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一些所謂還原毛澤東的文章大行其道，還原一個歷史人物背后隱含著什么樣的人性邏輯?為什么一些號稱要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人被人聲討，而堅持維護毛澤東的受擁戴?這里面包含著豐富深刻的人性判斷的邏輯。

　　人類對任何事物或人的評價有兩種相互關聯的判斷模式：首先是作價值觀的判斷，是從人性價值角度評說的是好壞;其次是作邏輯的論證，是從邏輯關系推論事情或人物理論及行為的演繹關系上的對與錯。顯然，就人性價值的角度來說，任何邏輯推論的對錯都必然一定要以人性價值判斷的好壞為基礎的。一方面任何邏輯論證者的論證首先是從自己的價值判斷選擇出發的，任何邏輯推理和論證結果的對與錯都離不開論證者所秉承的價值觀判斷的這個基礎。另一方面，任何被評判的事物和人物本身都包含著事物或人物自身的價值選擇，顯然，只有當論證者與所評價的歷史事件或人物價值觀選擇比較一致的基礎上才可能得到比較合理的合乎事實的邏輯論證的結果，否則必然得出南轅北轍的評價結論。

　　社會中每個人的價值觀都可能不盡相同，因此，對任何人和事的評價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在人們在基本的價值選擇比較一致既“性相近”的情況下，那么邏輯論證就是成為了唯一可能得到最大的價值觀共識的論證方式。如果沒有了價值觀相對一致的這個基礎，邏輯論證總是建立在論證者價值觀判斷選擇基礎之上的，當社會價值觀出現嚴重的割裂、分化甚至是對立的時候，那么邏輯論證的結果也就必然隨之分化、割裂，甚至是嚴重的對立，從而得到大相徑庭的結論，這樣的論證結果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價值觀混亂，使得人們從“性相近”走向更加“性相遠”。這樣的邏輯論證的結果不僅不能起到建立社會最大的共識作用，相反只能使本來比較模糊的、潛在的社會價值觀的分化、割裂甚至是對立走向顯性化、公開化，最終將導致社會情緒的對立。

　　對于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都必須建立在各種事件的基礎之上，而任何的歷史事件都必然包含著事件本身的“價值選擇”。同一歷史人物的不同歷史事件的價值觀選擇應當說是基本一致的，但也不可能排除存在邏輯結果的錯誤。因此，評價者對歷史人物的某些事件的評價，所選擇的事件，既包含著事件本身的價值選擇，更包含了評價者的價值觀選擇。如果單純從評價者的價值觀判斷出發，脫離了歷史事件本身的“價值選擇”來做評價，那么就必然極其容易得出背離歷史人物及其事件本身的價值觀選擇的邏輯推論。所以任何脫離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本身的“價值選擇”的評價都可能是不客觀的，更可能是不全面的。這種評價只能更多的反映的是個評價者人的人性判斷和價值觀判斷。這就就好比一個認定“人性惡”的人掌權，他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人性善”的邏輯論證結果，從而不可能主張實行什么“善政”的道理一樣。

　　可見，脫離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本身的“價值觀選擇”來還原或論證毛澤東，且任憑評價者選擇一個歷史人物的歷史事件，尤其是那些被認為是存在邏輯錯誤的事件，來評價和論證毛澤東，就必然不可能得到與毛澤東及其事件本身的“價值觀”選擇相一致的結論，甚至是得出與毛澤東價值選擇相反的結論。這就跟戲說乾隆差不多，反映的只是編者的價值觀選擇和價值觀判斷，如果把這樣戲說當成歷史還原事實，無疑是對歷史的褻瀆和對后人的誤導，如果聽任這種評判流行，并依此指導社會，只能是誤國害民。

　　對歷史人物以及歷史事件做出超出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本身的價值觀選擇的評價是十分膚淺和不負責任的，不是嚴肅的社會歷史觀學者的行為。這樣的評價得以流行，都必然有著他現實的背景和歷史的背景。改革改革開放以來，否定毛澤東傾向和商品經濟的興起，就是這種評價得以產生和任意流行的現實背景。而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中的劣性則是這種評價得以流行的文化根源。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首先是一個中國幾千年歷史以及人類文明史的挑戰者、背叛者、顛覆者。毛澤東的神奇和偉大就在于，他從“卑賤者最聰明”、“人民最偉大”、“人民創造歷史”這樣的價值觀為基點來看待社會歷史問題的。這樣的社會歷史觀無疑是對傳統的社會歷史觀的顛覆，也是對傳統價值觀的顛覆。他把人類歷史上歷來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提升到了至高無上的社會歷史地位。這樣的社會歷史觀、價值觀無疑是能夠包容全人類的，從而使得他的思想能夠成為超越歷史、超越種族的整體論。但是，從過往的中國歷史以及人類歷史來看，大多數政客以及知識分子往往都是以自身的價值觀為出發點的。他們因為“知識”而自認為自己都是在勞苦大眾之上，是高于人民大眾的，超越了人民大眾的。正是這樣的價值觀必然性地導致了他們與勞動人民的立場觀點相悖的越來越遠，無法理解和更無法達到人類與歷史認識的整體論。他們的所謂知識、“覺悟”、理性都是從自己的價值判斷需求或曰“自我價值”出發的，他們的歷史更多的具體地體現為如何超越大眾，更多而且更好的追求自己的一己之私的價值實現，既“自我價值”，這就是他們的成功追求和成功標準。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已經認識到這種知識分子文化及其政客思想們的狹隘性，這不只是個單純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人類或曰人性的終極關懷問題。在過往的歷史以及現實中，一直都是秉承著這種價值的知識分子及其政客總能夠輕易地爬到勞動人民的頭上，他們以脫離人民為滿足，越是脫離人民越是一幅自得的神情。

　　今天，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及其政客卻都認為或者認同毛澤東不過是個農民或農民領袖，把他當成了一個“農民皇帝”來論證，這正是反映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及其政客的價值觀狹隘到了何種程度。毛澤東的確是從農民這個“卑賤者”、這樣的社會最底層的角度來看待觀察分析認識社會歷史問題的，所以他才能更多的看到所謂社會的上層以及知識分子們的狹隘自私以及愚蠢，并且認識到這種愚蠢對社會價值觀進步危害的關鍵意義，不改變這樣的歷史傳承，人類社會將永遠在一條狹長的胡同里。毛澤東超越了中國傳統的政治家以及知識分子，也遠遠超越了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這也許就是毛澤東似乎總跟知識分子過不去、感到大多數政客以及知識分子跟不上他的思想和腳步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夠并且肯于從人類最廣泛的人性價值判斷為基礎，不帶任何個人偏見的科學分析就可以證明和承認，毛澤東的價值選擇不是仇恨，而是基于人類最廣泛的人性價值選擇基礎上的正確邏輯。

　　知識或道理究竟什么東西?知識分子以及政治家又是從哪里冒出來的?這樣的根本問題知識分子以及政客們恐怕從來就沒敢想過或者不肯去想。而毛澤東卻很早就意識到了，他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知識來源于勞動，來源于勞動人民。所以他曾反復強調過要知識分子和干部們要理論聯系實際，要向群眾學習。而那些文人政客們從來就把毛澤東的話當成政治說教，所以他們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甚至到了與民眾隔絕、不“接地氣”的程度。他們忘了知識(理論)是從哪里來的。書本之前是竹簡，再前是龜殼。龜殼是巫師的器物，那上面記錄的是部落的實踐，是巫師記錄部落的文明的載體。但是，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產生，同時也就產生了“不文明”，包括特權、等級、一部分人可以無常的占有他人的勞動等。當巫師成為了一種職業，他們就開始創造迎合統治和維護部落首領需要的價值觀了，從這時知識就已經開始脫離人民，巫師也從此就變成了知識分子，當“文明”和既得利益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文明”開始走向它的反面。發展到剝削社會，知識分子的這種特點不斷強化，“知識分子”與包括統治者階層在內的一切依靠寄生的人們，他們一邊吃著農民的勞動果實，一邊卻在看不起農民，貶低勞動人民的價值。他們不斷提高自己的價值，壓制勞動的價值，而勞動者歷來都是社會最基本的經濟基礎。這樣的悖論因剝削和自私的存在而產生，也因剝削和自私的存在而強化。所以我們看到，當“文明”與既得利益相聯系，社會越是發展脫離實踐勞動的人就越多，這些人脫離勞動相反卻有更高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卻還被奉為社會的先知先覺的覺悟者、引導或領導者，總之是高于勞動者的“文明人”。從奴隸社會到如今，人類幾千年的所謂的“文明”史，就是一直如此的發展著，并一直依此構筑著一切的社會關系及其上層建筑。沿著這樣的路子走下去，實質上是一直都在不斷的貶低和摧毀著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價值基礎。用中國的傳統話語來解釋或概括，這就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知識越多越脫離勞動、脫離人民，這難道不是知識的“反動”?這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荒唐?我們都“幼稚可笑”地生活在這樣的荒唐之中了，卻從來“不了解這一點”。這樣的文化及其知識分子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文明”社會又從何來擔當教育和引導人民和人類的解放?又如何依著這樣的“文明”拋灑人性的光輝?難道把所有民眾都引向努力追求自我價值的“勞心者”嗎?也許這才是社會對立的根源所在，才是“周期律”不可克服的根源所在。

　　歷史映對現實，大多的知識分子不論在情感上還是地位上卻總是要脫離人民、脫離群眾，視勞動者為卑賤卻自視清高，這樣的情懷、胸襟何以配做民眾的先生和人民群眾的引導者、解放者?可以說在毛澤東以前，知識分子及其政客的困境就在于此，他們永遠不能超越自己，也就不能找到人類解放的的答案。其根源就在于他們不可能具備毛澤東那樣的超越一切歷史的全新的社會歷史觀，更在于他們永遠不肯丟棄長袍下深藏的“小”字，永遠不肯丟棄自私自利的自我。

　　他們的知識再多，道理講的再好，總不肯對自己講，更不肯對自己去實行。批評別人批評的再對，卻從不肯自我批評。這樣的人怎么能啟發傳播社會良知?這樣的政客怎么可能領導和解放民眾?道理只對民眾講卻從來不肯在自己身上去實行，這不是欺騙又是什么?只有從人民的立場出發，讓自己站回到卑賤者的位置上，才可能成就自己講道理、批評人、指導人的邏輯上的正確性。誰的自我批評自我實踐越深刻，誰也就越正確。相反，道理只對別人講、只用來要求別人、指導別人，卻從不肯自我實踐的人，也就從來不會悟得解放人民群眾的真理，只能是欺騙民眾而滿足自己的一己之私。這樣的啟發、教育、引導、指導、領導顯然沒有邏輯道理的根源，更沒有價值基礎的依據，簡直就是渾不講理，跟潑婦罵街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潑婦至少是坦白的，而這樣知識分子及其政客卻是虛偽的。他們卻總要把自己裝扮成很斯文，涂抹一層又一層的粉、披了一層又一層的面紗，還說這叫文明、這叫科學。這副嘴臉，直到現在我們卻還不得不忍受著恥辱繼續裝著，裝著看著“皇帝的新衣”沒人敢說，也容不得有人敢說。由此就能體會到毛澤東曾一再告誡過知識分子和政客要夾著尾巴做人的道理，這不僅是出于關愛，恐怕更是出于維護人民大眾的“觀感”。棄民眾的“觀感”于不顧，還繼續的給自己涂抹一層又一層的粉、披了一層又一層的面紗，簡直是無恥至極。

　　如此回看歷史映照現實，知識分子的“再教育”和“文化”上的革命有沒有必要?究竟錯在了哪里?毛澤東說“要清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只有徹底清除危害人類的文化或曰知識觀念，才可能成就解放全人類的世界觀。由此可見讓“知識分子”“進工廠”“上山下鄉”，“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也許短時內對“消除三大差別”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但對于不斷削弱針對勞動人民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上的歧視上的意義卻是現實的。如果不消除這種人生觀、價值觀上的歧視，何談勞動人民的解放。只要不夾帶私念、只要從解放全人類的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論證毛澤東思想及其指導下的決策大都是符合人類和社會進步規律的，只不過大多數知識分子以及政客卻從來就沒有或者不肯按著這樣的科學規律思考過問題。他們對自己“知識進步”、“文明”進步的悖論一直都在裝聾作啞，或者是站在維護既得利益的角度“視而不見”。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和政客們拒絕接受毛澤東眼里“最聰明人”的教育，根子是不肯丟棄長袍下深藏的“小”字。

　　如果說毛澤東荒唐，就荒唐在只有他才看破并膽敢挑戰延續了幾千年幾萬年的歷史悖論，簡直可以算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了。可是，能有這樣的視野、這樣的胸襟、胸懷者又有幾人?但是，沒有這樣的視野、這樣的胸襟、胸懷的人又何能以全人類的解放為己任?說毛澤東荒唐，就荒唐在他一個人要扭轉全人類的歷史發展走向，可是如果不肯扭轉這樣的歷史走向又有何資格談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幾乎把人間的一切罪惡都看透了，卻沒人能真正明白他、理解他，這是他的悲涼更是勞動人民的悲涼。什么人可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孤獨?一個不能被人理解真實的毛澤東只能被當成獨斷、獨裁，但科學可以證明那不叫獨裁，那是遠見、是胸襟、是胸懷，是能見到真理的視野和追求真理的氣魄，是為最偉大的人性光輝而奮起的一搏。和毛澤東相比，幾乎一切的知識分子和政客都是渺小的，他們根本不能理解毛澤東，又何談能夠評價毛澤東。

　　從中國歷史上看，知識分子從來就是統治階級的奴才。那么在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知識分子理應成為人民的“仆人”才對。毛澤東的“皮毛論”以及他后來的行為，都說明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看明白了這一點，但毛澤東還是想盡了用溫和的方法，勸導知識分子自覺地改造自己、超越自己。毛澤東超越了一切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看穿了“卑賤者最聰明”這個科學定律，一再教導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要在人民面前“先當學生，后當先生”，要真正的理解人民，可是有幾多人能理解?其實只有理解人民，才能真正的理解人性，才可能有超越的人生，這才是知識分子和政客們最應該追求的。

　　誰否定毛澤東是一心一意為人民的，而且是最無私無畏的，同時又號稱自己是全心全意的為人民，且是最大公無私的，人民都一定會表示質疑。罔顧歷史人物及其歷史事件本人的價值觀選擇去評判歷史，這種評判反映的只能是一些知識分子的和政客的狹隘無知，暴露的是他們比一般民眾還要突出的，深藏在長袍下的一個大大的“小”字。這些人深藏著長袍下大大的“小”字，大言不慚地招搖過市、自以為是，簡直就是固守欺騙的鄙無恥的表演。

　　最有資格怪罪毛澤東的不是那些知識分子和政客，而是他的人民。人民會怪罪他沒能夠完全徹底的實現他的事業，恐怕今后也沒有人能夠繼續他的事業。這事業不是別的，就是人民的解放!沒能夠被毛澤東扭轉的歷史還將繼續延續，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必然會被人們淡忘，歷史還有被扭轉的機會嗎，也許只有漫長的期待了。歷史將依舊在狹長的胡同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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