征含義十分嚴厲，足以在反對者中間引起連鎖反應。

　　很明顯，陳永貴已經無法抵御這些控訴。這局面又由于一個小人物的出獄更加動蕩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壽，是鄰近昔陽的平定縣里一個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連續寫了十二封信寄給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和葉劍英，其內容全部是控訴大寨的黑暗和陳永貴的無法無天。事情后來以岳增壽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而告結束。岳被拳打腳踢之后繼以五花大綁逮捕歸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監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這個人居然僅僅服刑兩年便獲釋出獄，并且宣布為無罪，這件事與陳靈風的告狀信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事情竟會如此巧合，這不是要將人們反對大寨的情緒煽動起來又是什么？陳永貴已經明明白白地看到，在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勵者中，必定還有報紙，還有省長，還有公安局，還有法院，甚至可能還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現在，整個農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鐘聲宣布了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開始，他陳永貴卻除了嘆息外，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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