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2007年)
今天4月30日,是越南人的日子,也是世界上所有正義人士的日子。因為32年前(1975)的今天,一場歷時長達10年、規模最大、最為血腥和改變了國際格局的越南戰爭,隨著美國承認失敗,美國軍人最後倉惶撤出西貢,而正式宣告結束。中國是越戰的參戰國之一,所以這一天應該也是中國人的日子。
這段歷史已經塵封了32年,本應隨著歲月的消逝而逐漸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淡忘、消失。但是近來隨著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一再失利,在伊拉克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難以自拔,于是又勾起了他們對越戰那段夢囈般歲月的苦澀記憶,成為目前美國政壇和學術界的熱門話題。
就是這個月(4月)的10日,美國麻州的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邀請1972年打著反戰旗號競選總統的候選人喬治?麥高文 (George McGovern)(1)到校演講,主題就是〈越南怎樣改變了美國和我〉。雖然現在已經是八十四歲的高齡了,但是他還是一本反對越南戰爭的初衷,嚴厲抨擊布什總統和共和黨的伊拉克政策,重蹈越南戰爭的覆轍,使美國又在中東陷入了另一個大泥沼。他深表遺憾地回憶說,「我曾經祈求過,我們千萬不要再犯像越戰那樣大的錯誤,但是沒想到,我們竟然把越戰的這個災難性的教訓就這麼快地忘掉了。現在的伊拉克越來越像是我們的第二個越南了」,然后提高嗓門大聲強調說「用武力是絕不可能打敗恐怖主義的。」(2)熱情的聽眾對這位元老政治家憂國憂民的智者的警言,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大廳里歷久不息。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聽眾,也難免不被他的一腔愛國熱情所感動,而且也深深感到布什總統發動的這場所謂的反恐戰爭像當年的越戰一樣,是越來越不得人心了,反戰勢頭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當然,越戰這場夢囈,在美國人的記憶里怎么可能會隨著歲月而淡忘、消失呢?實際上,越戰結束後的這二三十年來,美國的有識之士、政治家、評論家、學者,不時地從各個角度對越戰的歷史教訓進行深刻的反思。
下面舉出五位有代表性的言論作為佐證。第一位是當時主導越戰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越戰結束十六年後,他痛苦地回憶說,美國人被打敗了,主要是因為美國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義精神力量,高估了自己現代化武器對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戰爭的力量。為此,他深感內疚,甚至在電視上當眾流下了懺悔的眼淚。(3) 2000年4月14日,他在上述的麻州威廉斯學院的一次專門討論越戰的大型公開的討論會上,又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一再強調他當時作了令他遺憾終身的錯誤決策,并告誡美國當局和美國人要謹記和汲取這個痛苦的教訓,切勿在東亞輕易用兵。
第二位是約翰遜總統的國防部長克里福德( Clark Clifford)。他回顧說美國之所以失敗,主要不是因為美國沒有全力參戰,實際上,除了原子彈沒有動用外,什麼高尖端武器都動用了。共計派遣了二百五十多萬人到越南,其中五十四萬多為地面部隊,死了五萬八干多人,傷了十多萬人,總共消耗彈藥七百六十萬噸(相當於二戰時的三倍),耗費近三千億美元(一說六千億美元),打了十年之久,所以不能說沒有盡力,不能說美國出賣盟友。只是因為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貪污腐化,內斗不已,民心渙散,兵無斗志,是個扶不起的阿斗。(4)
第三位是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的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他說美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激烈的反戰運動使美國全國意志無法集中,思想無法統一,以致社會陷於混亂,政府陷於癱瘓,無法有效運作。(5)
第四位是上述的喬治·麥高文。他在上述的演講中認為,「我們有的是戰艦、飛機、坦克,但是如果你的對手是一群憤怒的、狂熱的、不要命的游擊隊,你就不可能把他們打倒。這就是越戰的教訓」;「別人這樣恨我們,為什么?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6)
最後一位是麻州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他認為越戰是美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侵略擴張戰爭,是一場不義的戰爭,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所以難逃失敗的命運。( 7)
當然越戰是美國人的切身問題,有刻骨錐心之痛,不斷地進行反思是很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美國至今記述和討論越戰的書籍多達一萬二千多本(根據美國國會圖書綰的書目),有關的專論、小說、雜文、電影,更是不計其數。可見美國人對越戰是多么的重視,多么的刻骨銘心!
然而,反觀越戰中作為美國主要對手之一的中國人,一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之苦的當代中國人,一個關心中國南大門安全的中國人,是怎樣看待這場與中國國運密切相關的戰爭呢?說來頗令人失望。首先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不敢大聲地像在朝鮮戰爭時將之稱為「中國人的反帝衛國戰爭」一樣,而把越南戰爭也說成是「中國人的反帝衛國戰爭」,也不敢把越南戰爭稱之為「抗美援越戰爭」。(8)其次是相對於美國有關越戰的書刊文獻而言,中文這方面的學術專著竟然少得可憐,(9)當然偶爾也會有一些專論和回憶散見於報章雜志。
我認為這是很不正常的,是令人困惑的,甚至是病態的,不但有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的發揚,還危及國家民族的安全意識。所以,我們應當正視這種現象,并加以糾正,明確指出越戰同中國國運的關系。這是軍事史家、歷史學者和愛國主義者,不可回避的責任。
有鑒于此,本文之撰寫就是要盡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并試圖解答這個問題。在正式進行論述之前,首先我們要問,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病態現象。本文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後毛澤東時代的官方政治路線和指導思想,對越戰的歷史定位定了基調,就是刻意貶低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和重要性,不把它看成是中美繼朝鮮戰爭後的另一次戰略較量,不把它正式算成另一次中國的對外戰爭。它在解放軍戰史上的地位比不上鄧小平領導的1979年歷時僅三個月的懲越戰爭。所以,現在官方所講的越戰一般是指鄧領導的「懲越戰爭」,而不是指毛晚年所打的「抗美援越戰爭」。
君不見1981年6月27日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經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對毛晚年的反帝事業僅用了不到七十個字來加以概括:
他晚年仍然仍然警覺地注意到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
請讀者注意,其中與越戰有關的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
只有寥寥的十三個字。而這十三個字中,卻又是泛指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而非單指越南戰爭,「越南戰爭」這四個字,在《決議》中壓根就沒有出現過。在這樣一份對毛一生特別是晚年相當於「蓋棺定論」的黨的綱領性指導文件中,竟然對這樣一場由毛領導的中國同美國進行的攸關黨國命運的激烈戰略決戰,會如此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實在不是鄧一再強調的要黨員和國人堅持的「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態度;當然,這是一份政治性的文件,不是一篇學術性的歷史論文。
當對照《決議》中對「抗美援朝」的敘述時,就更證明了這點:
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也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其中具體地提到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於此可見,《決議》作者有明顯的抹煞越戰歷史真相、厚此薄彼的政治傾向。
《決議》的基調是眨毛揚鄧的,所以如此處理「抗美援越戰爭」,不足為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本文的重點不在于揭露《決議》為什么要貶抑抹煞中國在越戰中所起的作用,而是要明確論述越戰是毛晚年反帝反修斗爭中的一個主要環節,一個影響深遠的關鍵構成部分,所以必須還其本來面目,恢復其歷史的真相;所以本文的標題是〈毛澤東晚年還打了越戰〉。當然,這個標題隱含的意思是,雖然中國是越戰的參戰國,但不是唯一的參戰國,因為當時的越戰是多種力量在越南戰場上的較量,除了中國站在越南人民這邊之外,還有當時的蘇聯和社會主義陣容內的國家和人民。但是中國是主要的參戰國,支持者,無論是從戰略、戰術還是物資、軍火,中國都承擔了主要責任。而中國如此積極地支持越南,主要是毛作出的決策,所下的決心,所以本文在標題中特別加上「還」字,即〈毛澤東晚年還打了越戰〉,就是要突出這點。
官方既為「抗美援越戰爭」定了基調,中國軍方和學術界,豈能別樹一幟,同官方唱反調?所以,我們現在只能靠現有的極其有限的中文資料,和大量的英文資料來拼湊出一幅毛晚年領導「抗美援越」的宏偉歷史畫面。這是毛晚年留下的一筆珍貴的遺產,我們作為深受其惠的後人,豈能不繼承珍惜?(11)
好在越戰離我們并不太遠,只有30多年,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中國在越戰前所處的惡劣的外在環境。那是冷戰時期,是兩極世界,是兩霸橫行霸道的時代,是國際矛盾極其尖銳的歲月,是中國夾在兩霸的夾縫里討生活的屈辱時代,是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時代。( 12)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作為中國的舵手,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為了國境四周安寧,為了創造促進發展經濟的和平大環境,毛晚年朝思暮想的頭等大事之一,就是如何突破美蘇的圍堵,突破兩霸的包圍,徹底打破這種不利於新中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舊秩序、舊格局。(13)否則,連國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沒有保障,還奢談什麼改革開放,經濟建設!
但是,如何突破美蘇兩霸的包圍圈呢?突破點在哪里?選定了之後,如何著手進行?在在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軍事智慧、非凡的膽識和魄力、豐富的戰爭戰斗經驗和細致嚴密的戰術安排。
毛把突破點定在越南。越南和印支是冷戰時期六十年代兩大陣營矛盾沖突的焦點,毛選擇這個突破點是形勢使然。(14)但要在越南打開這個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國兵戎相見。中國當時又正同蘇聯進行激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之爭,也是水火不容。這就意味著可能同時同美蘇翻臉,意味著中國可能兩面作戰,這可是兵家的大忌啊。
「抗美援朝」時,有蘇聯作為戰略後盾,現在美蘇一齊反,以一敵二,中國有這個實力嗎?有必勝的信心和把握嗎?
毛的許多老同志、老戰友都認為,這是主席拿黨國的命運孤注一擲,作一場勝負難測的豪賭。所以,對此深表疑慮不安。《決議》中說毛晚年「左傾」,「驕傲起來」,「專斷」,「不謹慎」等,都是這種情緒的表露。
所以毛晚年面臨了他戰斗的一生中又一次兩難的困境:不突破兩霸的圍堵,中國將無法生存發展,但要同兩霸攤牌,兵戎相見,中國又沒有那麼大的有形物質實力。怎麼辦,何去何從?
但毛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還是無法說服黨政軍內握有實權的務實派。他們認為,美蘇不是在封鎖圍堵我們嗎,正好我們借此關起門來,漸進地、有秩序地發展經濟科技,充實國力,以備將來有一天同兩霸攤牌。毛認為這不實際,兩霸不會讓你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啊!
在兩霸的圍堵封鎖夾擊之下,你沒有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經驗, 如何大搞經濟建設?那只能是一廂情愿的空想。但這些人中不少是開國元勛、老同志、老戰友,以及學術界和文藝界的權威、社會的名流啊!都是一些具有善良意愿的正人君子啊!
對毛來說,進退都是充滿危機,他的革命生涯從來都是包圍在危機之中,但都沒有像這次這麼復雜、這麼令他嘔心瀝血,這麼險象環生。進雖然危險,可能還會傷害到一些無辜的正人君子,但卻可能打出一條血路、生路;退,雖能暫可自保,但終將無法避免一戰。毛的一生,曾經作過無數次的政治和軍事豪賭,對他來說,再作一次冒險的決策不難,難在必須作最壞的打算,作全面的準備,才能「不打則已,一打必勝」,一打就要打出長期的和平。但作這樣的打算,作這樣的準備,就無法不影響到全國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這可是會搞得全國大亂、天下大亂啊!
具體而言,同時反美、反蘇,涉及到一系列極其復雜的內政、外交問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和策略問題,黨內的團結甚至接班人等問題。這對毛一個身心俱疲的遲暮老人來說,的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戰。
首先,從理論上要打破兩極世界的格局。實際上,毛在六十年代初,就已意識到來自南疆的美國的威脅,并預感到將無法避免同美國再次一搏。所以毛在當時就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先從理論上開始作出打破冷戰兩極世界的思想和理論準備。這點,《決議》的作者也看到了,并曾予以強調。
其次是,反美帝是馬列主義的應有之義,很容易得到黨內同志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同意和支持。但要反蘇,反社帝,人家要問你為什麼要去反一個列寧所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就不能不在馬列理論上有所突破,有所發展;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比蘇聯更革命,更紅,更左,這樣才能在理論思想上同蘇聯劃清界線,才能同它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15)所以,毛提出了「不斷革命論」,而且是文化思想領域里的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時代大背景和理論上的根本原因。
「不斷革命論」,是一箭三雕,既可反美,又可反蘇,還可封國內政敵之口,起到統一思想,統一步伐,集中意志的作用;此外,在世界范圍內,可以爭取到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黨的支持,還可以進而贏得歐美廣大進步人士和知識界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文革是反兩霸的整體斗爭中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思想方面的斗爭,決不可孤立地單從中國國內的形勢來考察。任何懂得毛澤東軍事思想和理論的人,如果是正直的、不是別有居心的,都應該會看到這點,看到毛一貫極其重視文化、思想、理論在軍事斗爭中的密切互動作用。
但是,就純軍事上而言,中國如何南北兩面作戰,而且還要準備應付兩霸可能發起的核子戰爭?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極大的政治軍事智慧以及理論素養。
毛巧妙地運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在戰略上以霸制霸,用蘇聯牽制美國;中國同蘇聯所爭的是真假馬列主義,是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不是爭如何搞資本主義,所以蘇聯不敢因此而聯合美國對付中國;不但如此,蘇聯為了表示它才是正統馬列主義者,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領袖,不得不率領社會主義國家援助越南對抗美國。毛同時反過來用美國牽制蘇聯,因為美國的謀略家一直夢想分裂共產主義陣容,以中制蘇,緩解蘇聯對西方的壓力,所以據說因此反對蘇聯摧毀中國的核子基地。
對於越戰本身,美國講明了是為了維護民主自由,必須遏制中國共產主義對東南亞的擴張,一旦失掉越南,將引起骨牌效應,波及其他東南亞國家。(16)對中國而言,越南是中國的南大門,攸關國家的安全,豈能置於美國勢力范圍之內,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中國為了保障東北國防安全,抗美援朝,基於同一考慮,不惜以任何代價,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勝利為止。(17)
所以毛決心要參戰,要打越戰。但是具體上怎么參戰、怎么打呢?
鑒於朝鮮戰爭血的教訓,中國直接參戰,犧牲太大,而且會冒同美國直接開戰的危險,所以毛采取了1954年「抗法援越」的奠邊府模式,間接參戰。實際上是一種隱蔽戰爭,或代理戰爭,也即讓北越出面同美國正面作戰,中國在背後全力提供戰略、戰術、人員和物資的支持。當然,如果美軍敢於跨越十七度線,深入北越,則將改采「抗美援朝」模式,以志愿軍名義派遣正規的野戰軍公開直接參戰。結果,自始至終,美軍地面部隊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國的戰略威懾,保證了北越的安全。
但以北越的貧窮落後,加上二十多年的抗法救國戰爭使國民經濟殘破不堪,可以想像,沒有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後勤、人員、物資等方面的全力支持,(18)北越的「抗美救國戰爭」很難長期支持下去,更談不上勝利了。就是再有十個被西方吹捧為軍事天才的武元甲,也抵擋不了美國的五十四萬如虎似狼的、現代化地面武裝部隊的瘋狂進攻和空中的狂轟濫炸。
必須強調,毛對「抗美援越戰爭」的最實質性的貢獻是他的人民戰爭思想,特別是他出名的飄忽機動、變化莫測的游擊戰思想、戰略、戰術。這是他經過數十年革命烈火干錘百煉的以弱克強的絕招,他用它打敗了蔣介石,現在他又傳授給越南人,用來對付美霸。(19)但越戰期間,他的人民戰爭思想有所發展,從中國國內運用到世界范圍;不僅在中國、越南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海洋,還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海洋,也即反戰怒潮,席卷歐美各國。毛的人民戰爭這一獨家絕學,理論上并沒有什麼深奧難解之處,表面上看似平淡無奇,但被他運用起來,卻威力無窮,擋者披靡,使得美國的現代化武器起不了要起的作用。上面說過,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對毛的人民戰爭甘拜下風,尼克松總統也領教了毛人民戰爭的厲害,最後不得不承認失敗,形勢迫使他必須從越南撤軍,把美國從越南和印支的大泥沼中拔出泥足。
但是,進來容易,出去難。美國不但要其數百萬大軍(武裝部隊加後勤部隊)安全地撤出,還要「體面地」撤出,真是談何容易。
尼克松想到了中國,中國或許可以幫他這個忙,因為他知道中國有求于美國,聯美抗蘇。如果尼克松不知道是中國而不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背後鼎力支持北越反美,老謀深算的尼克松怎麼會屈尊就駕,不遠萬里跑到北京—而非河內或莫斯科――去向毛求教、求救?
當然,毛幫助美國在越南拔出泥足,不是沒有代價的,而且要的價錢非常之高;政治是很現實的,本來就是利益交易,有予有取:
第一、承認中國政治大國的地位;
第二、解除對中國的封鎖圍堵;
第三、撤銷美臺防衛條約,把美軍撤出臺灣;
第四、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會籍;
第五、共同防蘇制蘇。
這些都在毛尼、周基的會談和《上海公報》中得到了體現和諒解。這些可都是一個戰爭的勝利者才能獲得的豐碩戰果啊!
這不僅涉及到東亞的格局,更涉及到世界的格局;從此,越戰後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國際政治由兩極變為三極,中國由此轉危為安,脫出兩霸圍堵的困境。毛終于贏得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豪賭,為中國殺出了一條血路。
尼基為什么同毛周不僅談到臺灣和越南問題,更談到東亞和世界的格局?如果不是中國在越戰中起著不容漠視的關鍵作用,中國有資格來談這樣的大問題嗎?美國人是崇拜實力的,如果你沒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會同你商談如何安排國際格局這樣的大問題嗎?在世界的外交史上,只有戰爭的勝利者才有資格坐在談判桌上同對手商談重劃政治地圖的大問題。所以,這表明尼克松承認中國是越戰的勝利者。難道不是這樣嗎?
而且,繼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後,英、法、德、日等大國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幾十個二三流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爭相前往北京,朝拜世界級的元老政治家—毛澤東。毛由此從中國的偉人一躍而成為世界的偉人;從此毛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世界出了個毛澤東!真是應了他在《沁園春》里所說的「數古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預言。
這可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偉大外交勝利啊!過去的舊中國一向是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越戰後卻大步走上了國際舞臺,發揮舉足輕重的政治大國的作用。然而,《決議》中卻只字不提當時中國國際地位所獲得的這種空前的突破和飛躍,而只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天下掉下來的既成事實。這只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曲筆真是夠「曲」的了!
總結而言,毛晚年不是只搞了文革,還打了越戰;他在越戰中,充分發揮了高超的政治智慧、非凡的的政治膽識和杰出的軍事藝術,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堵,為中國人打出了廣闊的生存空間,為千秋後世的子孫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并直接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國際政治大前提。
然而,歷史充滿了矛盾,《決議》中卻說他晚年犯了重大錯誤,說他晚年不謹慎了,使國家陷於動亂;說他夸大矛盾,犯了理論上錯誤,等等。簡言之,毛的晚年,從路線到理論、政策,全都錯了,一無是處。
請問:沒有不斷革命論,你拿什麼理論武器來反美、反蘇?沒有全國性的思想總動員 ,你怎麼集中意志反兩霸?你不讓唱反調的同志靠邊站,你怎麼統一政令、軍令,同美蘇兩霸對抗?基辛格不是說,美國之所以在越南吃了敗戰主要是由於當時美國無法集中意志,統一思想嗎?
政治是殘酷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有著長期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所以,文革期間傷害了不少老同志、好同志,甚至是開國元勛、戰功赫赫的將帥和國寶級的學術權威和文藝界名流。的確,這是很不幸的,是歷史的悲劇,是沒有人愿意見到的,而且希望以后永遠不要再發生這樣殘酷的內斗;但是,在我們嚴厲譴責這種殘酷暴行的同時,能不能因此而從根本上否定毛晚年在反帝事業上所作的有利於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有利于恢復民族尊嚴、有利于為鄧的改革開放提供必要的國際政治前提的重大貢獻?
不能,決不能。一個民族是否偉大,一個黨是否充滿活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它是否敢於面對和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鄧小平說得好,「沒有毛主席,我們還將在黑暗里摸索更長的時間」;我們可以同樣地說,沒有毛晚年的反帝事業,中國今天可能還在兩霸的夾縫里討生活,更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局面。試想,除了毛這條中華之龍之外,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中,有誰有他那樣高超的政治智慧,豐富的政治和軍事斗爭經驗和非凡的瞻識來領導中國人同時—必須再強調一次,同時北斗北極熊,南擊美利堅之鷹?
可能只有一個周總理,但他缺乏毛非凡的膽識、魄力和鋼鐵般的意志。
隨著越戰結束,毛基本上完成了近代中國反帝的歷史任務,後來香港、澳門先後回歸 ,是水到渠成,是應有之義,是瓜熟蒂落,鄧、江兩代核心不過是摘取毛晚年反帝的現成果實。現在只剩下一個臺灣問題有待解決了,這可是一根硬骨頭,很不好啃啊!歷史將要看第四代胡溫核心或以后各個世代核心如何完成歷史交付給他們最後的反帝反霸、統一國家的艱巨任務了。
注
1、當時美國國會中帶頭反對越戰的民主黨參議員。
2、The North Adams Transcript, 2007年4月11日。
3、 McNamara,Robert S., Blight, James G., and Brigham, Robert K.
Argument Without End —in Search of Answers to the Vietnam War, Public
Affairs,1999。越戰期間,越南南北方遭受數以百萬計軍民的傷亡,財產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作為美國越戰的主要決策者之一,麥氏既然承認越戰是錯誤的,難道不應該負起法律責任,受到國際法應有的懲處嗎?
4.Wicker,Tom, An Unwinnable War —- Clark Clifford on Vietnam, 見 the New York Times, 1991年6月12日。
5. Kissinger, Henry A. ,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 Co. 1979年
6、同(注2)
7、 Chomsky,Noam,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and Central America: Parallels and Differences, 見 Monthly Review, 第37卷,第4期,1985年。雖然他是世界級的語言學大師,但他也是美國學術界著名的反戰代表人之一,寫了不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文章。
8、1965年5月25日,周周恩來總理對主持援越工作的羅瑞卿、楊成武、李天佑說:
過去我們常說,「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現在「援越抗美」也是保家衛國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幫助越南就是加固我們的南大門啊!
周總理把援越抗美與抗美援朝相提并論。這可是中國人敬愛的總理說的啊!
另請參見拙作,〈越戰與毛澤東〉、〈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和中國的崛起――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毛澤東:一個永不屈服的反帝斗士――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均載于拙著《盛世諍言》,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
9、比較詳細的有解力夫所著的《越南戰爭實錄》(上、下)(世界出版社,1993年);郭明主編的《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時殷弘,《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1954一195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援越抗美實錄》,國際文化出版社,1990年;《印度支那問題文件匯編》,第一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曲愛國、鮑明榮、肖祖躍等編,《援越抗美一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2月等。以上各書,只是戰爭過程的記述,也可稱之為戰史。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看到一本從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角度,將援越抗美戰爭同文革聯系起來進行全面而深刻的考察和論述的文章和書籍。
10、概而言之,主要有四個,一是越戰結束後,中越關系惡化,甚至兵戎相 見;其次是,毛逝世後,中國政局丕變,新人新政,路線、世界觀、價值觀, 政策,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 ,因此文革、「抗美援越」反變成了造成人們傷痕的原因,詛咒的對象;第三是,同美國和西方和解,再談這種令美國難堪的傷心往事,有傷和氣,不利邦交,不利改革開放的大局。最後是,如果說越戰有功,就可能會連帶地說文革有理,這樣就會對鄧否定毛的權威,樹立自己的權威的合法性產生懷疑。
11、越戰已經過去30多年了,中國有關當局是否可以考慮將涉及越戰的官方和民間的史料檔案開放,以便于學者和公眾探討研究,汲取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12、《決議》中一再指責毛將階級斗爭擴大化,例如其中說: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決議》作這樣論述時,完全把中國孤立於當時的國際形勢之外,根本不提美蘇兩霸在文革期間南北夾擊中國,社帝在中國北方陳兵百萬,美帝正在南方燃起越戰熾熱烽火的這種極其嚴峻的國際斗爭形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危險、最嚴峻的形勢,怎麼能不提啊?所謂的「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能夠同當時南方的印支戰爭和北方的中蘇邊疆沖突孤立地分開來看待嗎?
13、《決議》在「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這節中說:
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 ,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斗爭。
當《決議》作這樣陳述時,似乎只想到「抗美援朝」、「中印邊境戰爭」、「懲越戰爭」,并沒有想到遠為激烈、影響遠為深遠的「抗美援越戰爭」。
14、自1954年奠連府戰役之後,法國撤出越南,美國取而代之,介入越南內政,越陷越深。這就埋下了十二年後中美在越南較量的伏因。
15、大陸的一批庸俗的自由化學者,發表「反左」、「向革命告別」之類的言論,是脫離當時的歷史客觀條件所作的主觀臆斷,不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觀點。海外華文日報記者不時為文吹捧這些自由化學者,但這不能證明什麼,只能證明他們是一些膚淺的、可以憑著感覺和意識形態寫評論的記者,不是根據歷史事實嚴謹著書立說的歷史學者。
16、約翰?肯尼迪總統於1961一年就職時誓言:
不惜任何代價,承擔任何負擔,面對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得以存在和勝利。
基於這樣的思路,他上任之後將美國卷入越南是順理成章的。他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中報告說:
南越是東南亞反共斗爭的基石,是中共理論的決定性考驗的對象。
他的駐越南大使亨利?洛奇著文指出:
在地理上,越南處於這個世界的一個廣大地區—東南亞的中心,這個地區擁有2. 4億人口… … 在越南保持具有影響力的人,能夠影響下列各地的前途 :東邊是菲律賓和臺灣,西邊是泰國和緬甸以及他們大量的大米剩余,南邊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以及它們的橡膠、石油和錫。如果越南共產主義化,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將先後深深感到不安。
洛奇將越南及其周邊地區形容成為美國的重大利益(vital interest)攸關的地區,是勢在必保的地區。
這也說明了2001年4月21日中美南海撞機事件背后的深刻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因素。這樣看來,除了臺海之外,今后南海地區也將是塊多事之地。
17、當時中國表達這樣決心的言論,多得不勝枚舉,現僅擇錄有代表性者如下:
1964年8月3日,中國政府針對北部灣事件鄭正聲明說:「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
1965年6月18日,中國外交部針對美國武裝侵犯越南,重申中國抗美援越到底的決心說:「美國侵略戰爭打多久,我們就支持越南人民多久,美國要打到底,我們就支持越南人民反擊到底。」;
「我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將在得到越南人民呼吁的時候,立即派出志愿人員到越南去,同越南軍民并肩戰斗,直到把美國侵略者趕出越南。」
同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周年的招待會上重申:「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中國人民都將堅定不移地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為打敗美帝國主義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1967年12月19日,當美國擴大侵略,越南民族處於最危急的時候,毛澤東向世界莊嚴宣告:「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
由上可見,在毛領導下,中國是下了同美國一搏的決心的。
18、越戰期間,中國對越南提供的援助,可說無所不有,包羅萬象,但可歸 結為三大類:一是經援,包括農機、生產設備和日常生活用品;二是軍援,包 括各種軍需物資,武器彈藥和軍事設備;三是志愿部隊,自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國先後向越南派遣防空 、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志愿部隊三十二萬余人,在越兵力最高年份達十七多萬人,中國進入北越的高炮部隊計十五萬人。這些都是有形的數字,此外所提供的政治、道義、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的理論和戰術、指揮大部隊的經驗等的無形援助,是無法量化的,但卻對戰爭的結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值得安慰的是,越南領導人在胡志明市舉行的歷次解放周年的慶典上,都對中國在越戰期間向越南提供的「巨大支持」表示謝意。然而,中國當局似乎對此歷史性的大日子,卻好像沒有多大興趣。
19、美國駐越南美軍最高統帥韋斯特摩蘭(Williams C. Westmoreland)將軍事後不無遺恨地回顧說,「我統率下的美軍在越南打勝了每個戰役,但卻輸掉了整個戰爭」。於此可見,游擊戰是現代化美軍的克星。
其實,早在二戰期間,美國羅斯福總統,久聞毛澤東擅長游擊戰爭,特派他的軍事副官後來成為美國杰出的海軍陸戰隊將領之一的卡爾遜將軍,兩次到延安考察八路軍的游擊戰法,并親自向毛取經請教。由于他的深入了解和實踐,他對毛的游擊戰法心悅誠服,推崇毛為「中國游擊戰之父」,美國報刊也稱卡爾遜為「中國游擊戰的學生」。可惜到了越戰期間,美國的軍事專家們卻把毛的游擊戰法的威力忘得一干二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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