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013年6月13日下午，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對中國共產黨主席習近平說：“你的工作牽涉到兩岸的福祉，甚至世界的大局。”

　　“世界的大局”，說得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63年多的奮斗，終于成為了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這應該是世人的共識。作為一度是共產黨對手的國民黨，能夠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在數十年前，實在是不可想象。不過，回顧往事，作為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始終充滿自信;而作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也始終對他選定的道路充滿自信，至少在他的言論中如此。

　　50多年前的1960年6月12日，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了《我同毛的會談》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稱贊了中國人民的干勁，要和平、不侵略，50年內大有可為。并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中國軍隊給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質的人員供應”，民兵組織遍及全國，因此，入侵中國，一定“要大倒其霉”。

　　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認為“此件可看，很有興趣。蒙哥馬利和我、總理的(會)談，也盛贊了中國人民的干勁，要和平、不侵略，50年內大有可為。他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

　　50年后，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說當年毛澤東在看到蒙哥馬利的文章后，還提出：“應當研究他為什么要說這些話”。

　　實際上，要明白這個問題并不難。簡單地說，曾擔任北約組織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的堅定的反共人士的蒙哥馬利，在意識到中國在未來的世界舞臺上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后，在1960年代初，以私人名義兩次訪問中國，先后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在來華前，認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夠找到的有關中國和毛澤東的資料。筆者以為，毛澤東關于中國發展道路的論述是肯定會對蒙哥馬利有深刻影響的。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的預備會議上說：“(中國)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

　　在蒙哥馬利兩次訪問中國后的1962年，毛澤東就預言：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后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盡管在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道路上，經過了艱辛的探索，經歷了嚴重的挫折，但是，立足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道路一直沒有改變。這也就注定只有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確立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這條道路的關鍵就是中共的堅強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團結。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證明，中國人的一盤散沙的弱點，是制約中國強大的致命傷。唯有一個堅強的、具有最廣泛代表性的政黨的領導，中國才能不斷前進。文革運動可以說是一次新中國史上最嚴重的內亂，但是“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并沒有出現。”(鄧小平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此，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會得到證明。”(鄧小平語)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蒙哥馬利等人預見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光明未來。在文革運動時期，同樣有些智者的眼光值得欽佩。

　　1973年6月，屢受政治運動沖擊的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顧準說：“我們的國家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此時，中國文革運動還在進行中。據說中國經濟也一度處于“瀕臨崩潰”。在困頓至極情況下的顧準，竟能樂觀預言到中國“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實屬難得。

　　同樣也是1973年，最負盛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我愿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后對于全人類的未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爾后談到中國文明的無與倫比。湯因比和顧準，兩位名家，互不相識且身處兩種氛圍，尚能在中國文革那種大環境下，還有如此高遠的視野，實在不簡單。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的蔣介石(摘自臺北“中正紀念堂”的“蔣公紀念歌”---筆者注)，是怎樣看待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呢?他又是怎樣預言的呢?下面就來看看在這幾個中國歷史節點上他是怎么說的。

　　1956年，即中華民國四十五年，蔣介石在《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書告：

　　“我們今天在這海峽浪潮洶湧和世界風雲變幻之中，進入了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在今年這一年，因為我們反共抗俄的鬥爭，愈益逼近決戰的階段，奸匪朱毛惡貫滿盈的覆亡跡象，乃愈益顯露，而我們革命反攻的機運亦已日趨成熟。中正在這歲序更新，中華民國開國的紀念當中，一方面感覺對革命先烈和國家民族的責任更加沈重，而另一方面，又展望反攻復國的前途益見光明;所以更迫切期待我海內外全體同胞堅貞奮發，團結一致，向反攻復國勝利的大道勇往邁進。”

　　在這里，既有展望了“光明”的前途，又對“反攻復國勝利的大道”充滿自信，很像那么一回事。

　　1960年，即中華民國四十九年，蔣介石在《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有如下書告：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大陸上千千萬萬的同胞，無不是緘口吞聲，忍淚泣血，誓死反對匪黨，都認匪黨為出賣國家，迫害民眾的共同公敵!而且其中還有很多的現在正以赤手空拳，和刀矛血肉，隨時隨地繼續不斷的對匪戰鬥，這一鐵的事實，乃澈底打破了奸匪有效控制中國大陸的謬說!”

　　“同胞們!我曾經指出去年是奸匪傀儡崩潰的決定年，就在這一年間，大家已經看到了奸匪對內對外的矛盾、衝突、鬥爭、否定這樣一個崩潰的形勢和事實了!我現在還要明確的告訴大家，今年乃是我們反攻復國的勝利奠定年!不但奸匪在我們革命鋒刃的前頭，今年崩潰的程度，將愈見加快，加深，加大，迫使奸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革命復國的大業，亦更將在這一個年頭裏，展開其壯闊無邊的浪潮，充實其國民革命的光輝!”

　　歷史已經給這個“反攻復國的勝利奠定年”下了結論。如果非要以重說中國現代史的名義來重新詮釋這段歷史，那不過是一種言論自由而已，想要把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歷史推倒重來，那只可能是一種蚍蜉的作法。

　　1973年，即中華民國六十二年，蔣介石在《臺灣省光復二十八週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中書告：

　　“今日世界若干國家(指在1970年代新中國外交的第二次高潮中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筆者注)，昧於近利，流於短視，安撫魔鬼，以圖茍安，妄想求一時的屈辱和平，不惜貽百世的無窮後患。共匪則更施展笑臉，對外擴張。然而匪幫內部門爭日烈，危機愈深;人民飲泣呻吟，痛苦日甚”。

　　“國際姑息妥協的逆流，共匪對外擴張的假象，是短暫的、一時的，有如海市唇樓，瞬即消逝。公理正義終必伸張，良知天性終將激發，毛共匪幫罪惡滔天，終難逃於覆亡的命運。我們確認從抗戰勝利而臺灣光復，從臺灣光復到大陸重光，是國民革命順天應人的一貫里程，也是全國同胞繼往開來的神聖使命。讓我們一德一心，並肩攜手，朝這一條光明大道，勇往邁進!”

　　在這里，似乎看到了蔣介石對他的“光明大道”的道路自信的始終如一。時至今日，盡管歷史已經下了結論，但近年來有的中國人開始發聲，隱晦地表示想繼承蔣介石的這種道路自信，分貝還似乎還有調高之勢。如果蔣介石九泉之下有知，是興奮還是沮喪，就不得而知了?，F在再回頭看看蒙哥馬利的《我同毛的會談》一文是很有啟示的。蒙哥馬利在文中指出，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就是人民起決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層工作一個月，保持與人民的聯系，贏得人民的信任。這應該就是毛澤東的道路自信和蔣介石的道路自信的根本區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