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悲劇”與“改革詬病”

　　有晚輩問我：“草民”之前為何加上“正宗”二字，豈不顯得多余?我懶得理會，更沒有回答。在假貨泛濫得幾乎成災的年代，什么樣的冒牌貨都應有盡有，其中就包括“假草民”。若有興趣往前追溯，情形就更有趣，民國蔣“總統”被迫下野后，其忠實的效忠者依舊尊稱他“總統”，蔣介石聽后說：什么“總統”，一介草民。一個手中仍握有對(含逼他下野的桂系部隊)一百多萬國民黨軍的指揮權的人也自稱“草民”，這簡直就太名不副實了;至于蔣介石所言是否違心，咱就不必追究了。一切退休后的官員，按理已是一介布衣(草民)，但實際上仍非正宗的草民。即便是像茅于軾、袁騰飛等等的人，也是一伙遠在老百姓之上的“特殊草民”。啰嗦這些廢話，只是為了搞清楚真正的草民——就是像本人一樣的人才配稱草民——正宗的草民。文革就是一場發動以“正宗草民”為主要參與對象的運動，當年本地的農民一聽說要“吃二遍苦”，就連成熟得可以開鐮的稻谷都不管了，組織起浩蕩的農民隊伍開向縣城去了。這樣的記憶在心中是無論如何也抹不去的，印象太深刻了。

　　中國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靠發動了中國社會最基層的正宗草民，才最終贏得了勝利。當然，這勝利之成果理所當然地由站起來了的人民群眾來共享。毛主席說過，要破除歷史周期律，唯一的辦法就是靠民主，民主民主，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水，共產黨人是魚;水里可以沒有魚兒，但魚兒卻須臾離不開水。這么淺顯的道理，如今的好多共產黨員怎么就明白不了呢?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杯具”。

　　“不能讓文革的悲劇重演”，這話語聽來擲地有聲，像是在敲警鐘。在社會上，說“文革悲劇”的人不外乎這幾種，一為親歷文革且受到過沖擊的，二為70后不明就里盲目跟風嚷嚷的，三為親美親蔣親國民黨并希望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但是，這第三種是最不符合邏輯的，既然搞文革都搞得快“傾國蕩產”了，那么多來幾場文革豈不更好、更中他們的下懷?所以，喜歡資本主義的茅于軾拼著條老命攻擊、否定文革。靠斗膽反毛而出大名的袁騰飛喪盡天良地侮辱烈士，極力反對知青上山下鄉和污蔑農民，厚顏無恥地吹捧蔣介石等等斑斑劣跡，也與茅于軾一樣吃錯了藥，因為要讓國民黨復都南京，蔣介石重進當年的南京“總統府”，贊成搞文革應是首選，唯有文革，才能“搞亂中國”，不是嚒?對文革，那份當年的“決議”已有定論，雖然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仍在字面上把發動了“十惡不赦”的文革的人定性為了偉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里依舊有“毛澤東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毛澤東的地位依舊高高在上，無人能夠替代。茅于軾、袁騰飛等等攪渾塘水的泥鰍難道是假裝不知道，而故意與中央對抗，與人民為敵，時刻準備著自取滅亡不成?

　　Hdp大公子曾呼吁要“堅守徹底否定文革這條底線”，如他真這么想，那也是很不得要領的胡言亂語，誰見過有新的“決議”推翻了那份老“決議”?其實，連最愚鈍的草民也知道，曾經貴為總書記之子的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求徹底否定的是人——毛澤東，甚至連同鄧小平。可惜，這位大公子的呼吁(的真意)只能是一種夢囈，在很長的時期內絕無實現的可能。而從經久不衰且日益興旺發展的“毛澤東熱”現象來看，認同和肯定前三十年的國人多得很，其中包括像草民一樣熱愛毛主席的過來人，過來人中能識大體、明辨是非的人，年輕人中搞懂了毛澤東之于中國的重要性的人，還在真正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共產黨人，等等。

　　反毛“名將”辛子陵某年春節在上海說過一句名言，承認了改革開放有缺點;既然有缺點，就可以詬病或什么的。按其邏輯和“等價交換”的市場法則，毛澤東時代也就只是有缺點，而沒有“晚年嚴重錯誤”，或者更沒有更夸張的毛澤東時代有所謂的“罪責”。而且，大校還必須例數出10001條毛澤東時代的缺點，方能保證“改革開放比毛澤東時代強得多”。大凡反毛高士，都愛信口開河、信口雌黃，言辭極度地夸張，這反致他們自己成了山上的雉雞——藏頭露尾，最終成為悲劇人物。因而可笑也就是必然的了。難道一切言論不需要以事實來證明嚒?今天的人們所耳聞目睹的一切現象，可以概括為幾句話：GDP的胖子，意識形態的矮子，摸石過河的瞎子，貧富懸差的標志，主仆顛倒的走勢。常言道“吹牛不上稅”，唱高調也用不著費多大的氣力，但是，“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走共富之路，是需要花大力氣，拿出實際行動來的事情;本來是省事的事情，現在就是想扭轉也為時過晚矣。

　　遙想當年延安的“十沒有”社會，再想想毛澤東時代的清明干凈社會，感慨何止萬千。茅于軾曾言“毛澤東時代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但他不曾想到的是，不僅懶漢村的人們沒有餓死也沒有赤身裸體，而且1976年的中國人口比1949年時多了三億五千萬左右，——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難道?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顯出自己太愚蠢。我曾問長兄：“當年的廠長敢隨便辭退、開除工人嗎?”他說“這怎么可以啊，工人犯了罪也得歸公安局、人民法院管。”我說現在可以，私企老板叫誰走，誰就不能留，不用問理由，有的是理由。再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到了私企里，工人統統成了使來喚去的奴隸牛馬，悖論，無法理解的悖論，讓善良的人們扼腕嘆息，又無可奈何。

　　“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不變的是人民，以及“官逼民反”的千古真理。忽然記起在一部電視劇(忘了劇名)里，周總理病重住醫院時對鄧穎超同志說：“文革讓我少活十年。”真偽草民無從知道，然編劇無非是為了加重文革確是“悲劇”的份量;如真是，那么毛主席就是害了一代名相的“罪魁禍首”。為了對付一場文革運動，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真可謂是煞費苦心、極致到家了呵。

　　2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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