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那么這里就涉及到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教育實踐的教育主體究竟是誰?

　　在現實的各種教育活動，雖然人們沒有直接提出這一問題，但大多把教育實踐的主體歸結為上級領導，上級領導要求我們如何如何……。一些媒體發表有關評論文章也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下級、基層官員或普通黨員要求如何如何……。實際上就把教育實踐的主體看作上級領導者。領導與群眾相比，領導是教育主體，群眾是教育對象。上級與下級相比，上級是教育主體，下級是教育對象。固然，上級與下級、領導與群眾存在著這種教育關系，但二者之間僅僅是一種單向關系嗎?群眾對領導者有沒有教育的權利?下級對上級有沒有教育的權利?如果有，最主要的教育主體是誰?

　　筆者在《一談》(《郝貴生：真正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談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已經指出，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以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即一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所講的，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同時又承認杰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歸根結底，決定歷史發展方向和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人民群眾。一般教材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方法論意義時，都談到這一觀點是我們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的理論依據，要求各級領導者樹立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思想。從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理論直接推論出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以及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這樣的直接表述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這種推論和這種表述客觀上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的方法論意義只是對各級領導者說的，而且實現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主體也只是領導者。領導者是主動者、決定者。領導想依靠群眾就依靠群眾，想為了群眾就為了群眾，想從群眾中來就從群眾中來，想不從群眾中來就不從群眾中來。在領導活動中，普通群眾只是領導活動的被依靠者、被恩賜者。面對著領導者的各種活動，群眾沒有對領導者主動批評、建議、教育的權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理論以及對毛澤東闡發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內容的理解是錯誤的，其本身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那么其錯誤究竟錯在哪里?

　　筆者《一談》中也已經指出，群眾史觀理論不僅馬克思主義的一般重要觀點，而且是唯物史觀的兩大基本支柱之一。群眾史觀理論的方法論意義之一確實是要求領導者樹立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思想。但筆者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理論的研究，認為群眾史觀理論最主要或者說最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首先是針對人民群眾而言。在唯物史觀創立之前，歷史觀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英雄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被大人物、權力者任人宰割的奴隸、群氓。馬克思、恩格斯在開始他們的理論生涯也是開始投身到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活動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歷史活動的主體不是少數英雄人物，而是多數的人民群眾，是無產階級及其勞動者。他們在合作寫《共產黨宣言》之前，就已經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深刻批判了英雄史觀思想，闡發了群眾史觀的一系列基本思想。(見筆者《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形成軌跡初探》《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恩格斯早期人學思想發展軌跡初探》《馬克思主義研究》1995年第5期)他們通過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研究揭示出“兩個必然”的思想，但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力量不是少數人物，而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只有自覺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主人、自己能夠成為社會的主人，才能夠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特別是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活動實現自身的最終解放，才能最終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群眾史觀理論的最主要或者說最重要的方法論首先是對人民群眾而言，是要求人民群眾在權力者和大人物面前能夠自覺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真正主人，并為成為主人而奮斗。(見筆者《論群眾史觀的方法論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年第5期，《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哲學研究》2004年第12期，《馬克思主義—使人民群眾真正成為社會主人的學說》《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同時群眾史觀也是對權力者、對領導者而言，由此形成我們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思想。但是目前流行的一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卻不講前者，只講后者，同時在相當多的領導者那里還存在著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觀思想殘余，因而自覺不自覺地還在用他們頭腦中的英雄史觀思想理解毛澤東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例如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用封建社會的“清官”思想、“父母官”思想理解“一切為了群眾”，把自己打扮成群眾的救世主，把群眾只是看作自己恩賜、施舍、解救的對象。他們做許多工作時也在那里“依靠群眾”，但只是把群眾當作他們完成個人政績的手段，而不是把群眾當作目的。他們在工作中，只是允許自己主動去接近群眾，去批評、教育群眾，而絕不允許群眾主動批評、教育、監督他們，不允許主動給他們提建議。這不是真正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是打著群眾觀點的招牌實行的還是脫離群眾的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思想。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的“公仆”思想。一般人都理解為權力者應該為群眾服務、為人民服務。這樣理解本身沒有錯誤。筆者年輕時也是這樣理解的。上世紀90年代筆者認真閱讀和研究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才感覺上述理解過于膚淺。馬克思“公仆”思想就是在這篇著作中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基礎上闡發的。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是一種嶄新的國家權力。權力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現象。原始社會中，掌握權力的氏族首領與氏族成員是仆人與主人之間的關系，首領由主人選舉產生、也可以隨時罷免。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國家權力實質是人類權力的異化，主仆關系顛倒。巴黎公社作為新型的國家權力實質是對階級社會中權力者與非權力者關系的再顛倒。也就是說，權力者對群眾而言，應該恢復到人類初期的關系即國家的領導成員是“公仆”，人民群眾就是社會的主人。人民群眾既然是主人，就有“主動性”的要求、支配、指使的含義，就有主動地批評、建議、監督“公仆”的權利。但是多年來在媒體宣傳馬克思“公仆”思想時，只是強調領導者要為人民服務，從不講其“公仆”的對立面“主人”的主體地位、主人意識，自覺不自覺地又把“主人”變成了“被動”的受支配的地位。這種宣傳的結果說輕了是對馬克思思想的片面理解，說重了就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修正。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極其重要思想就是“為人民服務”，但毛澤東從來是從對立統一的角度闡發這一思想，是在承認“人民是主人”的前提下講的。毛澤東關于“人民是主人”的論述在他的著作和平時講話中比比皆是。當人民群眾發自內心地喊出“毛主席萬歲”時，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卻高喊“人民萬歲”。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防止無產階級政權中的權力者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最主要的途徑就是真正讓社會的主人即人民群眾行使對權力者的選舉、批評、建議、教育、監督權利。毛澤東正是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所以才有1945年同黃炎培談話中的關于歷史周期律的思想。毛澤東這一思想貫穿于他整個一生的革命實踐活動中。在權力者面前，人民群眾沒有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沒有真正行使對各級領導者的批評、建議、教育、選舉、監督權利，就不可能真正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正是基于這一思想，當毛澤東發現我們黨內出現社會公仆轉變為社會主人的現象后，最終決定發動人民群眾通過“四大”方式揭露我們黨內和干部隊伍中的陰暗面。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就是人民群眾真正做社會主人的實踐活動。盡管文革由于種種原因在一定意義上失敗了，但文革的精神永存。正如巴黎公社失敗了，但巴黎公社精神永存。這就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本質，也是毛澤東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本質。離開“人民是主人”的所謂“群眾觀點、群眾路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進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首先必須進行“人民是主人”、“人民是主體”的教育，要求人民群眾在權力者面前、下級在上級面前表現出主動性、積極性。領導者要自覺主動接受群眾的批評、建議、教育和監督。同時，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全過程中，本身就要求人民群眾是教育的主體，創造多種途徑、形式、手段，把群眾自覺主動對領導者的批評、教育、建議和監督的積極性最大程度地調動起來。沒有廣大基層群眾和基層黨員的積極參與，所謂教育活動只能是形式主義。毛澤東早在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以往所進行的“三講”活動、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科學發展觀教育活動效果甚微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沒有真正讓廣大群眾和基層黨員成為教育的主體。盡管各個單位領導在做教育動員報告中也講，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但實際教育活動中，只是在布置了一遍學習文件后，要求領導者自糾自查，他們也開一些座談會，也搞無記名的填表征求群眾對領導者的意見。但座談會和填表之后，群眾究竟提了哪些意見，哪些主要問題，根本不向群眾公布，各級領導也根本不向群眾做自我批評。并不是說這些形式沒有必要，但只停留在這些形式上，群眾對領導的批評、建議始終沒有公開，始終沒有形成群眾對領導者的強大的壓力、力量。同時，由于多種原因，相當多的基層群眾和基層黨員即使對領導者有意見，甚至較大的意見，也不敢在正式的會議上提出，即使匿名提意見、建議也缺乏膽量，其原因就是害怕領導的打擊報復。因為現實生活中這種現象太多了，而打擊報復者受不到任何的批評和制裁。可想而之，這種所謂的思想教育實踐活動能夠取得實效和預期的結果嗎?前幾次教育活動剛剛往往結束，就有一些省部級高官落馬。然而其被揭發出來恰恰不是在教育實踐活動過程中，而由于其他外部的偶然原因，而教育實踐活動中的鑒定評語卻是“廉潔奉公”。這不是對教育實踐活動的最大諷刺嗎?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因此，希望黨中央開展的這一次教育思想活動一定要認真汲取前幾場教育活動的教訓，要在這次教育實踐活動中取得真正的成效，就要把人民群眾當作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體，給予人民群眾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更多更具體的對領導者的批評、教育、建議、監督權利。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第一，關于這次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動員不僅要在各級官員中傳達，更要到最基層的普通黨員和普通群眾中宣傳動員，要最大限度地動員最廣大的基層黨員和人民群眾以“主人”意識自覺、主動、積極參與到教育實踐活動中來。同時，通過主流媒體等多種途徑形式大力宣傳和發表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理論、毛澤東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的有關文章，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實質是“人民真正成為主人”的思想。

　　第二，要通過多種途徑、方式反映基層黨員和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者包括中央領導的批評、建議、要求、包括揭發和批判。不僅是傳統的座談會和匿名填表，更要通過現代手段，即網絡反映群眾的批評意見和建議。各級領導機關、各個系統、部門、單位都要在自己所屬的網站上開辟專欄，直接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允許人民群眾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各級官員、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思想、行為、風氣進行點名或不點名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分析、評論、批判，以及各種合理化的建議。只有這種徹底公開的途徑、方式，才能夠形成和調動人民群眾參與到教育實踐活動中的最大積極性和主動性，才能形成最大圍剿黨內腐敗和各種歪風邪氣的正義的物質力量，才能真正使各級官員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中。同時把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形成的這種途徑、形式、手段、逐步制度化，延續到平時的各種領導活動中。真正落實毛澤東在同黃炎培談話中講到的形成人民真正監督政府的民主制度。

　　第三，切實糾正多年來，特別是去年對人民群眾自覺行使民主權利壓制和封殺的錯誤行為。應該說，由于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民主意識的影響，我們黨內一些同志和人民群眾正確行使黨章、憲法中賦予的民主權利，在合法的刊物和網站上發表大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批判社會生活中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特別是黨內某些錯誤思想、行為。然而卻遭到了有關部門毫無道理的封殺。典型的就是上世紀90年代對《真理的追求》、《中流》等雜志的強制停刊和2002年對《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東方紅》等幾十家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莫須有”的封殺。這是典型的嚴重的違背黨的根本宗旨、違背黨的群眾路線、壓制人民民主的錯誤行為。黨中央要在全黨進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活動，就絕對不能回避上述錯誤行為。建議黨中央組織專門力量，對上述兩個壓制民主的典型事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通報事件的全過程，并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恢復上述刊物和網站的公開運行。如果我們一方面大講特講黨的群眾路線，另一方面對嚴重壓制和打擊人民做社會主人權利的行為置之不理，繼續堅持錯誤，這能夠讓人相信是在進行毛澤東思想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教育嗎?

　　第四，正確對待群眾尖銳的批評意見。要求人民群眾以“主人”面目出現在教育實踐活動中，“主人”對“仆人”的批評不可能事事順“仆人”之耳，二者本身就是矛盾，就一定存在許多見解不同，甚至根本對立。這就要求領導者如何正確對待“主人”的批評意見。其關鍵因素是看群眾的批評意見是運用什么樣的理論，站在什么立場上批評領導者。不排除有些人以普適價值、憲政理論為武器，代表少數既得利益者批評黨的領導和領導者，其目的是根本否定共產黨和把中國拉向資本主義，但大多數人還是從人民群眾的正當和根本利益出發，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觀點提出的尖銳意見，真正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應該學會傾聽人民群眾的不同意見甚至是尖銳意見。正如古人所說：“忠言逆耳利于行”。毛澤東就非常贊賞唐朝“魏征納諫”的故事，難道共產黨人還不如封建帝王嗎?即使是錯誤的意見，也應該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我們今天的各級領導者在今天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能否敢于公開發表和善于傾聽群眾與領導者不同的尖銳批評意見，實際就是考驗是否在行動上真正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包括筆者評論此次對教育實踐活動及其提出的建議。應該說總體上與黨中央的觀點、認識、思路是一致的，但也確有不同的見解，甚至有對以往教育實踐活動中存在問題的尖銳批評。那末能否在官方網站和主流媒體上發表這些見解與建議呢?能否把這些尖銳的意見、建議真正傳達到黨中央主要負責人那里呢?能否認真汲取合理的因素而主動改之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